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影：真实利率已转正 央行不能再犯错
　　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强劲，但短短一个多月后，经济失速问题已开始让人担心。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进入周期运行的下半场，通货膨胀危险逐渐减弱，增长率逐步降低，这一进程本身难以被央行政策所逆转。
盛夏刚至，经济温度却微露寒意。
　　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强劲，但短短一个多月后，经济失速问题已开始让人担心。最近出台的采购经理指数（PMI）、进出口、工业增加值等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存在失速风险。来自浙江、广东等省的草根数据也显示出，民间经济窘况日甚。按照我们的分析，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降低到9%左右，至年底，不排除同比增速跌破8%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两个错误判断导致了今天的经济失速风险：第一，对外围经济过分乐观；第二，对通货膨胀形势估计错误。正是在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央行连续出台货币紧缩政策，不仅连续加息，更重要的是将存款准备金率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一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以极快速度加大了中国金融抑制的程度，令民间经济及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沉重打击。
　　一个认识误区是对真实利率的认知。人们常说的负真实利率，是用存款利率减去当前通货膨胀率得到的，而按照定义及有意义的经济概念，真实利率应定义为，以当前存款利率减去对未来一年后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值。历史上，如此定义的真实利率对经济周期的扩张与收缩有很好的解释力，恰为错误定义的指标所欠缺。
　　例如，按照我们的定义，从1995年至今，历史上中国经历了三次负真实利率时期。第一次，从2002年11月到2004年3月；第二次，从2005年12月到2007年11月；第三次，从2009年3月到2010年12月。每次中国经济进入负利率时代，都对应着经济增速的大跃进。第一次，GDP增速从8.9%上升到10.3%；第二次，GDP增速从9.4%上升到15.1%；第三次，GDP增速从6.4%上升到10.2%。相对地，当真实利率进入正值区间，经济增速都呈现调整或下滑势态。上一次真实利率为正周期是2007年12月至2009年2月，同期，GDP增速从15.1%下滑至6.4%。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进入周期运行的下半场，通货膨胀危险逐渐减弱，增长率逐步降低，这一进程本身难以被央行政策所逆转。即使如此，央行政策不应该在错误方向上使力，否则，有可能加大经济波动幅度，令一次正常的经济调整恶化成相对衰退。事实上，股市近日的大跌显示，资本市场对这种可能性充满警惕。

　　叶　檀：绝不应该让纳税人为地方债务买单
　　地方债务迟早要清偿，建立清晰的资产负债表、明确负债主体的偿债责任至关重要，必须坚决摒弃以再贷款的方式让全体纳税人为地方政府买单的方式。
地方债务迟早要清偿，建立清晰的资产负债表、明确负债主体的偿债责任至关重要，必须坚决摒弃以再贷款的方式让全体纳税人为地方政府买单的方式。因为他们已经为国企、银行买过一次单，不能买第二次。
　　6月1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监管当局准备清理2万~3万亿元可能违约的地方政府债务，方法是将债务转入数家新创设的公司，同时允许省、市级地方政府发债等。
　　地方债务到底是多少？各家说法不同。央行2009年5月末提供的数据是负债超过5万亿元，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先生表示，到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超过7.38万亿元，而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先生提出的数据是10万亿元。考虑到地方负债构成中银行贷款大约占八成，刘明康先生与许善达先生的数据出入不大。目前透露的信号是其中的2万~3万亿元可能违约，也就是说，总体坏账率大概在20%~30%。
　　清理地方政府负债十分必要，关键是建立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谁负债，谁买单，谁承担风险，清清楚楚，绝不能含糊。在建立明确的债务关系的同时，以投资效率约束地方政府的借贷行为，以信用评级重构未来市场化的地方债务体制。
　　传说中的债务剥离方式透露出不良的气息，将坏账划入专设公司，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并不愉快的银行市场化改革之路。这是一条靠发行基础货币以隐性通胀剥夺民财、为银行和国企坏账买单之路，其结果虽然为国企与银行脱困，却后患无穷--留下了数家尾大不掉的不良资产公司，而国企与银行的市场化信用体制无法建立。截至目前，银行的贷款仍然大部分流向大型国企与地方投融资平台，依靠贷款定价权获得主要利润。
　　2004年第一季度，各类商业银行累积不良贷款余额已超过2万亿元。以对四大国有银行直接或者间接注资为标志，银行业改革拉开了序幕。政府注资实际上是把银行不良贷款转变为政府负债。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花费400亿元建立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利用央行提供的5700亿元再贷款、对四大银行发行8200亿元财政担保的定息债券，按账面价值购买了四大银行的14000亿元不良资产，剥离了银行系统主要的不良资产。2004年和2005年，政府先后又对中行、建行和工行实施了第二次财务救助，从中国外汇储备中先后拿出600亿美元注入三家银行，总共剥离7300多亿元可疑类贷款和核销4500亿元损失类贷款。
　　2008年以同样的方式从农行剥离不良资产8000亿元。
　　上述银行改革，买单者有三种人群：储户、纳税人与投资者。
　　再贷款事实上是由央行直接发放基础货币稀释债务，按照原价购买银行的不良资产，其实质是给银行补贴，以纳税人的钱承担坏账。专设的资产管理公司向银行发行债券，是间接向银行注资，银行的负债转变成了资产。而资产管理公司的这笔债务无法清偿，2010年债券延期10年，负债至今未消，高高挂起。银行上市后，不断进行再融资以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其实质是让银行投资者为银行的规模扩张风险买单。汇金、国外战略投资者由于以净资产购股，不仅没有承担成本，反而在银行改制、上市的过程中大获其利。储户的损失通过负利率的方式，年复一年创造着银行的利润。
