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寒冰：不要只盯着猪肉
　　猪肉价格持续上涨，让有关部门忧心忡忡。
　　从历史数据来看，现在是猪肉最不该涨价的时候。猪肉在我国的周期性特征非常明显：每年的一、二月份猪肉需求旺盛，价格处于高位，从三月开始消费减少，肉价下跌，到每年的七月到九月，形成一个消费低谷，价位处于低位。因此，当猪肉价格在淡季突然暴涨，有关部门猝不及防。
　　猪肉为何在淡季暴涨？
　　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很多人又开始依照传统经验，顺藤摸瓜，寻找根源，但这次却显得非常困惑。根据蛛网理论，价格由供给量决定，而供给量由上期的市场价格决定。假如第一年猪肉价格上涨厉害，第二年供应量就会增加，接下来的猪肉价格就会下跌。反之亦然。
　　依据该理论：2006年，由于猪肉价格暴跌，养殖户大规模宰杀母猪，最终引起2007年的猪肉价格普遍暴涨。问题是，2010年并未出现类似状况。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国家出台了对养猪户的财政补贴政策，尽管由此为一些人虚假骗取补贴提供了机会，但整体而言，猪肉市场的供应还是比较稳定的。
　　根据传统的思路，再去分析诸如饲料涨价、猪病、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发现，尽管它们是推动猪肉价格上涨的因素，却不足以导致猪肉价格如此剧烈地上涨。
　　因此，这轮猪肉价格上涨，绝不能只盯着猪去找原因。这容易犯下一叶障目的错误。
　　事实上，此轮猪肉持续上涨的根源，在于货币的超发，或者说，猪肉价格上涨乃是其实现价值回归的必然结果。我们不妨看一组数据：1990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53万亿元，2010年年末已经达到72.58万亿元，20年间，M2增长了46.44倍。美国1990年的M2为3.28万亿美元，2010年年末为8.848万亿美元，20年间，M2增长了1.69倍。
　　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远远快于美国，即使考虑到中国货币化程度基数较低的缘故，就两国经济体的规模而言，中国的货币供应增速也显得太快了。而到了今年6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高达78.08万亿元。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当货币超发，绝大部分物价都会上涨。事实也是如此。人们之所以更关心猪肉价格上涨，只是因为它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大，公众对猪肉价格的变动更敏感而已。
　　因此，靠行政手段打压价格是不够的，要想抑制通货膨胀，必须控制货币的发行，减小政府投资比重，藏富于民。唯有此，猪肉价格才能真正降下来。

　　吴敬琏：防止政府主导型经济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30年高速度增长的奥秘所在。其一，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优势，但仍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仍处于垄断地位。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30年高速度增长的奥秘所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就意识到，中国改革不能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状态，而是需要全面、系统的改革。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着，在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题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中国开始按照这个规划蓝图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其要点是：1)建立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2)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有管理的可兑换，全面推进对外开放；3)通过国退民进，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4)实行放小，将数以百万计的国有小企业和乡镇政府所属的小企业改制为多种形式的私营企业；5)建立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6)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7)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
　　30年改革得失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促使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具体表现为：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家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绝的状态下通过国家动员资源和强制投资的手段进行，这大大限制了工业化的进度和经济的整体效率。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民间创业活动的活跃，则使得生产要素开始从效率较低的产业向效率较高的产业流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高达2.5亿左右的处于低就业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从事工商业。与此同时，约7万平方公里的农用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生产要素大量向相对高效的部门转移，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大缺陷，是由于投资报酬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为保一定的增长速度，投资率必须不断提高；与此相适应，消费需求会相对萎缩，造成内需不足。出口导向战略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利用发达国家储蓄率偏低造成的机遇，扩大出口，用净出口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拉动产出高速增长。
