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温总理连开药方 中央抑通胀硬仗打响
　　中新网7月15日电 《澳门日报》15日发表社论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接连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分别听取部分省政府负责人、企业界负责人和经济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会上，温家宝强调，要继续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为实现下半年的调控目标，保障人民生活，他开出了连串药方。一场抑通胀、稳增长、保民生的硬仗已经打响。
　　文章摘编如下：
　　从7月4日至1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召开四次经济形势座谈会，分别听取部分省政府负责人、企业界负责人和经济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会上，温家宝强调，要继续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他指出，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会议显示，一场抑通胀、稳增长、保民生的硬仗已经打响。
　　国家统计局13日的经济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CPI)同比增长百分之九点六，虽较去年同期回落一点五个百分点，但仍保持较高的水平。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则升了百分之五点四，较去年同期扩大了二点八个百分点。而且，近几个月的CPI上升加快。数据显示，六月份内地CPI上升至百分之六点四，创下三年来的新高。值得忧虑的是，食品类价格的涨幅更达到百分之十一点八，猪肉等价格上涨幅度特别明显。正是在此背景下，温总理才在八天时间里，接连召开四次经济形势座谈会，这样频密召开经济会议，十分罕见，它显示通胀已影响到群众的生活，中央政府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应对，以纾解民困。
　　在下半年的经济运行中，既要抑通胀，又要保增长，这是难度相当高的平衡术，需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在当前的形势下，遏抑通胀显然更加重要，更加迫切，更须优先考虑。有内地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全年维持在百分之九或以上并不太难。但CPI在创出新高后，仍有继续攀升的可能。一些分析家认为六月份的CPI可能见顶，七月份会开始回落，是否这样，尚待观察。
　　为实现下半年的经济调控目标，保障人民生活，温家宝开出了连串药方，当中包括：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管住货币总量，抓好农产品生产、特别是食品供应，促进供求平衡；坚定不移地把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落到实处，继续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重点抓好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房建设；毫不放松地抓好农业和粮食生产，实行扶持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增加市场供应。这些措施都直接关系老百姓的吃与住。许多地方房价的持续大幅上升，猪肉供应的偏紧与价格暴涨，已给民众生活带来巨大压力，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拿猪肉来说，六月份的猪肉价格上涨超过百分之五十七，其影响CPI上涨约一点三七个百分点，在CPI中占了五成。为此，温家宝最近两周三次过问猪肉价格，不但走访市场和农户，还于十二日亲自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促进生猪生产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大生猪生产扶持力度，以期保障市场供应，维持价格基本稳定，避免大起大落。
　　在同一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还讨论了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研究部署继续加强调控工作。会议要求严格落实地方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住房保障职责，各地要从严把握和执行房价控制目标，房价过高的地区要加大调控力度，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与此同时，要加大政府投入和贷款支持力度，确保今年一千万套保障性住房十一月底前全部开工建设。
