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中国经济或存在硬着陆风险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又开始唱空了，这次目标对准了中国。
　　6月14日，中国公布5月CPI同比上涨5.5%，创34个月来新高。当日，索罗斯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已经错失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机会，中国经济目前可能存在硬着陆的风险。
　　索罗斯不过是捅破了近期国际投资者普遍的一种担忧对中国政府治理通胀的能力存在怀疑。索罗斯认为，中国治理经济的药方正逐渐丧失效果，且工资上涨推动的通胀正在显现。
　　中国经济存在些许泡沫，有迹象显示正在走向失控。索罗斯表示。
　　而早在半个月前，法国兴业银行在一份报告中也表达了对中国通胀的担忧。报告将中国通胀波及全球的过程形容为三大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效应。
　　短短一年时间，在法兴银行全球策略分析师阿尔贝特·爱德华兹和迪伦·格赖斯眼里，中国一下子从全球经济复苏的唯一希望，沦为世界经济的最大危险。
　　问题剑指，中国经济是否存在泡沫，能够安然实现软着陆么？
　　事实上，有关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的担忧，不仅是投资者间弥漫的情绪，亦正影响到当局的决策和判断有关货币政策超调论甚嚣尘上，而面对高企的通胀率，中国央行迟迟未能落下加息靴子。
　　6月14日，央行再祭数量工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银行间市场应声咆哮。
　　15日，Shibor全线飙升，隔夜同业回购、7天和14天同业回购利率分别大涨50.36BP、202.33BP和198.16BP.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一位学者告诉记者，唱空中国经济或经济硬着陆担忧的背后，恰是针对一系列判断的担忧与争议，诸如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房地产市场是否会泡沫破灭，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到底有多大等。
　　货币政策失效了么？
　　通胀像脱缰的野马，而北京通过减少食品在CPI中的权重，试图操纵数字。
　　这是法兴银行经济学家爱德华兹看空中国经济的主因，而他认为通胀失控的背后，恰是失效的货币政策，即中国式的量化宽松货币供应量增加的一半归因于固定汇率政策，为保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必须用人民币买美元，为此大量印钞。
　　对于中国货币政策效力的担忧，成为外资投行相当流行的一个观点。
　　6月13日，花旗集团新兴市场经济首席经济学家David Lubin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新兴市场通胀的担心，一个主因是这些国家央行信用存在问题，货币政策往往存在双重目标既抑制通胀还考虑汇率，即试图反通胀的同时避免本币走强过多。
　　这样一个双重目标，使我们对新兴市场央行反通胀能力产生了怀疑。David表示。
　　索罗斯唱空
　　在保增长和防通胀双重目标之下，中国的货币当局采取了宏观审慎的政策，货币收紧主要依靠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实现，2010年10月以来，已连续近10次上调准备金率。
　　不过，随着影子银行体系的膨胀，央行上述政策的有效性正受到挑战。5月16日，美银美林报告称，银根收紧下，银行表外业务巨量急速的增长，破坏了中国商业银行看起来强壮的资本和拨备。
　　另一方面，不断上调的银根也让民间拆借利率大幅飙升。3月以来，珠三角地区民间拆借折年利率高达100%已不鲜见。一位私募股权基金经理告诉记者，目前河南地区过桥资金的民间拆借月息已达10%(即年利率120%).
