钮文新：美债违约对股市不一定坏
　　我们必须看到，如果美债违约对于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而言都是一场灾难，股市也不例外。但是，当人们大规模抛售美债之后，手持大量美元现金又做什么用？恐怕第一选择还是商品，尤其是黄金等贵金属。
　　美国第一次违约――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黄金价格暴涨20倍。这次当然不会有那么大的涨幅。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的黄金价格上涨是基于黄金价格多年不变的结果，上涨带有重新估值的含义，但现在，黄金价格早就随行就市，而且前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涨幅。
　　除了商品之外还有什么价格会暴涨？股票、地产吗？有可能。美债违约之后，废纸一般的美元能买什么就买点什么吧。这时的资源股、房地产股、甚至一些优质银行的股票会不会变成泛滥流动性追逐的对象？我不敢肯定，但可能性应当是存在的。原因是，美元重估，意味着所有过去以美元计价、结算的实物商品和金融商品都需要重估。
　　换句话说，美债违约之后的美元泛滥，除了会制造全球性物价飞涨之外，是不是也会制造资产泡沫？当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所以，如果美债违约，或将出现两个阶段的市场现象。第一个阶段是恐慌性过程，凡是与金融沾边的商品暴跌，与实物商品沾边的商品暴涨；第二个阶段是冷静期过程，大家开始重新寻找投资机会，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股市和楼市很可能再度成为投资的热点，这也是热钱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第二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稳定之后。
　　今天有消息说，6月中旬，索罗斯旗下拥有255亿美元量子捐赠基金，目前已经将现金持有比例已达到75%。它们在等待，等待一些列不确定因素确定之后的机会。
　　会不会出现上述情况？关键取决于中国政府届时的政策选择。第一种情况，不惜代价，大力度收紧银根，这是最坏的选择。因为这样做只会让实体经济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物价却因美元泛滥而飞涨，这是实实在在的滞胀。失业严重，社会动荡。上一次我们就是这样的选择，下一次要是还这样选择，问题更大，痛苦更大，糟糕透了。
　　第二种情况是，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引导国民收入大幅提高，降低国民对涨价的痛苦；在更大力度推进新兴产业发育的前提下，确保企业开工，保持就业的稳定，社会稳定；引导国际资本更多地进入战略新兴产业，加快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压住楼市价格，确保银行安全，但不要抑制股市上涨，让财富效应减低中产阶层痛苦，保持社会消费中坚力量的实力。
　　我们必须对信用货币有着充分的了解，要确保水涨船高，水涨船不高，船就沉了。当中国还没有实力抑制美债违约、没有实力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随波逐流，因势利导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今天距离８月２日――美国债务违约发生的日期还有１２天。奥巴马和国会谈得怎样了？今天没有这方面的任何信息。我坚信，迄今为止没有几个人相信美国会出现债务违约，我也不愿意相信，但现实总是残酷的。谁相信美国会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发生了谁有相信它十分严重？会这么长的时间还过不去？谁会相信欧债危机会因小小的希腊而风声鹤唳？
　　历史一次次证明，善良人不愿看到的事情，总会发生。我们不愿意看到，但我们不可不防。中国有句俗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意不可无。如果我们中国人已经善良到既无害人之心，也无防人之意那岂不是民族的悲哀。

　　周其仁：政府应用真金白银购汇
　　本系列评论的汇率体制主张，概括起来就是一个要点，这就是政府入市购汇，必须受其预算收入的硬约束，用真金白银，而不能靠央行的基础货币。个人观点，这样形成的汇率，才是所谓的均衡汇率，才对经济的正常运行有益无害。
　　说明一下：在中文语境里，真金白银这个词，包含了对贵金属货币制度的全部记忆。毕竟，以法定货币全盘替代银元铜钱，在中国是1936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满打满算到今天也不到80年。中国货币制度的正统，是贵金属货币，主要是银币加铜钱。历史上也有过不少时段，流通形形色色的纸币。不过市场中人一旦发现，纸币不过是皇上和朝廷收取额外税负的一道隐蔽工具时，人们就纷纷弃之如蔽，迫使货币向贵金属制回归。如此顽强的货币传统凝结在一个词汇上，于是，用真金白银购物就成为中国人从事交易活动最起码的要求和道德底线。
　　政府不能例外。以当下讨论的外汇交易为例，政府可不可以入市大手购汇呢？可以的，因为政府也需要保有外汇来履行自己的某些职责。譬如政府要向国际市场采购，没有外汇在手，老外怕是不认账的。国家借了外债，政府也要拥有适量的外汇储备，才能及时偿债。还有就是为了实现某种政策目标，政府通过买卖外汇，实施对汇价的干预。
