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生：现行个税修正案陷多输困境 应该削富济贫
　　自从个税修正案草案(下称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以来，二十多万条的意见中关注最多的就是提高个税起征点，不少专家学者和工薪阶层都希望能把个税起征点从草案中的3000元提高至5000元，甚至更高。
　　不主张提高个税起征点的经济学家华生，日前发布了《变个税改革多输为多赢的替代方案》。在他看来，在72%的工薪阶层无需纳税的情况下，提高个税起征点无疑是把公共财政减税资金用于补贴少数中高收入群体，这不是基于市场交易和自愿原则的帕累托改进，而是违反了公平原则的社会再分配，既扩大了收入差距，又缩小了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而且结果低、中、高收入阶层都不满意，从而导致草案变成了一个多输的格局。
　　基于上述分析，华生提出了个税调整的一个多赢方案，即不是增加一般减免额，而是增加赡养人口和住房负担的特殊减免额。
　　对无税可抵免的低收入阶层，国家应为其等额支付部分社保缴费。这样虽然国家会增加不少减免税总额，但把钱花到了地方，低收入者大受益，中等收入阶层普遍受惠和看到了希望，并在总体上缩小了收入差距，符合税制改革的方向和国际惯例，理论上无懈可击，操作上并不复杂。
　　华生提出的增加特殊减免额的方案，其实也是目前不少学者呼吁的个税改革方向。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梁俊娇也建议发展税前扣除项，比如每月纳税人的应税所得中除了扣除基本的个税免征额外，再根据纳税人提供的居住支出证明，另外扣除该纳税人当月的居住消费支出，最后进行计税。
　　我国目前个税税前扣除项目只包括按国家比例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及个人对公益事业的部分捐赠等，而一些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等，税前扣除项目已经达20多种。
　　尽管如此，上述改革方向并未纳入目前的草案视野之中。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官方口径，本次个税改革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免征额从每月2000元上调至每月3000元，将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减为七级。据财政部公布的测算，个税修正案实施，全国税收收入一年将因此减收1200亿元。
　　鉴于各界争议甚多，财政部强调，目前草案并非一劳永逸，只是个税改革的第一步，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调整已经进入动态调整机制。而对于个税起征点东西部有别，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巡视员丛明21日表示，草案未考虑地区差异化的问题。
　　近几年，工薪所得免征额调整出现滞后。本次修改，是2003年中共中央提出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后，第四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也是第三次提高工薪所得免征额。此前两次调整是，2006年起由每月800元提高至每月1600元，2008年3月1日起由每月1600元提高到每月2000元，起征点的上升幅度低于同期GDP增长。
　　其实，在金融危机之后，减少个税已经在全球流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近日研究表明，个人所得税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变化较大的税种之一。一方面，不少国家采取退税、提高扣除额或抵免额等临时性减税措施，减轻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以稳定消费信心。另一方面，调整税率、降低税率的国家包括匈牙利、德国和澳大利亚等，提高税率的国家包括希腊和英国等。而且，总体上看，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类似，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
　　由减税引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我国个税占总体税收比例较小，因此其对减少国民整体税负的调节力度有限。
　　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0年，个税收入占总税收比例范围为6.44%~7.12%。这也意味着，我们除了在取得收入的时候缴纳个人所得税，还要在各个方面的消费中承担更大比例的环节消费税，而这些90%以上的税收是不易被人察觉的。
　　现行个税修正案的多输困境