　　一边是面对高企的通胀，利率手段迟迟未出；一边是不断上调的准备金率，导致企业和银行间流动性紧张。如此背景下，对过度紧缩和硬着陆的担忧正在增长。不过，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即便在没有信贷调控的环境下，中小企业同样面临融资难的困境。他认为，现在开始放松政策为时过早。
　　唱空背后
　　让法兴银行分析师迪伦坚持唱空中国的另一原因，是6月初媒体有关中国或将创设新机构处置地方政府高达2万亿-3万亿高风险债务的消息。
　　迪伦认为，这也许是中国经济问题至今未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政府花一大笔钱来解决一个经济问题，然后问题解决了，一切继续运转。
　　不过，在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看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不会存在特别大问题，一是，经济增长率保持不下滑的话，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就不会恶化；第二，即使情况不好，从国家层面也能掏出真金白银，无需太悲观。
　　与地方债务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房地产调控所面临的风险。
　　6月15日，标准普尔将中国房地产业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降至负面，原因是信贷收紧及严厉的调控政策，都加剧了房市的低迷。
　　有人担心房价或将大幅向下调整。在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看来，此种想法的假设是政府面对房地产领域的下行趋势采取放任的态度。过去十多个月，政府为控制房价采取了大量措施，一旦出现大风险，政府只松动大量紧缩政策中的几个，就可以化解。他分析。
　　而针对房地产投资的大幅下降会导致经济衰退的担忧，他也认为是站不住脚的，毕竟今年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投资会上升100%。这可以抵消相当一部分地产商投资的下降。
　　事实上，国际投资者的每一次唱空中国的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与唱空相配合的往往是大肆的买空或卖空。索罗斯常常唱空中国同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早在2010年11月，索罗斯便在香港设立对冲基金，进驻的主要原因是看好人民币升值前景，他曾在多个场合对人民币升值较慢表示不满。
　　而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正日渐增强，继4月外汇占款增加近3000亿人民币后，5月有望进一步增加。在高通胀和本币被低估背景下，国际资本纷纷涌入国内换取资产升值与套汇的双重收益。

　　刘纪鹏：AB股应合并 国际板硬推将得不偿失
　　近期B股持续大跌引发了新一轮B股存废的讨论，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表示，AB股应尽快合并，他认为AB股合并简单易行，没有必要等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候再实行。关于国际板推出，刘纪鹏认为目前推出国际板的时机并不成熟，硬性推出会导致市场和投资人对监管部门和监管政策的信心和信任缺失。
　　刘纪鹏认为，A股、B股合并没有那么复杂，因为B股上市公司总共百余家，总的股本不过两百亿，A股、B股应该尽快合并，不用等，这事今天就可以办。刘纪鹏认为，在B股运行的十几年中，投资者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既包括美元贬值带来的巨大风险，也包括B股一直在低位运行，几乎没有什么行情的损失，这是股市低迷与货币贬值给B股投资者带来的双重损失。
　　刘纪鹏表示A股有3万亿的股本总额，B股的股本总额连A股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这样的体量对比下，有什么理由不把B股直接与A股合并呢？。
　　刘纪鹏为解决B股问题创造性地建议，对于境内投资者持有的B股，可直接从B股转换为A股。而对于境外的投资者持有的B股，则可通过QFII委托投资的方式转成A股的投资者。刘纪鹏反复强调说。这样可以弥补一下B股投资者多年来的损失。
　　刘纪鹏解释，鉴于绝大多数B股上市公司都是既有A股，又有B股，只有少数为B股上市公司，因此，一股B股折一股A股也有两种方式，既有A股，又有B股的上市公司，注销多少B股就增加多少A股，相当于B股按A股价一股B股折一股A股。只有B股的上市公司，可考虑先按现价回购B股，回购多少B股再向B股股东定向新发同等数量A股。总之，一股B股折一股A股，把含B股的上市公司变成只含A股上市公司。刘纪鹏强调B股与A股表决权、分红权相同。B股既然与A股同股同权，没有道理不同股同价。
　　刘纪鹏认为中国股市的分置状态有三种情况：第一，股权分置，流通和非流通；第二，股份分置，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外资股；第三，股种分置，A股、B股、H股。目前前两种都已经解决了，比如，曾明文规定四种股份身份不同、权益不同的政策已不复存在，只有股种分置没有解决。而股种分置的问题可以通过两个步骤解决，首先实现A股与B股合并，第二步在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后，实施A B H的合并，直至股种分置的问题全部解决。刘纪鹏说只有A股、B股合并后，再和H股统一时，才涉及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而A股与B股的合并没有必要等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才能实现。