　　我们绝不能以再贷款的方式、以剥夺民财的方式，为地方债务买单，市场不允许，民众也不会答应。地方债务有走市场化之路的条件。
　　地方投融资平台可以建立明确的资产负债表。2010年，银监会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通过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整改保全，并制定并实施分解数据、四方对账、分析定性、汇总报表、统一会谈、补正检查的工作步骤，目前拥有完整的数据，以此数据为基础，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项目得到了梳理，资产与负债较为清晰。
　　一旦允许地方发债，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至关重要，地方政府的信用纪录，地方的偿债能力、资产的变现能力、接受债券购买者的检验，很难想象债券购买者会为一项毫无产出的面子工程掏钱。如果地方投融资公司出面发行企业债，那么项目的投资收益评估报告将一一摊到桌面。公开的风险比不公开的安全要让人安心得多。
　　设立类似于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之类的公司接受地方债，怂恿地方政府加大重复抵押、资产抽逃等道德风险，为面子工程、会议工程等提供支撑，未来将增加难以割除的低效金融公司，剥夺了投资者的投资权与判断权--由纳税人为地方债买单的行为，绝不应该重新上演。
　　

　　吴敬琏：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们的长期发展存在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一、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
　　前几年一直说，中国经济存在着内外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消费需求不足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使得我国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过去30年我国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因为消费需求不足，一直缺乏内在动力。前几年我们是依靠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出口来弥补国内的消费需求不足，维持了比较好的增长。可是到了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趋势。2009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把增速又拉起来了，但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从2009年到2010年，经过一段时间，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主要标志之一就是资产价格剧烈上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和泡沫出现，另外就是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这导致一个两难状况，一方面是内在动力不足，想要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有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首先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撑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货币超发的后续的后果显现出来了，又不能继续用扩张性的政策来支持增长。
　　碰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研究这种现象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从2008年开始，我们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通常用所谓三驾马车的说法，认为今后中国经济怎么走就看三驾马车，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分析的结果就是，为什么2008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三驾马车中有两驾已经不行了，出口遇上了金融危机，同时消费也上不去。很明显，三驾马车的分析法是凯恩斯主义用来分析宏观形势的方法。
　　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处理的是短期问题，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来处理长期问题。我们的长期发展存在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两难困境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西方国家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也就是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特点就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一五计划后沿袭了这一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存在很多弊病，因为它要靠投资来驱动，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从而导致最终需求不足，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我国前几个五年计划，也是走的这条路。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学习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东亚经济体用进出口来弥补内需的不足。采取出口导向政策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一些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大量闲置劳动力能够得到就业机会。