　　第一财经日报：之前你在媒体上提出提高个税起征点是更大的不公，请问这个观点内在的逻辑链条是什么？
　　华生：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一般免税扣除额)随经济发展和民众收入水平上升不断上调，这本身极其自然也完全正确。不过，起征点的确定，通常只考虑居民最基本生活而不是平均水平的需要。
　　在起征点合理确定以后，通常的做法是随物价或生活费用指数的上涨而逐年小幅调整提高。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多数工薪收入者收入高于起征点时，上调起征点可以达到减税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双重作用。反之，当大多数人的工薪收入低于起征点时，上调起征点只使少数人受惠，会扩大收入差距。
　　我国目前个税名义起征点与人均国民收入持平，加上三险一金扣除部分(约为货币工资的23%)显著高于人均国民收入，72%以上的工薪阶层低于月薪2600元左右的实际起征点。若按现草案调整后，将有88%的人低于近3900元的实际起征点，看似受益面扩大，但真正受益的是原来72%之外的一部分人，原来就低于起征点的低收入阶层其实并未受益。因此，上调起征点势必扩大现存收入分配差距，而适用同等税率收入区间的局部上调则产生进一步放大差距的加强效应。
　　数据分析也充分验证了上述判断。这次个税调整，据财政部公布的测算，国家财政共减少税收收入1200亿元。按照草案，这次减税的实际分配为月货币工资2600元以下的2.16亿(72%)低工薪收入者分到额为零，原月货币工资不足3360元的工薪收入者得到的减免额低于400元，而月货币工资8000元到15000元的中等收入者则多有超过4000元以上的实惠，相当于一个人享受了本应属于低收入者十个人的减税额。
　　日报：其实就目前网民意见而言，目前这个草案，不仅低收入者不满意，而且很多中高收入者也不满意，因为3000元的起征点并未达到他们心中的起征点标准，很多人希望是5000元，甚至更多。
　　华生：对。这次草案出台，广大低收入者因被排除在外自然不满意，一部分中高端收入者因适用税率上升不满意，最高端收入者因最高边际税率未下调不满意，而主要受益的那部分中等收入者也认为调整力度太小而不满意。因此，颇为尴尬的是，国家减了税让了利，得到一个谁也不满意的结果。这显然是个多输的格局。
　　那么，可否好事做到底，干脆至少满足这部分中等收入阶层(这个划分只是相对低收入者而言，这里永远没有绝对的界限)的要求，把个税起征点提到5000元乃至8000元，这样至少也算是使一方满意呢？显然这种不讲公平和毫无道理的让步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冲突矛盾，与税制改革的整体方向也更加背道而驰。
　　日报：现行草案面临多输困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华生：这次个税调整陷入被动局面，其直接原因当然是突破口选择失误。当72%的工薪阶层的收入低于实际起征点时，起征点的任何上调显然就会漏掉最该受到帮助的广大低收入阶层，从而扩大而不是缩小收入差距，这自然就使这次个税调整一迈脚就错。
　　其次，减税本来是件好事。但从个人所得税减起恰恰选择了最不该选的错项。个税是削富济贫的主要工具，而中国个人所得税比重极低，收入和贫富差距又极大。个人所得税显然不是减税的最佳对象。中国税负中最大的是增值税、营业税等商品类税收。商品类税主要由消费大众承担，越是中低收入者交纳的比例越大税负越重。减税不去动大头，而是减只占税负百分之几又最不必减的个人所得税，自然不可能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
　　个税调整的替代方案
　　日报：既然你认为现行草案面临多输局面，那是否有修改建议？
　　华生：我的建议就是个税的特殊减免额(相对一视同仁的起征点即一般减免额而言).
　　现在人们对收入分配现状的不满，并不真是自己的绝对收入水平在逐年下降，而是相对收入状况令自己失落。因此，一般减免额的变动并不能满足人们不同和相对的需要。而特殊减免额则不同，它解决每个个体特别是一般民众的特殊经济困难和需要，因而能够普遍增进个人福利和满足感。这也是它今天国际通行的原因。
　　如果此次个税调整，不是调个税起征点和税率，而是增加相关民生的特殊减免项，包括补贴社保缴费额，则既达到减税的目的，可以直接准确和有效地帮助低收入阶层，又能为广泛的中等收入阶层减负，同时缩小收入差距，符合税制改革的方向和国际惯例，这才是真正多赢的结果。由于人数最多的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的人不交或只交极少个税，因此，特殊减免项不会减少个税整体增长的规模和方向。
　　日报：特殊减免项可能实施起来有难度。
　　华生：可能有人担心一旦引入有关民生的特殊减免项，就会出现个人与家庭的不同基础、信息不完备、不可靠和难以认定的种种复杂性，其实这实在是杞人忧天。因为这完全可以从容易确认的一两个项目开始，根据条件逐年逐步增加特殊减免项。
　　应当看到，在我们今天的信息技术条件下，增加几项民生的特殊减免项，比别人几十年前靠纸张作业不知要容易多少倍。因为所谓家庭，不过就是说赡养的人口，这在户口本上都登记得很清楚。户口本上没有的赡养对象，如没有收入来源的父母等，可以自己举证，税务部门查实，虚报重罚。如果真嫌工作量大，也可先从户口本上的未成年或未工作的子女开始。
