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人民币无法承受大规模上涨预期
　　汇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单边升值预期。
　　从日K线看人民币中间价有涨有落，但总体而言，从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处于单边上升通道中。
　　6月2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4683，小幅微升7个基点，连续四个交易日创出汇改重启以来的新高。虽然6月23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4736，与上一交易日相比下跌53个基点。但汇改重启一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5%，自2005年汇改以来，升值25%以上。人民币兑美元走势图非常清晰地显示，除了全球金融危机，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汇率波澜不惊，而第一次汇改与二次汇改迄今，月K线几乎全部处于单边上升行情。
　　市场预期过于明确是可怕的，将会完成自我实现的循环。无论内外资都愿意持有人民币，静候人民币升值与加息的双重利好落地，这将导致人民币供求失衡，推动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上升。
　　从2010年至今，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超过1万亿人民币，其中主体部分是进口贸易结算，指内地企业用人民币替代美元支付进口，根据多方面的研究报告和调查，人民币贸易结算的80%-90%是进口贸易结算，以此推算，内地企业用人民币替代美元支付进口的金额大概为8000亿-9000亿元人民币。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呈几何级数上升，根据德意志银行的预计，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将从目前的4000亿元上涨到2011年底的1万亿元，到2012年底可达到2万亿元。
　　与此同时，在贸易不振的情况下，人民币加速流入，按粗略估算，去年热钱净流入755亿美元，今年新增外汇占款达到1.8万亿美元，人民币的汪洋大海将成为中国通胀源源不断的助燃剂。
　　人民币汇率上升，并且要在可控的范围内小幅上升，央行不得不购入美元进行冲销操作。在过去一年多里，央行为买外汇被动投放了3万多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M2增加了10万亿元。央行为什么不断提高银行存准率？无他，只是为了应对外汇疯狂袭来而采取对冲手段。
　　有学者表示，只要人民币升值到位，通胀问题就能自行消解。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人民币上升到什么位置可以消化通胀压力，最大的可能是，通胀压力化解了，中国的实体经济也进入严重紧缩了。
　　改变被动局面的方法之一是改变基础货币的发行渠道，允许民间持有更多的外汇，而不是让外汇成为央行必须回笼的负担。
　　目前僵化的汇率体制，是我国陷入汇率僵局的主要原因，让民间更多地持有外汇是汇率市场化的基础，以外管局一己之力应对全球外汇投资者，断无胜算。
　　为了对冲外汇我们已经付出了过大的成本，资产负债表十分畸形。外汇资产多而收益低，央行负债急剧上升，外汇资产在美国无度的国债发行中贬值，同时，国内承担的准备金成本大幅攀升。
　　人民币实际上无法承受大规模的上涨预期，因为中国经济数据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光鲜亮丽。
　　我国的出口顺差没有包含成本因素。6月15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出口份额占世界10%左右。我国要进一步承担国际责任，不仅包括产品质量尽责，还包括产品附加值，研发、设计、销售等各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进口和扩大出口都非常重要。我国出口份额如此之多，却很少考虑到极度低廉的人力与资源成本，以及出口退税对内销企业的实际盘剥。
　　如果以GNP计算，将外资加工贸易所得计算在外，以2005年的数据为例，以GDP计算的贸易顺差比以GNP计算的增加一倍。如果以真实的成本与收益计算，央行所需要对冲的外汇将急剧下降。目前的外汇政策，显示我们的实体经济基础扭曲，有意多计外汇、多计利润，而忽视了成本、真实收益。如果以GNP计，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将减少一半。
　　人民币汇率必须坚定改革决心，但前提是，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是以实体经济、CPI为基础，而不是以外汇占款为基础。与此同时，我国的贸易顺差成本与收益必须真实，以免人民币在虚假的繁荣中不断上升。

　　顾铭德：股市底部可能提前来到
　　从目前基本面各个要素看，大盘指数应当继续是反弹探底的过程，但从本周大盘A股和B股反弹的力度和市场人气看，大盘进入底部的时间可能提前。这种局面比较复杂，需要投资者及时调整思路和策略，以适应新情况。
　　对于沪深股市来讲，导致股价下跌的几大因素并没有改变。其一，年初以来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紧缩的状况没有任何变化；其二，CPI到六月还没有下降的可能，物价水平仍然偏高；其三，证监会大扩容政策也没有实质性变动，每周发新股从七或八只，略降到五或六只。其四，境外评级机构和部分资金看空和做空中国概念股和中资银行股。
　　上述四大因素是造成近两个月大盘指数大幅度下跌的主要动力。但同样是这些因素，却成为大盘难以继续大跌的原因。其一，年初以来宏观调控至今，已经使宏观经济降温，经济先行指标下降，中小企业资金困难，银行间资金面紧张，这就使宏观调控的力度难以加码。到本月，各预测机构对继续加息和加准的预测已经降到还有一次左右。换句话说，市场普遍预期调控进入难以加码的后期阶段。只要市场预期不再大幅度加码，市场就会消化这个利空题材。
　　其二，CPI虽然目前没有下降，但预期7月份后会下降，这就决定了高物价对股价的杀伤力到此为止。
　　其三，证监会大扩容政策虽然对股价具有持久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效应使越来越多的资金离开股市。但如果证监会迫于市场各方压力，略做放慢扩容步伐，哪怕每周少发两家企业，会立马引发市场维稳猜测。这两天股市反弹就与证监会新股发行有所减少有关。
　　其四，境外评级机构对中国银行业和中国概念的负面评级，反而会激起境内代表国家利益的大机构反击。这些机构一旦护盘银行类股票，大盘指数难以有下跌空间。
　　按照逻辑推理，目前应当是多空双方在相对低位的相对平衡。造成大盘下跌的利空因素仍然存在，但这些因素难以加码，其打压的效应被慢慢消化，大盘将在目前点位探底，巩固达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等到物价指数确实下降，宏观调控有所松动之时，股价就会进入全面反攻收复失地阶段。但是，股市是一个既摆脱不了基本面约束，又不太听基本面话的顽皮孩子，一旦发现基本面的紧箍咒快要到时失效，它会提前反映。本周股市的强劲反弹，并没有实质性的利多题材刺激，很可能是大盘提前对下半年基本面因素好转的预期。（.金.融.投.资.报）

　　许小年：凯恩斯主义的真相与陷阱
　　就配置资源而言，欠缺法治的市场可以比中央计划的效率还低，强势政府干预于是获得了民间的同情，但也会将经济转型引上歧途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千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日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纽约脱销。不同的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
　　政府--救赎者或肇事者？
　　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
　　在大萧条的年代，是凯恩斯指出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政府增加开支，创造有效需求。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70年前却是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亦满腹狐疑。直到1939年，美国才开始认真研究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可行性。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 （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的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单位数。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在亚当·斯密的世界中，已知产品和要素的价格，经济个体经过理性的计算，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决策。尽管并不完全否定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分析，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以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当代凯恩斯主义者沿袭了动物精神的传统，指责新自由主义是这次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而政府又疏于监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类精神约束华尔街的冲动，听任资产泡沫发展，终于酿成大祸。不仅如此，他们还宣称，泡沫破灭之后，具有人类精神的美联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超常规的市场干预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