　　对于国际板与B股的关系，刘纪鹏的第一个观点是，国际板推出的时机并不成熟，它充其量是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一只花瓶。而且当前无论是中国金融改革还是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复杂性上看，它的推出会不会像当年上交所推权证一样，打着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却给中国资本市场添了这么大的乱子，我们吃不准。其意义远不如推出能为30个省市广大中小企业服务的新三板市场更加实在。当然，以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现状和监管政策缺乏制度性反思的现状看，新三板的推出也必须要慎重。刘纪鹏尖锐指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现在已经积累了众多的问题，制度性的反思尚未展开，很多矛盾会积重难返，所以现在根本不是开通国际板的最佳时机。 在市场投资人、学术界和媒体对此普遍质疑和困惑的情况下，如果监管部门不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就硬性推出国际板，势必会导致人们对目前股市监管部门和监管政策信任的缺失，以及对我国资本市场未来前景发展信心的缺失。总之，推出国际板，时机不成熟，硬性推出，得不偿失。

　　董登新：国际板九大猜想 挂牌品种是股票还是CDR
　　国际板的模样究竟是怎样的？上交所一直没有披露过具体方案或细节，这让人浮想联翩。在此，笔者试图对国际板设计架构的某些细节作一些猜想。
　　推出时机--境内外蓝筹股在市场低位更易于对接定价
　　在目前A股低迷的弱市状态下，大多数大盘股、蓝筹股的市盈率已回归至20倍以下，其中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为代表的、许多大盘蓝筹股的市盈率更是低至10倍以下，如果此时推出国际板，大型跨国公司来此挂牌的低估值将对中国投资者更有利。以国际板首批挂牌呼声最高的汇丰控股为例，它目前在香港交易所的市盈率大约为14倍，远高于大陆四大国有银行的市盈率，如果它此时来国际板发行上市，则发行市盈率应该在10倍以下，试问：这时的国际板还能高价发行或高价圈钱吗？
　　事实上，中国大陆不少中小投资者对大市值股或大盘蓝筹股比较淡漠，因此除了大牛市之外的任何其他时段，A股市场的大盘蓝筹股的市盈率与发达市场基本一致，或是更低。也就是说，除了大牛市，其他时间任何时点推出国际板，都有利于国际板挂牌公司与境内大盘蓝筹股对接定价。
　　挂牌品种--股票、CDR或CDS及ETF
　　在讨论国际板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的问题是：国际板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挂牌？挂牌的品种都有哪些？因为这是投资者最关心的。既然国际板是为满足投资者跨境投资以及多市场投资的需要而设计的，那么，国际板将会为投资者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投资品种，正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根据世界各国股市开放的经验和做法，我们对国际板的挂牌方式及挂牌品种的设计可以更加包容、更加多样化，不必局限于某种形式。概括地讲，只要让投资者达到跨境投资及多市场投资境外股票的目的，国际板挂牌的系列投资品种，可以包括境外股票、股票存托凭证及交易所交易基金等。在这三大系列挂牌品种中，每个大类品种又可以区分为融资性挂牌与非融资性挂牌两种情形。因此，国际板挂牌并不一定全是融资性挂牌。
　　上市标准--按季分红
　　什么样的境外股票与股票存托凭证，有资格在国际板挂牌，这一标准十分重要，它不仅决定了国际板的属性或性质，同时也决定了国际板的品质和质量。既然上交所的国际板定位是大市值板和蓝筹板，那么，国际板挂牌的上市公司就应该是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因此，国际板绝不应该给红筹股放水，红筹股回归可以有其他途径，不能因为红筹股回归而降低了国际板的上市标准。这也是对境内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什么样的公司才是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什么样的跨国公司才能在国际板挂牌？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认定标准有两个：一是公司规模足够大，至少应该进入世界500强；二是公司盈利能力足够强，并在近三年一直对股东实施高水平的按季分红。这是国际板上市公司对中国投资者高水平回报的物质基础和根本保证。
　　货币具有排他性。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能采用一种货币来报价、交易或结算。今天的B股市场已无存在价值，它的关闭与清盘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迟早的事情。
　　不过，国际板的推出，与B股市场毫无关联。当然，国际板更不可能成为第二个B股市场。人民币标价的国际板，不涉及直接的外汇兑换，但它为境内投资者提供了便利的跨境投资的机会，这是变相的放松资本管制，也是人民币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一种试验。
　　交易时间与交收期限
　　国际板应该与A股市场设定相同的交易时间，这符合中国投资者的作息习惯，并且也能节约国际板运行成本。在证券交收期限上，美国股市的交收期限是T 3，而我国香港股市的交收期限则是T 2。为了便利境内投资者的交收习惯，国际板的证券交收期限可以与A股市场一样，设定为T 1，这有利于提升国际板的成交人气和活跃程度。
　　由于国际板挂牌公司的股价以人民币标价一般较高，因此，国际板买卖单位不宜过大。A股市场现行的最小买卖单位是每手统一规定为100股，笔者建议，将来国际板最小买卖单位可以确定为每手10股，这样便于中小投资者的广泛参与。