　　从目前情况看，尽管物价上升的压力还比较大，但维持物价稳定的有利条件也在增加。例如，今年夏粮继续丰收；绝大多数工业品供过于求的格局没有变化；六月份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等等。只要秋粮也获得好收成，粮食价格的稳定就会有保障。现在，必须努力把各种利好因素转化成现实。在把稳定物价放在宏观调控的首要位置的同时，还要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这需要中央有关部门与地方政府落实好政策措施。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年，各地都有较高的投资冲动，因此会拉高CPI，去年的情形可能重演。一旦CPI再创新高，相信央行会继续加息，以收抑制通胀预期之效。（中国新闻网）　

　　易宪容：楼市泡沫破灭可能是中国经济另一种硬着陆
　　当前市场上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硬着陆争论很大。在不少国外媒体看来，由于中国房地产泡沫过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过高及通货膨胀高企，政府一定会采取过度收缩的政策，致使中国经济泡沫破灭而让经济硬着陆。而国内多数人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因为过高的通胀有望在7月之后见顶，过度紧缩的信贷政策将会逐渐放松，国内经济又会回到平稳增长的轨道上。
　　其实，当前中国的经济形态，既非成熟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而是政府政策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用经济硬着陆来解释未来中国经济走势，既然前提条件不同，得出结论一定是似是而非的。还有，当前中国经济之结果，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政府过度宽松的信贷政策所致，完全是一种非常时期的特殊产物。无论是信贷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的调整，只是让那种非常时期的特殊政策回归常态，而不是经济政策全面收紧。因此，用经济硬着陆来解释这种政策的调整，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笔者以为，研判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当前中国经济最大风险是什么？笔者以为，是整个经济的房地产化或经济发展的房地产依赖症。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长足增长，但中国经济也踏上了经济完全房地产化的道路。从2003年开始，无论是房地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房地产对整个经济拉动作用无不显示房地产在整个宏观经济中巨大的工具作用。尤其在2008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国际经济的风云突变而采取了过度扶持房地产的政策。即使当前政府认为房地产市场需要调整，但把经济增长重心放在房地产增长上(大造保障性住房)的态势并没有改变。
　　经济房地产化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的十多年暴利，从而使得国内有点实力的企业或只要有点路数的企业纷纷进入房地产。因为，企业进入实体经济，不仅有不同的技术条件限制而且利润低风险高，但进入房地产则是一本万利。企业的房地产不仅让大量的资源流入房地产业，而且肯定会对其他产业及行业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这不仅导致了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越来越向反方向发展(即传统产业的房地产发展所占的规模与比重越来越大)，也对国家经济战略转移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困扰。
　　近十年来国内不少地方房价上涨近10倍。当国内楼价如此持久地快速飙升时，岂能不影响其他产品价格全面上升呢？这几年楼价快速飙升就是当前通胀高企的根源。如果过高的房价得不到调整，而仅是看到什么商品价格上涨就出台什么政策来制止这种商品价格上涨，那要让高企的通胀降下来是很困难的。