　　　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美联储对这次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01年开始，美联储执行了松宽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当时的战后最低水平，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房地产市场因此出现了明显的泡沫，泡沫于2007年达到顶点。从2004年中起，美联储进入了加息周期，贷款利率随着基准利率节节升高。高利率增加了贷款偿还成本，最为脆弱的次级按揭市场首先拉响了警报，逾期和违约率的上升引发以次按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盛宴结束了。为什么不早不晚，在美联储减息之后形成房地产泡沫？低利率刺激了金融创新，也促使金融机构不断提高杠杆率。金融创新过度并非源自华尔街的贪婪，华尔街何时不贪婪？银行家们不必等到2001年才集体疯狂。就引发金融危机而言，美联储低利率的作用远超华尔街的动物精神。如果追究罪责，美联储是首犯，华尔街充其量只是一个从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扭曲了金融市场中的最重要价格--利率，在错误的价格信号指导下，家庭过度负债，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金融创新过度。
　　凯恩斯主义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危机的真正原因，并欢呼是美联储防止了另一场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其实，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国货币史》（与施瓦茨合作）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是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纽约股市1929年崩盘后，市场上流动性奇缺，此时美联储不但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反而收缩广义货币达三分之一！周转发生困难的银行大批倒闭，一次股市的调整于是演变为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自称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两人都深入研究过这段历史，想必知道2008－09年金融救援的功劳应该记在谁的名下，弗里德曼还是凯恩斯？
　　退一步讲，就算美联储扑灭了一场世纪之火，我们仍不能因其今日救火之功，宽恕它昨天的纵火之罪，或者因其危机时刻的称职表现，放松平时对它的制约和监管。是的，监管美联储，一个政客有意回避、世人宁愿忘却的问题。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毕竟他是阻止火势蔓延的唯一希望。然而若不约束救火者伯南克，他就有可能变成格林斯潘第二。已有迹象表明，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正在重蹈前任主席的覆辙，在系统崩溃的危险过去之后，幻想用增发货币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当利率已无法再降时，美联储就捡起日本人屡试不灵的数量松宽，继续投放货币。一如日本当年的情况，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时，当实体经济缺少投资机会时，除了制造资产泡沫，多余流动性再无其他作用。
　　中外货币政策的实践说明了限制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必要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和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战后的30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济，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
　　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正是在人性假设的一致性上，我们看到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根本分歧。

凯恩斯主义的陷阱
　　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供应。弗里德曼由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3％，或基本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供应数量。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将动物精神作为政府的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
　　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救非完美的市场。
　　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政策制定者头脑发昏，大规模动员资源，将投资率 （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
　　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希腊政府破产，多个欧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有债务危机。根据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说法，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捞到选票，政客乐此不疲。加税和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在政客们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远比国家的未来重要得多。
　　如果保持逻辑的一致性，假定政府也具有动物精神，从上一节的讨论可知，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个人的非理性冲动是局部的，受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制约；个人必须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也就是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既没有制衡，也不必对政策后果负责，即预算软约束，决策者们的动物精神随着货币政策散布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系统性风险。在一致性假设下比较个人与政府的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结论不再成立，为了减少经济的波动，公众应该立法规范货币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机抉择式的政策干预，中央银行更像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至于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什么，泰勒法则还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长率？基本上是一个实证问题，理论很难提供先验的指导。

错失的不仅是结构调整良机
　　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
　　金融海啸危机虽使我国决策者意识到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风险，开始考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模式的转变，但在惊慌失措的气氛中，以及GDP挂帅的惯性作用下，政府紧急启动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扩张计划，即所谓的4万亿财政刺激和2009年近10万亿的新增贷款投放。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我国外向型企业长期从事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我们本来可以化危险为机会，通过市场化的破产、重组和兼并，淘汰陈旧过剩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促使企业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但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之后，一切又回到了危机前的状态，而经济结构的扭曲则进一步恶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们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仅使结构调整更为困难，而且强势的政府干预改变了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走法律程序，不问经济效益，一大批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仓促上马。在4万亿的鼓舞下，各级政府纷纷推出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数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有些省份的计划投资总量竟然相当于该省几年的GDP。
