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军：电荒也是一种宏观调控方式
　　事件背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5月17日表示，我国正面临自200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电荒，范围和深度前所未有，估计全国供电缺口在3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两个安徽或三个重庆的发电总量。
　　仲大军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5月17日表示，我国正面临自200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电荒，范围和深度前所未有，估计全国供电缺口在3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两个安徽或三个重庆的发电总量。
　　从直观上看，造成我国电荒的主要原因是煤炭价格上涨，由于国内能源需求不断扩大，几年里国内煤炭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市场电煤价格每吨已经超过重点合同煤价200-300元左右，购买市场电煤将造成电厂的成本急剧增加，原本资产负债率就很高的五大电力集团只能止步不前。
　　5月5日发布的《2010年度电力监管报告》显示，从2008年开始，五大发电集团（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火电三年累计亏损600多亿元。在多发电多亏损的情况下，我国的发电企业不能不采取产能放空战术。
　　因此，今年的电荒不是煤炭供应不足的问题，更不是发电企业产能不足，而是发电成本与电价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如果放开电价，让电价上涨，那么就要给当前较高的通胀带来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连续几个月通胀率超过5%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是绝不会让电价在这个关头上涨的。其结果，就只能是出现电荒。
　　与电荒现象截然相反的是，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仍处于历史低位。据数据显示，在大面积限电的湖南，全省1417万千瓦统调火电机组中，目前可供出力的仅有700万千瓦的机组，相当一部分火电机组处于检修状态。而发电大省河南省火电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但却有1200多万千瓦的装机处于检修状态。一些发电企业因亏损不愿意发电，让发电机组闲置，或采取停机检修的做法，加剧了电荒。
　　电力行业的这种现象令人深思。从宏观层面看，如果真要遏制住通货膨胀的步伐，就非要对那些影响国计民生的大国有企业进行价格干预，管住了电价，就管住了经济运行。经济活动减弱，GDP会减速，通货膨胀也会降下来。
　　这里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通胀，还是要经济增长？通胀是一种对人民的掠夺，电荒只是对消费的遏制，对生产的遏制。权衡利弊，我认为反通胀更重要。否则，放开煤价电价之后，通货膨胀又会形成一波燎原之势，整个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又将前功尽弃。
　　另外，电荒也是中国对能源和资源保护的一种市场行为。多少年来，我国的煤价电价过低，在很大程度上补贴了国外消费者。大量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廉价利用中国能源资源，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廉价出口，补贴外国消费者。这实际上是在掠夺中国资源，长此以往，中国根本难以支撑。因此，电荒是一种自然保护。通过这种形式最终对要素价格进行调整。
　　总之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虚高的经济增长必须降温，你主观上不想降也得降，资源要素价格早晚是要管着你的。
　　目前，日益加剧的长江流域旱灾也在导致水力发电能力下降，使得电荒进一步严重。如果水电能力因旱灾受影响，那么今年夏季全国电力缺口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到4000万千瓦以上。
　　发展中国家能源结构性缺乏和供需矛盾正在成为常态化的全球问题。中国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和心理准备。

　　汤亚健：货币政策独立性趋于弱化 央行是个活雷锋？
　　日前媒体报道说，2003年至2010年底央行对冲外汇占款成本累计规模为10830.6亿元。同一时期，央行的外汇储备增加了25609亿美元。
　　由于外汇不能在国内流通使用，加之人民币还会持续升值，央行必然成为外汇的接盘者，这既有制度设计的缺陷，更有现实的无奈――央行天然具有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发行的银行三大职能，决定了其对金融市场有几乎无限的责任。
