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檀：房产税收得越少越成功是什么谬论？
　　5月23日，在就房产税问题接受记者专访时，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表示，按目前房产税试点城市的方案来看，房产税收得越少，说明房产税试点越成功。这样的认识是有害的，也是不符合金融规律的。
　　政府开征房产税的目的必须厘清。开征房产税，是为了寻求替代土地财政的良方，而绝不仅是为了抑制高价房。
　　房产税收得越少越成功的逻辑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沪渝两市都实行了针对高房价的差别化税率，如在上海，本市居民新购的第二套商品房，按平均房价的两倍为界，分别实行0.4%和0.6%两档税率。在重庆购买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的，按前两年平均房价的3倍、3至4倍和4倍以上，分别设定了0.5%、1%和1.2%三档税率，重庆居民购买普通住宅不征税。
　　上海和重庆房产税收得少，只能说明价格高的住房卖得少。这意味着高价房的需求低，那么高价房的价格上涨的概率就小。而如果高价房的价格不涨，低价房的价格上涨空间就不大。据了解，重庆市今年应税高档房的成交价同比已经下降了10%。从本质上来说，沪渝两地的房产税是对某一区间以上的高价房的惩罚性税种，既不是持有税，更不是资本利得税，与通常意义上所称的物业税意义完全不同。
　　如此房产税埋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房地产多了一个抑制高价的税种，却没有解决中国房地产的心腹之患。虽然还未到征税周期，目前判定房产税数量为时过早，但两市房产税总体较少是不争的事实。
　　即便今年两市房产税收入高达1亿元，对地方财政仍然是杯水车薪，两市财政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不会因此下降。2010年，重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完成900.3亿元，增长112.2%，上海则超过1500亿元。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房地产蓝皮书显示，十一五期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累计超过7万亿元，地方财政总收入中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占比从2006年的38.9%，上升到2010年的65.9%，这还不包括附着在房地产上的众多税费。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房建设资金大量来源于此。
　　但今年前4个月，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均减少超过三成，北京更是大幅减少55%，至今年下半年，一些地方政府将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变异的房产税却温柔无力，被加上成功的桂冠端坐一旁。
　　不从根本上治理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甚至中国经济都将面临巨大风险。
　　第一个风险是地方财政赤字与银行风险。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绞尽脑汁增加投融资平台，向银行融资。地方政府收入从何而来？向伤痕累累的实体企业严厉征税吗？向个人头上增加税收吗？银行利率水涨船高，表面上渔翁得利，实际上却暗含了越来越大的坏账风险，或者在房地产泡沫崩溃后引发野村证券所说的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第二个风险是民间高利贷的风险。根据笔者的市场调研，目前民间投资资金有70%投向了房地产信托或者房地产基金，以稳获10%以上的年化收益率，但这背后是房地产公司背负高额融资成本。目前中小房地产开发商信托融资成本高达20%甚至25%，而大型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成本则在15%左右。如此高的融资成本，加上成交量下挫，很可能引发资金链断裂。据测算，从去年开始有5000亿元以上资金流入房地产信托，一些人盲目相信地产不灭的神话，趁房产商资金链抽紧大发横财，而一旦房地产急速下挫，将引发民间金融漩涡。
　　房产税是政府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房地产市场做空工具。如果说限购行政色彩过浓，无法持久，限贷无法应对社会上四处流动的现金，那么，房产税则是能够改变投资关键预期的手段。如果房产税接近资本利得税，那么当投资收益上升时，政府可以通过房产税扼制投资收益空间；如果房产税接近物业税，那么当持有者大批捂房浪费社会资源时，政府可以提高持有税将存量房逼出市场。一种拥有收益决定权的税收，必定是资本或者货币市场的武器，但目前房产税的定向目标只是新购高档房，好端端的武器就这样被束之高阁。无怪乎还有物业拥有者，因为他们无需支付任何持有成本，只要是前几年买的，就能够做到以房养贷。在交易时也无需缴纳更多的资本利得税。
　　我们必须从中国税费结构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大局上认识房产税，而不是向既得利益阶层一味绥靖，使新税种堕落成为无关痛痒的杂税。与此同时，应当开辟通向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使民间资金最大限度地参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变革，最大限度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易宪容：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风险