　　关于最后一点，不少读者朋友有保留意见。这难道不就是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吗？那还叫市场经济吗？我的观点是，政府能不干预市场最好，万不得已非要干预不可，也要区分不同的干预手段，因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市场运作的影响不同。举一个例，稻谷丰收，谷价下跌，对买米过日子的百姓有利；但谷贱伤农，农人受损减少生产，来年谷价可能大涨。这个时候，政府要不要干预谷价呢？经济学家说不干预，因为干预的结果是谷价更大的起落，正如这两年我们看到的猪价大起大落一样。但政府一般不会听，理由之一是因为街上叫喊政府出手者众。政府数一数人头就知道，还是干预为上。
　　但是政府干预谷价也有多种选择。一是下道死命令，既不准谷价大涨，也不准谷价大跌。谁违背价格稳定法令，政府就找谁的麻烦。这个办法听来管用，也常常在用，因为只要业者涨价落价的收益，抵不过所受惩罚的损失，涨价落价的行为就会绝迹。问题是政府执法有代价。半个月前我在青岛听夏斌兄讲演，论及房价，他说不妨学德国，政府规定房价的上下限，超限作违法处理。我边听边想，到底管不管用。轮到我发言，我说单项、短期的价管可能有用，但全面、长期恐怕还是不行，因为至少有一个价格管不住--凡涨价政府就拉人，监狱之价一定暴涨！后来网上报道，说我俩拌嘴辩论。哪儿是哪儿呀？我与夏斌当年在黑龙江同一个农场下乡，吃的是同一口大锅里的饭。老友见面，不过切磋一下而已。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政府入场干预。谷价过低之际，政府以高于市价的价钱收购，保护种粮人的利益；待到谷价过高之时，政府开仓卖粮，把市价连同粮价预期一起拉下来，不让买米人家为难。这也不是当代的新玩意，古代君王就懂。平粜平籴的记载，可是从春秋战国就有了的。
　　比较而言，政府入场买卖比下达限价命令，还是技高一筹。个中道理，我以为是政府以公共财力参与市场买卖，通过影响交易量进而影响价格，对价格机能的破坏比较小一点。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要拿真金白银入市。这是因为，政府的真金白银受到预算的硬约束，横竖给定政府的财力，要多买黄米，就不能同时多购白面；要多收粮食--无论为了什么--就必须减少其他政府项目的开支。加总起来，市场的总需求没有变化。当然，政府多多抽税，把本来属于国民的购买力集中于政府之手，溢出效果如何是要细加分析的。但政府抽税不能无限进行，以上文监狱之价因过度管制而大涨的思路看问题，政府抽税也受到制约就是了。
　　受预算约束的需求终归是有节制的。这么想想吧：如果这些年来中国容易庞大起来的外汇占款，在体制上不准占基础货币，只准占财政预算、占国企利润、占专项公债，结果将会是什么？我的推测，第一个结果就是冷静的利害计算与权衡抬头，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因果联系推得略微远一点。
　　比方说，没有人不知道人民币升值将加大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这些年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政策主张，最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条。当然也可以讲得更动人，比如出口行业是中小企业主打，有大量农民工就业，所以人民币升值危及中国的穷人，而绝不升值就是为穷人而战。这没有错。但是仅仅言及升值之害，没有讨论升值之利，就谈不到全面权衡利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中国人的人民币收入在国际上的购买力提高，难道不是升值之利？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提升，所谓输入性通胀的压力难道不因此就减轻了？由于经济环环相扣，那些即使不直接出国采购的国人，难道真的就不能享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出口增加制造就业，进口增加服务就业，莫非只有制造就业才算就业？那些帮国际代购的网商送货的物流工人，难道不同样挣到了可以养家糊口的钱？
　　再看升值有利美国论。不错，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可缓解美国同业的竞争压力。但是，另外一些美国人--中国制造的美国消费者--却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受到损害。这是同一事件的另外一面。哪部分美国人多呢？我看还是消费者。所以，人民币升值对更多的美国人有害，仅对一部分中国制造的同业竞争者有利。唯有全面权衡，才可以把主张人民币升值就是替美国张目的热门指责冷却下来；唯有冷静权衡，我们才能真正判断自己与贸易对手的利益关系。
　　更一般地说，每一种市价的变化都会带来利害关系的不同影响。价格涨起来，卖家高兴买家愁；价格掉下去，买家高兴卖家愁。要求市价变化讨好所有市场参与者，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与分配所得，总是在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里有一个我注意多年的主要现象，就是市场中人表达高兴与忧愁的方式很不对称。举一个实例，最近猪肉市价涨得比较凶，买家叫苦不迭，破口大骂的也所在多有。卖家又怎么样了？从利害分析上他们似乎得利，但阁下有没有看见人在市场上得了便宜就上街游行，高举标语拥护猪价大涨的？没有的。
