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檀：拉登强心针维持不了多久
　　本拉登被击毙是一个政治大事件，并不是重大的经济事件，市场走出一日游行情。拉登之死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通胀时代的结束，反而意味着另类多事之秋的开始。当全球政治、经济失衡，总是一个事件引领另一个事件，一个领袖带出一队手下。
　　市场对拉登事件作出强烈反应，美元上涨、黄金、白银与原油价格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5月2日，美元冲破73.04之后回落，到北京时间19:15分报72.98，同日白银现货价早盘11分钟内下跌12%，走出可怕的黑色早晨行情。
　　市场对于激素的反应不会持续太久，任何一个不健康的市场，都需要不断地注射激素才能兴奋，正如美国需要不断强调强势美元，而中国证券市场需要不断发表昂扬的主流评论。在激素注射之初，市场对于未来产生了美妙的幻觉--美元强大无比，通胀不是问题，等到最初的麻醉作用消失之后，一切回归现实，幻觉只能维持一天时间。
　　美元的弱势将是长期的。
　　股神的判断是美元购买力将继续下降。在4月30日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巴菲特表示，随着通胀率的上升，美元购买力将不可避免地下降，但这并不代表世界末日：我恨通胀，但多年来我们对它已经适应。巴菲特不怀疑美国将提高债务上限，负债还会上升。不过，美国有应对之道，美国能够通过发行更多货币覆盖自己的债务。相对于那些被束缚于一种它们不能控制的货币的欧洲国家，这是一个巨大优势。唯一真正值得担心的是通胀，巴菲特的理念与格林斯潘如出一辙，负债不是问题，美国可以凭借美元的铸币税赖账，值得担心的是美元购买力过度下跌，换句话说，美国国内通胀急速上升。
　　美元购买力持续下降，美国需要做的是控制通胀速度。
　　最近，美国汽油均价正在接近4.11美元/加仑的历史最高纪录，这引发了美国国内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弹，受关注程度已经超过白宫认为是更加紧迫的债务上限问题。美国对欧佩克减产表示不满，并以货币、金融与军事力量，显示目前没有货币可以取代美元的地位。
　　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高位，引发美国国内矛盾非美国所愿；但大宗商品下挫导致全球经济紧缩并使中国等国家在低成本下发展制造业，同样不符合美国发展制造、促进出口的经济战略。因此，毫不奇怪，我们看到了美国一方面以宽松的美元在长时期内缓慢地拉升大宗商品的价格，一旦大宗商品价格在短期内急剧上升，使美国核心通胀率接近2%，美国必然出手打压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农产品对农业大国美国不是问题，事实上，近期全球农产品期货价格下挫，反观中国国内，通胀压力上升而出现了菜贱伤农的悲剧。
　　其他国家有各自对冲美元贬值的绝招。欧元区致力于维持货币信用。今年2月宣布辞职的德国前央行行长韦伯5月2日表示，受有利的大环境与2008年之前进行的改革支撑，德国出色而成功地抵御住了2008年金融危机。他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能够成功抵御此次危机，主要得益于德国央行与欧洲央行的信用，且央行信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尽管此次危机的最终结果还不确定，但央行信用与更严格的政治方针将是未来欧洲货币政策发展的基石。
　　对于产油国而言，对冲美元贬值的方法就是减产提价，使原油价格上升，以对抗美元购买力的下降。在金融危机之时是如此，在后金融危机的美元贬值时代依然如此。中东不愿重演1973年原油价格跳升的旧戏码，此次的原油价格上升将会是震荡中温水煮青蛙的模式。
　　对于中国、东南亚等新兴工业国而言，一方面是央行参与市场抵御汇率上升，国内加息；另一方面是参加全球并购，获得资产收益。未来将是并购大年，无数中小企业将因为不公平的货币被迫退出市场，而其他大企业将参与全球资产与品牌、技术的并购，在困境中求生。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纸币都不值得信任，只有实实在在的资源、好的企业才值得追求。

　　李稻葵：个税已经沦为工资税 体制设计弱智
　　个税修正案草案正在征集公众意见，却遭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炮轰。
　　据了解，李稻葵在刚出版的5月号《新财富》杂志上发布署名文章《个税必须全面系统改革》。在该文中，李稻葵指出，个税体制设计极其简陋，甚至弱智。为此付出巨大的政治成本和社会代价，很不值得。这一弱智观点甫一发布，立即引发强烈反响。
　　在署名文章中，李稻葵认为，在当前的税制下，投资回报的征收税率却比许多人工资的平均税率还要低 。其中，更大的问题在于，资本增值所得却不用征税。
　　不过，在采访中，也有专家认为，不能因个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较小，而低估改革的长期影响，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不利于社会公平。
　　建议实施平税制
　　4月25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据了解，这一征集意见截止日为5月25日。
　　李稻葵指出，在当前国内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财产性收入所得的背景下，这种税制毫无疑问打击了劳动所得，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与GDP相比差距更大。因此，这样一个设计非常不合理，甚至可以称之为弱智的个人所得税制，事实上已经沦为工资税，当然会受到社会各界的诟病。
　　针对目前个税改革中的弊病，李稻葵认为，当前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必须全面、彻底、系统地改革，不能只是局部的修修补补。他提出，个税改革中必须要有新的思路。这个新思路，就是建议中国实施平税制度。