　　另外，当前国内的楼价过高，并非市场所流行的住房市场供求关系问题，当住房成了一种完全投机炒作的工具，加上可便利利用银行的金融杠杆的时候，住房需求岂能不无穷大？这种住房需求能通过一般住房商品生产来满足吗？如果房地产赚钱观念不改变，住房生产越多，其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可以说，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及房地产泡沫风险都与这种银行信贷过度杠杆化有关。这种银行信贷过度杠杆化不仅推高房价，吹大房地产泡沫，也让土地价格在房价飙升中同步上升，地方政府才有了过度使用银行信贷的工具。当房价还在上升时，这些风险都可隐藏其中，但只要房价向下调整，整个银行及金融体系的巨大风险都可能暴露出来。这就是为何房地产政策一直在坚持稳定房价的原因所在。
　　经济的房地产化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住房不仅成了个人持有方式也是个人权力的象征。可以说，如果住房的价格不调整或下行，住房仍然是个人财富的显示标志，那么这些人对住房的侵占就会无所不在。还有，当前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不少地方社会矛盾激化与冲突很大程度上都与经济房地产化有关。
　　从上述分析可知，当前中国不会出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硬着陆，因为政府完全能够动用房地产这个宏观调控工具来左右经济增长。从2010年以来政府房地产宏观政策来看，尽管政府一直在强调挤出房地产泡沫，但对房地产泡沫挤出最有效的房地产税收工具，因为种种原因始终还没能全面落实。鉴于经济房地产化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所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可能是中国经济另外一种方式的硬着陆。需要警惕。

　　刘纪鹏：中国的苦恼是钱太多 应推积极股市政策
　　创业板制造了中国股市的泡沫和繁荣的假象，233家公司平均市盈率达到70倍，创业板给人的印象是越涨风险越低；其次，创业板误导创业板创业者走入歧路，创业家不去创业，现在他们都发现，原来卖概念钱来得更快；另外，创业板还危害了后续上创业板的企业。刘纪鹏在2011年第三届中国创业板高峰论坛上炮轰创业板的种种不合理现象。
　　制度改革不到位
　　赢周刊：创业板现在种种乱象的根源在哪里？
　　刘纪鹏：核心是三个问题，一是发行制度的改革不到位。应该贯彻创业板发行制度监审分离的制度，就是根据国际惯例把审查的权力放给交易所，然后把监管的责任留在证监会，这样权责明确。其次是要加大保荐监管力度，对保荐人和承销商进行评级制度。保荐人如果出了问题，可以暂停他的执业资格，也可以把他罚出场，明确责任人。对承销商，也可以在他承销企业的数量以及他的执业资格上，考虑加大惩罚力度。
　　第二是创业板企业一股独大的现象，特别是家族企业，如夫妻、兄弟、父子这样的公司占了92%以上。今后不论从第二级市场的规范还是治理的问题上，对他们的套现、减持都进行合理规划的话，应该从他们的股权结构入手，就是把申请上创业板的企业一股独大的关联股东上市前的股本比例压缩到40%以下，上市后比例应该压缩到30%以下。
　　第三是对整个发行制度的指导思想上不能照搬照抄别的国家。像券商直投，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下，券商直投和自己的保荐不应该交叉，你做直投可以，但不能做自己的保荐人。
　　赢周刊：家族企业一股独大的问题怎么解决？
　　刘纪鹏：解决家族企业大股独大的问题需要尽快让创业板企业上市，凡是申请上市的，第一大股东必须在发行前压到40%以下，超过了就减持给别人，已经上市的也要规定一个时间，让他们的二级市场硬性减持，这个要提前预告，而不是事后再罚。
　　赢周刊：最近创业板跌得很惨，新股首发市盈率不断降低，有的公司市盈率已降到18.2倍，新股破发现象也较多，会不会出现发不出去的情况？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
　　刘纪鹏：因为中国主管发行的官员们根深蒂固地认为，今天这种跌到了地板上的局面并不是危机，他们认为是合理的。我们认为从一年半以前的天花板到现在的地板，本身都有不合理和潜藏危机的因素。当然，从天花板到地板，不是你希望看到的情形。我认为这一点还是认识上的差异。如果我们的制度不改变，制度性的深思不完成，创业板的病根就没有找到，投资人应该远离这个市场。
　　赢周刊：在市盈率这么低的情况下，为什么企业还不退市？
　　刘纪鹏：现在不退市是因为他们都有盈利，他们平均超募的资金高达5亿，即便到了今天，233家创业板企业平均超募的水平仍然在4.9亿。如果手里有4.9亿资金，一年的收益是多少？按8%这个基本上被大家认同的收益，那也有4000多万的收益，对他们9000多万的股本来说也有4毛多钱的业绩，有4毛多钱的业绩还能退市吗？所以掩盖了他们低成长和深层的治理结构、高管辞职等系列问题，至少在最近三年内，巨额的超募资金掩盖了目前中国上市创业板企业的深层次问题。
　　减少发行频率可解决超募
　　赢周刊：超募是因为市场上钱多了，但现在现实中小企业却存在钱荒，就是说有许多企业没钱用，另有许多企业钱多得没地方用。您怎样看待钱荒？