　　交易制度--是否引入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的主要功能应该是通过双报价并与对手成交来进行造市。国际板引入做市商制度，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非融资挂牌是一种纯粹的挂牌报价服务，它需要有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所有有关结算、交收、托管商及代理人服务，做市商的介入可以完成多种角色转换。其二，国际板的交易时间及交收期限与境外市场不一致，可能带来时间差价及汇率差价风险，做市商可以部分地对冲或承担这类风险。其三，国际板采用人民币计价，与境外挂牌地股价比照，可能涉及汇率波动风险，引入做市商可以有效管理或降低汇率风险。因此，对于国际板而言，做市商制度可能更优于交易所集中拍卖的竞价机制。
　　交易税费--税金与佣金
　　借鉴国外经验，国际板交易税费标准应该遵从国内A股规则。不过，对于非融资性挂牌，如何支付境外存管信托公司收取的费用及中央结算系统的运作成本，则需另外设计。
　　信披制度--同时满足境内外双重披露标准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应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其核心原则，具体规范必须遵循主动披露、实时披露、公平披露、完全披露原则。事实上，发达股市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更高、更严格，比方，美国SEC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应包括内部控制报告及其评价，并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管理层做出的评价出具鉴定报告，同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对公司财务状况具有重大影响的所有重要的表外交易和关系。
　　国际板的挂牌公司一般都是来自发达市场的上市公司，其信息披露应该能够满足中国股市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不过，国际板公司在遵循境外信息披露制度的同时，也应该同时遵循A股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此外，为了便于中国境内投资者及时全面了解国际板挂牌公司动态，它们必须在中国权威纸质媒体及相关网站同时发布中文版的相关信息，包括财务报告信息与非财务报告信息，其电子文本内容必须保持与纸质文本内容完全一致。
　　监管规则--同时满足境内外双重监管标准
　　相对于其他国内子板而言，国际板将更加倾向于对上市公司行为规范加大监管力度，其中，信息披露制度是国际板监管的核心内容、重中之重。国际板的信息披露制度包括一切与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准则，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要求、会计准则、审计准则及内控准则等。应该承认，发达证券市场的监管一般较为严厉，其监管水平和效率应该高于A股市场，因此，国际板挂牌公司在满足境外监管规则的同时，还必须同时满足A股市场的监管规则要求，这样，有利于节省上交所国际板的监管成本。不过，在国际板监管规则上，我们也应向发达市场学习，比方，引入提供虚假信息和隐瞒重大事实的集体诉讼机制，以保护中国境内投资者利益。

　　刘煜辉：警惕美国剪羊毛
　　美国未来五十年的财政收支的路线图前景暗淡。因为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将于2011年正式启动，政府的医保和退休金计划开支预计进入大幅上升期，由此产生的未拨备的隐性负债高达114万亿美元。这些潜在的债务在未来五十年会逐步演变成现实的债务。
　　应该讲，自牙买加体系确立至2007年，美国虽然绝大部分时间都搞财政赤字，但是其财政收入和支出却从来没有真正拉开距离，年度赤字规模最大也就在6000亿美元左右。但2010年后，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呈现显著的发散状态而无法收敛。对世界来讲，这是恐怖的。
　　在目前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福利性开支占比高达58％。这种义务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养老)是美国历届政府竞选中承诺累积的，所以异常地刚性，很难压缩，这个比例在十年之后预计将达到80%。到2025年，美国的税收将只够支付利息(预计将从目前的每年2000亿美元飙升至逾1万亿美元)和福利计划，将没有余力去做其他任何事情。
　　2007年之前的财政赤字，主要是外国人为美国政府融资，中国、日本和资源国家的年度经常账盈余大概能覆盖美国政府需要融资总量的70%。2007年中国的经常账顺差达到创纪录的4000亿美元，而2010年中国的顺差大幅萎缩至1800亿美元，2011年估计继续萎缩至1200亿美元左右，危机后日本和石油国家的情况也类似。
　　而美国政府每年需要借的钱的规模是过去的2-3倍。2010年的财赤是1.35万亿美元，而2011年预算财赤为1.65万亿美元。这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融资缺口。当盖特纳要借钱时，不太独立的美联储或将只能被迫购买公共债务。量宽的全部逻辑在于此。
　　债务货币化的过程就是印钞，因为钱从美联储出来后给政府，政府将这个钱减税到每个家庭，这个过程是要增加整个经济中的流通性的。由此，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从危机前的8300亿美元扩张至当前的2.5万亿美元。其中1.1万亿的头寸是美国的国债，美联储目前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多头头寸的持有者。剩下的增量头寸则是各种机构债务，即美国的金融部门将各种毒资产质押给美联储，换取资金后又配到美国政府债券上，这个过程等同于美国政府用公债去置换金融部门的不值一文的有毒资产，危机后，美国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国债头寸骤然增加了5000亿美元。