我国大量劳动力，大概是1.5-2亿人口，从农村低效领域转移到了城市相对高效的出口加工业就业，使得整个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可是我们看到，所有采取这种出口导向政策来支持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经过10-20年用出口导向政策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之后都出现了很多问题，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带来了后续效应，资产泡沫膨胀到一定阶段就会破灭，造成整个市场崩盘。日本是这方面最典型的，在高速增长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内需不足，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以至于采取了贸易立国的政策，用出口导向政策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出口导向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汇率本币低估的政策，这一配套政策在前期是有效的，但当这个政策成功地执行了10-20年之后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因为出口企业得到了政策上的优惠，也就是补贴，创新的动力就会削弱。有些经济体就此变成了一个劳动密集专业户，不再搞创新了，减弱了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宏观问题，在出口导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将会大量增加，这就会造成本国货币的升值压力，造成贸易摩擦。这时就需要选择：其一，让本国货币升值，如果本国货币升值，出口导向政策就会持续攀升，追求外汇结余肯定就不行了，因为在均衡汇率这一点上，应该说是不会有外汇存底增加的。其二，坚持出口导向政策，这就需要保持本币的低估，因为改变这种本币低估状态会涉及很多人的利益，比如出口企业的利益，出口地区的利益。继续保持本币的低估，采取中央银行干预的方式，让央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结果就是收购外汇来支持外币汇率，压制本国货币。这样，央行就只能被动超发货币，货币多了，无外乎就是流向两个地方，一是资产市场，二是消费品市场，走到资产市场上去就会形成资产泡沫，走到消费市场上去就会造成CPI快速提高，也就是通货膨胀。
　　三、全面改革要有顶层设计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走出上述的两难困境呢？在我看来，就是长期和短期结合起来，把标和本结合起来治理。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然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前功尽弃。有人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了，也有人认为中国恐怕就要硬着陆了。这两种说法都有一些绝对化，一方面，硬着陆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面，我们还有30年经济发展实力的积累。另外，我们的宏观当局、央行的专业水平很高，如果方针决定了，他们能够引导货币严重超发经济实现软着陆，这种可能性仍然很大。所以，要用稳健、灵活的财政政策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同时又必须认识到，这种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在采取这样的宏观政策来保持脆弱平衡经济的基础上，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所谓长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发展服务业。有人说服务业在西方国家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其实在20世纪初期服务业就脱颖而出，很快就超过了制造业，每年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都是三大产业中份额最大的，比如中国香港地区的服务业占到了90%。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它的发展是和分工同步的，随着分工而深化，服务业中有很多都不是像早期那样为消费者服务的，而是为生产者服务的，我们把它叫做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继续深化的结果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战略型新兴产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一直到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也在研究。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解决呢？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性障碍。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是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此来反映供求关系，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去。可是我们的资源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现在的产权结构使得政府手里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那就是土地。各级政府都很容易用低价格把土地拿到手，变成可以用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我们的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有很大的影响力，加上其他一些机制上的原因，各级政府对于支配信贷资源也有相当大的权力。有了这些权力，各级政府就会用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策，政绩的主要表现就是GDP的增长，因此，这一体制就造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巨大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步履维艰了，特别是到了十一五时期，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走，而是朝着相反方向走，强化了政府对资源的支配。