　　他提出了自己的几个观点。首先，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不支持西方式的高税额、高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倒不如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幅度，用一个比较平、比较低的的税率对百姓征税。其目的是为了引进平税制度，让全社会能够自觉地纳税，而不在乎能够征多少税。
　　第二，在技术层面，需要统一考虑居民所有的收入，包括工资所得、资本分红以及其他所有收入，都要合并纳税。同时要考虑百姓的家庭负担，所有的身份证号，或者被认定为某一位纳税人的赡养人口进行抵税，或者成为被征收对象。
　　第三，税率要尽量地简单，减少各种非赡养人口之外的抵扣。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一个基本教训就是，个人所得税不能成为政府执行各种具体政策的替代品，不能因为短期内政府需要鼓励或者惩罚某种经济活动，而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修修补补。这势必会带来纳税成本的大幅提升。
　　他举例指出，个人所得税改革成功的例子也不乏其数，俄罗斯、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爱尔兰都施行了非常简单的平税制度，它们的最高税率在15%左右甚至更低。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纳税人积极纳税，也使得政府的监管成本简化，在很多地方，最终也转化为政府的税收收入提高。
　　因此，李稻葵疾呼，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局部的修修补补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矛盾，浪费宝贵的公共政策讨论资源，使得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不能及时合理解决。
　　专家：45%的最高税率偏高
　　针对李稻葵的上述观点，5月2日，记者采访了多位研究人士。
　　复旦大学金融学院孙立坚教授对记者表示，当下收入越来越多元化，个税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企业家和中产人群面临的税负负担过重；而在对资本性所得与官员灰色收入上的税收执行和监管不力，这样不利于经济活力和社会财富的积累。
　　不过，对于李稻葵的观点，孙立坚认为，提高个税起征点有利于减轻低收入和欠发达地区家庭的负担，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但是，不能因个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较小，而低估改革的长期影响，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不利于社会公平。
　　同时，多位专家也表示当前中产人群的税负过重。
　　知名财经评论家谢国忠表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率过高，最高边际个人所得税率为45%；另一方面，在中国拥有自己公司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个人所得税率就等于25%的企业所得税率。这样一来，导致中国的高税收负担主要落在了中产人群特别是大公司员工的身上。对此，他认为，政府应将最高边际税率降至25%，和企业所得税率持平，同时根据通胀提高每档所得税率的门槛。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研究所所长王雍君也对记者表示，45%的最高所得税率偏高，属于惩罚性的税率；个税改革的重点应该针对高收入阶层，而如今的个税体制事实上打击的是中产人群。至于此次个税草案为何没有下调45%的最高所得税率。王雍君认为，合理的最高等级的所得税率应该不超过30%。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指出，低税率能够消减居民的逃税动机，有利于征税效率的提高和降低征税成本，此次的个税草案也体现了这一趋势。但是靳东升表示，高收入群体的经济来源更多是非工资性收入，从公平性的原则出发，应该对财产性收入多征税、对工资性收入少征税。基于此，靳东升表示，个人所得税的全面、系统改革还需要一个过程。

　　胡月晓：世界经济转型 中国先输一局
　　在这场经济转型的国际竞争中，美国依靠金融特权、欧洲依靠法律载体，在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竞争中，显然已先胜一局。由于中国现阶段仍然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投资型经济的特征仍将长期持续，短期实现经济增长动力模式的难度较大。
　　全球经济转型
　　三年前的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原有新经济下形成的全球经济格局。在旧有的经济格局下，商品流沿着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的路线单向流动，资金流则沿着原路逆向返回。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型经济体系通过提高金融工具，得以完成资金流的闭合循环。
　　金融危机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性经济转型。综观各国的经济转型战略，低碳经济、绿色商业成为转型的方向和核心，各国的产业调整和发展无不是围绕此展开的。
　　围绕低碳经济而发展的绿色商业，既有对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也有新兴产业。在新的商业模式下，新的产业链模式正在形成，其中物联网的产业链模式最为成熟，其上下游间的产业脉络已然清晰、颇具雏形。但就产业成熟程度而言，即使已是处于跨越式发展前夜的物联网产业，产业链上的产业主导者目前仍未出现。正处在培育、形成中的新产业链，必将带来国际经济竞争新格局的出现。