　　当增长预期、通胀预期上升时，美国国债市场便可能孕育麻烦，甚至动荡。由于目前几乎所有银行、保险公司均在投资组合中大量持有国债，国债一旦出事，便可能产生数倍于雷曼倒闭时的震撼。所以今年以来，一种预期开始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中扩散，从1981年到现在，美债30年的牛市是否已经结束？这种牛市的信念在美联储2004年中期启动的长达17次的加息周期中都未曾撼动过。而今天却变得有些脆弱，今年3月，格罗斯和PIMCO已经沽空全部美债头寸。
　　美国实施QE2后，美国长端国债收益率不降反升，10年期从2.4％上升至当前3.4％，30年期从3.9%上涨到4.5%左右。这是个令伯南克和盖特纳都紧张的信号。这说明量宽后，美联储的信誉已经受到越来越大怀疑。为了压制长端利率，需要不断拓展量宽规模；而这又可能会加深市场疑虑，促使投资者加快逃离美元，最后利率再度升高，需要更大规模量宽来压制。中国有个成语叫饮鸩止渴。美国在找到靠经济增长的正向效果来冲销债务的方式前，说老实话，恐怕也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宽没有尽头。
　　美国安全拆解债务泡沫炸弹的正解在于：改革其昂贵而又效率低下的医疗保健体系，这几乎是美国政府重建财政平衡的唯一希望。当前美国国民医疗总开支占到其国民收入的17%(而在医疗总开支中，公共部门的投入，即由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占到46%。假如把美国各级政府为医疗保障提供的税收减免也考虑进去，则公共投入所占的比重会超过60%。)，这几乎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意味着社保、医保的上涨成本将由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所承担，美国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状况会急剧恶化。
　　美国必须大幅削减其高额的社会福利成本，实体竞争力才能重新回升，因为美国从来不缺重构、创新和再投资的制度活力，只要经济成本下降后，便可能加快全力向新能源与新知识服务型转型。经济中若出现长期回报率回升的预期，会吸引更多资本持续回流美国，这样美元和美元资产能托住而反弹，家庭负债率会停止恶化开始改善，消费开始可持续增长(这不同于减税政策刺激的短期效应)，政府税基稳定将稳步缩减赤字。
　　但美国需要实施长效政策的耐心，因为新的经济因素和模式的创生，前期需要财政的推动，投资于教育、研发和创新；需要减税，去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活动集群式迸发。这都意味着至少要容忍相当一段时间的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的继续增加。这需要民众政治容忍度。
　　但随着经济向实心化逐步回归，就业能稳步持续恢复。这样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会引致消费的增长－企业利润增长－资本性支出(投资)增长－政府税收增长－直至财政赤字的改善。唯有此，我们方能断定全球经济新增长的长周期得已开启(上一个长周期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IT革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至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裂，而后新经济的溢出效应还推动了经济持续繁荣了5年)。
　　以上这个过程在2013年前看到的可能性是零。期待一个要选举的总统做更多是不现实的。为此，奥巴马提出了个宽松的减赤目标--在未来12年把赤字削减4万亿，现在看起来更多也只是个竞选的口号。美国人认为债务、赤字和通胀是威胁，但不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们是不会节衣缩食来再平衡的。
　　美国解决债务问题某种程度是存在偏解的剪羊毛。这个在美国精英们心里都清楚，但又是不能捅破的窗户纸。
　　持续量宽而致新兴国家危机：在严重的通胀中发生经济的硬着陆--投资效率和回报率大幅下降--资金开始大量撤离--货币贬值，与之对应的是美国的融资环境大幅改善，全球性恶性通胀压力随着资产泡沫的破裂而消退。
　　这符合美国人的性格特质：与其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如将自己的问题变成大家的问题，最后再由我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因为有美元的所谓结构性垄断的权力。在牙买加体系的过去四十年中，美国人非常善于运用通胀的时间差异和速度差异，在大规模资本运动中实现财富的转移。前苏联解体与1990年日本经济陷入大衰退，还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都是一样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在未来的数年中，需要加一百二十个小心。(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刘煜辉)

　　艾肯格林：美联储正在玩火自焚
