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 :警惕量化宽松III
　　全球经济正在走向新的二次探底，它可能会出现在2011年三季度，与2010年夏天的情况类似。
　　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衰退正在加速，未来12个月可能会下降20%。由于对房地产行业流动性的限制和地方政府融资的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将在二季度显著放缓。全球经济可能会在2011年夏天再次调整。
　　对于新的二次探底的恐惧可能会促使美联储推出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QE）。新政策可能不会叫做QE III，但其实质为量化宽松无疑。尤其是，这种恐惧可能会导致油价下跌，从而缓解对通胀的关注。QE III的主要目标与QE II一致，即支持美国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虽然这一政策可能会提振资产市场，但却会导致油价与通胀再次上扬。
　　当美国国债市场崩盘或中国货币升值预期变为贬值预期时，真正的经济二次探底就会出现。时间很可能是2012年四季度，可能在美国总统选举完成之时与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后出现。滞胀日趋严重
　　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延续了去年滞胀的趋势。在美国，尽管经济增长似乎停滞，通胀的蔓延却显而易见。新的货币刺激政策的通胀成本远高于其创造就业机会的好处。欧元区2011年的通胀率很可能会两倍于经济增速，这符合滞胀的标准。
　　中国报道的一季度经济增长率高达10%。用电量较去年上升12.7%，这是经济强劲增长的明证。尽管其贸易额上升不少，但价格因素仍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港口目前处境艰难，说明贸易量疲软。全球消费数据也证实中国目前的贸易状况较差。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政府投资，中西部省份的依赖性尤其明显。
　　通胀问题显然在恶化。尽管讨论通胀时，官方的注意力总是从一个产品跳到另一个产品，但整体趋势非常令人担忧。价格一旦上涨，就会涨得很厉害。比如尽管蔬菜价格略有下降，但水果价格却一飞冲天。
　　问题的根本在于，十年的快速增长带来的大量货币储备正在转化为通胀压力。尽管货币供给增速放缓，但仍然比潜在的GDP增速快50%-60%，这仍然在不断加剧通胀压力。
　　有几个原因将会导致世界经济增速在2011年下半年大幅度放缓。全球金融市场可能会经历重创，比2010年中期那一次更加严重。当时，美联储推出QE II救市。这一次美联储可能会推出QE III来应对即将到来的严峻形势，但其效果将大打折扣。
　　首先，受房地产价格进一步降低、油价飙升因素影响，美国经济将再次下滑。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崩盘。但是目前的价格还没有充分下调。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才刚刚进行了一半。当美联储大幅度降低利率，联邦政府为首次购房者推行税收鼓励政策时，这给业主带来了希望。但熊市依旧。那些持有负价值资产的业主现在没有理由不破产。美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开始第二轮崩盘。
　　第二，不断上升的油价已经抵消了低利率带来的好处。考虑到油价已经上升的幅度与升值潜力，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成本似乎已经超过了其利好。所以，如果油价不降，美联储不太可能再次降息。
　　油价高企是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通胀率上升的罪魁祸首。尽管很多人相信美国经济将会在第二季度反弹，但是如果油价没有大幅回落，反弹的可能性就很小。而一旦二季度的结果令人失望，二次探底的恐惧将再度浮出水面。
　　第三，中国货币紧缩政策让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出现了流动性紧张的现象，导致他们在2010年下半年支出大幅度减少。自2008以来，地方政府支出与房地产行业一直领跑中国经济增长。他们的融资困难肯定会导致需求减少。过去八年，中国用电量年均增速高达13%。而今年一季度上升了12.7%。今年下半年用电量会大幅降低，有可能低于10%。 货币政策或将再度放宽
　　美联储不会仅仅因为增长无力放宽货币政策，但加之证券市场不断贬值的因素，它很可能会推行宽松政策。
　　美国房地产市场承受着美国收入增长疲软、房产价值下降与高负债率等诸多问题，证券市场是惟一可以找到安慰的地方。证券市场贬值是可以自我实现的，因为它能够影响消费，从而影响企业收益。去年夏天的证券市场疲软迫使美联储推出QE II，其直接影响，如果从对国债收益的影响来看，是有限的。但是它却在四季度推高股市，促成了经济反弹。这种影响在第一季度被逆转，部分原因是由于QE II对于油价的影响。
　　伯南克显然对油价很担心，尤其担心高油价会降低家庭消费能力。尽管他拒不承认，但他一定知道美国货币政策是推高油价主要因素，甚至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尽管经济增长、就业和房地产市场都非常疲软，权衡考虑，他也不能再拓展量化宽松的时间和范围。
