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檀：不要担心国际板 天塌不了
　　有什么样的规则就有什么样的投资者，有什么样的投资者就会催生什么样的规则。
　　宁可肉烂在自己的锅里，也不能落入他人之口，这是目前市场上许多人对国际板的态度。最近A股市场大幅下挫，说明资金紧张，居然还要匀出一块给国际企业，无异于坑害国内投资者，有人甚至视为卖国，大帽之下，其实难副。面对国际板，我们必须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真正扶植起强有力的民族企业？是用不公平的体制保护落后，还是以鲶鱼效应逼迫中国企业成长？笔者支持中国民族企业的成长，但并不认为关起门来以人民币喂养一些无信用、无效率的企业，能够让中国完成从中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能够让证券市场脱胎换骨，把保护投资者利益、建立高效的市场机制放在首位。
　　中国企业缺技术、缺品牌、缺管理，最终缺乏的是持续的盈利能力。我们以往走的是一条以对外开放倒逼内部改革之路，总结经验，这条道路大致成功，中国的中低端制造链条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得以建立。当然教训不少，比如在上市时丧失定价权，以极低的价格引入战略投资者与财务投资者，甚至把中国的核心数据拱手交付境外中介机构。这些教训应该在以后的改革开放中吸取，而不是就此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怨妇，关上开放之门。引入国际板，可以让我们直面国际证券市场的运作规则，直面中国市场与其他市场的区别。
　　第二，我国证券市场之所以起落不停，之所以新股暂停上市都无法提振股市，关键问题并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理念与管理方式的错误。
　　从推出证券市场之初，就把证券市场看做不付利息的圈钱市，通过指标分配的方式让各地财富均沾。试想，这样的市场怎么能够聚集财富，怎么可能不成为寻租者的乐园？我们不追问制度弊端，而一味埋怨资金不足，把这个逻辑推到极端，我们应该集体要求央行印刷货币，以保持证券市场的资金水位。资金，是市场一个重要的变量，但绝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是质量。
　　股市未能成为中国投资者分享经济高速成长的乐土，必须归咎于市场未能发挥优胜劣汰的筛选机制，使一些造假公司四处横行，其中一些老妖股如同不倒翁至今仍活跃于市场，甚至从母公司剥离资金二次上市。市场的涨跌重要原因，是企业的盈利能力高下，通胀上升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如果中国的高铁发展成为投资者的福音，如果中国航空公司的发展成为投资者的福音，如果中国的资源紧缺能够成为具有慧眼的投资者的奖赏，如果前20年中国的财富公平地分配到投资者手中，那么，中国的股市将迎来数十年的牛市。正如美国上世纪80年代之后，正如日本泡沫崩溃之前。很可惜，财富被填了坏账，成为企业无度、低效投资的工具。最近国家审计署公布了17家央企的审计问题，还有银行补充资本金意味着未来需要上万亿融资，谁敢真正看好这些企业？保护了这些企业，就是伤害投资者。
　　所有上述原因，都不是尚未推出的国际板造成的，而是市场本身体制不完善所造成的。推出国际板未必能扭转怪象，但起码打开了一扇自己能够控制的窗。
　　第三，国际板所需的融资额可控，不会冲垮A股市场。
　　国际板的规模大小是可控的。普华永道资本市场服务组合伙人陈朝光曾经预计，国际板初期可能有5家左右的海外公司挂牌，总融资额在1000亿元左右。而在4月中下旬，参与国际板事项的某中介机构曾流出一份国际板草案。该草案显示，首批试点将推出10家左右境外上市公司。不论是5家还是10家，国际板的上市速度可控，而内外比价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国际主要交易所均有国际板，在纽约、NASDAQ、伦敦等全球主要交易所，外国上市公司无论在家数还是成交规模均已占据较大比重。以纽约为例，到2009年底外国上市公司达495家，占比21.3%，新加坡等离岸金融中心外国上市公司数量占比更达40%以上，没有听说国际板冲垮了哪家交易所，反而是全球不亦乐乎地争夺优质上市资源。光拿日本市场说事没用，这个保守的市场把日元当作宝贝，最终也没能挽救自己，因为他们欠缺高盈利的上市企业。
　　笔者担心的是，为了所谓的卖国，国际板上净是红筹公司；为了扶植大型国企，降低红筹公司的监管门槛和上市标准--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银已经在陆家嘴论坛前夕的暖场会议上透露，红筹公司与全外资上市公司的发行规则或将略有差异，红筹公司的规模门槛可能会稍微有所降低；笔者更担心，有关方面将国际板视作分羹与向国际公司寻租的大好时机。
　　只要掌握主动权，只要制定公平的规则，只要以人民币投资，推出国际板，天塌不下来。