　　美元的走势总是涨涨跌跌，但在近期，下跌显然成为了美元走势的主旋律。过去十年，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币值已经跌去了超过25%(经通胀调整后)。而从2011年开始，美元下滑了近5%，直逼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崩溃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元如此弱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联储接近0的利率政策--这一政策促使投资者将资金从美元转移到收益率更高的外国资产之中。可以想象，对美联储的批判者现在已经是满腔怒火了。他们抱怨，美联储正在让美元贬值。他们正在破坏美元的购买力，进而降低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更糟糕的是，美联储现在是玩火自焚。它未能保卫住美元的信誉，而那些批评者的反对声更会激起一场信心危机。未来的某个时刻，美联储对于弱势美元的容忍，会被认为是他们无法保证价格稳定的一种信号。那些因此而情绪备受打击的投资者们，届时将抛售美国国债。美国国债收益率会出现暴涨。美元会一落千丈。美国可能会出现财政危机和深度萧条。
　　耸人听闻的故事和消息总是让报纸大卖，但各界对于美联储所作所为的指责实际上却有点过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元下滑10%，能够导致美国通胀率上涨的幅度仅为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自2011年初以来美元下滑5%，实际上仅能使通胀率增加0.5个百分点。
　　而美国的通胀率也并没有失控。虽然食品和能源价格可能上涨了，但劳工成本仍稳定不变--基于当前美国的失业率在9%左右，这并不令人惊讶。在此环境下，美联储有足够的能力继续对美元维持善意的忽略之立场。
　　虽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近期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强势美元这一法宝给予了极大的尊敬，但美联储看到美元走弱的趋势，可能会感到很开心。美国国内需求依然低迷，增加出口对于解决美国经济不振来说，是个不错的法子。而弱势美元是吸引外国市场购买美国商品的途径之一。
　　此外，那些警告说，当利率上升后美联储可能无法及时提高利率的，其实并不理解美联储根深蒂固的通胀目标制文化。实际上，在如此密集的政治监管之下，几乎可以肯定，美联储会在第一时间，利用最早的机会建立起它能够维持价格稳定之信用。

　　如果要说什么在威胁着美元，那这一威胁并非源自货币政策，而是来自财政政策。最能削弱美元、让美元出现崩溃的事件，显然是美国财政预算未能得到有效和负责任的管理。陷入到哗众取宠的政治秀中的美国国会，可能令美国无法提高债务上限，致使美国出现技术性违约。无疑，如果美国真的通过技术性违约来解决问题，则必然会导致外国投资者大量抛售美国国债。
　　而即便美国度过了这一短暂的坎，它调整并改善财政状况的时间也很有限。金融危机总是在大选前后爆发。而2012年，美国将迎来一场大危机。
　　一些评论家指出，美国国债的崩溃和美元的崩溃并不相同。他们发现，美元是全球银行的融资货币。当银行从货币市场借入资金来为他们的投资融资，他们借入的是美元。一旦市场波动剧烈、流动性枯竭后，这些借入资金的银行便拼命地想要持有美元。实际上，金融危机的爆发，即便问题发源于美国，美元还是会走强。我们看到，2007年夏，当次贷危机爆发后，以及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之时，美元都出现了走强态势。
　　短期来看，美国国债市场的危机可能会自动带动美元的走强。但美国金融市场严重而深化的问题，会让全球的银行开始找寻其他方式为他们融资。所以美元的强势会是短暂的。
　　这最终会成为美联储最糟糕的梦魇。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激增和美国经济活动的崩溃，美联储会想要继续削减利率并给市场补以流动性。但同时，美元大幅度的下滑意味着通胀率的激增，这又需要美联储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陷入如此的两难境地，美联储对于解决美国的问题将束手无策。
　　伯南克经常警告，如果不想办法解决美国正在面对的财政问题，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美国国会，实际是所有的美国人，请不要把他的话当作戏言，应该要认真想想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了。（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蔚华翻译。）

　　叶楚华：中国将面临严峻的增长型衰退
　　一年前我说，四万亿快花完了，失去了这些刺激，中国经济会二次探底吗？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外需恢复的程度，二是相对于危机前新增的产能有多大。这两者只要有一个出现大问题，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就在所难免，如果两个问题都很严重，那么二次探底就很厉害。从目前的形势看，外需恢复得相当不错，剩下的问题就只有等4万亿花完，看看到底会导致多大的新产能过剩。从今天看，中国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到底是怎么样的？中国内部：一方面，严控信贷，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温州已经发生多起知名企业主因此逃亡国外的事件，这只是个开头；另一方面，人工成本在急速增长。外部：西方国家不断爆发债务危机，中国外需订单的主要来源欧美老百姓购物资金链没有回复到危机前。内外交困之下，中小企业必定面临倒闭潮。内需外需同步困境的情况下，中国将迎来严峻的增长型衰退。