　　中国金融市场的信用本质及激励运作机制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所以用欧美的监管指标及计量模型来衡量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大小，客观上是在误导政府决策时对国内金融体系潜在风险的判断。这可能是目前国内金融体系最大风险。从中国信用的本质入手，就能了解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根源所在，并尽早确立起防范风险的相关制度安排。
　　对于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国内外格外关注。但是风险有多大？其根源在哪里？国内外专家见仁见智，分歧颇大。在多数国人看来，国内经济持续繁荣不成问题，因此，只要监管制度安排跟上，中国金融体系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多少问题。一些国外专家的看法则截然不同。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美国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就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将破灭，中国经济很可能在2013年后硬着陆。据笔者所知，持有此类观点的国外专家不在少数。不过，对于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无论是乐观的看法还是悲观的观点，如果只是站在各自的角度观察与分析，难免得出一孔之见。如果不能从当前中国金融风险的性质与产生根源入手，怕是很难真正把握中国金融体系未来发展方向的。
　　一般来说，金融就是给信用风险定价，而信用就是不同方式的承诺(可以是个人、企业及政府的承诺等)。金融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信用的承诺化解实体经济过程中所受到的资金约束及分散融资过程中的风险。因此，金融的神奇作用在于把观念或意识的东西通过一定的风险定价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服务的工具。不过，金融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神奇的作用，同时如果该工具一旦使用过度或信用(即承诺)扩张的边界过度，它又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也就是说，如果信用扩张能被限定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边界内，那么金融创新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如果信用扩张超过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边界，仅是成了追求货币套利、追求信用的无限扩张炒作所带来的利益，那么信用过度扩张必将成为滋生金融危机的根源。
　　既然信用是一种观念，那么不同的社会制度，其信用的本质是不一样的。信用本质上的差别性也决定了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及金融市场的信用扩张程度。如果欧美国家的信用是以市场为主导，法律来保证的，而中国的信用则可以说是政府权力的隐性担保。中国金融市场的信用与欧美市场经济的信用有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当前中国金融市场最大的风险，就是没有区分这种信用本质上的差别性，总是以欧美国家的情况及数据来证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成熟性。这自然给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埋下巨大潜在风险。比如，有人就证明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性在于多元化程度不足，就在于没有走向美国式的以直接融资为主导的市场，就在于社会对创新及相应风险低容忍度等客观环境。可事实上，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及社会对风险容忍度低，完全是由当前中国的信用基础决定的。
　　既然金融市场的信用是由政府隐性担保，那么使用信用的当事人就容易把使用信用的成本让政府或社会来承担，而让其收益为当事人来占有。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名目繁多(比如价格管制、规模管制等)，有效的市场运作机制形成缓慢。另一方面，任何当事人都在千方百计设法无限扩张信用。特别是当政府金融管制少许放松时，信用无限扩张速度更是惊人。无论是股市，还是银行都是如此。比如，按照央行公布的数据，到今年3月末广义货币(M2)达到75.8万亿元，而2000年末仅为13.25万亿元，10年时间增长了572%。还有，中国的货币化程度(GDP与M2之比)远远高于美国与日本，即中国的经济总量仅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但其货币总量远大于美国(美国仅60万亿人民币左右)。而M2的快速增长完全是国内银行信贷快速无限扩张的结果。也就是说，无论是何种方式，只要信用扩张过度，就必然给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巨大潜在风险。对此，周小川行长最近的讲话也提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内银行信用扩张过度所带来风险的严重性。