　　许小年：宏观政策于经济发展是拆东墙补西墙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我看来都是拆东墙补西墙，不创造任何财富，5月26日，在某读书会上，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提出，经济学要研究的是财富的创造，要研究市场。
　　许小年认为，我们在经济学研究的根儿上就搞错了。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是短期的政府政策，而是长期的经济增长。要研究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要研究市场。
　　他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根本不能创造财富，如果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政府的宏观政策上，就是舍本逐末。现在，我们需要回到亚当斯密的传统上去，研究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根据凯恩斯的经济学，只有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够把波峰和波谷降低，才能够保持经济的稳定。许小年在会上也列举了一些不符合市场逻辑的现象，包括楼市限购、调控绿豆和大蒜价格等，他认为，这是打着凯恩斯主义的幌子干预经济，是计划体制下对经济的微观管制，这种做法是对我们30年改革开放的倒退。
　　而此前，他也在微博中表示，为中国经济做出巨大贡献30年后，市场从未像今天这样处于危机之中。
　　会上，许小年进一步提出，市场经济的效率不是完全竞争，完全竞争实际上是没有竞争。创新才是市场经济效率的根源。近现代以来，财富创造之所以保持指数型增长，就是因为自工业革命后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创新的结果。
　　他还认为，创新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私有制和信息。第一，要有私有制，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创新。因为创新风险极高，如果没有创新成功所带来的收益，没有人愿意去创新。以互联网为例，虽然它由美国军方发明，但是互联网作为一项创新，即这项技术大规模商业应用则是由众多企业家推动的。
　　第二，创新需要信息。所有的创新都不是伟大思想突然在一天内变成现实，都是渐进的过程，是根据市场上得到的信息反馈，不断试错，反反复复，最终才能实现。而信息在哪里？信息在市场的各个角落，不在政府的办公室里。
　　所以，创新的两个必要条件--私有制和信息，就决定了只能搞市场经济，不能靠政府。许小年如是说道。

　　刘纪鹏：4原因导致股市下跌
　　刘纪鹏表示，要找出导致中国股市低迷的政策性和制度性反思，先谈扩大直接融资的前提是要尽快推出积极的股市政策，导致一个市场成因的下跌有四个原因，以中国来看，国际环境、国内的宏观经济走势、上市公司的质量、政策。
　　同时，他还表示一行三会都应该为积极的股市政策献计献策，央行就应该制定出每年这样的规划性指标，为直接融资鸣锣开道，把股市政策列上我们的金融政策。我们的银监会也要为公司债的发行探讨，PE的投资行为都应该有专门的部门主管。这样就平衡了。所以私募基金，你说阳光私募现在也是大问题，这一轮阳光私募赔的很惨，各种私募基金应该纳入统一监管，另外，财政应该为我们的红利税的减免作出贡献，我们的社保基金也应当适当的表示入市比例，我们的私募基金法也应该尽快的出台，为在座各位尽快的找到组织，纳入规范，统一监管，有序发展创造条件。

　　克鲁格曼：紧缩政策将是毁灭性的
　　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指出，欧美一些领导人认为应实施紧缩政策，这种观点明显是错误的。尽管美国已经暂时驳回了这些人的提议，但欧洲仍在推动紧缩计划的实施。这将是毁灭性的。
　　以下为文章摘译：
　　我常常对美国经济政策讨论的现状提出有理有节的抱怨。某些政客--比如那些宣称美国债务违约并不是什么大事的共和党人--的不负责任令人害怕。
　　但至少在美国，痛苦集团--即那些面对大规模失业仍坚持认为提高利率、削减政府开支某种程度上会改善经济而非恶化经济的人--被美联储与奥巴马政府给嗤了回去。
　　相比之下，在欧洲，痛苦集团控制大局已经超过一年。他们坚持认为，健康的货币与平衡的预算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这种执拗背后是诸多的经济幻想，尤其是对所谓信心仙子的信仰--即相信削减开支事实上会创造就业，因为财政紧缩会增强私人部门的信心。
　　不幸的是，信心仙子一直不愿意露面。而围绕如何应付不尽如人意现实的争论，可能会让欧洲成为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引爆点。