　　--实行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引进外国先进装备和先进技术，在大规模人力资源投资还没有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迅速缩小本国与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支撑。
　　然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有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其一，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优势，但仍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仍处于垄断地位。
　　其二，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
　　其三，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直接对企业频繁干预。
　　这种情况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在改革初期，不但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官员倾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即使以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
　　但是，在上述国家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下，政府干预主要表现为对信贷活动的窗口指导和对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一类活动实现的，政府并不直接进行经营活动。中国则拥有庞大的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因此中国国有部门对于经济的控制和干预更为直接有力，形成了一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格局。
　　当21世纪初国有大企业进一步改革受到阻碍，出现国进民退现象，以及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
　　应以改革回归市场化正途
　　当前在中国政界、商界和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国有经济主导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这不但创造了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争羡，可以充当世界的楷模。
　　另外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市场化改革对创业精神的解放，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资源实现的增长，迟早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原因在于：
　　--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近年来，这种增长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正像日本、韩国、台湾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地区一样，中国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在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警示：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阻断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得以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由于体制演进的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发展。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使中国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一旦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历很大的社会震荡，否则难以退出。
　　事实上，如何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几乎是所有在高速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上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都曾经遇到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这样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如何防止政府主导型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实现平稳转型，意义尤为深远。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有待于政治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经济学家显然也责无旁贷。这是一个近2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国际组织一直热切关注的问题，也是对经济学自身，尤其是对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经济学应勇敢面对这一挑战。