　　借着拉动内需的声势，各级政府走向前台，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国有企业也从昔日的改革对象变成了经济的中流砥柱，凭借着政策和资金优势，大力扩张。当部委的规划代替了市场价格的导向，当宏观调控代替了微观活力，当国企的财大气粗代替了民企的创新进取，当政府的有形之手代替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沦为一句空话。
　　反市场化的原因是多样的和复杂的，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时期，特别是在大动荡和大灾难之后，例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0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西方，当一场漫天大火行将毁掉大厦时，惊恐的居民将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队身上，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扑灭大火之后，消防队并不想退出舞台，借口灾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剧的重演，他们得以保持强势的地位，继续干预社会的正常经济活动。在转型经济中，旧体制倒坍了，新体制却不能立即建立起来，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失序唤起人们对往日的回忆，政治家如俄国的普京利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对内加紧控制经济和社会，对外高调与西方对抗，试图重回集权专制之路。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

　艰难而漫长的转型
　　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治体系，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
　　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制度的支持。市场经济以自愿的交易为基础，交易即产权的交换，交易顺利完成的前提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若无产权保护，市场就有可能变成战场，抢劫和欺骗将取代互利的计算，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资源，社会必须保护产权和保证契约的执行，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的作用是惩罚侵权者和违约者。
　　法律如同核武器，并不天天使用，也没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过威慑也就是预期违约成本阻止违约的企图，法律系统自身的公信力（Creditability）因此就格外重要。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是否严谨，立法和执法者的态度是否虔诚、承诺是否庄重，对法治的公信力没有实质性影响，决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统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公众的权利和法治意识。为了保证公正性，法律系统必须独立，既独立于政府，亦独立于公众，政府不得干预司法程序，民情舆论亦不得影响法庭判决。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是法治的基础，公众要懂得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抵制政府及其它社会集团对自己权利的侵犯。公众的法治意识越强，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就越快。
　　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关系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结果是产出的下降和腐败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私有化，而在法治体系和法治观念的缺失。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治体系，因为新体制需要政府角色的转变以及民众观念的转变，而这些转变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资产虽然私有化了，通过契约实现的自愿交易却不能立即展开，靠什么保护私有产权？靠什么保证合同的执行？新旧制度交接之际，社会出现权威真空，资产的未来看上去充满了不确定性，理性的个人和企业管理者选择出售刚分得的资产，回收现金，而不是经营这些资产。企业的设备被拆下来按件甚至按重量出售，生产能力遭到破坏，产出下降。就配置资源而言，没有法治的市场可以比中央计划的效率还低，强势政府干预于是获得了民间的同情，但也由此将经济转型引上了歧途。
　　俄罗斯的教训告诉我们，私有化仅仅是经济转型的起点而非终点，私有制仅仅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普京所代表的新权威主义可以填补旧体制留下的真空，但历史多次证明，与新权威对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危害相比，它所实现的暂时秩序和繁荣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以德意志为例，1848年的革命动摇了保守的普鲁士专制王权，1862年俾斯麦出任宰相，以铁血手段，重建国王政府的权威，并通过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的德国很快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强权，同时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1918年德国战败，孱弱的魏玛共和国内外交困，局势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强人确实出现了，希特勒趁势攫取了政权，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局面，德国经济复苏，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德意志民族如梦方醒，痛定思痛，彻底抛弃了权威主义的德意志道路，转向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以及适应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市场经济，至此方完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
　　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不同，中国以保持现有社会和政治结构基本不变为前提，在经济层面上推进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发挥了配置资源的作用，私有制对创新和勤勉工作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稳定的环境带来稳定的预期，资产所有者选择持续经营而不是出售套现，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避免了俄罗斯式的改革衰退，即预期剧烈波动引起的产出收缩，中、俄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正在这里。
　　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更多的职能，但由于缺少制约，政府不断地延伸和扩大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有着自身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裁判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场上寻租（Rent－seeking）套现。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半管制半市场的现状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扩大市场化改革会削弱造租潜力，他也不想退回计划经济，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失去套现的场所--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市场。