　　因此，本着真正对人民和国家负责的精神，这次草案中关于调整起征点和税率的内容应予废止，而改以增加一般民众民生的特殊减免项。
　　日报：对于特殊减免项，你是否有具体的方案？
　　华生：具体方案为：1。增加赡养人口定额减免项。2。增加租房户和自住房贷款抵扣定额减免项。3。对月薪三四千元以下无税或基本无税可抵免的低收入阶层(其中主要是农民工和城镇低薪者)，其有权享受的定额减免额，转为国家为其分担等额的社保交费。这样做就给低收入阶层真减了大负担，而且会大大促进社保在低端人群的覆盖面，一举多得。
　　采取新的方案，国家在整体上虽然会多增加不少减免税总额，但如前所述也是税收增长部分可以承担的。更重要的是把钱真正花到了地方，低收入者大受益，中等收入阶层普遍受惠和看到了希望，绝大部分人既绝对又相对改善了经济境遇，并在总体上缩小了收入差距，理论上无懈可击，操作上并不复杂，必然会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真心拥护。

　　皮海洲：史美伦何以揣着明白装糊涂
　　出席2011陆家嘴论坛的香港汇丰银行副主席史美伦19日表示，关于国际板圈钱的说法没有道理。史美伦指出，国际具规模的企业到国际板上市，对整体市场来说是好事，但现时则有言论指国际大企业来内地圈钱，这种心态很奇怪，国企自90年代到境外上市，从来没有国际投资者说内地企业在圈钱。
　　史美伦女士是国内投资者的老相识了。股龄稍长一点的投资者都知道，2001年3月至2004年9月期间，史美伦女士曾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一职，为加强中国股市的监管工作作出过积极的努力。比如独董制度就是史美伦女士力推的，虽然这一制度已被证明是中国股市最不成功的制度之一，但其推出独董制度的主观愿望显然是好的，是为了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可以说，史美伦对于中国股市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股市的不成熟是有着深刻的了解的。也正因如此，史美伦关于国际板圈钱问题的表态，无疑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在这个问题上，奇怪的不是国内投资者，而恰恰是史美伦本人。
　　只要对中国股市稍有了解的人们都知道，国内投资者对国际板圈钱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很显然，这种担心与史美伦所指责的有言论指国际大企业来内地圈钱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为什么国内投资者会担心国际板圈钱？这是由时下的A股市场所决定的。自2009年6月管理层推出市场化定价发行以来，A股市场的新股发行就沦为了三高发行，新股发行市盈率，少则40倍、50倍，多则上百倍，新研股份的发行市盈率甚至达到了150.82倍，新股发行沦为发行人赤裸裸的圈钱行为。而且对于这种圈钱行为，监管部门似乎束手无策，而是任凭其在A股市场里泛滥成灾。一些发行人为了达到多圈钱的目的，甚至不惜造假上市，以至不少新公司上市后不久就出现业绩变脸现象。A股市场完全沦为一个上市公司圈钱的市场。正是基于目前A股市场的现状，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生长出来的国际板，很难不从娘胎上就烙下A股市场圈钱的印记。投资者因此担心国际板沦为圈钱板，这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何来的心态很奇怪呢？
　　而为了证明国内投资者的心态很奇怪，史美伦女士还举例称国企自90年代到境外上市，从来没有国际投资者说内地企业在圈钱。史美伦作出这样的例比，恐怕是忽视了中国股市并不是一个成熟市场的事实。确实，在国企境外上市的过程中，很少有国际投资者说内地企业圈钱。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国企境外上市确实没有圈钱之实。因为国外股市发展较早，股市已相当成熟，投资者也很理性，在这些市场里，三高发行可以说根本不可能。如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中石油，港股发行价格只有1.28港元，这实在是送钱给国外的投资者，国外的投资者好意思说中石油圈钱吗？相反中石油A股发行价16.7元人民币，A股发行显然难逃圈钱的嫌疑。所以，史美伦将成熟的境外市场与不成熟的A股相提并论，显然是不妥的。
　　当然，并不是史美伦真的不知道上述这些情况。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史美伦目前是香港汇丰银行副主席，而汇丰银行又力争成为国际板上市的第一批公司。所以为了汇丰的最大利益，史美伦也就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了。难道说汇丰登陆国际板，就不想发出一个三高出来么？

　　陈志武：银监会需要被监督