　　刘纪鹏：认识钱荒要看我们所说的对象。如果说中国现在大量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资金紧张这个基本事实，我认为一个是因为宏观金融政策的紧缩；第二个是中国银行体制的问题，大银行不和中小企业天然的结缘和结合。而资本市场，今天我国的整个政策、行政审批制度，倡导的精品上市、高价发行，又决定了只有极少企业能上市，能钱松；但更多的中小企业仍然看不到创业板和中小板开通之后给他们带来的希望。核心问题还应该从我们的发行制度和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指导思想上来剖析。
　　赢周刊：现在超募这么严重，超募的资金由谁来管？怎么使用？
　　刘纪鹏：现在的超募资金就是在企业的账号上。深交所看管这个资金也是浪费，因为没法界定，现在企业都在变相使用这些资金，深交所管不住，而管本身就是不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交易所会管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可不管又没法对全国人民交待。应该减少频率，比如发行上市，一次推20家、30家或40家，加大一次上市的规模，减少频率，而不是每周都在发行，可以一个月发行一次。这样首先会使供应加大，询价当中应以30倍左右市盈率为宜，如果这样，超募的现象肯定会调下来。

　　郎咸平：中国在走日本的老路 居住环境太可怕了
　　最近很多的媒体报道指出，我们国家对于节能减排准备进一步加大力度。很多地产开发商说，他们要搞个什么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社区。还有家具行业说，要搞个什么低碳家具。这些人简直瞎掰。其实，我们中国人现在哪有什么资格搞节能减排，那是欧美的事情。我不是说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我们中国人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干，节能减排那是欧美玩的游戏。你知道我们中国现在真正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吗？
　　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居住环境有多可怕吗？北京的一个市民王久良经过一年的调查，把他所拍摄到的北京市垃圾场的照片都公布出来了，真是触目惊心啊。这些垃圾场基本上分布在五环和六环之间，密密麻麻的，中等规模以上的就有400多座。其实这些垃圾场还算是好的了，最起码是在规划之中，可以统一管理的。更可怕的是很多垃圾随意露天焚烧和堆放。就拿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地区来说吧，这里有一个露天的垃圾场，每天都有很多机动三轮车来倒垃圾，这个垃圾场基本上每隔两三天就会集中焚烧一次，焚烧的时候，方圆几公里都能看到浓烟，还有一股刺鼻的异常难闻的气味，尤其让人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不是通州特有的，而是在全国都非常普遍的，全国将近1/3的垃圾都是以这种简单方式被处理掉了。你知道我们中国每年要产生多少垃圾吗？将近1.6亿吨！我这里有个数据，在我们城市里，人均垃圾年产量是440公斤，全国600座城市已堆放或填埋各类垃圾高达80亿吨，我们有2/3的城市已经被垃圾包围了，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污染呢？今天郎教授我决定给你们一个答案，那就是我们没有搞懂正确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正在走上个世纪日本走过的老路，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最近看了一本书，叫《日本的反省：依赖美国的罪与罚》，感触很深。对于经济增长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日本人早就已经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并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而我们呢？
　　错误的经济增长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国内这几个汞中毒、血铅污染的案例，就不难发现最大的污染源其实就是开矿、选矿和冶炼。20世纪这种现象在日本也接连出现过。比如汞中毒，我们查到的资料显示，水俣镇患水俣病的有180人，死亡50多人，在新线县阿赫野川也发现100多个水俣病患者，8人死亡；日本神东川的骨痛病，是因为镉污染，导致骨痛病患者达到230人，死亡34人；而日本四日市事件，是因为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严重超标，导致空气污染，进而导致全市哮喘病患者871人，死亡11人。
