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鸣：美国或将开动第三轮印钞
　　美国债务危机一触即发，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财长盖纳特称拿宪法作保障，不会欠账不还的。但是，美国财长没有保障说，他们是以印钞的方式来还债的，这实际上是变相赖账。这等于要全球都清楚，美元势必要贬值，以免因他国不信任而抛售美债。但是，诡异的是，正是因为贬值才会使得各国要抛售美债。全球现在不担心美债能不能还，更关注能不能足值的甚至超值的还钱。
　　美国财政急了。美国在十天前已经是到达了14.294万亿美元的举债上限，无力偿还国债的危机一触即发，对此盖特纳就保证，美国一定不会拖欠债务。他指出，美国永远不会拖欠债务，美国永远不会将自己置于让众人相信我们欠钱不还的境地。若这么做将使我们政府陷入灾难性的失败。这些钱有多少呢？如果以5元美钞叠起来已经要抵达月球。怎么能够达到还钱的目的呢？盖纳特称，我们的计划是促使国会通过提高上限，我们的替代方案还是促使国会通过。另外，美国财长还不得不承认，美国经济复苏步伐不如预期，美国仍处在失业的危机当中，而且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仍需要好几年，不过他表示美国的经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走。
　　他们指宪法为誓还钱，但是，没有保障美元不贬值，不足值的钞票还债，实质上是对债务人的赖账--一种隐晦的赖账。脱了黄金规制的美元，虽然以美国国家信用作为保障，但是现在到了拿宪法来保障还钱的地步，我们不知道这种危机是一种什么样的危机，很可能是整个美国国家信用动摇的危机。
　　约翰逊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他不无担忧地指出，债务上限不增加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美国的全部信用体系，还有世界上其余大多数国家的信用体系都是建立在美国政府债券是无风险资产这个概念上的。虽然美国宪法没有任何条款规定美国永远都会偿还其债务，但美利坚合众国200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国家可能是史上最佳风险投资对象了。
　　

　　张化桥：股民为什么不自信 为什么信仰如此脆弱
　　在海内外股市，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三种有趣的现象：
　　一是绝大多数人都急于聆听别人的意见(不管是专家还是杂家)。而且，大家也都很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看空的人有道理，看多的人也不错。于是，专家们就经常收到演讲的邀请，生意兴旺。股民们见了庙就拜，见了菩萨就烧香。这可不限于普罗大众，也适用于一些养尊处优的投资经理们。
　　二是绝大多数股民很容易在极短的时间内抛弃上星期刚刚从演讲中听到的专家意见，因为今天的演讲嘉宾好像听起来更有道理。当然，这意味着股票要换，资产配置要调整。
　　三是绝大多数股评人士和证券分析师对股价的预测都是在目前价格上再加上15%，或者减去15%(小心的人们只是加减10%而已)。你有没有听过如下的专家意见？这只股票8块钱买入，7元止损，9元卖出！。对宏观经济指标比如GDP、通胀、汇率等等的预测，也是如此。可是，大家都知道，市场不是这样走的：股票一年内翻几番，或减值大半，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预测股票指数的点位方面，可笑的故事就更多了。
　　为什么股民们包括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如此胆怯？为什么他们的信仰如此脆弱？我和同事们有时笑谈这种现象，但大家都没有答案。我猜想，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
　　大家没有做足功课，对1000只股票都知道一些大概，而对每一只股票和它们背后的公司的精髓都不太了解。在计算机面前一坐就是一整天，但是并没有花时间弄通一件事。我们听了许多专家的看法，但都是别人用勺子喂给自己吃的。所以，我们所持的股票一旦下跌10%，我们便怀疑别人知道的多过自己，我们也许中了埋伏，于是斩仓止损。反过来，如果我们所持的股票突然涨了15%，我们就不知道还是否应该继续持有。电视上和收音机里，专家们对股票的点评也很可笑：他们可以解答任何人关于任何股票的疑惑，其渊博和自信实在让人佩服。
　　理论上，每个专业的股票分析员都应该对他们自己所负责研究的那十几只股票和它们背后公司的业务相当熟悉，应该敢于拍着桌子作出更大胆的预测，但是，他们很少这样做。
　　原因有三：一是他们的工作相当艰难，几乎无法去做。你想想，预测短期(几个月或者一年内的股价和汇价)谈何容易。即使你的基本面分析百分之百正确，市场不见得肯配合。分析师们也许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一般都很谨慎，不愿意太大胆，他们的工作不允许他们看得太远。英文里有句话很恰当：谁也不想把脖子伸出来让别人砍。二是股票分析师们经常忙于事务性的工作，比如为基金经理们安排访问公司、组织会议、内部管理等等。三是忙于销售自己和销售自己的观点，没有太多时间做研究。这听起来很有讽刺意味：没有时间做研究，但必须花大量的时间销售自己的研究成果。别笑，这是生意经。2002年，本人在跟某基金经理推介一只股票时，没想到他是真正的专家，我被他的几个基本问题问得浑身冒汗，因为我回答不上来。他穷追不舍，直到我差点昏过去为止。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我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从此，我发誓不再做路演，除非万不得已。
　　股票投资的事儿，只能洁身自爱。那我们究竟如何解决缺乏信仰的问题？我觉得，两个办法可能很有效。