　　金融危机以来，加强监管的呼声很高。虽然在科学家的眼中即兴反应恰恰属于人的行为偏差，从长远看是非理性的，但是，在现实舆论和社会政治气势下，理性往往是奢侈品。看到危机冲击，人类的自然反应就是呼吁强化监管。特别是在对监管权力缺乏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危机情绪更容易成为监管权力扩张的借口。
　　让人庆幸的是，三年不到，中国、美国和其他经济体都相继复苏。虽然关于二次探底的说法还不时出现，但理性已在逐步取代情绪，我们开始冷静评判强化监管的收益与代价。
　　过去这些年，在强化监管舆论的支持下，监管机构尤其是银监会到底推出了什么举措？监管过多的社会成本如何体现？如何评估？有多少？监管内容增加后，谁吃亏谁受益？我们知道，监管政策每强化一步，都会给社会带来后果，而这些后果不可能只是好的。在监管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权衡利与弊，特别是在利为显而易见但社会成本并不直接可见的情况下，更不能只看利而忽视负面社会后果。
　　监管不受制约的社会代价
　　监管权力过大导致寻租，对这方面的认识已经比较多。实际上，这仅仅是监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一种，不当监管的更大代价还是在社会层面。这些年，民间金融迟迟不放开，所给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说民营金融机构出于逐利会发放高利贷，剥削借款人。这些理由当然难以拒绝，但只看到了禁止民间金融带来的安全和稳定，却忽视了带给社会的代价，也忽视了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都以民营金融为主的事实。风险和稳定始终是强化监管的合理理由。
　　我们先看个案。据《南风窗》记者曾东萍报道，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王垸村，家家户户都养殖水产，但像多数村庄一样，这里有机会创业致富、增加就业，可是没资金，每年资金缺口约500万元。而另一方面，虽然本地人钱不多，但从老年人到青年人，很多有投资需要，尤其是老年农民，他们不仅承受一般意义上的三农之苦，而且还因子女外出打工、子女数量少等因素，面对极不确定的养老挑战。对他们来说，互助性金融机构不仅最合适，也最需要。
　　2006年3月，在三农学者李昌平及村委会帮助下，王垸村老年人协会，也就是后来的养老基金会成立。当年，86人入股，股金总额27.2万元。年底分红，每位老人拿到280元。至2010年底，协会股金总额103.8万元，包括村委会出资50万元，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垫本10万元，219位老年人的股金43.8万元。
　　王垸村养老基金会，吸纳同村老人股金，向村民发放贷款，利息用于分红。2009和2010年，每位入股老人分别得到分红650元和500元。对城市人，几百元分红可能无足轻重，但对这些老人却不一样。就以村委会75岁的守门老人为例，她独居村委会提供的宿舍，2010年收入是低保金600元+村委会工资2000元+基金会分红500元，500元分红对她很重要。
　　养老基金会的好处很明显：一是资金投放本地，增加年轻农民的就业；二是有利于社会和谐，让年轻农民不必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能跟父辈和子女在一起生活；三是通过老年人股东每年的分红收入，缓和养老问题；四是减轻政府的养老负担，帮助解决三农问题。政府给农民补贴，是不错，但更重要的是还给农民金融自由权。
　　可是，像这样对个人、社会和政府是多赢的养老基金会，在2007年和2011年两次被勒令取缔，理由是该基金会未经有关部门审批。具体依据是2007年1月22日开始施行的银监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筹建申请由银监分局审批，取得金融许可证，方可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办理注册登记。2008年6月27日施行的《中国银行(601988)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再次将农村资金互助社列入银监系统的监管范围。
　　单独看这些规定，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在银监体系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存在区域、股东资格、资金门槛等诸多限制，使所谓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进展十分缓慢。限制如此严格，以至于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到2010年末，全国数万个乡镇中，已开业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才395家，其中村镇银行349家，贷款公司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7家。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只好通过工商渠道注册，获得准身份，打擦边球，这些自发金融机构随时可被定性为非法集资。