　　何志成：经济下滑趋势可能刚刚开始
　　7月13日，中国经济上半年以及6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公布完毕，怎么评价上半年经济走势？股市已经做出回答，当天上涨40点左右，基本收复了前一天的跌幅。
　　解读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
　　周小川最近说：看数据要会看，比如央行就很少看同比，而是看环比。我同意这个观点，对刚刚发布的上半年包括6月各项宏观经济数据关键要看环比，同时我还要补充一下：更多的时候要看先行指标，看哪些反应更敏感，更能说明经济趋势的指标，比如，PPI就比CPI先行；PMI就比工业增加值先行；投资数据可能比GDP先行；进口数据可能比出口数据先行。同时还要重视将数据分析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比如中国经济目前的下滑态势是正常的成分多，还是存在滞涨隐患，未来会不会急跌一下等等？对此，要多听基层企业和银行同志的意见，因为他们最知道GDP长在哪里，有没有虚的成分。
　　我看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通货膨胀压力已经不构成货币继续紧缩的理由。为什么？先看PPI，同比增加7.1%，环比与上月持平。它说明了工业产品对CPI的推动力已经近零，联想到5-6月间国际原油价格回落，说明输入性通胀在6月已经大幅度地减轻。PPI为零，说明工业企业在高通胀的背景下却不得不去库存，起码是没有钱再向一季度那样增库存了。工业产品在未来两个月左右，对CPI的贡献率有可能转为负，尤其是在继续紧货币的情况下。而CPI6月份达到6.4%的高度，绝大多数压力来自于食品和生活用品，它的根本动力则来自于人工成本大涨，包括猪肉大幅度涨价在内，根本原因还是养猪不如外出打工，这个要害问题靠紧缩货币是不能消除的，难道为了猪肉降价还要将农民工都赶回农村不成。解决猪肉涨价和生活用品涨价只能靠增加供给，现在国家已经采取很多措施增加猪肉供给，包括紧急进口大量猪肉，预计下半年猪肉价格很快将企稳，甚至有所回落。但是，CPI大幅度回落是不可能的，根本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进入强周期，下半年各行各业都有提高工资的压力，同时很多政府管制的商品需要适当提价，比如电价等，这些因素对CPI形成的压力将是长期的，下半年CPI预计将在6.5--5%之间，很难回到4%以内，明年亦如此。对此，从宏观层面要提高对高通胀长周期的认知程度，对中国式通胀的认知程度及容忍度，同时对低收入者发放物价补贴，不能动不动就想着提高存贷款利率，包括提高准备金。
　　2，经济下滑趋势可能刚刚开始。二季度GDP增长9.5%，符合预期，上半年在宏观调控从严的背景下，GDP能够增长9.6%，很多人会大松一口气，股市的大幅度上涨也说明了这一点。但在我看，二季度取得的经济成长，有点强努的感觉，尤其是6月份数据，下滑幅度增大。先看PMI，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9%，环比回落1.1个百分点，创下28个月以来新低，而6月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长15.1%，超过预期。那个更真？我选择前者，因为它与PPI指标走平相匹配；再看进出口增速双双放缓，尤其是进口增速回落幅度大于出口增速回落。这说明了什么？进口数据大幅度回落很清楚地说明非常多的企业已经没有钱进多余的货，而且不排除一些企业已经认为没有必要进货--来料加工也大幅度减少，订单也在减少。必须强调一个事实，如果进出口按同比价格计算，下滑幅度更大。我们看一看今年进口商品的提价幅度就明白，6月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商品中，铁矿砂3.3亿吨，增长8.1%，但进口均价为每吨160.9美元，上涨了42.5%。进口煤7049万吨，下降11.8%，进口均价为每吨109.6美元，上涨了11.9%；进口大豆2371万吨，下降8.1%，进口均价为每吨576.7美元，上涨30.4%。其他很多商品价格都是上涨，而且是大幅度上涨的。如果联想到一季度GDP9.7%的增幅中有大约1/3与增库存（在抗通胀斗争中企业普遍的选择）有关，二季度已经开始去库存了，未来几个月GDP应该继续下滑。
　　经济继续下滑是正常的隐忧还存
　　很多人看到上半年经济数据第一反应就是经济很正常，距离滞涨远得很。但我却要提醒：滞涨并没有远去。虽然二季度GDP增长了9.5%，仍然属于高增长。但PMI的进一步下滑，真实进出口数据对GDP的贡献率下滑，尤其是6月投资数据的负增长，均说明未来经济增长存在隐忧，起码是经济下滑趋势已经形成，拐点在哪，何为政策底，我们还不知道。由于经济增速回落已经成为趋势，而且有可能加快，而通胀率在未来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回落，相反，处理不好还会上升形成很大的反差。这种趋势的延续，剪刀差越来越小，很可能导致滞涨。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坚定地否定中国存在滞涨风险，理由之一就是，从来没见过9.6%左右的经济增速会陷入滞涨，即使经济再回落2个百分点仍然是正增长，怎会有滞涨。但是，我们考虑过未来经济增速会继续回落三个月嘛，如果7、8、9三个月经济增速继续下滑，GDP很可能回落到8.5%附近，这是有可能的。我最近到四川考察，与很多企业家、银行家交谈，他们向我讲述的情况很重要。走遍四川各地，很多工地仍然是热火朝天，显示对GDP的拉动仍然强劲，但很多企业家对我说，进入二季度以来，很多企业，尤其是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是在拖欠中生存并保持正常生产进度的。银行业人士也告诉我，由于今年对企业的贷款只有去年的一半左右，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又基本停贷，很多国有企业不得不靠拖欠生存，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工地靠拖欠工程款、农民工工资、原材料采购款，包括土地出让金，拆迁款等维持开工状态--而这些钱很多是欠不起的，顶多维持半年。这种大面积的拖欠在二季度已经显现出后果，即很多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断裂，投资率下降，如果这样的局面再延续下去，今后几个月将显现出更严重后果，就是国有企业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资金链断裂，它们不得不拖欠国有银行的贷款本息，同时有可能停产停工。那时候的GDP数据将严重下滑，直至显现出滞涨的原形。