　　再者，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技术创新似乎也非常困难。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是自己的创新能力不足，那么，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当先进的技术，有些技术甚至突破了前沿。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依然非常困难，原因就在于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技术有了发明却变不成产品，有了产品却又发展不成产业，一些企业勉强在市场上站住了，却总是长不大，而现代技术的进步非常快，几年过去以后，原有技术就不先进了，就沦为二流技术了。
　　此外，由于法治的地方化、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创新，因为你创新我仿冒，我只要争取到了司法管辖权，你都告不了我，因为有地方保护。所以，我们要求转变发展方式，但是体制上有障碍，好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费了很大劲，始终转不过来。
　　十二五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动力是改革，因为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改革，才能建立起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为此，必须要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
　　为了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改革要有顶层设计被提了出来。现在国有部门的财税体制、金融市场、法治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都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的任务庞大而艰巨。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呢？首先要有顶层设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国家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但在新的平台上又面临新的选择。这就需要由我们的执政党在顶层设计上做选择，在这个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都要有这样的设计，包括经济系统、法治系统、文化系统、教育系统等等。
　　从经济方面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突出问题有待解决：一是国有经济，如何真正完成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改革目标；二是财政体制的完善，如何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三是金融体系建设，如何解决好我国的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在金融体系建设中，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目前的银行体系和政府监管体制下，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如果小企业没有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业化都会碰到很大障碍。所有这些问题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才能促进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此外，所有这些改革的关键都在于政府自己，政府应该下决心进行自我改革，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到，根据前几个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的经验，全面改革势必遇到来自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种种阻力和障碍，主要有两个阻力：一是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就是在原有格局下得到利益的人们会有惯性来阻碍改革；二是意识形态的阻力，因为我国长期受到从苏联接受过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有这种意识形态的阻碍，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受到影响。所有这些改革不但要有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施方案，还要有去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样，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周科竞：别盲目期待国家队
　　股市稍有回暖，投资者期盼国家队的心情又骤然升温，虽然种种迹象均表明有新增资金入场，而且目标直指大盘蓝筹股，但即使真的是具有国资背景的资金入市，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未必是件好事。从本质上讲，国资也是大鳄，也是要赚钱，小股民与大鳄博弈，胜算还是偏低。
　　小散户期待国家队，就像小战士期待大将军，小散户苦苦支撑，已经精疲力竭，此时国家队出手，自然能够力挽狂澜。不过国家队会不会真的成为救世主，却不太好说，打个最简单的比方，现在筹码都在散户投资者手中，任何大资金都不会盲目拉高股价，就算真的看好股市后市，最多也就是逢低吸纳，而绝不肯高举高打。
　　在博弈的过程中，所有投资者都不可能买走全部股票，于是他们都希望在最低的价格买入自己认为足够多的筹码，然后再由其他的投资者不断地用更高的价格买入，直到最后自己在最高价区间全部卖出股票。
　　想得很好，但是这里面也有难点，那就是没有人愿意纯粹的学雷锋式拉高股价，拉高股价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已经持有很重的仓位，并且希望拉高股价后能够顺利出逃；二是自己认为目前的股价其他投资者都会争相买入，自己如果不出高价尽快买入，可能会支付更高的价格才能成交。
　　很显然，现在没人担心其他资金跟自己抢股票，而主力资金又没有持有很重的仓位，于是现在的市场上，股价稍有上涨便会出现调整，主要还是买盘追高意愿不强导致。此外，从以往经验看，大牛市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出现的。