　　早在2007年，王垸村老年人协会按规定到荆州市银监分局办理申请，还托关系去疏通。但并未如愿，得到的通知是要求停止放贷活动，依法清退资金。后来，老年人协会将名称改为养老基金会，偷偷继续运行。虽然从2003年以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都强调要发展农村金融，包括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支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兴办农村资金互助社，然而，今年初湖北省政府相关部门和银监局仍然发出通告，取缔基金会，勒令3月底之前清除养老基金会。
　　67岁的王垸村养老基金会理事长李功彬先生说，一不犯法，二不贪污，村民也满意，为什么就不能办了呢？据曾东萍女士的报道，王垸村养老基金会不久前召开会员大会，讨论基金会的存亡。大会讨论结果是，90%的老人支持继续办！
　　但是，银监会等行政部门选择了以维护金融稳定为由禁止、取缔农民自发金融机构。即使要加强民间金融监管，也不等于禁止民间金融。而且，禁止民间金融、取缔农民自发金融，虽然方便了监管机构，减少了麻烦，但受害的是社会，具体表现在农民很难在家乡就业、创业，往往只能背井离乡做农民工，让农村社会问题、养老问题变得更严重，既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又威胁农村社会的长久稳定。
　　王垸村是否为特例呢？并非如此。汤敏博士最近去内蒙古武川县农村调研，在那里了解到，一位全国三八红旗手牵头办起养鸡合作社，已带动3个乡的600户农家养鸡。但是合作社缺少资金，于是由县委组织部长和另一位干部担保，折腾了两月从农行借3万元，但远远不够，她需要100万元贷款去再发展100多户新农户并扩大现有农户的生产规模。在民间金融被压制的情况下，她目前提供的免费小鸡只好依靠20%-30%高利贷维持。汤敏博士访问了一家贫困户，家中二老均70多岁，下不了地种田，孙子的妈妈跑了，二老每月领200元救济金，很苦。他们从养鸡合作社领了50只母鸡，笨鸡蛋每月能卖600元，但要投入450元饲料费。他们想养200只，这样每月就有600元的净收入，但找不到投入资金。在那里，金融饥饿的后果并不抽象，而是具体到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存问题。
　　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说，我国有近3000个零金融机构乡镇，只有1家金融机构的县(市)2个、乡镇有8901个，其中，西部地区情况最严重，共有2645个零金融机构乡镇，占全国零金融机构乡镇数的80%。相比之下，人均GDP是中国八分之一的孟加拉，人均GDP是中国四分之一的印度，农村金融却远比中国发达。
　　开放民间金融，犯罪率减少，社会受益
　　上面的案例告诉我们，用行政权力禁止自发金融，是监管者顾及自身便利，让自己省事，但是却让社会付出了代价。当然，我们也可列举因民间高利贷而家破人亡的案例，也可以找到农村金融混乱而出现大范围呆坏账的故事。比如，上世纪9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坏账近3000万元，有的说亏损数亿元，最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填补了窟窿。农村金融产生呆坏账，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但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包括如何通过减少地方政府的权力干预来降低坏账率，通过普及金融知识提高农民的金融意识。但即使农村金融体系有这么多的呆坏账，也远比四大国有银行在2005年之前产生的3万亿元左右的呆坏账小几个数量级，更何况农村金融服务了8亿农村人口，改善了他们的民生，而四大国有银行却主要服务于国企，只涉及几千万人的就业。为什么没有因3万亿元呆坏账而取缔四大国有银行，却因最多几百亿元的呆坏账而禁止农村金融？
　　在美国，今天和过去都有离谱的高利贷机构，尤其有一种叫领薪日贷款(paydayloans)公司，更是引发了社会和政客的谩骂。领薪日贷款大致是这样：张三的工资可能月底才发，可是，有时因为意外开支或买大件，到月中就青黄不接了，怎么办呢？一种可能是找亲戚朋友借，但这样会搅乱亲情友情；第二种做法是去银行借，但如果张三的收入或信用记录不好的话，正规金融不会搭理，此路不通；第三条道路是抢银行或偷盗；第四种办法就是找领薪日贷款公司，借钱后，到月底领薪即还。
　　据统计，美国领薪日贷款期限一般在10到15天，贷款金额普遍是300美元，但收费50美元。这种收费折算成年化利率，相当于400%以上的年利率，当然是高利贷。