　　央行有大量的对冲成本支出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但此次媒体公布的数字仍然让人吃惊，央行似乎在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做了很多年的雷锋；由于接盘外汇，需要兑付更多的人民币进入流通；流通的人民币泛滥，被迫发行票据对冲和提高存款准备金而收紧流通中的人民币；将流通中的人民币吸纳到央行需要支付利息。央行的资产收益远远不能覆盖上万亿元的对冲成本，财政没有也无力承担这些亏损，超发货币就成为惟一的选择。
　　讨论是否需要由央行来管理和经营外汇储备是一个伪问题，现行的机制下，3万亿的外汇储备对应着20万亿的人民币，除了央行，没有那个部门能拿出如此天量的资金进行结售汇；法律授予央行以管理外汇储备的权利，换句话来说，央行是惟一具备法律资格疏通本外币流通的责任人。
　　央行的现实问题是：它需不需要做活雷锋？雷锋的义举让哪些经济层面受益？
　　央行本可以避免成为活雷锋。从媒体报道情况看，10830.6亿的对冲成本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理顺两率关系而引发的，这两率的一率是汇率，人民币汇率渐进、可控性升值宛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在享尽企业出口大幅增长、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红利后，诸如在缓慢升值的预期下境外资金加快向境内流入、人民币急速投放、企业在错误的市场信号下转型困难等负面作用日益显露，目前央行的存款准备率创历史新高，巨额对冲成本也昭示着当前模式的不可持续。汇率没有快速升值到位，其受益方是出口企业、境外机构和财政收入井喷式增长的各级政府，受损方是不得不面临通胀之忧的普通民众和不堪高额对冲成本之负的央行。
　　另一率则是利率，当前的通胀压力日益加大，居民感觉票子发了毛，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实际利率是负数。这种实际负利率状态导致居民追高房价，银行贷款、企业资金需求不减，流通中的货币始终无法关进笼子，央行只有亲自出面，采取对冲手段吸纳宽裕的资金。如果加息，企业的融资成本将进一步加大，银行的利差空间进一步减少，贷款冲动减弱。利率市场化调节的是居民、银行、企业等之间的利益，提高的居民存款利息由银行和企业分担和消化，央行无须大包大揽，对冲成本支出就会减少。
　　央行能够成为雷锋折射了央行话语权日渐式微，货币政策独立性趋于弱化。没有雷锋的日子，央行勇于担责。但当活雷锋的日子还需要多久？(作者系资深外汇研究人士，从事金融业近20年。

　　徐建明：中国股市今年起步 2018年登顶
　　今年是股市的起步年
　　上海理财专修学院执行院长徐建明认为：由于中国的GDP已经是世界老二，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在金融货币市场必有一战，而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来在国际资本定价权中占一席之地。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徐建明用一句古诗概述了今年的股市的大体情况。股市处于一个长期阴雨天，让不少股民伤心欲绝，但中国股市市盈率低于20就是投资洼地，因此中国股市将从2011年起步，即将展开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这将是国人的在未来十年内的重大投资机会。
　　徐建明分析，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处于需要引水入池的阶段，国家给予股市多项税收优惠，核心央企上市、创业板、股指期货、评级机构、国际板、人民币国际化、新三板等相继到来都表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今年是大小非解禁最后高峰期，到年底解禁高潮结束，才能说中国股市的股改真正完成。中国股市才算是真正成人了。中国经济开始减速，需要股市的引擎，因此，今年是股市的起步年，我预计2018年将达顶峰。
　　艺术品收藏投资
　　要沾上中国文化
　　徐建明表示，通胀高企，众多投资者开始兴起艺术品收藏。从收藏市场上看，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藏品最受全球市场的追捧。 收藏品中大热的应该是中国文化 上帝产物，简单地说就是自然界中的产物。如玉、瓷器和白银。
　　与一些看好黄金的专家不同，徐建明更偏好白银的收藏和投资，按照上面的公式，白银是中国古代的货币，又是自然界产物，必定具有收藏升值的空间。
　　面对市场上颇具争议的白银投资，北京《大众理财》杂志专栏主持人。财智网理财咨询栏目主持人彭振武先生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白银和黄金的区别还在于白银价格基数低，故今年的上涨幅度超过黄金，加之白银的使用需求比黄金大得多，但开采量逐年下降，现在白银和黄金的价格比在1比35左右，未来要缩小至1比5，国际白银历史最高的价位在50美元左右，按照目前国际银价的走势，突破这个价位是早晚的事。白银的上涨也就不足为奇了，只要经济数据不变，金银的任何回调都是技术性的。