　　什么叫增长型衰退？克鲁格曼的解释是：一个经济体仍在增长，但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产能的扩张，于是，闲置的产能和失业者越来越多。克鲁格曼认为他的萧条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就是经济的需求面失灵--私人消费不足以充分利用可用的生产能力。正因为没有充足的消费需求，一个接一个的经济体遭遇衰退，无一幸免：20世纪90年代起历时10年的日本，1995年起的墨西哥，1997年起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2002年起的阿根廷，2008年起的所有国家。
　　拿事实说话：温州官方的多项调查显示，2011年前三个月，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主要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亏损面占1/4多；全市企业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认为当前资金吃紧的企业占到42.9%。当地多位企业家和官员的共同评价，现在企业的困难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紧张，苦苦撑着，咬紧牙顶住。这仅仅是开头，好戏还在后面。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的这几年，可以说中国正是面临了克鲁格曼所说的增长型衰退，我们的解决办法是用4万亿政府投资来消化出口锐减导致的产能缺口。然而，这样做虽然解决了当下的问题，但很可能在将来导致更大的增长型衰退，即（经济）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产能的扩张（速度），因为，正如郎咸平教授所言，4万亿的投资很可能是用将来的更大的产能过剩为代价，去消化今天的产能过剩（我对郎教授的这个论断是深表认同的）。
　　2009年年底由我国四家商务会共同制作、投放的关于中国制造的广告开始逐步在全球投放，而商务部虽然否认了是这次宣传的直接委托者，但承认在其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见政府与企业一样着急中国制造的销路问题。
　　的确，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的经济战略直到今天仍没有丝毫改变，那就是死死把握中国制造，除了出口还是出口，把外向型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主要方面。
　　2008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一旦面临国际需求的锐减怎么办？中国政府有妙法。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国政府便采用临时性紧急措施，即政府大量增加投资和公共支出来扩大内需，弥补由出口锐减带来的经济衰退，使中国经济保持必要的增速（保8），直到国际经济环境好转为止。临时性紧急措施一般维持三五年的效果。上一次亚洲金融风暴是这样，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也是如此，4万亿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字：拖，一直拖到世界经济回暖，外部需求回升为止。
　　然而，西方学者对此的评论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中国还没有变。中国针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的回应，看似极为成功。但这是一个假象。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大幅增加投资支出，这将带来更大的产能过剩。高储蓄、高投资的中国经济，对中国人民来说代价高昂，对世界也具有破坏稳定的影响。早就应该推行彻底的改革……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政府对家庭收入征税，支持企业利润。如今，企业占中国庞大储蓄额的一半以上。由于消费的增长速度往往低于GDP增速，过剩产能只能通过更多的投资或出口得到利用。今年，经济危机使出口变得不可能。但中国急需再度扩大出口。结果很可能是一场贸易体系内的危机。（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11月30日）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这一意图还是相当明显的。首先，中国的出口退税在全国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上调至17%高度，政府倾全力维护出口；其次，我们的4万亿投资计划，既没有用于民生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也没有用于调整经济结构，而是投入大巨大的GDP工程，目标只有一个：保障经济增速；第三，政府在房地产政策上超级宽松，开发商资本金比率下调至15%，房产交易营业税、契税可以减免，购房可以办理当地户口等等一系列政策比2003年房地产调控以前还宽松，因为房产本身也是巨大的GDP拉动器，维护和刺激房地产的目标也是GDP。总之一句话，在外部需求锐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的是临时性的可以骤然增加GDP增速的内部经济措施，而不是持久的藏富于民的经济战略。
　　从过往看，这种战略基本奏效，这种战略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外部需求的锐减是暂时的，三五年之内一定会恢复；然而，从将来看，这种假设是否存在破灭的可能呢？即在一次危机之后，如果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远远超过三五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需、外需无法恢复，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