　　借贷过程一般比较简单、方便，张三只要带上近几月的工资单、个人支票和最近的银行账户单(如果张三没工作或者连银行账户也没有，那就不行)，到领薪日贷款店，写上350美元的个人支票、支票签名日写成十几天后的领薪日，就能借走300美元。如果到领薪日还不了钱，张三必须再回到领薪日贷款店办理续贷，并再付50美元的收费。可想而知，靠领薪日贷款生活的人有很大的惯性，一旦走上此路，可能就难以回头。据美国社会责任放贷研究中心的统计，用领薪日贷款的人平均一人一年要贷8到13次，91%的领薪日贷款是贷给一年借贷5次以上的人。美国每年领薪日贷款总额在400亿美元左右，为4000多万美国人提供服务，占美国总人口的15%。考虑到三口、四口一家中，可能只需一人去借贷，领薪日贷款实际服务的人口面要高于15%。
　　领薪日贷款是最经典的高利贷，而且是过去从欧洲到非洲、到亚洲，各社会都痛恨、谩骂的黑心商人行为。即使在今天的美国社会，要求禁止领薪日贷款、打倒黑心商人的呼声仍然是主流，50州中有15个州的法律明确禁止领薪日贷款以及其它类似高利贷业务。这个现象本身非常值得思考，既然有15%以上美国人不得不有时依赖领薪日贷款，这种商业对社会显然有贡献，但社会中多数人又同时支持禁止领薪日贷款。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也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为了从根本上评估高利贷的社会价值，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AdairMorse教授花了几年时间，收集加利福尼亚州各社区的个人借贷、收入、偷盗、抢劫、急病以及房屋贷款法院拍卖等详细数据，希望系统性地回答领薪日贷款到底对社会更有益，还是更有害。在她2009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领薪日贷款的放贷者：是英雄还是恶棍？中，专门把有领薪日贷款店和没有这类高利贷金融服务的社区进行对比，看这两组社区在受到暴雨、水灾、山崩、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冲击后，在住房贷款破产率、偷盗率、急病发病率等方面的差别。她研究的样本期间是1996年至2002年，共7年。
　　Morse教授发现：在一个加州社区受自然灾害冲击后，其房屋按揭贷款的破产率会上升72%，但是如果社区内有领薪日贷款等高利贷服务，住房按揭贷款破产率会少增一半，只比平时增加36%左右，每千户人家要少1.22户人家申请住房贷款破产；另外，自然灾害发生后，一般社区的偷盗率会上升13%，差不多每百户人家有多一户被偷，可是，如果该社区有领薪日贷款金融服务，那么，偷盗发生率要少增30%，每千户人家中要少3户被偷盗！再者，虽然自然灾害会增加社区的发病率、死亡率、吸毒酗酒率，但有领薪日贷款服务的社区，这些比率的增幅都更小。高利贷提升了社区应对风险、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
　　为什么像领薪日贷款看起来这么吃人的高利贷会有这种社会价值？其实，这涉及到金融产品的主要功能之一，即借贷交易帮助家庭、个人平摊短期开支或收入冲击所带来的压力，将短期大额开支摊平到未来更长时间中，减少短期困难对家庭、个人生活的冲击，让他们尽可能继续正常生活。所以，对于有领薪日贷款服务的社区而言，即使发生地震或其它灾害，虽然领薪日贷款利息很高，但他们能利用这种短期借贷渡过难关，不必去申请住房按揭贷款破产，更不必去偷盗或抢银行。高利贷就是这样减少犯罪、理顺秩序，让好人即使面对生活挑战，也有机会继续做好人。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飞利浦·格拉姆，在1985至2002年底间任美国联邦参议员十八年，参与制定了许多美国法律。他的一句名言是：如果次级贷款早就被禁止，如果高利贷机构早就被禁止，那么我母亲就不可能在我们兄妹三个很小的时候买到自己的家！格拉姆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乔治亚州，小时候父亲残疾没收入，所以母亲要同时做两份工作，才有钱既勉强照顾残疾的丈夫，又抚养三个孩子。当时家境那么艰难，经济风险太高，没有正规银行愿意给他母亲贷款买房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到最后，高利贷金融是他母亲唯一的选择，就这样，母亲靠高利贷买下自己的房子。格拉姆说，人们当然可以去指责高利贷金融机构，骂他们剥削、心黑，甚至要求立法禁止这些金融机构，但是，母亲知道：虽然要支付高利才能借到钱买房，但至少她还能借到钱，能买上自家的房！如果监管者为了自己的方便禁止非正规金融、禁止高利贷机构，像格拉姆母亲这样低收入的千千万万家庭，就永远买不上房子，受害的是这些中低收入老百姓。
　　抑制金融供给，不等于解决了金融问题，因为社会需求还在。禁止民间金融，会断绝一些中低收入阶层的出路。