　　有一个情况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银行贷款总量并没有减少多少，资金面却如此紧张呢？不错，今年的银行业贷款总量并没有比去年少多少，比如六月贷款增量就比五月多，达到6339亿元。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各地的摊子铺的有多么大嘛，知道通货膨胀已经使原材料何人工成本涨价多少嘛，知道银行业的贷款结构有什么变化嘛？知道了，就明白为什么现在资金这么紧张了。很多企业家和银行家告诉我，2009年-2010年全国新上的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到2011年都进入大量使用资金的时候，而由于宏观经济紧缩，不得不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对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压缩贷款，甚至停止贷款，即使没有完全掐死，保证率也很低，往往达不到项目所需的50%。同时必须看到，进入2011年后，人工成本上升了大约30%，原材料成本大约上升20%，同样的贷款量只相当于以往的80%还不到。也就是说，按照项目原来的可行性报告，想按时完成工程量，贷款需要增加30%，而现在却是减少30%。银行的钱上哪去了？一是银行现在也缺钱，同时我在调查中还发现，今年各家银行为了完成利润指标，纷纷将贷款分配重点转向可以变相提高利率的个人贷款，有的银行个贷占比大幅度上升至40%，很显然，这种做法相应挤压了对生产企业的贷款，无法提高利率的大型基础设施贷款更是被排在后面。这就是现在资金面越来越紧的原因。遗憾地是，这种情况很少有人讲，单纯看贷款数据下降不多，从而判断资金面并不紧张，还有紧缩余地。尤其是看到外汇占款还在增加，还必须提高存准率。我可以预言，如果未来两个月资金面仍然从紧，不做微调，实体经济将深受影响，到那时，滞涨风险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严重程度的问题。经济学家要学会看数据，更要学会联系实际情况看数据呀。
　　怎么办？当前除了要抓紧研究解决中小企业贷款太难问题，网开一面之外，更迫切地需要逐一解决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问题。据我了解，虽然目前开工的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存在超前和超能力问题，但已经建了，而且具有很大战略和综合价值，就必须想办法让它们建设完成，否则是更大的浪费。尤其是必须看到，由于通货膨胀的长周期趋势，未来再建这样的项目，可能要花费更多的钱，很可能建不起了。预期这样，不如一鼓作气完成。当然，新上项目是必须严格审查的，不要政策一松却松到不该松的项目上去了。

　　皮海洲：别让官董玷污了独董制度
　　最近，34位政府退休高官在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担任独董一事受到市场的关注。根据《投资者报》的调查，2010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聘请的前官员总数达到1599人，其中有467人目前在上市公司的职务是独立董事。
　　大批的政府退休官员屈尊到上市公司担任独董一职，使独董越来越烙上官董的烙印，这是花瓶独董的全新升级版，它意味着独董制度越来越背离其设立的初衷。
　　由于独董只是花瓶，只是一种摆设，因此，上市公司挑选独董人选，更多考虑的不是该人选能否很好地履行独董的职责，而是依附在独董身上的其他价值。这就是独董身份的异化。 官董的出现就是独董身份异化的结果，它是花瓶独董的升级版，独董制度因此名存实亡。
　　对于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来说，用官董取代独董可谓好处多多。首先，官董基本上无暇来履行独董之职责，因此，不论是上市公司还是大股东都无须顾虑官董会对上市公司及大股东的所作所为形成牵制。其次，官董有大量的人脉资源可以为上市公司所利用。官董是上市公司的天然保护伞。有了这样的官董，上市公司在某些灰色场所就可以所向披靡。即便官董本身并不出面，上市公司也可以扯虎皮当大旗。在这方面，紫金矿业可谓是得心应手。该公司不仅奉养着大量的地方官员，而且该公司的4名独董中，有3名属于官董。正是由于有了众多的官员及官董作为紫金矿业的护身符，这就使得该公司尽管一次又一次出现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但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外，有的官董是上市公司的感恩图报。一些官员在位时曾给予公司以重大支持，如今官员退休了，正好可以将官员请到公司来担任独董，以回报官员当年所给予的种种照顾。
　　官董盛行，显然是对独立董事制度的一种玷污。实行独董制度，除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但用官董取代独董的结果，正好是背离规范运作的，上市公司就是希望通过官董的人脉关系，来实现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交易。而且，官董取代独董，甚至不排除官场腐败的可能性。并且，一些退休官员出任上市公司独董，所获得的巨大利益，对于在位官员也是一种巨大的利益诱惑。
　　更加重要的是，官董取代独董，也使得独董制度始终难以完善。一方面，独董制度的完善，肯定会损害这些官董的利益，而这些官董有着强大的人脉关系，因此在完善独董制度时，不能不顾及到这些人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官董也为目前在位的官员指明了一条退休后的生财之路，如果独董制度完善了，断了退休官员的这条财路，这其实也是断了在位官员未来的财路。因此，独董制度迟迟得不到完善，很难说与这些官董没有内在的联系。