　　《智子入浴》是美国摄影师尤金·史密斯《水俣》专题中最为著名，也是传播最为广泛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九州岛南部熊本县一个叫水俣镇的地方，出现了一些患口齿不清、面部发呆、手脚发抖、神经失常的病人，这些病人经久治不愈，全身弯曲，悲惨死去。水俣镇有4万居民，几年中先后有1万人不同程度地患此疾病。日本政府经数年调查研究证实，水俣镇居民是因工厂废水排放而发生了水银中毒症。据说，在拍摄《智子入浴》时，看到满怀爱意的智子母亲为残疾女儿洗澡，尤金·史密斯的双眼噙满泪水，几乎无法按下快门。实际上，日本的水污染事件在欧美工业化过程中并不鲜见，1952年以来，伦敦发生过12次大的烟雾事件。其中1952年12月发生的一次，使得5天内4000多人死亡。
　　这种生态危机，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怎样？可能也就是对工厂处罚一下，实行关停并转就完了，但是如果你以为日本政府也这么处理问题的话，你就太幼稚了。他们开始了非常深刻的反思思潮，他们发现，如果生活垃圾不好好处理的话，污染就会比工厂还厉害，会成为生活中的隐形杀手。所以从此以后，日本就开始特别注意环境保护，连续通过了三部非常严格的环境保护法。立法的结果就是日本人不再在本国生产电池了，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把生产线都卖给中国，或者搬到中国来。现在全世界80%的铅蓄电池都在中国生产。
　　错误的经济增长二：以过度消耗石油和原材料为代价。1973年开始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持续了3年，在这期间，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GDP下降了4.7%。而日本比美国严重得多，它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GDP下降7%。日本发现每次一出现什么危机，最受伤的总是它们，因为稍有风吹草动，日本就没法从海外进口原材料了。比如说日本电子工业急需的铜原料，在1973年的时候，每吨竟然涨到3000美元甚至更高，由此导致1975年日本的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器具、输送机械器具行业的收入增长率分别降到-6%、-6%和-8%，利润的增长速度下降到-51%、-45%和6.4%。所以，日本又开始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发现城市中产生的垃圾，如果好好回收的话，就是不可多得的金属矿藏，比如说如果每年进口的铜，不论最后是加工成铜线还是铜管，如果能回收50%，那下一年的进口量就可以缩减一半。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虽然也是制造业大国，却不需要像我们一样进口那么多原材料的原因了。不仅如此，日本还琢磨，如果发动机的燃烧效率能提高6%的话，那石油进口是不是就可以省掉6%？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必进口那么多石油了。
　　日本正是透过这种转型，经济飞速发展。自1973年以后10年里，日本的GDP增长了47%，但是一次性能源的消耗量却只增长了17%，单位GNP的石油消耗量也下降了一半。再看看他们在重工业领域的表现，有色金属、钢铁、化工产业的地位也都让位于医药、运输机械和精密机械等产业。所以，在1978年爆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尽管石油价格从每桶13美元暴涨到每桶40美元，但日本的经济所受到的影响却非常小了。
　　错误的经济增长三：以电子垃圾和建筑垃圾为代价。日本的资源是非常匮乏的，但他们的家电却更新换代得非常快，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电子类的垃圾。如果我们都知道的话，日本人自己能不知道吗？那他们怎么办呢？于是日本就实施了《家电循环利用法》，这个法案规定电视机、洗衣机、空调和冰箱这4类产品的废旧物由厂家进行回收，回收后那些可以进行再利用的零部件利用起来，不能用的就想办法进行处理，可以从中提炼出大量的贵重金属，这样，日本也不用花那么多钱来进口了，这就是日本提出来的城市矿山的概念。2008年，日本物质与材料研究所发布报告表明，日本的国内城市矿山中，各种金属的储藏量在世界上都位居前列，按照日本城市矿山占世界各种资源蕴含量的比例计算，日本的金银铟铅四种金属的蕴含量都是世界第一，铜是世界第二，铂是世界第三，钒和铬是世界第四，钼和锌是世界第五。透过这个法案，还另外解决了一个就业的问题，比如一个家电制造厂裁员了20%，现在这部分人就可以被新兴的电器回收企业安置了。实施这个法案以后，日本觉得效果不错，于是又提出来《汽车循环法案》，规定汽车制造厂商有义务回收废旧汽车并进行资源再利用。还有《建设循环法》，规定建设工地的废弃水泥、沥青、污泥、木材等资源的再利用要达到100%。