　　投资者期待的国家队，其实也不是扶贫基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高抛低吸获利。现在国家队进场也就是吸纳筹码阶段，而国家队由于人力资源的原因，一般也不会出现过于离谱的操 盘手段，大多也就是慢慢买入蓝筹股，一点一点买，越买越多，导致股价稳健上涨。连续涨停、先涨停后跌停等极端走势，一般都不会出现。
　　投资者如果寄希望于国家队救市，就要有足够的耐心，而且国家队的买盘一定会集中在蓝筹股中间，创业板股票一般不会被国家队染指，因为一旦发生投资风险，或许会影响到决策者的乌纱，实在划不来，如果是银行股出现问题，大可简单推托责任，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前程。
　　持有创业板的散户投资者还是应该认真研判上市公司质量，等待盘中主力自救，而不是期待国家队皇恩浩荡，连创业板也关照。真要是死等国家队的投资者，大可将持股换为大蓝筹股，尤其是比香港便宜很多的大银行股，从实际走势看，大银行股确实也比其他股票更加抗跌。
　　

　　何志成：别指望CPI下半年掉头 宏调不能急刹车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1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2.0%，环比回落0.9个百分点，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回落，显示出制造业增长势头继续减慢的苗头。这也加深了我对中国经济有可能进入滞胀风险区的担忧。
　　不指望CPI下半年会掉头
　　应该承认，从一季度经济数据观察，中国经济增速不慢，尤其是企业盈利数据，平均盈利水平增长仍然高于30%。这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否认存在滞胀和经济硬着陆风险的主要依据。但我认为，由于一季度通胀预期很强，绝大多数企业都在通过增加库存自保，库存非正常增加大约15%~20%，这些因素应该在GDP中扣除，也就是说，一季度9.7%的GDP增长，有大约10%是虚的；一季度中国企业有近35%的利润增长，看似很高，但应收账款增加，三角债增加，说明实体经济缺乏资金清算，如果未来经济减速，这些欠款有可能成为呆账。
　　此外，我国的许多企业盈利是建立在巨额能源补贴基础上的，盈利中需要扣减大约15%左右的 资源补贴。比如电价，国内电厂的平均成本与销售价之间大约每度要差7分钱，一季度电力行业90%亏损，亏损额超过1000亿元，如果按照成本价计算电价，企业盈利会下降10%左右；同时，当国际油价大幅度上涨后，国内很多企业仍然享受较低的油气价格，这些因素都使得很多企业盈利虚假。近期发改委已经开始注意放松过严的物价管制，调整电价和油气价格是大势所趋。虽然本月电价有所调整，但距离电厂发电成本还很远。由于中国制造已经走向全球，过低的电价和能源价格等于是补贴全球。
　　我预计，6月份之后，物价走势将更严峻，由于受天气影响，未来的粮价以及农产品价格或许会有报复性上涨，而电价、油气价格都将逐步调整。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下半年的CPI会完全掉头，改变趋势。由于能源品价格和粮价都可能上涨，政府许诺的工资调整也要在下半年兑现，企业成本将大幅度增加，利润一定会降低。如果看到更多的企业因为用不起电或用不起人而被迫关门，我将不感到意外。由此预计，6月以后GDP增速会继续下降，今年最低会看到8%以下。到那时，同意中国经济存在滞胀风险的经济学家会大幅度增加。
　　经济处于成本和需求高涨期
　　在我看来，抗通胀必须运用组合拳，千万别指望仅紧缩货币就能起作用。因为中国式通胀的深层次原因并非货币泛滥，而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成本和需求都在高涨的周期。
　　举个例子，中国加上印度有相当于欧美两大经济体5倍的人口，却在过去近10年的时间内以高于欧美两大经济体4~5倍的速度在发展经济，这种超高速发展不仅体现在GDP上，更体现在消费需求的快速提升周期提前到来。27亿人要加快改善生活质量，于是到处建房子，很多人都想买汽车，比如中国，过去5年私人小汽车保有量增加了7倍、住房面积增长了近5倍。即使是这样的发展，我们认为还不够，还要加快收入提高步伐，未来5年收入要实现翻番，可以想象将增加多少需求，这些需求将配套多少货币发行，消耗多少资源。也许我们觉得没什么，但是这个世界却已经无法承受，于是资源品价格暴涨，比如进口铁矿石，5年价格上涨了近6倍。
　　治理这样的高通胀预期，光靠紧缩货币流动性行吗？必须适度降低经济发展速度。过去多年，高层领导一直强调科学发展观，但是各地的执行却是经济增速越来越快到2010年末，各省份上报的GDP增速几乎没有一个低于12%。
　　现在，由于高通胀的压力，绝大多数人都认同不可能再维持这样的经济超高速了。然而，当我们真的想将经济增速降下来时，却发现很难。降低经济增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将前几年按照超高速发展模式开工的许多基建项目都停下来。如果将2009年~2010年上马的项目停下来一半，中国将形成多少烂尾工程，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将被闲置多少？会有多少人失去工作？
　　宏观调控不能急刹车
　　要想拔除滞胀祸根，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高通胀。这是辩证法。
　　必须承认，中国式通胀的主要推手是需求与成本拉动，这种需求由于经济还处于成本上升期，因此很难压下来。由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的高通胀是很难克服的，与此相对应的货币环境也是很难一下子收得很紧。为了满足高需求，必须保持高增长，尤其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宏观调控不能急刹车。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顺势而为，不能一方面想着大幅度提高工资，快速提高生活水平，扩大内需，却想着要将物价稳定在低水平。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经济结构调整，不能忘记科学发展，不能忘记要逐渐地降低经济增速。降低经济增速也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要抓住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大源头，即需求太旺。于是方案有了，先要尽快调整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不能为了保住低水平的CPI数据而一味地实行政府管制物价，尤其是人为地维持较低的资源品价格。相反，必须通过提高资源品价格来抑制盲目的高消费、高需求，通过一点点地降低需求增长预期来降低经济增速，同时也会慢慢地降低通胀率和高通胀预期。这才能实现软着陆。
　　在我看来，近期中央高层已经注意到防范滞胀与严控物价之间有时候是矛盾的，需要灵活处理，因此才有近期电价的调整。或许这仅仅是开始，因为只有资源品价格涨幅能够起到抑制消费需求高涨的作用时，物价才能真正回落，经济才能软着陆。这也是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