　　全球证券市场表现似乎会影响油价。证券市场贬值，石油市场会担心需求疲软，所以油价下跌。如果证券市场三季度大幅贬值，油价也将大幅降低，就像去年夏天一样。这就可能迫使美联储再次放宽政策。这次放宽政策可能不会叫QE III，但其实质就是量化宽松。这一轮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小于QE II，但对通胀的影响将加剧。这将让美国经济在滞胀的深渊中陷得更深。
　　中国的货币紧缩政策导致房地产业与地方政府出现了流动性紧张的现象，但影响比较有限，因为他们采取了拖欠其供应商货款的策略。这种策略只能维持到目前这个阶段。三季度经济增速很可能会大幅放缓。
　　那么中国政府会为了应对经济放缓而放宽政策吗？我认为不会马上就放宽。通胀问题很显然正在引发社会不稳定。目前的政治成本过高。所以美国可能会先于中国放宽政策。而一旦美国占了先机，中国政策空间就变小了，因为不断飙升的油价会导致通胀压力居高不下。 错误的药方
　　通胀是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产生的。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一旦不顾通胀而延续这种政策，就会带来更深刻的问题。
　　如果通过刺激政策不能使经济复苏，就说明有结构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正阻碍着经济增长。但是大多数政府并没有政治意愿或者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像大量印发钞票一样的简单解决方法，这导致了滞胀。
　　以美国为例。美国显然在承受着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比如建筑业衰退和家庭财产的损失。它们使得经济复苏更加困难，并且如果问题加剧的话，复苏会更加缓慢。但更大的问题是供给面的结构性低效与支出面上不可持续的社会福利。过去的泡沫把这些问题都隐藏起来了。所以将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全部归咎于金融危机是错误的。
　　医疗、金融和军工企业占美国经济的30%，比其他发达国家的比例或30年前的美国高1倍还多。目前，美国生产同样的产品要多支付15%的成本。经济增速当然会缓慢。但美国政府正试图通过刺激需求面来解决供给面问题。结果不仅原来的问题解决不了，还会产生新的问题--通胀。
　　美国不断膨胀的医疗成本既是需求问题也是供给问题。美国医疗体系的设置使供给面将价格定的很高，而价格上涨的时候，医疗体系并不会抑制需求。这种情况要不改变，要么美国就得被其拖垮。我认为，美联储再多的货币刺激也不能让美国经济再次快速增长。
　　中国的问题是国有部门在经济中占比过高并且不断增加。据我初步估计，国有部门开支占全国GDP的一半。两年前，国有部门在供给面比较强大，而现在变成了需求面。公共部门开支的低效问题很容易辨识。过去三年，各地形象工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效率降低是通胀的主要因素。国有部门现金流为负值。这一问题随着国有部门支出的规模不断扩大而加剧。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伴随国有部门的扩张，货币供给的增长需要更快。
　　这给中国的货币紧缩努力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它对于国有部门开支的影响也是断断续续的。可能需要暂停很多在建项目。随着闲置项目变为废弃项目，很多人的利益将受到影响，因此继续推进这些项目的政治压力会很大。现在还不知道中国的紧缩政策能持续多久。如果因为政治压力而放宽政策，那么通胀将再次上升。
　　金融市场可能会在三季度出现动荡，可能促使美联储推行QE III或者类似的政策。这会使美国滞胀问题更加严重。中国的紧缩政策也很难维持。美国与中国都面临着结构性问题，仅靠货币政策是解决不了的。错误的药方可能会将全球经济推入另一场危机，它有可能出现在2012年最后一个季度。
　　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财经)

　　梅新育：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有何阴谋？
　　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至少从2009年以来，这已成某些西方企业大声抱怨的主题。早几天，原美国商务部长、即将走马上任驻华大使的骆家辉也加入这个阵营，指责中国投资环境的声浪一时更趋高涨。
　　据称，由于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政治经济地位相对上升，中国政府在外国政府和企业面前表现出了新的傲慢姿态，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环境也艰难了许多；谷歌退出中国内地市场、力拓胡士泰案件……都被引为依据。前不久中国欧盟商会发布首部研究中国公共采购市场的调查报告--《中国的公共采购：欧盟企业在中国参与公共采购合同竞标的经验》，中国美国商会发布2011《商务环境调查》，无不如此。那么，这些指责果真能成立吗？是否更多暴露了指责者的思想误区？