　　李　波：暴跌后底部指标依旧迷离
　　4月份以来，伴随紧缩政策累积效应的不断显现，经济下滑和流动性趋紧的迹象不断出现，悲观情绪弥漫市场。一个多月的弱势震荡和低位僵持，令悲观情绪达到了释放的边缘。就在此时，希腊债务危机升级、国际板加速推进、汇丰5月PMI预览指数下降、旱灾严峻等利空因素齐齐来袭，成为周一市场暴跌、恐慌情绪发泄的导火索。
　　周一沪指的放量长阴，不仅击穿了2800点整数关口，也跌破了年线的重要支撑，个股更是哀鸿遍野；周二尽管创业板出现报复性反弹，但是大盘反弹契机缺乏，观望气氛依旧浓厚。人们不禁要问：断崖长阴砸出的，究竟是逐渐临近的市场底还是意味着新一轮的跌市开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撇开对于政策和经济的猜测，先来对市场当前的特征与前期阶段低点做一比较。
　　众所周知，高价股历来是反映市场情绪和景气的有效标的。在行情活跃、预期乐观之际，高价股是市场瞩目的焦点，其股价表现风生水起，阵容不断扩大；而当市场低迷、预期悲观之时，高价股往往在中小投资者的畏高情绪下率先调整。
　　数据显示，在大盘位于年内高点3067点的4月18日，全部A股中股价超过100元的股票多达14只，洋河股份 （002304）当时的股价更是高达253.72元；而截至5月24日，百元以上的高价股仅剩3只，分别是贵州茅台 （600519）(194.61元)、洋河股份(114.90元)和万邦达 （300055）(105元)，大跌对高价股的洗礼可见一斑。
　　我们进一步来看大盘在前期阶段低点时高价股的表现。在今年年初大盘自2661点反弹前夕的1月25日，百元以上的高价股达到12只；而在去年资源股带领A股走出十月革命行情之前，百元以上的高价股也有10只左右。当然，如果追溯到1664点，那么当时市场无一超过百元的高价股。
　　由此可见，当前高价股的个数远低于今年年初和去年9月底这两个阶段的底部，这是否意味着悲观情绪已经释放充分、底部开始逐渐形成呢？其实并不然。今年年初行情的启动缘于市场对通胀回落、政策放松的良好预期，并且宏观经济向好，年报业绩优异；去年9月底的行情则基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行。相比之下，当前经济下行趋势不断确立，二季度业绩预期加速下滑，旱情严重加剧通胀压力，流动性不再宽松，美元走强将加剧资金面抽血……在缺乏反弹契机的背景下，高价股的不断消失并不能给市场带来足够的保障。
　　从另一方面来看，与高价股相对的自然是低价股。结合估值，从长期价值投资的角度出发，破净股是一个重点淘金的选股方向，破净股的个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市场是否被真正低估。因此，我们选取破净股这一指标，对当前市场和前期阶段低点做一对比。
　　以今年一季报为财务匹配规则，剔除负值，当前全部A股中有5只股票的市净率低于1，即破净，分别是安阳钢铁 （600569）、华菱钢铁 （000932）、鞍钢股份 （000898）、河北钢铁 （000709）、马钢股份 （600808）；在今年年初和去年9月底的两个阶段低点，破净股分别有7只和5只；去年7月初，全部A股破净股达到10余只；而追溯到1664点，破净股则多达170余只。
　　可见，当前市场的破净股远低于2008年市场低点，也低于近两年以来的阶段低点。虽然破净股的个数并不能准确衡量市场底部，但个股破净寥寥，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市场可能并未被过分低估。
　　总之，当前高价股个数虽然低于前期低点，但破净股却高于前期低点。市场山峰虽被削平，但谷底似乎仍有下探空间。当然，高价股和破净股只是反映市场运行特征的冰山一角，与前期低点的静态相比并不能绝对地做出市场判断。毕竟，对于市场底部的探明，还需要等待政策和业绩的逐渐明朗，从而带来反弹契机。在此之前，多看少动、保持谨慎仍为上策。

　　许小年：中国的改革不容倒退
　　网易财经5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他对反市场的政策激烈反对，他对改革的倒退忧心忡忡。明知难以改变计划经济回潮的趋势，他仍以个性鲜明的语言，为市场经济呼喊。他为何如此执着？
　　在访谈的下半场，许小年对他的名言中国需要邓小平，不需要凯恩斯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邓小平做得非常正确的事情就是政府退出经济，邓小平的思想我觉得最可贵的地方是他相信市场，相信民众。而凯恩斯他是相信政府，他不相信市场。许小年承认，市场不是完美的；但他更强调，政府同样也不是完美的，而且政府的效率比市场低下。
　　对现在流行的管制市场行为--限购、限价，许小年痛心疾首，认为这是对邓小平精神的倒退。
　　针对金融危机，许小年猛烈抨击美联储，认为联储是经济萧条的祸首，增加流动性等货币政策只是延长了危机：今年美国经济有一些恢复，跟美联储没什么关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只是延长了这个危机。今天美国经济的恢复是因为市场进行了认认真真的调整。