　　一是逼迫自己只投资完全弄懂了的股票。很多国人近年来开始谈论到海外买股票，我不敢苟同。如果你的资金在一亿元以下，你投资海外股票所遇到的研究成本和交易成本会抵消你可能创造的回报。投资身边最熟悉的资产永远是最好的策略，全球如此。不要害怕跑输了别人。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你生怕错过了机会，你就不能坚持长期的态度。
　　二是逼迫自己看长期(5年以上)。这说到容易做到难。去年底，本人自以为在美国发掘了一个十倍股(ten-baggar)，买了很多，但是它连续半年来一直下跌。起初，我记住巴菲特的教导，追加了很多，不亦乐乎。但后来，它的股价继续下跌。我的底气越来越不足了：我是不是看错了？这时，它已经占到我的资产组合的20%了，好在它的董事长最近提出把公司私有化才让我挽回了信心。
　　

　　水　皮：中国股市或成提款机 政策底是被谁砸破的
　　戴相龙是前央行行长现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尚福林是前央行的副行长现任中国证监会的主席，俩人同时在上海出席陆家嘴金融论坛，释放出来的政策信息却截然相反：戴相龙确认的是社保基金的确又向市场投入了100亿的资金，而尚福林带给大家的则是国际板开设的时间越来越近这样模棱两可的信息。
　　后果是相当的严重，如果说戴相龙透露的是维稳信号或者说是股市政策底信号的话，那么，尚福林的表态无异于砸盘，这会是一个证监会主席的本意吗，或者真的是市场的误读？但是不管是何种缘由，大盘都开始黑色星期一的暴跌，即使国际板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至少也是一根被点燃的导火索。
　　上海会不会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一定会的。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愚蠢，这种愚蠢就跟香港还幻想和上海平分秋色一样，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个大国崛起的必然，就和当年纽约的成长一样，上海背后是中国，纽约背后是美国。上海能不能取代香港并不取决上海的股市有没有所谓的国际板，也没有拿国际板来涂脂抹粉的必要，更不用说以此作为政绩工程。既然如此，管理层真的很有必要认认真真地想一想，市场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反映，为什么一个管理层热衷的项目那么不招投资者待见，上上下下的分歧为什么那么大？是投资者太保守了，还是管理层太冒进了；是投资者太排外，还是管理层太崇洋；是投资者太自卑，还是管理层太自信。
　　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相比，国际板无异是一种洋跃进。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以人民币计价发行的外资企业募集的资金是在中国境内使用还是可以跨国投资？中国的股票至今实行审核制，如何让备案制的国际惯例对接？再融资是否还要中国证监会的审批？创业板这个退市细则都推不出来，难道国际板也来一个不死鸟制度？当年港股直通车贸然定点天津试点没有经过证监会协商，最终温总理出面叫停，今天国际板是否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体谅而协作放行？难道国际板仅一个采用国际通用财务法则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更何况，中外财务差异究竟以何为主？
　　和创业板伪市场化导致的三高现象比，国际板极有可能将中国股市圈钱的恶习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股市极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提款机。表面上看国际板的开设为中国人提供了海外投资的渠道，但是与此同时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在中国的融资渠道，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只是借钱给美国人，国际板开通的融资就变成了直接送钱给美国的或者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世界500强也是人家的公司又不是中国的企业，借钱是有利息的，以直接融资圈的钱连本都不用归还！世界500强何乐而不为？创业板超募我们可以说肉烂在锅里，国际板又该如何？证监会在国内能设超募账户管理，对国际板的500强也能如此计划管理吗？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外资流入中国的热情不减，外汇占款人民币的投放的对冲压力也是与日俱增，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已经造成了新一轮的融资难。在中国政府倡导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解决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同时又减少通胀预期的货币因素的情况下，首先满足的应该是急需资金的中国企业，管理层把工作重心放到为跨国公司融资服务上去，目的意义均不能让人理解，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何况，中国的投资者手中有限的资金并不是无底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性在国际板上荡然无存，这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国家利益，IMF会让我们的周小川行长当总裁吗？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之所以跑到中国来抢公司，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国该上市的差不多都上市了，没有什么优质资源能吸引投资者，我们何必要反其道而行之呢？配置些老掉牙的500强鸡肋又能提升多少中国股市的品质，他们又有多少未来？