　　自欧元于1999年被创立后，那些之前被认为风险过大、因而借贷数量受到限制的国家，便开始遭遇了巨额资金的流入。投资者显然认为，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都是欧洲货币联盟成员，不会出什么问题。
　　但现在来看并非如此。发现自己可以用比德国稍微高一点利率借款的希腊政府，借入了太多的债务。爱尔兰和西班牙政府没有借入这么多(葡萄牙介于两者之间)，但它们的银行借了，当泡沫破灭时，纳税人发现自己为银行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让问题变得更糟的一个事实是：1999到2007年间的繁荣让这些债务国的价格和成本远远脱离了它们的邻国。
　　如何应对？欧洲领导人向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了紧急贷款，但提出的交换条件是：这些国家必须承诺实施严酷的财政紧缩计划，主要包括大幅度削减开支。他们驳回了这些计划将会自我毁灭的反对理由，宣称紧缩政策实际上将是扩张性的，因为它将增强信心。
　　信奉扩张性紧缩教义的人中，最彻底的莫过于欧洲央行(简称ECB)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在他的领导下，欧洲央行开始将紧缩政策作为经济万能丹进行宣传，宣称所有国家都应立即实施这一政策，其中也包括英美等失业率仍居高不下、金融市场尚未施加任何压力的国家。
　　但正如我所说的，信心仙子并没有出现。拜那些紧缩计划所赐，欧洲陷入困境的债务国现在正在遭受进一步的经济衰退，信心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直线下降。很明显，希腊、爱尔兰与葡萄牙已经无法全额偿还它们的债务了，尽管西班牙也许还能努力努力。
　　现实地讲，欧洲需要准备接受某种形式的债务减免，包括实力较强的经济体提供援助与私人债权人债务的折价。然而，欧洲现在似乎缺乏这种现实态度。
　　一方面，德国正强烈反对对其出现问题的邻国提供任何类似救援的帮助，即便当前救援方案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力图保护德国银行出现亏损。
　　另一方面，欧洲央行眼下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它决意要引发一场金融危机。尽管许多欧洲国家的经济状况仍很糟糕，但欧洲央行已经开始提高利率。欧洲央行官员还一直警告称反对任何形式的债务免除--事实上，上周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表示，即便是对希腊债券进行温和的重组，欧洲央行都可能因此停止接受这些债券作为向希腊银行贷款的担保品。这就等于宣布，如果希腊寻求债务免除，欧洲央行将停止向希腊银行系统提供贷款。
　　如果希腊银行倒闭，希腊很有可能会被迫脱离欧元区，而这将在欧洲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不知道欧洲央行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猜测它只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空想的失败。你可能觉得这听上去非常愚蠢，可谁说过统治世界的都是智者呢？

　　谢国忠：中国经济放缓令人欣慰
　　经济学家谢国忠日前撰文表示，中国经济正在放缓，下半年甚至可能会巨幅放缓，而这对中国经济整体来说令人欣慰。他认为，泡沫经济持续的时间越长，经济衰落就会带来越多的痛楚，中国应当尽快将存款利率提高三个百分点，才能防止通胀预期恶化。
　　尽管遭到不少业内专家的耻笑，谢国忠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他认为，调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在调整优于以后再调整。如果中国以保护增长的名义再次手软，那么房地产泡沫必将重振。这将增加未来调整的幅度。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很可能会是因为美联储货币紧缩政策的影响，而非中国的选择，届时硬着陆将不可避免。
　　谢国忠预测，不论是因为通胀还是经济复苏，美联储将把利率提高到5%以上。具体时间还不确定，可能会在2012年下半年开始。当这一切发生时，美元可能会反弹，中国境内的大量热钱将会撤离，房地产崩盘将会随之而来。因此他认为，选择在目前继续挤压房地产泡沫，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谢国忠的成名之作就是，在1997年成功预测到亚洲金融危机。他表示，15年前，东南亚没有进行调整，因为疲软的美元不断注入流动性，从而维持了房地产泡沫。当美元形势扭转，整个地区也就土崩瓦解了。中国应该从邻居身上吸取教训。