　　既然调控总是错的，总是弄出更大麻烦来，为什么各国仍然在调控。许小年认为这一现象并不矛盾，用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解释得明白：哪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会在老百姓面前说，哦，我们信奉亚当斯密的学说，我们不干预，我们让市场自己去运行，谁愿意这样说啊？所以凯恩斯这个经济学的流行，并不是因为他有道理，而是因为世界上各国的政府都信他，以此来强调政府的重要性，以此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为政府拿到更大的一块。
　　许小年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干预已经不是宏观调控了，而是管制和管理。所谓的宏观调控就是关于总量的调控，如果你调控已经调控到绿豆、大蒜价格了，这叫宏观吗？这是计划经济严重回潮的象征。许小年呼吁领导人不懂经济不要紧，重要的是不能不懂装懂，要尊重市场，不要瞎指挥。
　　至于民意支持的反市场、反改革现象，许小年认为这是大众的短视和无知。而中国的改革是不容许倒退的。
　　以下为访谈实录：
　　坚持邓小平的改革精神
　　网易财经：您上次在做客《意见中国》的时候对您的名言中国需要邓小平，不需要凯恩斯做了阐述。节目播出之后，一些网友，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却不赞同您的这个观点，您能否在这里说一下邓小平他做的最对的是什么？邓小平在改革中什么精神是最可贵的，是我们不能丢的？
　　许小年：邓小平做得非常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政府退出经济，政府退出经济，政府在经济中减少它的干预。邓小平的思想我觉得最可贵的地方是他相信市场，相信民众。而凯恩斯他是相信政府，他不相信市场。他认为市场是非完美的，这个我也承认，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之物，没有完美之人，市场是不完美的，但是，你别忘了，政府也是不完美的。
　　凯恩斯在学术上、在逻辑上的错误，就在于他看到了市场的非完美性，这一点是他的贡献。然后呢他又假设了一个完美的政府，去纠正市场的不完美，让市场能够更有效的运行。当然我们走得更远，我们比凯恩斯走得更远。我们不是说像凯恩斯那样，是用政府，完美的政府去纠正市场的不完美；我们是用完美的政府代替不完美的市场。
　　我的观点是什么？我的观点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不完美的市场之间，往往不完美的市场效率比不完美的政府还要高，这就是我的观点。那么邓小平他相信市场，相信民众，认为在市场上民众的创造力，民众的自由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要远远超过政府的管制。所以邓小平做的是什么？邓小平做的是改革、开放，政府退出，让市场决定，让老百姓决定，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
　　网易财经：现在有哪些做法是与当年邓小平的改革精神相违背的？
　　许小年：现在违背的太多了。邓小平的这个政策是国退民进，你现在是国进民退；邓小平是放开市场，你现在是管制市场，限价、限购，一直发展到没收人家的财产等等这些东西，这太明显了。
　　网易财经：有学者提出中国既需要邓小平，也需要凯恩斯，还有学者提出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您认为他们错在哪里？
　　许小年：他们错在，跟凯恩斯犯了一样的错误，跟凯恩斯犯了一样的错误，逻辑前提就是假设政府是完美的，市场是不完美的，这个逻辑前提就错了。第二个错在什么地方？第二个错他们没有看到政府这个调节、调控市场的后果。房地产不就这样吗？房地产每一次调控之后都是价格的新一轮的暴涨，都是价格新一轮的暴涨，调出什么结果来了？美国在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的应对，到现在证明是失败的，它调出什么结果来了？金融危机的产生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导致的。我今天上午还在写一篇文章的前言，这篇文章是约翰泰勒教授写的，泰勒教授用几张很简洁的图表，但是非常说明问题的图表，来指出，这场金融危机的产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错误。长期的执行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制造了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陷入萧条，进入金融危机，这是政府调控经济的结果，已经摆在这里了。当危机发生以后，泰勒教授用数据非常明确地这个指出，当危机发生的时候，美联储又是应对错误，使得危机拖的，拖了长达三、四年之久。
　　今年美国经济有一些恢复，跟美联储没什么关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只是延长了这个危机。今天美国经济的恢复是因为市场进行了认认真真的调整，房地产价格跌了接近一半，泡沫挤干了，大家轻装前进，把过去的欠账还掉，把过去的问题解决掉。是靠市场的调节，它的经济才慢慢恢复。美联储的应对在危机中是错的。