　　和从紧货币政策导致的市场低迷比，国际板不管是大是小，对于资金都是一种分流，流动性都将承受重要的考验，在创业板泡沫破灭、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公募拼命减仓的情况下，只会起雪上加霜的作用。短短一个月，偏股型基金仓位已经从接近88%跌破70%多，接近60%的底线，彼时的国际板难道不可能是此时的创业板第二？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事少干不行吗？
　　当然，国际板如果真的挂牌未必就会拖累A股的估值，平均17倍的市盈率还有什么可拉低的？汇丰要的是挂牌的话只会带动中国金融股的爆发，毕竟那样的公司市盈率是中国银行股的两倍。我们要解决的不是人家为什么有25倍，而是我们为什么不到10倍，管理层多花点心思让A股大盘蓝筹的估值和国际接轨该有多好。投资者会感谢你们，上市公司会感谢你们，政府也会感谢你们的。最起码，用不着中石油大股东自掏腰包来增持中石油的股票，中石油也会感谢你们的。一方面让中国的大型国企出血维稳，一方面让跨国500强来中国市场抽血，这摆的是什么pose，非常6+7啊？！
　　

　　樊　纲：东亚各国互持货币应常态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上周末开幕的上海论坛2011上表示，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在金融危机之后逐渐显现出各种弊端。他建议，亚洲各国可以从目前的货币互换为基础，逐步建立常态化的货币互持机制，以减少国际货币体系中对美元的依赖。
　　樊纲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都开始意识到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在各种改革措施中，建立全球统一的超主权货币尚遥遥无期，而特别提款权的充分利用也进展缓慢，有待研究。
　　为应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的各种危机，樊纲表示，亚洲各国应当展开主权货币互持以促进储备货币多元化。现在中国已经与八个经济体之间建立了货币互换机制，但这样的机制大多用在危机处理上，不属于日常的机制。我认为这种机制完全可以常态化，各国有更多的外汇储备选择，就能更少地依赖美元。樊纲说道。
　　在他看来，亚洲国家进行货币互持，一方面可以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在市场参与者逐渐增加以后，主权债券的定价机制也会随之形成完善；另一方面也会打通亚洲各国的利益隔断，使得亚洲国家对彼此的宏观政策更加关切，从而形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樊纲同时也透露，现在已经有多个东亚国家表示愿意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
　　

　　龚方雄：A股下跌非理性 成长关键靠创新
　　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严重挑战。这是因为我们要实现与过去30年来走过的模式不同的增长方式。要解决这些困难，一定要产业创新和制度突破。日前在第五届富国论坛上，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一语中的。
　　龚方雄称，过去三十年间，人口红利，以及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制度创新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人口老龄化已经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挑战。人口老龄化可能会拖累城市化步伐。如何通过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将这一问题从经济发展的包袱转为一个经济增长点，值得关注。
　　此外，中等收入陷阱亦值得思考。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当人均GDP发展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阶段，即已超过了刘易斯拐点以后，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导致企业利润下滑，进而使得经济体动力缺失。龚方雄特别指出，美国通过不断的技术革命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而日本靠拿来主义成功突破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那么中国经济未来成长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龚方雄表示，能否实现体制与制度性的创新和突破，是当前中国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与机遇所在。他表示，消费服务业，将成为此轮经济转型的新方向。
　　龚方雄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老龄化进程会伴随着医疗保健服务业的需求成长。目前，医疗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3%左右。而美国医疗保健行业占GDP比重一般是15%到20%。将来如果这个产业像过去10年房地产这个产业发展的话，无疑给中国经济成长多加了一个引擎。