　　正因为当事人使用信用的风险可以让他人或整个社会来承担，而收益归自己，这就必然会激励当事人尽可能地无限扩张信用，过度追求高风险的市场及产品，于是金融市场投机炒作盛行。在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无论是银行还是住房投机炒作者，之所以都会过度地使用银行信用贷款，就在于银行扩大放贷规模不仅有提高核心竞争力的考虑，还因此增加了银行利息收入，可风险最后由政府承担。对于住房投机炒作者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可利用银行过高的杠杆率、过低利率及贷款易获得性，不断地把住房价格炒上天去。他们明白，房地产泡沫果真破灭，最后买单的是银行及政府。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信用本质及激励运作机制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所以不少人用欧美国家的监管指标及计量模型来衡量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大小，客观上其实是在误导政府决策时对国内金融体系潜在风险的判断。笔者以为，这可能是目前国内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比如，若仅以规模扩张程度、资产增加速度、利润水平上升状况而论，中国的银行业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国际水平。但实际上，国内银行业之所以能如此发展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政策性资源的注入。无论是2003年以来的股份制银行上市还是2008年下半年开始政府全面放松了对银行信贷的数量规模及价格管制，都使得国内各商业银行放开胆子主动开闸放水，以求信贷规模的快速扩张与增长。不妨说，国内商业银行这种不计成本及不顾及风险的信贷无限扩张，如果不是银行业监管机构不断敲响风险警钟、出台各种相应监管政策及提高监管标准，当前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房地产泡沫的风险不知会积累得多大。
　　总之，当前国内金融体系所面对的风险，在房地产泡沫没有破灭之前，谁也无法估计。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风险就可能显露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认识与分析。笔者相信，若能从中国信用的本质入手，就可能了解到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根源所在，并尽早确立起防范风险的相关制度安排。

　　郎咸平：中国变了 北大清华毕业生还不如坐台小姐
　　我反复讲要藏富于民。各位，请想想看我们的日子到底难在哪里？你知道吗？
　　去年有人出了一个报告，说中国有1/3的GDP是隐性收入，数字高达9.26万亿。你能想象到的灰色收入可能都在里面。夜总会小姐唱个歌也能创收好几倍，我们是这么看问题的，你知道吗？各位想想看，一个社会如果成了这样，你不感到痛心吗？所以9.26万亿已经不是灰色收入的问题了，而是说整个社会在改变。
　　你有没有想到一个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出来了。这个隐性收入代表的是什么？是整个社会的阶级固化。《人民日报》去年登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也非常让人痛心。说的是在封建时代，整个社会是上下流动的。六部官员哪里来的？贫穷子弟十载寒窗，考上秀才、举人，进士及第之后一步步升上来做官的。这个历史传统到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
　　阶级固化的结果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今天辛辛苦苦念完北大、清华、复旦出来，薪水一个月两千块，还比不上夜总会小姐。这对于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颠覆有多大，你知道吗？过去是透过所谓寒窗苦读来出人头地，今天靠什么？投机倒把。今天的问题，我觉得最基本的根源不是人心变得坏了，而是整个社会阶级固化的结果。我们的年轻人再没有出头的机会了。我请问你，80后、90后，你们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你找到的工作，两三千块一个月，而且搞不好还要做一辈子。当你对整个社会的阶级固化感到绝望的时候，前面说的现象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你会发现灰色收入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搞不好你就没有房子、没有车子，老婆都娶不到。那灰色收入怎么来呢？那就是晚上经常到夜总会，上电视非诚勿扰，等等。灰色收入是阶级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如何解决阶级固化？一定要给老百姓机会。