　　美国政府错误判断形势，它以为市场利率高企是因为流动性短缺，美联储拼命地往市场中注入流动性。泰勒教授这个用数据说明，这个利率高企根本不是因为这个流动性短缺，而是因为我们讲的一种叫做交易对手风险的急剧上升，所以你正确的应对方式是要降低人们对于交易对手风险的预期，这个就要求你提高透明度，提高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标准，甚至你直接向金融机构注资来降低这个交易对手的风险，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放水，水淹金山，向市场里注资，这个非常明确。
　　1929年的大萧条，弗里德曼也是用数据说话，为什么会出现大萧条，为什么股票市场的一次调整，演变为10年的大萧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出现问题！这个学术界都有公论，写在这个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里。调的结果是什么？调的结果是越调越糟，越调越糟。
　　政府天生爱调控
　　网易财经：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调控的错误，但是中国还在调控？美国和欧洲也都还在进行调控？
　　许小年：这是政治经济学，这不是纯粹经济学。凯恩斯之所以形成今天的这个主流，和政府的大力的倡导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市场学派告诉说你靠边，让老百姓来当主角，让市场来当主角，政府只是在市场外面来做制度支持，哪一个政府愿意听这样的话？
　　这个中央银行的行长总是要显示他像救世主一样，他可以带领这个国家的经济穿过狂风暴雨、绕过险滩急流，把这个经济导向一个健康的、康庄的发展大道。哪一个中央银行行长都想要实现他这样的业绩。哪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会在老百姓面前说，哦，我们信奉亚当斯密的学说，我们不干预，我们让经济、让市场自己去运行，谁愿意这样说啊？所以凯恩斯这个经济学的流行，并不是因为他有道理，而是因为世界上各国的政府都信他，都在倡导他，以此来强调政府的重要性，以此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为政府拿到更大的一块。所以它流行的原因，你不能够从经济学上来寻找，你只能够从政治经济学上来寻找。那么作为一个自由市场学派的信奉者，这个日子过得就艰难一些，因为他不会得到政府的赏识。
　　网易财经：您刚才说作为市场化的经济学家会比较苦，不受政府的待见，您认为这种情况在未来会出现改变吗？
　　许小年：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你既然认定了你的研究成果，你认定了你这个多年研究的理论，你自己一定要有精神准备，你会遭到上面的白眼、下面的抱怨，你要有一颗平常心，即便如此你也不要改变。
　　网易财经：您和大部分的老百姓的观点也不一样，他们反对不太希望改革还是要求政府就像您刚才说的，给各种当代人好处，但是哪怕您和这么多老百姓的观点不一样，您也不后悔？
　　许小年：那有什么好后悔的。
　　网易财经：您说宏观调控是伪科学，可是在中国这么多的学者都去谈宏观调控，这是不是说明经济学教育从一开始就存在很大的隐患呢？
　　许小年：我们经济学的教育，这么多的人谈宏观，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跟教育有一些关系，跟我们的言论开放的尺度也有关系。如果我们在社会舆论上更松宽、更自由一些，我相信不会千军万马挤独木桥，都挤到经济这个独木桥上来。但是现在我们的尺度没有这些松宽，仅仅是在经济领域，所以我说经济学家又是幸运，又是非常不幸：幸运的是他们摊上了一个比较好的领域，不幸的是滥竽充数者遍地都是，鱼目混珠。
　　网易财经：大家是不是也因为这方面赚钱比较容易？
　　许小年：不是，就是说话比较自由的领域。
　　经济问题不要不懂装懂
　　网易财经：今年在两会的时候有一个代表提出调控一词多次出现，但是坚持完善市场经济体系这种说法已经不再出现，您怎么评价这个情况？
　　许小年：嗯，这跟刚才我们讲的这几年的方向，改革的倒退，这都是直接相关的，实际上已经不是调控了，已经逐渐地演变成为管制和管理。即使按照凯恩斯这个学派的含义，什么叫宏观调控？如果你调控已经调控到绿豆、大蒜价格了，这叫宏观吗？所以你出现什么几十处的这个调控，大多数根本都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所谓的宏观调控就是关于总量的调控，而总量，市场经济的总量只有两个政府是可以改变的，一个叫货币供应总量，另外一个叫财政支出总量。只有这两个总量，用改变这两个总量的方法来影响经济的，叫做宏观调控，其他都不是宏观调控。
　　我们抓住一杆凯恩斯主义的大旗，把什么东西都塞到宏观调控下面来了。房价，对不起不是宏观，房价是微观；绿豆价格不是宏观，如果芝麻绿豆全算宏观了，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不是宏观呢？如果芝麻绿豆全能管了，还有什么东西政府不能管呢？沿着这个逻辑走下去我们会走到哪里呀？又回到了斯大林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这个宏观调控的庸俗化和滥用，为计划经济铺平道路。
