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斯：应降低美国信用评级
　　据外电报道，知名大宗商品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在周一向印度的《经济时报》(Economic Times)表示，美国的信用评级应该在很久以前就被下调。
　　在与该报的独家访谈中，罗杰斯称：他们在等什么？美国已经应该被下调。全球3家主要评级机构都威胁称，如果美国财政预算还有很高的赤字，他们将把美国的信用评级下调至AA。美国在4月突破了其14.26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罗杰斯称，美国信用评级几年前就应该被下调，他们的错误已经持续了10-15年了。美国破产了，他们讲什么呢？
　　罗杰斯称自己之所以没有作空美元是因为市场对美元一直看涨，所以他就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认为其他在主要货币(欧元和日元)，情况也并非好很多。

　　水　皮：脆弱的是中国 美国政府发烧中国股市吃药
　　现在欠债的人是大爷，是黄世仁，而讨债的成了杨白劳讨债的为了能讨回点自己借出去的债，必须想方设法求全，否则欠债的破罐子摔破，倒霉的不是借钱的，而是借给人钱的。
　　中国人和美国人现在的关系，有点像是当代杨白劳和黄世仁的关系。中国的3万亿美元储备成了烫手山芋，拿着烫手，扔了不敢。想买点人家东西吧，买什么涨什么，卖什么跌什么。更何况，想买的东西人家根本也不卖你，不光国有的中海油想买优尼科不行，就是民营的华为想买点股份也不行，没办法3万亿美元只能买人家的国债，一不小心就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投资国债是个专业的说法，通俗说法就是借了1万亿美元给美国，钱现在在人家手里，想当然还得起，不想人家赖账，该如何是好？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4月13日公布了中期财政整顿计划，其目标是在12年或更少时间里将累积联邦赤字削减4万亿美元。
　　随即在4月19日，世界著名的金融财政评级公司美国标准普尔评级公司忽然宣布，将美国评级展望由稳定降至负面。标普的理由是美国解决预算赤字路径尚不明确，公共债务不断增加。标普还强调，若美国决策者不能控制预算赤字，则美国财政情况不如其他发达国家。
　　美国标准普尔评级公司的做法其实是把中国逼到了墙角，这家评级公司不早不晚在近期宣布把美国主权债务前景的评级由70年来一直就没变过的稳定调整为负面，也就是说，虽然它现在依然给美国主权债务的评级是AAA，但是在未来两年中有三分之一的可能会降低。简单地说，欠钱的人前景不妙，借钱给他的还敢落井下石吗？
　　之所以说标普的做法是不早不晚，是因为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明朗，现在并非是美国经济最糟糕的年份，过去两年的任何时候，标普都有机会下调美国主权债的评级，即便在金融危机之初不合适，那么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出笼之时也不晚。事实上，来自中国的评级公司大公国际在2010年11月就曾下调了美国的评级，将其评级由AA调整为A+，理由就是美联储采取的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了美元贬值，以及美国信贷危机持续和深化的明显趋势。这样的举动完全侵犯了债权人的利益，表明美国偿债意图下降。而标普的理由则是美国决策者可能无法就如何在2013年之前解决中长期预算问题达成协议；如果届时该协议未能达成并有效执行，会使美国的财政状况比同等的AAA级主权国家更加脆弱。联想到此前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政府预算削减方面的冲突差点导致联邦政府关门，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国政府发言人在第一时间对标普所作的评论的确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并不专业。
　　资本市场的走势表明，脆弱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标普决定公开评级的当天，道琼斯指数跳空低开200多点，此后低开高走，收盘跌幅已经收窄为120点，跌幅仅有1%，第二天则上涨0.5%，第三天上涨1.5%，第四天则上涨0.42%。道琼斯屡创新高，已经冲到了3年来的最高点12505点。
　　反观中国股市，4月19日当天大跌1.9%不止，第二天稍有回升，第三天还未能收复失地，第四天又出现下跌，跌幅达0.53%。标普的一个动作，不但没有打下道指，反而助推道琼斯创新高，而上证指数却下挫回踩3000点，这不是美国政府发烧，中国股市吃药又是什么？
　　什么叫受制于人？这就叫受制于人！借给美国那么多钱，美国念你好吗？不，美国不但不念你好，反过来还说你害了他，正是因为你有钱，而且借给他，才让他如此放纵。乱花不属于自己的钱，透支别人的钱，才导致了金融危机，这就是强盗逻辑，也是美元逻辑。美国的霸权基础不是军事，不是科技，而是美元。正如标普的评价：美国经济有弹性，多样性强，美国的有效货币政策支持了产业的增长，同时遏制了通货膨胀，全球对美元的偏好使美国获得了独特的外部流动性。
　　中国的3万亿美元就是这种外部流动性。对于我们而言，与其被动呼吁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负责任，不如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主动减少外汇储备的增长，藏汇于民也好，对外投资也好，只有主动出击才能化解风险，才能对自己真正负责任。
　　

　　刘纪鹏：通货膨胀实质是货币现象 三率齐发