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去美国留学，甚至愿意留在美国，为什么？你觉得美国好吗？美国不会比中国精彩，我就非常不愿意到美国生活。但是美国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美国政府可以非常骄傲地告诉任何人美国梦。像奥巴马这样父母离异的黑人也然当上了美国总统。他任命了一个商务部长骆家辉，是第三代移民，父母是从在餐馆洗盘子开始的。还有朱棣文，也是留学到了美国之后留下来的，最后成了能源部长。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奥巴马你什么身份？朱棣文、骆家辉你什么身份？完全没有家庭背景。你们凭什么成功啊，就是因为美国社会给了每一个人美国梦。什么叫美国梦？不是给你更多的薪水，不是给你一个灰色收入的空间，而是什么呢？给每一个人希望。你只有给每个人希望，每个人才有创业的机会，才有这种激情能够把每一份事做好，因为他有一个梦，他认为几十年之后他可以变成奥巴马，他可以变成朱棣文、骆家辉。你觉得今天我们中国有这种机会吗？年轻的朋友，你们去公务员团队做事，你觉得你可以到朱棣文、骆家辉的水平吗？有这种可能吗？没可能。
　　所以我想通过灰色收入告诉我们老百姓一句话，灰色收入跟这一切的问题所象征的是我们缺乏中国梦。如何改变社会的结构？让这个社会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个立足点的平等？在这个立足点平等之上，每个人凭着个人的聪明才智，争取到你所能争取到的最高境界？其实这并不难，只是我们目前的政策推动都不朝这个方向走。我们没有给这个社会建立起一个好的价值观。
　　老百姓不再感觉到有中国梦了。中国梦有多重要，你知道吗？我们每年税增长20%以上，这些钱如果能用在刀刃上的话，就能够帮助老百姓完成中国梦，你知道吗？我们浪费这么多钱做了什么了？我们用在各地大规模的低效率的基础建设上，搞的各地财政是连年赤字，甚至还不起钱都有可能。你没有替老百姓创造一个中国梦，低效率的浪费掉钱了。各位，我尤其想告诉我们官员，你知道最让我痛心什么吗？投资的失误。这种投资的浪费，是千亿、万亿的浪费。如果当初肯听我郎咸平(郎咸平新闻，郎咸平说吧)一句话，四万亿你不要投给什么基础建设，你给我们所有民营企业三年免税多好，想想看，他们负担了全中国90%的雇佣量啊。你三年免税了，赤字怎么办呢？财政窟窿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国有企业不准搞房地产，像什么中粮，你不搞粮食你搞什么房地产，不务正业。这些国有企业不准做这种旁门左道的事，你所有利润全部上交，不准买地皮，全部补充财政窟窿。三年免税，各位晓得能创造多少财富吗？这个免税你晓得有什么用处吗？这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啊。
　　你的财政收入投到正确地方之后，大家发现投资企业能够赚大钱，很多人就愿意在这方面发展，而不会说投资环境那么恶化，又不赚钱，干脆炒楼、炒股算了，是不是？各位想一想，这样子是不是对的呢？今天我们这一切问题，是我们缺乏中国梦。灰色收入等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靠什么解决？这需要靠一个更优良的税收的使用来解决，给每一位朋友创造个中国梦。

　　茅于轼：高利贷不是剥削 是利国利民大好事
　　茅于轼：高利贷不是剥削
　　您累不累？
　　不累。略带微笑的茅于轼肯定地答道。这位82岁高龄的著名经济学家，近年来受邀演讲，长年奔波于国内外各个城市，每次话题总离不开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教育、房子、土地、民间借贷等问题。但也由于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建议廉租房无厕论、反对福利国家、提出个税起征点应提高到8000元等观点引来无数鲜花，还有板砖。
　　5月中旬，浙江宁波。新金融记者见到了这位被评为当代中国最有道德修养和良知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不得不戴起了助听器，最近据说心脏也时有不适。访谈间，茅于轼的妻子赵燕玲非常默契地安坐一旁，静静地聆听。
　　谈及近年来备受争议的民间借贷，茅于轼认为，导致民间借贷利率这么高的推手是国家对金融的垄断。他直言，不放开民间借贷也不是办法，要让大家先做起来，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而针对每当政策紧缩之年，不少中小企业生存困窘、叫苦连天，茅于轼也给出了解答。
　　高利贷不是剥削
　　新金融：近年来，民间借贷颇受争议，其利率绝大部分高于银行基准利率的四倍(四倍约合年利率25.24%)，甚至被称为高利贷，您怎么看待？
　　茅于轼：我觉得高利贷很好，这是资金优化配置的结果。资金应该配置到效率最高的项目上，也就是能够支付最高利息的项目上。这和拍卖一样，商品应该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谁也没有说商品应该卖给出价低的人。
　　新金融：目前，高利贷超过了很多中小企业1%~10%的年投资回报率，导致很多企业负担不起，有人说高利贷利滚利，像吸血鬼一般会把中小企业的血吸干，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茅于轼：这个道理很简单，现在有个东西，比如房子，现在要100万元，我出不起价但我还想买，你怎么评论这件事情？或者一本书30元，我很想买，但是我没有这么多钱。现在民间借贷这个利息，你不愿意借，别人就借去了，你没有理由说他出的利息高，不许借给他，必须借给你。市场经济就是通过价格来配置资源，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价格的，你付不起价格你只好不买。