　　网易财经：您认为领导人是否必须懂经济？
　　许小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应该这样讲，在现代社会中，领导人可以不懂经济，但是应该有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可以使懂经济的人，他的观点，他的想法，他的建议能够充分地表达；而且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他们有声音，能够说出自己的观点，决策者根据学界和民间的各种不同的意见来制定公共政策。
　　他可以不懂经济，但是这个制度不能够把对于经济的研究，对于经济的不同的观点排斥在这个公共决策之外。
　　网易财经：如果不懂经济的领导人向您咨询，您会给他什么建议？
　　许小年：不懂就别装懂，不懂就多学习，不懂就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不懂装懂是危害最大的。不懂经济，不懂市场，再来瞎指挥，我们这个苦头吃得太多了。1959年大跃进，那就是一次惨痛的教训，现在又看到各种不同形式的大跃进，高铁大跃进、电网大跃进、保障房大跃进全出来了。
　　网易财经：比如说高铁大跃进？
　　许小年：啊，看到这些东西不寒而栗。我是经过大跃进年代的人，所以对那场灾难还留下了童年的记忆。
　　民众支持调控是短视
　　网易财经：我们看到改革这个词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流行，还有很多人对是否应该继续改革提出了质疑，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反改革情绪在民间蔓延？
　　许小年：在民间蔓延有几个原因吧。这个最主要的呢，我认为呢是我们这个改革的不彻底，造成的社会公平性问题。那么有一些人把这个社会公平性问题这个账算到了改革头上，其实它是改革不彻底的问题，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那么使得这种保守甚至倒退的想法在民间现在似乎是呼声越来越高，对这样一个现象，我想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历史的眼光。中国一旦上了改革这条路它停不下来，你往回退解决不了问题，你只能继续往前走。不光是经济层面的改革，实际上这个法律体系的改革，政治体系的改革，这些东西你都不是说你维持现状这日子就可以过下去的，我们上了这条路之后，它是退不会去的，你只有继续往前走。
　　我们在经济领域里面，做了一些改革，但是没有完全到位。这个没有完全到位主要体现在要素市场的不健全，甚至要素市场的缺失。土地、劳动力、资本三大要素，这个市场的发育是真正的处于初级阶段，改革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和市场的定位现在也是在倒退。这些任务都没有完成。那么再加上法律体系的改革，政治体系的改革，社会的改革，我们的改革的任务相当的繁重。
　　现在一些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在研究社会学，研究法学，研究政治学，为什么？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改革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我们民族的现代化的过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现代化的过程是相当长的这个历史时期，没有个几百年它是无法完成的。
　　我们的现代化的进程的开始，严格的讲，不是1840年。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第一次接触到西方，那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第一次碰撞和冲突，冲突的结果是以我们的失败而告终，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民族的这个先贤、先哲们就开始思考，就开始思考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面对外来的现代文明，我们怎么样去反应，怎么样去做出调整，怎么样去适应，怎么样去生存和发展。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但是到今天也还没有结束，也还没有结束。因为现代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过渡，不仅是需要从传统的经济过渡到现代的市场经济，而且需要从传统的社会结构过渡到现代的社会结构，从传统的制度体系过渡到现代的制度体系，你要这样来看问题的话，我们这30年的经济上的改革只不过是整个民族现代化的一个序曲，后面要做的事还多着呢。所以希望民间也罢、政府也罢，要从我们这个民族长远的发展来思考这些问题。
　　网易财经：您提出过无知加上公众愚昧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和债务危机，那么全球在进行的调控是否是这个公式在全球的一个具体表现？