　　这是说，价格变动有利有害，但人们永远只能听见受损者的叫骂。市场里的收益者呢？永远得了便宜卖乖--不吭声低头数钱便是。遇到领导上体恤民情，他们一般讲自己也是消费者，所有进货价格也涨得凶，自己也是市场的受害人--成本推动型通胀原来是可以无师自通的。
　　人民币汇率又何尝逃得出这个规律？2005年前汇率一动不动，受损方是中国制造的美国同业竞争者。他们大叫人民币必须升值，美国一些政客也跟着叫。但是，美国那里的受益者--包括每一位消费者--叫不叫呢？不叫的。格林斯潘算不错，下岗后写的回忆录里认了一句：幸亏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让他大手降息却没有引起美国通胀。部分美国人叫，人民币汇率不为所动，美国方面的损益阵线没有变化，总是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更高，闹得中国这厢的一些不明事理之辈，以为要人民币升值真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好好升一把就知道了：部分美国生产者也许可以缓一口气，但他们的消费者就要狠狠多掏腰包了--届时你再看他们国会议员们叫喊什么吧。
　　这是说，靠舆论定政策不靠谱。其实，不是人们真的不懂利害分析。关键在于，理性计算是被硬预算约束逼出来的。反正有央行拿基础货币顶着，谁当坚决顶住要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英雄都容易。轮到真要掏真金白银来作决定，我不相信我们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会算不清其中的利害。这样看，汇改要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就是要包括政府在内的汇市参与方，在真金白银的约束下考量汇率变动的利害影响，并做出基于个别理性估值的决定。

　　陶　冬：看好中国 不一定买入人民币
　　看好中国经济荣景，看好人民币汇率走向，就该买入人民币，在海外华人中拥有这种思维定式的不在少数，将大笔储蓄换成人民币，锁在银行账户里的也不在少数，笔者便曾是其中一员，在香港银行以每天二万元港币的上限，日复一日地转换出一批人民币。
　　自从2005年7月21日，中国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至2011年6月30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7.9%，对欧元升值7.4%，对日元却贬值8.5%，对台币贬值11.3%，对澳元贬值9.4%。同一时期，香港中资股升了147%，石油100%，人民币汇率升值与黄金、白银、红铜的价格升幅相比，都输了几条街。
　　笔者兑换出来的人民币，却遭遇到尴尬。人民币无法投入H股、美股，也无法买进黄金、石油期货，唯一的投资便是坐在账户里吃利息。由于香港银行中的人民币头寸无法贷出，它们给出的人民币储蓄利率也就远低过国内的利率水平。当每月两万元的人民币储蓄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突然发现资金很难调动。将人民币转成其它币种，每天上线为五万元，资金汇入中国内地手续十分繁琐，还要注明理由，出具证明。
　　当然，随着香港逐步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人民币债券出现了，人民币IPO也会出现，投资管道略有增加，不过人民币资产可选择种类依然奇缺，回报水平依然不高。如今海外人民币汇入中国内地的手续有所简化，但是资本管制的大框架依然存在，在资金调动、投资选择上困难重重。
　　以上现象可以得出几个结论，一，人民币升值是相对的，以不同币种作标的，回报率可能完全不同。二，汇率投资必须依附于该币种的资产，买外汇后资金往往寄居于某种资产，如房产、股票、国债等，海外人民币缺少资产投资的选择，令投资的潜在整体回报大打折扣。三，在资本项目开放前，海外人民币与国内人民币并不等值，资金转移也不通畅。这些对于满足于存款收息的投资者，并不是问题，毕竟海外人民币利息仍高过美元或港币利息，遑论汇率升值之利。可是，对于希望寻求较高额回报的风险投资者，却是难以满足胃口。
　　那么除了汇率升值之外，中国资产中具有强烈价值潜力的机会又在哪里？中国是一个大国，偌大的经济有许多行业具有各自的优势与潜力，同一个行业中不同产品的利润率也可以相差甚远，所以总体评估不能替代个体分析。不过在笔者看来，经过一轮轮资产价格升值后，房地产业的风险回报已难成比例，政策风险高涨，房价与国际标的之间的差距愈拉愈大。针对中小企业创业投资、股本投资仍有机会，不过在流动性泛滥的今时，企业的预期普遍偏高，现在的估值水平令理性的资本难以下手。创投领域机会尚在，也不排除某日通过创业板一步登天的可能，不过风险、回报与概率之间貌似不匹配。与其它资产相比，股票估值比较合理，目前水位值得关注的个股也不少。然而中国股市的问题，不是增长、盈利的问题，而是无止境的、无节制的集资活动。
　　看好中国，与看好中国公司、中国物业，许多时候并不是一回事。同样一吨石油，中国生产的石油和俄罗斯生产的石油，使用价值应该完全相同，扣除运输成本后价值应该相同。同样生产猪肉，巴西肉公司的估值远便宜过中国的。新西兰奶粉供货商的市场前景，至少不应该差过中国的奶商。不过事实上中国资产的估值较国际同业竞争对手，均有一个溢价。笔者看来，这些国家的汇率、股票更有价值。