　　新金融：您是说，如果企业付不起这种利息就不应该去借？
　　茅于轼：对，还有一点，为什么利息这么高，就是因为政府不鼓励大家做，造成供给严重不足。如果做的人多了，利息自然就下来了。
　　新金融：在企业资金不足的背景下，部分中小企业铤而走险借钱，被视作企业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民间借贷利率高企也引发争议。
　　茅于轼：这个没道理，你企业的原材料是不是也贵，土地是不是也贵，你的劳动力是不是也贵？不能埋怨(民间借贷)市场利息价格太贵，你没法偿还就不要去借；或者说这个老板走错路了，你不该干这个。很多人抱怨现在经营越来越困难，简直是活不下去，道理就是这个企业该关门该转行了，你老守在那里，当然是越来越难了。老板要去想办法发现新的投资机会，企业家的本事就是不断去发现新的市场需要，能够灵活地改变你的行业。
　　新金融：民间借贷的主要问题在哪儿？
　　茅于轼：现在民间借贷主要还是无法可依，政府不太支持这种业务；另外就是垄断，国企能干好的不许民企和个人去干，国企干不好的也不许民企和个人去干。同时，现在的主要障碍是人们认为放高利贷是剥削。他不懂得放高利贷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是利人利己、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对繁荣经济有非常大的作用。
　　谁是民间借贷的推手
　　新金融：在浙江，不少人不做实业而转做资金生意，带来产业空心化之说。
　　茅于轼：(笑)我们有个错误的认识，认为银行业赚的钱是假的，不是创造财富；种地赚的钱是真的，这是创造财富。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钱是一样的，都能买东西，通过各种方式赚的钱购买力都是一样的。其实，只要你不损害人家的利益，你赚了钱就是创造财富，你亏了钱就是消灭财富。
　　新金融：有人说，现在有些政府工作人员和银行工作人员也在充当一个金融掮客的作用，间接参与到民间借贷，您对这种行为怎么看？
　　茅于轼：这个对金融是有好处的，你记住一条，只要是双方同意并且不损害任何第三方利益的活动是一定能创造新财富的。有些掮客，你相信我的话把钱给我，我帮你赚点钱，他也同意了，这就是双方同意。当然不能有欺骗了，欺骗的同意等于不同意。
　　新金融：您如何理解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三者的关系呢？
　　茅于轼：非法集资是源于国家垄断资金，我们的银行都是国家办的，银行的生命线就是大家的存款，大家不存款，银行马上就死了。它为了垄断金融，不许别人搞金融，只许国家搞金融，这正好是我们国家的大毛病。
　　因而，应该开放民间借贷，我们就可以选择不一定把钱存到国有银行，如果更多的人搞民间借贷去了，全社会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资金运用的效率也就大大提高了。
　　新金融：您是说，导致民间借贷利率这么高的推手是国家垄断金融？
　　茅于轼：非常对。政府一方面不许大家搞民间借贷，搞得民间利率这么高，然后又说民间借贷有多么坏。借同样的钱，数量是一方面，质量也有不一样，好质量的钱价格就是可以贵点的。什么叫钱的质量不一样？借同样一笔资金，到银行不一定借不到钱，但是你可能得花三个月的时间，包括无数的申请，还有请吃饭等，这个贷款就是低质量的钱。而民间借贷，你今天要，可能明天后天就给你了，不要担保也不要抵押，这个利率肯定是高的。
　　应开放民间银行
　　新金融：在目前监管体系和市场诚信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放开民间借贷会不会引发新的担忧？
　　茅于轼：这当然是有点问题，但是说老实话，现在民间借贷出的问题没有大银行出的大，一个贪污犯可以贪污几千万，连行长都贪污。小的民间借贷也会出问题，但是据我所知，出问题不太多的，有总归有，但没有形成金融市场的大问题。
　　新金融：也有观点认为，放开民间借贷这个市场需要诚信的市场环境为前提，也许正因为如此，国家不敢放开民间借贷市场。
　　茅于轼：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中国这个社会信用程度很差的，赖账的事、有纠纷的事比较多。但不放开民间借贷也不是办法，应该让老百姓逐渐在实践中去懂得怎么做对人对己都有利，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最好是让大家先做起来，在实践中不断去总结经验。
　　新金融：如何去合理地发展民间借贷？
　　茅于轼：我觉得应该出台一个法律，肯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用自己的钱去做民间借贷是不需要监管的，但你用别人的钱去赚钱需要监管，民间集资可能会有点问题。
　　新金融：您所说的民间集资怎么界定？
　　茅于轼：就是你把钱给我，我来用你的钱赚钱。这与民间借贷不同，民间借贷就是私人借贷，主要是用自己的钱。民间集资用别人的钱赚钱很有风险。但这个界限很难划分清楚。
　　新金融：针对包含民间借贷在内的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您有哪些建议？
　　茅于轼：首先应开放民间银行，现在开了个小口，小额贷款公司，但是那个不是金融业，那是用自己的钱赚钱，金融业就是用别人的钱赚钱，你要允许其吸收存款，大笔转贷资金。
　　新金融：您对于今后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前景乐观吗？
　　茅于轼：不乐观，现在政府对于很多垄断行业不肯退出，金融业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还有石油、通信都不轻易让民间资本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