　　我们从来不认为我国营商环境尽善尽美，也高度重视改善投资环境，因为中国吸引投资的着力点必然要日益转向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公共服务、人力资源质量等方面，而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共享的，去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也体现了这一点。将歧视外资企业的帽子扣到20多年来以对外资超国民待遇而闻名的中国头上，未免不可思议；倘若与外商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对照，这些抱怨更显得苍白。因为即使在2009年危机高潮时，中国引进外资降幅也是全世界最小的。去年全球跨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下跌35%，其中巴西、印度分别下跌50%和19%，而中国只下降了2.6%。发达国家中，英国下降93%，美、日分别下降57%和53%，去年以来，中国引进外资规模再度快速增长：2010年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7.44%；今年首季，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29.42%。倘若中国果真歧视外企，对华外商投资还怎么增长呢？
　　说穿了，就短期因素而言，自从《意见》开始酝酿以来，某些投资者就在制造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舆论，希望借此制造压力，希冀中国政府在《意见》中给予更好的待遇。这是一种政治策略。某些外国投资者希望维持超国民待遇。还有，美欧企业与同属东亚的日韩企业相比，姿态太高，总不肯放低身段了解东道国市场，适应东道国市场要求，总是高高在上地要求别人迁就自己的习惯和规则，这些抱怨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体现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中国营商环境、外资政策的抱怨中不乏不符合实际的硬伤。
　　上述提到的中国欧盟商会的那份报告称，中国目前整体公共采购市场的价值估计超过7万亿元；而我国官方的政府采购市场规模数据是7000亿元，相差十倍之悬殊，何者为正？何者为误？且看我们的财政统计数据：
　　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68518.30亿元，财政支出76299.93亿元；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32亿元，加上预算安排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00亿元，使用的收入总量为83180.32亿元；全国财政支出89575.38亿元。在财政支出总额中，人员工资、教育、卫生、文化、安全等等领域是不能划入政府采购范畴的。中国欧盟商会上述说法是把2009年全部财政支出都列入政府采购范畴了，这不太背离常识了么？
　　又如美国亚洲协会新近发表的一份讨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报告称，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即将迎来新一轮指数级飙升，2009年底海外直接投资存量总计约2300亿美元，到2020年，中国企业将在世界各地积累1万亿至2万亿美元资产。实际上，根据《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457.5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亚洲协会报告所说的2020年中国企业将在世界各地积累1万亿至2万亿美元资产，如果指的是境外中资企业资产总额，那既然2009年末已突破了1万亿美元，2020年就不会只有2万亿美元；如果指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1年间从2457.5亿美元猛增至1万亿至2万亿美元，根本不可能。不知报告撰稿人到底读过中国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没有？
　　在具体要求方面，美欧企业及其代言人的要求相互冲突之处甚多。中国欧盟商会颇为抱怨：中国的政府采购有一大部分(约为80%)是在地方进行的，但《政府采购协议》控制清单中不含任何地方政府机构；同样，国有企业为公共项目进行的采购也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市场中占有很大比重，但纳入的国有企业的清单与初步出价清单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中国美国商会去年的白皮书也提出了类似的抱怨。难道国企应完全纳入政府采购范畴？20多年来，我国企业改革的方向一直就是推动政企分开，政府主要作为股东而监督国企，哪有反其道而行之之理？西方、特别是美欧国家不是一直赞扬我们国企改革政企分开的方向和成就么？
　　所以，在华外企，尤其在华美欧企业，与其抱怨，不如多多反躬自省。

　　龚方雄：未来十年中国将超美国 成第一大经济体
　　随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发布，有关我国可能遭遇未富先老困境的担忧再起，对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也开始出现。对此，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7日在第七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论坛上表示，对中国经济发展看法比较乐观，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龚方雄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走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要看在未来十年中能不能突破三个瓶颈，即品牌、技术、资源，这是中国目前最缺乏的，如果能有效突破这几个瓶颈，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保证。