　　叶檀李稻葵破解中国式通胀之谜 跑赢CPI可选啥
　　6月CPI上涨6.4%，创三年来新高。在猪肉、农产品等价格推动下，7月CPI是否止步，至今仍是个大大的问号。
　　日前，国家统计局定调，仍然要把物价的调控放在宏观调控的首位。上一轮通胀周期中，在2008年2月出现此前11年的高值8.7%。
　　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期使用了更加形象的比喻，他把通胀形容为一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
　　中国通胀源于何处，CPI居高不下、如何走好抗通胀的漫漫长路，滞胀离我们有多远……今年的中国经济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投资？带着这些疑问，本报采访了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教授。
　　中国式通胀之源
　　记者：今年以来，国家把抗通胀作为工作主线，但这一路走得比较艰难。请问这轮通胀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流动性，输入性还是结构性？
　　叶檀：其实现在我们很难分辨清楚通胀到底是什么型的。从货币主义的理论来说，通胀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货币发行过剩。那么从需求推动型来说，有可能是我们的钱发得太多，它的需求大增，所以导致价格上升。这些因素都是一种理论，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我相信还是因为货币发行过剩。
　　货币发行过剩，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第一，国内的货币发行本来就过剩，4万亿一投下去，现金流量包括存款余额就到了历史高位，所以国内的流动性特别过剩。还有一个是由于人民币升值，现在汇率已经升到历史高位，进入6.4时代。只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在，那么热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入。所以一方面现在国内的贸易顺差在下降，另一方面外汇账款在增加，这种背离的情况就说明源源不断地有一些热钱在进入。最近央行明确人民币FDI的试点办法，无疑为积聚在境外的人民币打开一扇门，使其形成有效的回流渠道，加强人民币在境内外的流动性。
　　多管齐下治理通胀
　　记者：在治理通胀方面，政府今年来动用比较多的是货币政策，频繁调高准备金率和几次加息，很多专家觉得方式比较单一。接下来，该如何有效治理通胀呢？
　　李稻葵：当前最需要的就是减少存款负利率，防止高CPI引发超前消费或投资所带来的二轮通胀。提高利率对贷款影响不大，因为贷款利率已自由浮动且处于高位，因此对股市也影响有限。至于热钱涌入的问题，感谢国际投资者最近唱空中国经济，压力下降。对外预期管理也非常重要。
　　叶檀：国内对于抗通胀是比较重视的，政府到现在为止出台了很多举措。如果要真正地要控制通胀，从国内来说，有两种办法。第一，加息，发行与CPI挂钩的国债，这样就能够有效地把资金回笼。至于外来的资金怎么防？我认为比较切实的方式有两个：一是用筑墙的手段，暂时来停止资本项下的开放，阻止热钱进入。二是目前也有在做的，发行人民币理财产品，比如香港从去年到今年的人民币理财产品发行得特别多，那就是为了吸引流动性资金，这个方法会有一定的好处。另外，尽快推出国际板也会有些帮助。
　　跑赢CPI可选理财产品、黄金
　　记者：随着CPI高企，负利率时代不期而至。那么普通市民如何避免存款缩水，打理好自家的钱袋子，和CPI赛跑呢？
　　叶檀：这个话题大家非常关心又很难解决。我想有几种方法可以解决：首先可以做一部分短期投资。银行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目前的年化收益率可达到5%~6%，有一些信托产品的年化收益率甚至达到10%，可以远远跑赢通胀。其次，考虑配置些黄金。黄金是金融动荡世界的定海神针，有天然的保本属性，如果黄金价格下跌，那么货币购买力会上升，它是个对冲产品，能保证生活质量。第三，关于股市，从长期来看的话，目前处于低位。你必须对购买的股票、上市公司非常了解，那么你可以有足够的信心拿着这个股票度过这个严冬。
　　滞胀不适用于中国经济
　　记者： 近一年的经济数据显示，GDP已连续三个季度小幅回落，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如果物价持续上涨，有学者当心中国经济会出现滞胀的势头。对此你们怎么看？
　　李稻葵：我不认为滞胀这个词适用于中国经济。中国经济自身增长的潜力是很大的。2010年中国GDP的增速是10.3%，2009年是9.1%。按照我们的预测，今年GDP的增速是9.4%到9.5%，明年在9%左右。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和滞是挂不上钩的。
　　假定国际市场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动荡，原油价格不会再回到130~140美元一桶。那么，在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初，通胀率完全有可能回落到5%以下，在4%左右波动。只要猪肉、蔬菜、副食品价格能稳定住，粮食价格也没有大的波动的话，整个中国经济的物价水平就能控制住。
　　中国经济仍然是大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大格局下，通胀率不会出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样两位数的水平。但是，要注意的是这轮通胀是持续性的，未来五到十年都会存在介于3%到5%之间的温和通胀态势。
　　叶檀：国内宏观经济看数据的话会比较乐观，全年CPI在4%左右，GDP会在9%左右，所以从数据上来看应该不存在滞涨势头。但是也不可忽视潜在的风险。这个风险不是属于中国的专利，全球都是这样。像欧元区英国CPI已经在3%以上，美国5月CPI为3.6%，是1956年以来的新高。全球都处于一个经济增数下滑、失业率上升、通胀上行的态势。不过由于它还没有突破临界点，所以我们不能说滞胀已经形成，但是，正在往滞胀的路在走，这个趋势必须引起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