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普近日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评级前景降至负面，有国际舆论因此得出中国经济将由于房价下降而受到打击的推论。但是，包括这种对中国房价的孤立分析在内，所有那些对中国的通胀压力、投资泡沫、房价泡沫、汇率和利率低估或热钱涌入等孤立的逐项判断，都忽视了当前中国经济身处的全球化背景和开放经济的基本环境。
一个孤立分析看起来似乎有风险的政策，比如房地产调控，在统筹各种政策工具和全面分析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后就会发现，其实对于当前的中国，只有果断清理地方举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泡沫这两大局部问题，才能让面临种种不确定性的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
当前，在地方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这两大块通胀拉动因素尚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其他板块其实已经受到了投资型通胀带来的成本上涨的严重挤压，增长开始趋缓。而且，由于全球主要其他经济体增长前景乏力，中国经济即便存在泡沫和通胀问题，对全球资本的投资回报要求而言，仍然是相对回报最高、风险最低的地方，所以外部资本流入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依然不减。
但是全球化条件下资本跨境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推动没有真实需求的经济泡沫，而当泡沫吹大被迫加息或升值来应对经济过热时，投机资本则会反手做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结构问题，直接针对存在过热的地方投资与地产开发，给予有效措施使之降温，比如果断清理地方融资平台支持的地方政府举债投资，打击房地产投机等，先让这些政策的效果得到体现，才能够让宏观决策有更加清楚的判断，到底多大的加息和升值幅度，才不会对整体经济构成承受不了的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软着陆非常关键。
当经济局部领域过热导致货币政策过于收紧，其他产业则会因为成本增加而出现萎缩，全球资本也会迅速以此来做空中国。只有通过经济软着陆、摸清整体情况后，才知道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其他各项政策，应该怎样走。其实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面临的是一个“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依靠负债式的地方投资、金融衍生市场的风险转嫁，不但走不出陷阱，还会让困局更加复杂。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教训。
二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在东亚的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他们的成功经验，就在于遵循了传统，财政上量入为出，没有靠各种债务市场和金融工具市场，来回避直面结构性矛盾。后来日本的经济问题，也在于过度依赖短期金融工具。所以在中国，在结构性改革和社会政治改革没有完成时，依靠地方举债和信贷衍生品发展，将非常危险。
作者：郭凯
(责任编辑：sohu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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