　　对于中国能否突破这些瓶颈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龚方雄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华民族具备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特征，一个是中国人很勤奋，另一个就是企业家创业精神很强，这有助于打破上述瓶颈。
　　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华为等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品牌，而且目前中国在高铁方面的技术已经世界领先。在盘点了中国经济的可喜变化之后，龚方雄又进一步判断，未来在金融、医疗行业，中国还将出现国际知名品牌。
　　基于上述分析，龚方雄认为，伴随着中国品牌崛起，技术创新，中国产品在国际上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竞争力，人民币汇率在未来十年也将翻一番。
　　在保持人民币升值的判断基础上，龚方雄指出，未来十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吴敬琏：发展方式不转变 就不能断言走出了危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近日说，虽然十一五什么都没有发生说得夸张绝对了点儿，但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规划中对转型的要求实现程度不高？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十二五期间，我们把转方式提到如此重要高度和紧迫程度的原因所在。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我们就不能断言已经走出了危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包括储蓄和消费的失衡。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是依靠效率增长，提高整个经济的附加值。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近日撰文说，在转方式调结构的今天，不少地方政府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解为上新的项目，提出无项目就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只要还是只讲速度，不讲质量和效益，即使上的项目技术含量再高，也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此外，中央希望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在十二五期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7%左右，以便调整结构，让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然而由于经济增长主义的惯性，一些地方政府显然对放慢速度积极性不大。经济增长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生，造成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失衡。
　　清华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最近撰文说，当前个人所得税税制必须全面、彻底、系统地改革，改革中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首先，必须要明确，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不支持西方式的高税额、高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倒不如彻底改换思路，承认当前的社会现实，先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幅度，用一个比较平、比较低的(如上限为20%以下)税率对百姓征税。其目的是为了引进这个税种，让全社会能自觉纳税，提升纳税意识，而不在乎能征多少税。
　　第二，在技术层面，需要统一考虑居民所有收入，包括工资所得、资本分红及其他所有收入，都要合并纳税。同时要考虑百姓的家庭负担，所有身份证号，或者被认定为某一位纳税人的赡养人口进行抵税，或者成为被征收对象。
　　第三，税率要尽量简单，减少各种非赡养人口之外的抵扣。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一个基本教训就是，个人所得税不能成为政府执行各种具体政策的替代品，不能因为短期内政府需要鼓励或惩罚某种经济活动，而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修修补补。这势必会带来纳税成本的大幅提升。
　　世界各经济体在个人所得税问题上有大量丰富的实践。其基本经验在于，纳税收入必须要和社会福利挂钩，个人所得税必须简单，个人所得税必须要以较平的税率来征收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也要简化社会的征收手续，但税基应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