　　明病源方能对症下药。要解决我国当下让人头疼的通胀问题，须对通胀的成因有完整的认识。虽然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的通胀主要是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背景下，为对冲大量外汇，货币投放过多所产生的流动性过剩。所以，我国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货币现象，而不是商品现象。
　　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Easing)最初由日本央行于2001年提出，是指央行通过买入政府、企业债券等途径大量印钞，增加基础性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利率杠杆等传统工具不同，量化宽松政策被认为是政府在经济困难和通缩背景下的极端措施。
　　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陷入低谷，华盛顿先后采取两次量化宽松政策，将合计近9000亿美元的资金注入市场以提振经济。而这些超量印发的美元必然在全球各地寻找投资机会，以各种形式进入投资前景更好的新兴市场国家，从而进一步催生资产泡沫，推高物价水平。我国便是这些超印美元的主要流向之一。
　　流动性泛滥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消费领域表现为通胀，在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则表现为资产泡沫。
　　同时，因量化宽松而引发输入型通胀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大量美元流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导致这些国家普遍发生了严重的货币输入型通胀。去年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CPI分别达到9%、8.8%和6.5%；今年第一季度，巴西和俄罗斯的CPI分别为6.08%和9.5%，全球通胀形势均十分严峻。
　　我国通胀的根源在于流动性泛滥，那么治理通胀的关键便在于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我国央行频频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试图用传统两率控制通胀，但效果实难令人满意。因为传统两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超印，只能回收一部分流动性，而回收的流动性与央行为对冲外汇储备增长所印发的货币量相比是微不足道。
　　以存款准备金率为例：此次央行上调0.5%的准备金率，大约冻结3600多亿元银行资金，但据央行最新统计，短短3个月内，我国外汇储备便增长了1900多亿美元。为了对冲这部分外汇储备增量，央行必须向市场注入约13000亿元人民币，是上调准备金率冻结银行资金的3.6倍。
　　此外，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给银行业整体带来了巨大压力。
　　今年1月，由于春节临近与上交准备金的双重压力，银行流动性普遍告急，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飙升。为此，央行两次向市场注入3500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以解燃眉之急。虽然1月的流动性紧张最终因央行出手而化险为夷，但存款准备金率再次上调后，类似的危机是否还会出现实在令人担忧。可见，仅仅依靠传统两率治通胀，实在力有不逮。
　　因此，笔者的设想是，要想治理我国现阶段由量化宽松引起的输入型通胀，必须启用汇率政策，以汇率为主，三率齐发治通胀，或许才是上上之策。
　　当然，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事关重大，其背后隐含的世界财富重新分配问题已跳出了简单经济问题的范畴。但是，美国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不断逼迫人民币升值，如果我们只是被动接受升值后果，不主动调整，只会逐步丧失在汇率上的主动权，致使外汇储备不断贬值与国内通胀不断加剧。
　　在中美两国的汇率博弈中，我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所以，我国应变被动为主动，以按自己步调不断调整的升值模式，先发制人，或将化解国内的通胀困局和国外的政治合围。
　　具体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我以为汇率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人民币升值能降低大宗战略性商品进口成本，抵消工业品传导性压力，有效抑制通胀。人民币升值后，石油、铁矿石等大宗战略性商品的进口价格将会有所下降，继而进一步拉低国内生产成本，从而最终起到降低物价的效果，抑制通货膨胀。
　　第二，人民币升值能减少贸易顺差，减缓流动性泛滥，并帮助央行消化过高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后，我国的国际贸易中进口的比例会有所扩大，贸易收支顺差将会减小。同时，我国外汇的流入速度将会有所减缓，一方面能够减少央行因对冲外汇增量而投入市场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能逐步化解过高的外汇储备。这样一个调整过程，也正是我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逐渐解决的过程。