　　而克鲁格曼则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主要是东亚）的经济繁荣称为建立在浮沙之上的增长，就是一只纸老虎。他主要担忧的是这些经济体不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基础上的实质性增长，而是主要靠劳力与投资增加的膨胀性、依赖外需的增长。亚洲繁荣1997年被一夜戳破，资产泡沫破裂。
　　诚然，若干西方经济学者在此基础上宣扬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并不可取，然而这些论述实在值得中国警醒。一面是消费需求不足，一面是巨大的产能过剩，这是增长型衰退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欧盟商会最新报告显示：2009年铝业的产能利用率预计为67%、风力发电业为70%、炼钢业为72%、水泥业为78%、化工业为80%、炼油业为85%。然而，庞大的额外产能仍在建设中。产能过剩的规模可见一斑。2008年底，中国炼钢业产能为6.6亿吨，而需求为4.7亿吨。其差额大致相当于欧盟的总产出，目前，中国还在建设5 800万吨的新产能。我们用于对付外部需求骤减的临时性紧急措施（GDP投资工程）似乎带来了一种滑稽的循环，我们用这种投资治愈了今年的产能过剩，结果是增加了明年的产能过剩（参见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11月30日）。
　　如此往复，则一年比一年增加过剩产能，当然，按照经验如果能拖到国际需求恢复之时，这些过剩的产能就可以用来生产卖给外国人的产品。而倘若政府钱花完了，外部需求还没有改善，那么我们就有迎来持久的产能过剩的危险，也就是持久的增长型衰退。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我们已经了解，美国不可能不恢复它的新帝国主义印钱购物经济和债务经济的运转。我们也看到，从2010年开始，美国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信贷逐渐恢复到危机前的松度；相对应的，中国的出口已经在强劲复苏。
　　政府4万亿之后面临的唯一潜在的风险是，由于这些投资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用将来更大的产能过剩来消化当时的产能过剩，这也就意味着，这种政府投资结束后，即便外需已经恢复，但是中国的产能已经变得比经济危机发生之前还要大了不少。如果说危机前的产能刚好被国内国外的需求加起来消化掉的话，那么危机之后，国内国外的需求加起来就消化不掉这些产能了，会形成总的产能过剩。如果这个产能过剩比较大，经济就会继续增长型衰退，如果过剩得不大，那就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4万亿花完之后中国经济会不会探底，我想答案已经很明确：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外需恢复的程度，二是相对于危机前新增的产能有多大。这两者只要有一个出现大问题，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就在所难免，如果两个问题都很严重，那么二次探底就很厉害。从目前的形势看，外需恢复得相当不错，剩下的问题就只有等4万亿花完，看看到底会导致多大的新产能过剩。

　　中金公司：A股要跌到一级市场死掉才会有牛市
　　6月16日消息，在昨日举行的中金公司策略报告会上，中金研究部副总经理侯振海语出惊人，他认为过去的两次大牛市经验表明，A股要跌到一级市场都死掉，二级市场才会有牛市。中金公司预计三季度有反弹行情，维持全年2600-3200点的判断。
　　当前A股不具备牛市基础
　　侯振海认为股市要经过一个牛市需要诸多条件，并且要求很高，很难做到。如居民愿意往股市投钱，上市公司盈利要不错，经济基本面要好，上市公司大股东不减持，同时房地产市场要不错但又不能太好。
　　根据中金公司的研究，过去的两次大牛市有几个显著市场特征，包括一级市场发行市盈率跌破20倍，新股发不出去甚至停发半年左右，A股开始进入大牛市。
　　侯振海表示：过去的两次大牛市都是被这样推起来的，也就是说要跌到一级市场都死掉，二级市场才会有牛市。
　　不过他坦言当前A股具并不具备牛市基础，因融资还很足，大股东减持愿意仍在，仍有诸多公司排队发股票。从整个市场而言，融资功能并没有丧失。
　　三季度市场有望反弹
　　宏观经济方面，中金公司认为国内通胀水平可能在6月见顶，在通胀回落的基础上，市场对于进一步紧缩的预期在第三季度也可能得到改善。
　　当前A股市场估值在剔除银行股后，市场实际中值水平从去年的40倍以上跌到目前的三十多倍，历史上最低中值水平大概在26倍左右，因此部分高估值股票还有下降因素。受二级市场估值水平影响，2010年底新发行股票市盈率曾达到历史最高的77倍，目前已跌至29倍。
　　在企业盈利方面，中金公司预计二季度同比增长24%，全年在20%左右，非金融板块在15%。
　　因此中金认为按上述水平预估，当前A股估值距历史底部大概还有10%的空间，对应上证综指2600点左右，而股价已回落到一个长期支撑线位置。
　　中金公司研究部联席负责人、首席策略师黄海洲认为A股的机会在于七上八下，即在7月上旬至8月下旬间，A股有望实现触底反弹，甚至有望延续到9月，并维持全年震荡区间2600-3200点的判断。
　　在板块布局上，侯振海认为7月份先做长周期股票的超跌反弹，比如机械，然后做科技、航空等超跌板块。此后再布局消费、医药，到四季度可以关注确定盈利增长机会的中小板股票。

　　何诚颖：拉升中国股市是治理通胀的绝妙办法
　　治理通胀应提振股市。治理我国通胀，除了传统的上调准备金率、发票据、加息等措施之外，还应提振股市。股市是收蓄市场资金的重要渠道，但我国股市政策市色彩太重，近年更是疲弱不堪，令居民多不愿将资金投入股市，转为投向房地产甚至商品市场，为炽热的通胀火上加油。 当局应完善居民的投资渠道，将市场资金适当导向股市，才是治理通胀的有效方法。（何诚颖(国信证券研发部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