　　是不是应该今天就买那些资产呢？未必。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转型期，其过程中难免有阵痛。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增长进入慢速轨道，货币环境正常化恐怕需要若干年的时间，因此资产价格出现波动甚至大幅调整的可能性不小。这种情况也会传导给海外依赖中国的货币、商品，笔者对这些资产短期具有一定的警戒心，所以投资并不着急。然而长远上笔者十分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看好中国需求对世界的影响。不过看好中国，不一定要囤积人民币，也不一定只能买中国境内资产。

　　樊　纲：中国经济正在软着陆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中国经济正在实现软着陆。樊纲18日预测称：利率调整的见效期在6至9个月之后。因此通胀现象会在下半年有所缓和。
　　上月中国的消费者物价上涨率达到6.4%，创下2年11个月以来的最高纪录，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为控制物价从去年10月至本月先后五次上调基准利率，共上调1.25个百分点。另外，今年以来还先后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国央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使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创历史新高。
　　樊纲指出，经济增长率趋缓证明紧缩政策正在发挥效用。中国第二季度(4月至6月)的国内生长总值(GDP)同比增长9.5%，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分别是9.8%和9.7%，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樊纲还补充说：一些发达国家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央行购买债券向市场上释放资金的措施)导致的进口物价上涨，仅凭国内政策是很难控制的。也就是说，仅凭中国国内的紧缩政策，难以解决海外原材料价格暴涨导致的物价上涨问题。
　　樊纲曾在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OECD)担任顾问，并担任过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美国外交专门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去年12月评选的全球100强思想家中，樊纲榜上有名。

　　标准普尔：一个利好消息 A股反弹在即 年底前涨幅有望超15%
　　评级公司标准普尔(Standard& Poors)副总裁兼亚洲区研究部主管陈丽子(Lorraine Tan)周五在新加坡接受布隆博格电视台采访时说，随着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减轻货币政策放宽，大陆A股市场未来几个月内将出现一波反弹，她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基准的上证综合指数涨幅可能会超过15%。
　　陈丽子在电视采访中说，通货膨胀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困扰中国股市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遏制物价上涨中国自去年年初以来一直在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央行连续5次加息和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对股票市场构成了巨大压力。她说，随着物价趋向平稳，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已经大大减轻，预计未来几个月内货币政策可能转向适度宽松。
　　陈丽子说：这对于股票市场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意味着A股所处的政策环境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她说：未来几个月内A股很可能出现一波规模可观的反弹，预计年底之前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能够高达15%。
　　布隆博格监测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收盘，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下跌了3.1%，跌幅超过了摩根斯坦利金融国际编制的MSCI新兴市场指数(该指数自年初以来的累计跌幅仅为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