　　而要想三率齐发，釜底抽薪，我国就必须构建以汇率政策为主导的新调控模式，在有效解决通胀难题的同时，切实保障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许小年：保障房降房价可能性不大 加息步伐落后
　　中国住建部部长姜伟新要求，今年的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是中央政府向全国人民的承诺，是改善民生的标志性工程，各地必须在11月末以前全面开工。目前，包括北京、深圳等地保障性住房的开工建设计划执行情况并不乐观。保障房是否是解决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法宝？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1、土地供应总量是固定的，用于保障房的多了，用于商品房的必然减少；
　　2、房价的症结在于地方财政，不解决地方财政问题，房价就是打不开的死结；
　　3、如果将调控进行到底，资金链条首先断裂的可能是地方政府，而不是开发商。
　　话题一保障房能否降低房价？
　　本报：1000万套保障房11月末必须开工，规模如此庞大的保障房投入市场之后，能否解决当前房价过高的问题？
　　许小年：现在房价过高就是供需失衡的反映，而房地产的瓶颈制约因素又是政府垄断的土地供应。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决定当期房价的不是当期的供给和需求，而是预期的供给和需求。18亿亩红线已在社会上牢牢地建立了土地稀缺从而房产稀缺的预期，干预房地产的18般兵器又大大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当期开发规模随着销售额的萎缩而减少，势必引起未来供应量的下降，调控政策强化而不是削弱了供应短缺的预期，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房价上涨的压力。

　　保障房是否可以增加供给，扭转供不应求的局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保障房本身就问题重重。盖房的土地在哪里？资金在哪里？交通、商业、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谁负责提供？有无足够的建筑施工能力？怎样保证施工质量？保障房建成后如何分配？市民是否愿意去住？
　　即使保障房顺利建成，商品房价格也不会因此下降。这是因为保障房主要满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能够分流的中端和高端需求有限。由于18亿亩红线的硬性约束，土地供应总量是固定的，用于保障房的多了，用于商品房的必然减少。
　　话题二房价的症结在地方财政？
　　本报：除了供需关系以外，还有哪些因素在影响房价，当前房价的症结在哪里？
　　许小年：除了土地，对市场预期产生较大影响的就是货币政策。因加息步伐落后于通货膨胀，实际利率长期为负，通胀预期抬头，购买实物资产的需求持续旺盛。在买比不买强、晚买不如早买的心理驱使下，假证明、假离婚、个人购买转为公司购买等手法流行，严厉的行政手段也无法压制坚挺的当期需求，房价并未出现显著回落。
　　如果政府下决心将房地产调控进行到底，是否能够改变市场的预期？也许可以，但问题是调控能否进行到底？前几次楼市调控，一旦政策松动，价格立即报复性反弹。与前几次不同的是，在控制通胀的总体方向下，政府愿意牺牲一两个百分点的GDP，以求房价的下降。但是地方财政可能成为新的掣肘因素。
　　房价的症结在于地方财政，这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房价中约40%到60%为地价和各种费税，也就是地方财政收入，不解决地方财政问题，房价就是打不开的死结。
　　有人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财权过分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地方不得不另辟财源，土地财政应运而生。这个分析看上去有道理，但并不准确，地方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是支出增长过快。
　　话题三调控后资金链断了咋办？
　　本报：宏观调控政策继续进行下去存在难度，那么解决房地产市场问题的途径在哪里？
　　许小年：房地产调控令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如果将调控进行到底，资金链条首先断裂的可能是地方政府，而不是开发商，那时怎么办？如果沿着行政干预的思路走不下去了，房地产市场的希望又在哪里？
　　和金融业一样，要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的问题，仍然要靠改革和开放。具体而言，开放土地一级市场，增加土地供应，平抑地价和房价，彻底改变土地和房屋越来越稀缺的预期。土地的市场配置将消除土地财政，为了平衡地方预算，需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改革的重点不在中央和地方财权的划分，而在政府职能的准确界定，以及公众对财政和税收的监督。政府应弱化其经济功能和投资功能，裁减冗员，削减政府消费，将有限的税收收入集中在公共服务和民生上，民生项目包括了保障房的建设。换句话说，财政改革重在节流，而不是开源。
　　人物简介：许小年1953年出生，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自199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还曾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有评论说，他看似惊人的言论之下，隐藏着经济学家的独立精神和最朴实的市场经济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