　　许小年：也不能一概而论。金融危机我讲过，那是凯恩斯主义政府调控经济的后果，这个调控经济的后果跟民众有什么关系呢？凯恩斯主义的流行还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因为凯恩斯主义讲的是只顾当代人，不顾未来人。凯恩斯主义鼓吹的赤字政策就是向我们的子孙后代借钱，用在我们这一代人身。政府发债嘛。政府发债筹集到的资金，建设这个项目，建设那个项目，增加当期的就业，增加当期社会的政府的这个社会福利支出，是对当代人是有好处的，所以民众都支持凯恩斯主义。
　　那么你这个钱拿来了，将来怎么还呢？没人管。凯恩斯的名言就是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掉这句话非常形象地点出了凯恩斯主义的哲学上的形象，就是只顾眼下，不顾将来，因为在长期我们都会死掉。国家借了这么多债没关系，将来的人还，将来的人还，政府是没有将来的，如果你把时间段再拉长一点，人也是没有将来的，人最多就活个七、八十年，子孙后代怎么样，不关心。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这个债越欠越多，越欠越多，欠到了临界点的时候，哪一代人赶上了，哪一代人就倒霉。于是今天希腊人赶上了，爱尔兰人赶上了，葡萄牙人赶上了，西班牙人赶上了国家的债务危机。
　　这个国家的债务危机就是因为多年的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就是不顾子孙后代的短视行为的直接结果。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希腊的工人又在全国罢工，抗议政府缩减福利开支。你抗议什么？你已经寅吃卯粮了，你已经把子孙后代的财富透支了，用在你自己身上了，你还有什么好抗议的？
　　但是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民众也不是圣人，也用不着把他们神圣化，他也是看到了短期利益，他不顾未来的子孙后代。政客更是看到了他任期内的利益，不会考虑到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所以凯恩斯主义既讨好了政府，又讨好了民众。他们对谁不负责？他们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不负责，他们对子孙后代不负责。凯恩斯主义还用了一句看上去非常富于哲理的话来为这样的行为和这样的思潮开脱，那就是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掉。
　　网易财经：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搞宏观调控，美国、欧洲也在搞宏观调控，欧洲还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什么在欧美这样的民主体制下并没有防止这样错误的发生呢？
　　许小年：有的防止了，有的没有防止。这个现象出现不出现，它是由多因素决定的，政治体制只是多因素中的一个。同样是民主制度，英国人我认为可以避免债务危机，为什么？它现在纳税人，发现了政府债务搞不好就是一个定时炸弹，那他怎么办？他就选举，先把工党政府给选下去，把保守党选上来。选民是非常理性的，他知道解决债务问题工党不行，工党一半都是凯恩斯主义，都是要增加福利开支，是向老百姓承诺更多的好处。
　　大家知道，你现在再承诺好处，再开支，明明国库空虚了。英国人很理性，他觉得现在这会儿不是我们谈福利的时候，这会儿是财政改革、财政重组。所以一个选举，那个大手花钱的工党送走Gordon Brown你回家休息，对不起，虽然你只做了一届，你回家休息，把保守党卡梅伦选上来。财政改革这个事只有保守党能做，工党做不了。所以英国有可能会避免这样的危机，目前来看是情况还可以。
　　卡梅伦上来以后干什么？削减开支。削减开支首先从公务员开始，公务员减薪，内阁成员带头减薪。当然减薪只减了一小部分，但是它给社会送去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我这届政府要缩减开支，不缩减开支，不重整财政，将来就会有债务危机。希腊不行，你都到这会儿了你还闹什么事啊，你还罢工干什么呀？政府已经破产了，不是要破产，已经破产了，已经没钱了，不得不削减福利开支。你罢工钱就能出来吗？所以我觉得这跟民族理性也有很大关系。你罢什么工啊？希腊的知识分子应该呼吁，配合政府，紧缩财政，渡过难关，给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咱们奠定一个好一点的基础。这里需要理性精神，需要知识分子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还需要社会各个团体能够达成共识，否则政府做不下去。
　　当然希腊跟英国的情况不一样。希腊和英国的情况不一样就在于它的国有部门太强大，它的国有部门里面既得利益的人数太多了，而英国国有部门是小的，所以它这个紧缩财政的阻力在英国比在希腊要小很多。
　　网易财经：那也就是说在民主体制下，一个错误能不能被纠正还是取决于持有选票者是否意识到这个错误
　　许小年：取决于民众有没有认识到。民主体制是给它提供了一个纠错机制，但是并没有给它提供一个纠错的保证。（网易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