　　旧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但国际经济领域的新格局仍未形成。金融危机后各国均提出了经济转型战略，均希望通过经济转型，占领国际经济的制高点。在大家的转型方向一致的情况下，新的均衡格局难以马上形成。
　　欧美领先
　　世界各国都在谋求经济的战略转型。拥有国际金融优势和国际货币主导权的美国，意图通过借助金融优势，谋求在新产业领域的优势，实现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雄风。
　　按照美国政府公布的经济发展战略，未来美国的转型方向将是生物技术、半导体、清洁能源技术等创新型行业。
　　对美国来说，扩张美元流动性，可实现一箭多雕的目的：短期解美国目前金融困局；长期助推经济转型。美元流动性的扩张将推动资源品的涨价，石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交易商品的涨价，将为美国的新产业创造出发展空间。
　　此外，对美国来说，通过金融优势还可获得资源涨价的收益。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通过掌握定价权，华尔街取得了不匪的收益。
　　金融危机自然也加速了欧洲从传统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欧洲对碳交易、碳税等低碳社会建设的推进向来最为积极。
　　欧洲碳市场的发展不仅已初具规模，而且还不遗余力地以规范、标准的形式向全世界推广。在欧洲，碳管制已开始影响到经济、社会活动的深层次领域，并有被用作国际经济交往中竞争优势工具使用的趋势。
　　根据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的法律框架，自2011年3月起，全球飞往欧盟的航空公司都必须向欧盟提交监测报告，否则将得不到免费排放配额。而到2012年，这些航空公司则必须参与EUETS交易，以保证到2013年能够分配到足够的排放配额，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甚至被强迫停航。
　　中国起步先输一局
　　除了海外金融资产贬值、资本市场投资被套之外，中国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实际上不是太重。相反，金融危机对中国贸易的冲击，实则是提供了一个加速推进转型的良机。
　　经济转型是需要支付代价的，在通常情况下，这种较高的转型成本会形成产业转换的阻力。除非正好有承接体系来支付你的成本。
　　在外来冲击下，中国社会对经济转型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将淘汰下来的生产线卖给更落后的国家，或转移到更落后的地区，需要特定的国际经济环境。
　　金融危机自然也加速了中国经济进行战略转型的步伐，调结构、促发展成为中国当前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2010年11月，国务院公布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决定，并随后被编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面对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冲击，政府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逐步减少对投资和出口增长的依赖，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应对金融危机导致的过度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又造成了资产价格的飞涨。用一句通俗话讲，产业转型就是腾笼换鸟，资产价格上涨抬升了笼子的价格，自然造成了望笼兴叹鸟儿的增多！

　　谢国忠：应为中产阶层减税 让真正的有钱人纳税
　　4月20日，国务院提交的个税修正案草案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初次审议。该草案拟将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从目前的每月2000元提高至每月3000元。
　　目前，个税修正案一审未过，全国人大还将进行二审，主要因为对个税上调幅度存有争议。有调查显示，70%的人认为目前确定3000元的个税起征点还比较低，需要往上加；而另有30%的人觉得这一起征点高了，不能再往上提。
　　那么，个税免征额提至3000元是否合适？是否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为此，记者于4月26日专访了原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现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
　　记者：国务院提交的个税修正案草案，将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从目前的每月2000元提高至每月3000元。前两年舆论就强烈呼吁，但具体方案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为何现在才有实质性动作？
　　谢国忠：这是因为通胀引起的，因为对冲通胀而上调个税起征点。因为自去年至今，全国的通胀压力仍然很大，CPI仍位于较高的水平。从最近3月份CPI可知，3月由一个月前的同比上涨4.9%升至32个月高位5.4%。因此在这样的宏观经济下，国家希望提高个税起征点，能降低普通工薪家庭的负担，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记者：您觉得个税免征额提至3000元是否合适？
　　谢国忠：起征点上调至3000元差不多。不过，此次将现行适用40%税率的应纳税所得额并入45%税率，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我觉得应该一视同仁地下调，政府应该把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削减到25%，而此次却未调整。
　　我认为政府应该大幅为中低收入者减个税，下调缴纳最高边际45%的个税税率的人群，他们也属于中产阶级，也应为他们减税；同时，国家应加大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让真正的有钱人纳税。