　　其次，金融服务业同样是朝阳行业。龚方雄举例表示，2009年贷款规模是9.5万亿，当时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直接发债、发股融资就是8000亿，直接融资占总融资量不到10%。可是，在发达国家直接融资站占总融资比重60%、银行贷款只有40%。因此发展空间巨大。
　　而与人口红利耗尽相对应，中国可以寻求劳动生产率的突破。龚方雄表示，过去10年间，中国GDP平均增速为9%左右，而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在6%-7%之间，说明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非劳动力的增长。相比之下，美国作为一个成熟发达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增速在2%左右。他认为，如果未来中国能保持6%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则人民币每年升值5%，也不会降低中国的竞争力。
　　而有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以及自有的资源，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瓶颈。中国经济如果能够在这三个方面有所突破，那么未来5年也好、10年也好、15年也好，中国的经济成长率还是非常高的。关键在于三方面的突破。
　　龚方雄称，目前A股的下跌是非理性的。市场的主要担心在于，一是中国经济会否硬着陆，二是世界经济是否二次探底。龚方雄表示，我的观点非常鲜明，两者可能性都不大。尽管市场仍会经历痛苦的驻底过程，但目前已是买股票的好时机。
　　

　　皮海洲：发审委换届能否换来新希望
　　5月26日，第十三届主板发审委成立大会在京举行。在25名新一届主板发审委委员的组成中，续聘13名，更换12名，更换人数约占新一届发审委委员人数的一半。
　　本届主板发审委的换届颇为引人关注。自2009年6月启动新股市场化定价发行改革以来，新股发行环节所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与发审委把关不严有关。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引起市场高度关注的红枣、扑克等另类公司上市，让人对发审委的把关能力产生质疑。所以，面对本次主板发审委的换届，投资者还是希望能够换出一番新希望，希望发审委尽可能地少给股市输送一些地雷公司与垃圾公司。
　　可是，发审委换届，真的能给IPO带来新的希望吗？我看很难。
　　首先，新一届发审委的工作方向取决于证监会如何评价发审委之前的工作成果。如果对发审委过去的工作充分肯定，那么新一届发审委只需要按部就班就可以了。只有在过去的工作被纠偏的情况下，新一届发审委才会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而从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第十三届主板发审委成立大会上的表态来看，证监会领导对发审委以前的工作是基本肯定的。尚福林表示，我国已经建立了基本适应国情的发行监管制度，自2009年以来进行的两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也基本达到预期效果。由此判断，新一届发审委改弦更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次，发审委的工作方式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也决定了发审委很难真正起到为中国股市把关的作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是发审委的工作大纲，这就决定了发审委的工作是以看材料、听故事为主。谁的材料写得天衣无缝，谁的故事讲得更精彩，谁就能通过发审委的审核关。至于发行人实际情况如何，发审委并不知情。如果这样的工作方法不变，发审委又如何能替中国股市把好入口关呢？
　　其三，发审委是一个权力部门，企业能否上市，生杀大权就掌握在发审委委员的手上，但这个权力部门几乎不承担法律责任。发审委委员有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无非就是谈话提醒、批评、解聘等处理，只有涉嫌犯罪的，才会被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因此，即便发审委将一家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弄上市了，只要发审委委员没有涉嫌犯罪，他们就仍然不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审委委员又何来责任心呢？而没有了责任心，为中国股市把关也就成了空谈。
　　所以，尽管发审委换届了，但投资者要看到IPO的新希望很难，投资者还得自力更生，靠自己睁大眼睛来发现问题，规避风险。
　　

　　许小年：要想控制通胀必须牺牲增长
　　当前的通货膨胀毫无疑问是过去两年货币超发的结果，为避免出现恶性通胀，应该下决心继续紧缩银根，更多地使用利率、汇率等价格手段，辅之以存款准备金手段，将超发的货币收回来。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就像熊掌和鱼不可兼得。想控制通胀，必须牺牲增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5月29日在2011大连-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