　　有关紧缩政策最为流行的一种理论认为，中国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如果增长放缓，很多问题就将暴露。谢国忠认为，这种论调彻底错了，这些问题源于投机，如果不调整，问题只会越来越大。
　　谢国忠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目前的蓝领工人短缺、大学毕业生过剩问题，正是经济增长的本质造成的。只有脱离建设，转向服务的经济再平衡，才能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到2020年，中国的增长率可能会从现在的10%降低到5%。如果质量较高，5%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增长率，谢国忠表示，经济放缓仍然可以使中国在2020到2022年间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通胀率为5%，2020年中国的名义GDP仍将是现在的三倍，达到18万亿美元，基本相当于美国的GDP总量。

　　易宪容：遏制住房投机需求要动真格
　　最近，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改革与发展司的官员表示，2010年国十条之后，国内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成果尚需巩固，因此，下一步国内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方向与目标是三基本、两协调、一严控。就是指：房地产市场的供需保持基本平衡、结构保持基本合理、价格保持基本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住宅产业发展相协调，严格控制投机投资性需求。
　　也就是说，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将持续，其目标的重点就是要让国内房地产市场回归到居住功能，回归到住房消费功能上来。其目标的具体体现是保证住房市场供求关系平衡，保证住房产品的结构向消费类转变，以此来保证住房的价格稳定，保证中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发展。而达其目标的政策就是增加住房供给、大力建造保障性住房，及严格抑制住房投机投资性需求等。
　　从房地产政策目标来看，这个讲话与2010年以来的国十条及新国八条的宗旨没有多少差别，其采取的政策思路也一脉相承。其目标与政策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
　　可是市场会十分纳闷，从2010年以来有国十条这样好的住房政策，但为何住房市场的调整与中央政府及民众所期望的相差很远？有种说法是，住房市场的调整不是降房价，而是要稳定房价及稳定市场。这样的言论看上去是有道理，但实际上是相当谬论的。因为，对于一个市场程度相当高的交易商品来说，要让其市场调整不调整价格还能够调整什么呢？尤其是当前的住房市场价格过高或房地产泡沫巨大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住房价格不向下调整，那么房地产泡沫如何可挤出呢？
　　正是在这种荒唐的说辞下，不仅影响到推出达到目标的住房政策是什么，也影响到住房的预期会走向哪里。对于前者，住房政策决策者一直认为当前住房市场的问题仅是市场供求关系失衡问题，住房的价格过高就在于住房商品的供不应求，就在于低收入民众没有能力进入住房市场。但实际上，由于住房商品的两栖性，即可用作投资也可用作消费。如果住房是投资品，而市场的融资可获得性便利、融资成本低及杠杆率，再加上市场都认为房价还会继续上涨，那么这时的住房投资需求是无穷大的。不要说，增加住房供给是有限的，即使这种住房增加供给是无限的，你把住房建造到月球上去也是无法满足这种无限的投资需求的。而住房的消费情况则不同，它是可用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来调整的。也就是说，增加住房供给来化解当前住房市场的问题其前提是严格抑制住房投机炒作或把住房投机炒作挤出市场，否则，其结果是南辕北辙。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当前国内住房市场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如何界定住房的性质问题，就是如何对当前住房市场的投机炒作需求进行严格遏制的问题。只要国内住房市场赚钱效应不去除，住房投机炒作一定会盛行。只要国内住房市场投机炒作盛行，国内住房市场要想健康稳定地发展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要遏制住房市场投机炒作就得动真格，就得通过严厉的住房信贷政策及住房税收政策给予严厉打击。这就是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