　　记者：有人指出，此次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将使工薪阶层受惠超过千亿元，那么，这是否会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谢国忠：尽管此次上调个税，对国家来说，等于全年减少财政收入1200亿元，但在物价大幅攀升以及房价不断走高的情况下，却显得杯水车薪。
　　而且，最高边际税率45%没下调，中产阶层的减税力度还不够，所以此次上调个税受益人群有限，影响较小，对老百姓生活改善也有限。总之，此次个人所得税上调对拉动内需作用不大。毕竟，中国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主要税收来源是个人所得税，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不大。
　　另外，中国的税收率过高，这样会影响企业效率与消费能力。
　　记者：此次提高个税起征点，是否会开启减税时代？
　　谢国忠：不会。因为此次提高个税起征点只是布局调整了一点点，并未系统地调整。虽然上调个税起征点与减少税率层级，是税收改革的大趋势，但个税调整是否开启减税时代，现在还看不出来。

　　克鲁格曼：开始增税旅程 债务危机不会马上到来
　　当我听到有关联邦预算的讨论时，得到的信息是：我们正在处于危机之中。此刻必须立即采取必要行动！即便是不能进一步削减税收，还仍需继续将税收保持在较低状态。
　　也许很多人想知道，既然形式如此严峻，为何我们不提高税收，而要对其进行削减？
　　增收远比减税更有效
　　对于预算的争论，我个人并没有任何夸大的成分。比如美国众议员Ryan提出的重要预算案，其开头便警告，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不可避免，除非我们正视赤字问题。而后，该提案呼吁不要提高税收，而是削减税收，可是这份提案的创始人可曾想过，对于富人的税收已经降到了自193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鉴于这些巨额减税项目，Ryan提案宣称，降低赤字的唯一途径就是疯狂削减开支，尤其是削减在穷人和无保障人士身上的开支，而实际情况表明，Ryan的提案只会更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
　　奥巴马总统的提案则更为合理。至少他呼吁将高收入者的税收提高至克林顿执政之前的水平上。不过提案保留了布什政府减税的其他部分，即曾经作为消除巨额预算而实行的减税项目需要得到保留。因此，他的提案仍旧严重依赖于削减开支，而实际上并不能达到平衡预算的目的。
　　为什么没有人提出布什的减税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说明增加收入在降低财政赤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实际上，确实有这样一个提案，稍后我会提到。但首先，我们看看美国税收当前的状况。
　　两份完全相反的提案
　　在大量关于预算的论调中，可能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在糟糕的税收水平上进行抱怨。实际上，在过去的30年中，对于不同收入等级的税收，联邦有效税率一直呈现出大幅下降的态势，尤其是对于高收入者。总的来讲，美国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其他发达国家低很多。
　　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按照历史标准，还是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税负并不重。那么，如果确实对财政赤字感到恐惧，为何不将提高税收作为其中的解决方案？
　　不单如此，Ryan提案的核心就是关于对医疗保险的资金支持。不过，在未来的十年中，这种做法对于减少财政赤字不能起到丝毫作用，因为近期削减赤字的全部项目来自于对穷人救助金的蛮横削减，以及对可支配开支的部分削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增加税收对财政赤字有快速的修补作用。
　　因此，唯一能实现预算平衡的可能途径应该包括：大幅提高税收。也就是国会进步党团提出的人民预算案，和Ryan提案不同的是，该提案呼吁共同承担责任。显然，这是一份相当有勇气的提案。
　　该提案呼吁对部分高收入人群提高税收，除此以外，还呼吁提高社会保障，由此大约会使6%左右的工人税收增加。不过，通过废除布什的减税项目，不仅对于高收入人群会有影响，中产阶级家庭的税收也会相应提高。
　　所有这些措施，再加上国防领域的消减，预计在2021年能实现财政预算平衡。更确切地说，该提案在保留新政的前提下实现了预算平衡，也正是新政给予我们社会保障，由此将会带来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
　　债务危机并不会马上到来但仍需减赤
　　那么，既然这份提案有如此多的优点，为何对它的关注度却远远不及那份认真负责程度极低的Ryan提案？实际情况是，这份提案不会很快付诸于实施，而Ryan提案也享受同样待遇。
　　在此，我只能很遗憾地说，答案在于许多自诩为财政赤字鹰派人士对诚信的缺失。尽管他们对财政赤字的关注程度很高，但他们的行动却恰恰是在进行有悖于人民预算案的事情，他们想要做的正是人民预算案所避免的。确切来说，就是假借必要性的面具撕毁当前的社会合约，让时间退回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他们甚至不希望被告知，这种彻底转变是无效的，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必须的。
　　然而，正如人民预算案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做法并非在必须的范围之内。尽管我们不是马上会面临债务危机，但是我们需要降低财政赤字。至于如何抑制财政赤字的洪流，实际上就是一种选择而已，提高税收将作为解决财政支持的部分方案，可以避免对穷人的迫害，且减少对中产阶级社会保障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