　　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失望也日渐增加。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当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时，民众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怀念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一些人当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员下场踢球，寻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员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恶化，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但对策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常识告诉人们，政府退出经济将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而强化政府的干预往往可收立竿见影之效。这样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众生活勇气的源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他们如此陌生，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中国也遭遇了转型的内在不协调性，经济已经市场化或半市场化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及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时代。
　　转型经济陷入一个令人尴尬、但看上去又相当稳定的纳什均衡。
　　无论多么稳定，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社会已形成多元的经济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和博弈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现存集权体制调解多元利益的冲突，若调解失败则继之以强力压制，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可能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对于这类转型过程中的突变，我们要再次引用德国历史作为案例。帝国政府以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自居，一方面为资方平息劳工风潮，实行国内市场的关税保护，鼓励和支持大企业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提高垄断程度和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政府为工人建立包括医疗、工伤、福利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缓和社会矛盾。两面讨好的政策需要物质基础，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劳资双方都感到满意。当国内市场无法支撑经济增长时，对外扩张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义自然成为侵略者的堂皇旗帜。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德国的民族主义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六七十年间一直是欧洲乃至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除了外部冲突，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发从现有均衡的偏离。作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僚－精英阶层不仅掌握了物质与金融资源，而且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他们必然要利用所有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伤害消费者和企业的权利，破坏社会公平，从而丧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费者和企业这时会要求在规则制定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为了维持现有均衡，缓和消费者和企业的不满，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冲动，只有不断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证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给消费者和企业，实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在政府主导的转型中，对高增长的偏好是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备可持续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仅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无法维持经济增长，资源再多终归有限，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大，资源消耗得越快，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到来也就越快。
　　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带来效率的提高，在资源使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如熊彼得所定义的，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者在市场上敏锐地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以出色的想象力预见性地开发出新产品，引导消费潮流和技术潮流，等待客户与市场的承认。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激励创新，要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为此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以及从知识产权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社会也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个性的张扬，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各样的奇想。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的主战场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的办公室，创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同样从这些条件可知，传统社会仅有发明而无创新，若想实现创新驱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乃必要条件。
　　在东方，权力至上的传统思维阻碍着公民社会的形成；在西方，民众具有动物精神的信念构成对公民社会的最大威胁。
　　无论何种理由，一旦社会分为理性的精英和愚昧的群氓两类人，精英们因血统等特质的先验高贵而获得了特殊地位，因此而主导群氓充斥的市场，市场经济就会变成具有德意志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具有印尼特色的苏哈托权贵资本主义，无约束的强权代替了谦卑的无形之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强盛与繁荣之后，几乎没有例外地陷入动荡和战乱。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群氓们不得不怀疑，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精英们是否明智和值得。
　　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人，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不要为你的动物精神而丧失勇气和尊严，因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组成政府的人--和你一样，都未彻底脱离动物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全靠我们自己。（.价.值.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