　　我之所以讲了这么多关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问题，是因为日本今天对环境的保护，对生活垃圾、废弃家电、废旧汽车乃至废弃建筑材料的回收再利用，无不来自于它对每一次危机的认真反思。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反省。不过，我很担心我们这个民族的自省能力不是很差，而是几乎就没有。

　　叶　檀：政府应用资本利得税取代房地产限购
　　调控房地产理所当然，但房地产限购应适可而止，否则，房地产将从权贵市场经济转向计划市场经济。
　　7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其中包括严格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和住房限购措施，遏制投机投资性购房，合理引导住房需求。已实施住房限购措施的城市要继续严格执行相关政策，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也要采取必要的限购措施。
　　通常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用信贷与税收的办法，提高房地产信贷成本以压缩房地产金融杠杆，征缴房产税以增加持有成本，征缴房产交易资本利得税以减少房地产的资本利得。
　　限购则充满中国特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部分房价上涨过高的一二线城市开始采取限购政策，限购在外地投资者占多数的大城市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北京等城市，将一半以上不符合政策的购房者排除在房地产消费、投资群体之外。
　　限购令不可能独立而行，最明显的副作用是，一线城市由于限购房价企稳之时，相邻的三四线城市却由于投资者蜂拥而入，房价节节上升。如广州限价，周边的清远等地房价上涨；北京限价，周边的河北小城凭借半小时、一小时经济圈概念，房价扶摇直上。要想调控收效，最终限价必然推广到所有城市，填平政策不同所造成的价格洼地。从金融角度来说，限购令是对民众的资金用途进行局部管制，变相减少了货币的价值；从本质上来说，与商品短缺时代的凭票供应没什么区别。有钱想买房，没有本地户口？对不起，有钱也没用，因为买房认钱又认证。
　　最后，长期实行限购令是房地产市场化的倒逼。虽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存在种种问题，但一个好处却让房地产市场有了充分的生存理由，那就是，通过商品房制度使劳动者摆脱了单位人的束缚，推动了全国劳动力大市场的形成，商品房市场与全国通用的保障体制一道，成为中国劳动力大一统市场的基础。
　　既要调控房地产，又不能走市场化的回头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信贷与税收办法改良激励体制，使投资者知难而退。货币泡沫与房地产泡沫的关系众所周知，挤压货币泡沫必然去除房地产泡沫，美国的次贷危机中狂热的房贷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将成为房地产市场的典型案例。
　　税收办法可以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今年5月4日，我国台湾地区公布特种货物及劳务税条例。根据规定，奢侈税的征收范围涉及不动产、交通、保育、家具等方面，不动产短期炒作被课以惩罚性税收：对一年或两年内转卖非自用住宅及空地的投机行为，分别课以15%和10%的奢侈税。该税收出台几天之内，台湾地区房产价格骤跌10%。可见，不用限购手段，用奢侈税等手段，可以获得相同的调控结果。
　　以资本利得税取代限购令正当其时。资本利得税征收便利，在交易时根据标的价格的高低，按照不同的税率征收。同时，还可以通过所持有的年限长短，对短期投机者课以重税。资本利得税与土地产权无关，而与资本利得密切相关，资本暴利重税，微利少征，排除了许多不可化解的矛盾。如果是个人改善性必要住房，可以在征收之后返回，以实现公平征税。
　　房地产资本利得税可以实现居住正义。在征收奢侈税之后，台湾地区行政部门负责人吴敦义曾解释说，奢侈税针对的是房价被刻意炒作的不公平现象，那些手上可能有几处不动产的业主在很短时间里转手买卖，已成为房价高企的重要动力，若无法课征到这种快速累积的财富，是一种严重的不公。
　　取消房地产限购，可以锁定庞大的货币流动性，可以建立统一的房地产、劳动力全国市场；而征收房地产的资本利得税等，可以让商品房市场成为中国保障房资金的源头活水，可以让房地产市场摆脱计划时代的浓重阴影。
　　调控需要正确的激励机制，而不是对行政权力的膜拜。由于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由地方主导的限购政策等必然成为左右为难、自招失败之举。
　　取消房地产限购，以长效改革取代短期行政手段，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