　　我们再看看企业金融的情况。关于金融促企业发展、促就业的命题，经济学文献中已有大量著作给予肯定，既有理论模型的支持，又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支持。道理很简单，企业和企业家有好的创业项目，但资金不一定够，因此，如果金融市场能提供更多、成本更低的资金，更多企业和创业者就能发展了，经济和就业自然会更上一层楼。由于强化金融管制必然压抑金融业务空间，所以，如果不注意，监管过多就不仅妨碍企业发展与就业增长，而且会扭曲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远的不说，还是以中国为例。关于民间金融自上世纪80年代讨论到今天，虽然现在人民币私募PE基金、创投基金、私募投资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民营担保公司已放开许多，也有民生银行(600016)这样的准民营银行，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800多万中小民营企业还是贷款艰难，在关键时候只能求助于地下钱庄。今天，一方面是正规商业银行8%左右的贷款利率，另一方面是温州等地月息2%到8%的民间借贷。
　　当中小民营企业只能得到月息2%至8%的地下钱庄贷款时，他们面对的生存挑战可想而知，民企高倒闭率就不足为奇。压制民间金融的社会后果之一是国有经济得到额外支持，民营经济生存空间被挤压，亦即深化国进民退。由此形成的国企重民企轻经济结构效率低，不同群体间的经济机会差异大。
　　第二个社会后果是就业增长困难。今天中国非农就业中，80%多来自中小民营企业，而过度金融管制，特别是挤压甚至禁止民营金融，受害最多的又偏偏是800多万民营企业；当就业的主力军即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最没法满足时，当然影响社会就业格局，制约中低收入群体、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增长空间。这不仅使收入分配结构更趋不公，贫富差距恶化，而且使民间消费难以按潜力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统计，美国3亿人口有8000余家银行，中国13亿人口可能只有不到500家银行。于是，不奇怪小企业贷不到款，小企业80%的贷款来自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他估算：在发达国家里，每千人口一般有45到50个小企业，而中国目前每千人口的企业数量为12个。由于各国就业有65%到80%来自小企业，当中国的人均企业数这么低的时候，就业困难、实际失业率高就不令人吃惊了。中国的民间金融受压甚至被禁，造成企业数量少、创业难。
　　这些年里，监管机构的确再三要求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但宏观政策意愿往往被具体监管政策所否定，使实际中小企业贷款空间小。一方面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较高，监管机构(包括财政部)并未出台相关的不良贷款核销政策、营业税减免政策、贷款风险权重的专门计量方法；另一方面，银监会对商业银行不断变严的不良贷款指标考核和问责机制，让银行不敢涉足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而是纷纷去垒央企、大民企的贷款。正如下面谈到，当银行不能使用金融衍生品去规避、配置风险(尤其是信用违约风险)时，商业银行就自然把大量中小企业排除在贷款对象之外，也让商业银行自废武功：躲避风险，不碰有风险的企业和项目。
　　要改变民营企业金融饥饿、民间高利贷盛行的局面，监管部门应该做的是疏通，是为民营金融和金融创新放松管制、提供宽松的金融发展环境，而不是堵。只有在金融环境更宽松自由之后，才能有金融机构之间更多的竞争和金融创新，金融供给才会增加，民间利率才能降低。一旦民营金融从地下走向阳光、走向合法，民间金融的契约风险就会降低。
　　金融创新的社会价值
　　养老基金会、住房按揭贷款、企业借贷以及创业融资，这些基本金融服务对社会的价值，人们可能比较容易认同。可是，在许多评论人看来，金融衍生品另当别论。巴菲特说金融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索罗斯呼吁信用违约掉期契约(CDS，CreditDefaultSwaps)应该被法律禁止。金融危机期间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指出，到2007年下半年，全球广义货币量不到世界GDP的1.3倍，债券与借贷总额不到世界GDP的1.5倍，可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名义总值是世界GDP的8倍！于是，不少人认定：金融泡沫已大大超出经济的实际需要，对金融衍生品必须刹车。
　　那么，金融衍生证券到底有无社会价值、是否该刹车？如果有，其社会价值与社会成本相比，谁高谁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十分重要，也涉及到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监管方向问题。金融衍生品是一般大众不会也不用接触的，这使人们从表面上看不到因而不能理解其价值。为了明确讨论，我们就以CDS即信用违约期权或信用违约掉期契约为重点，看它们的作用和影响到底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在金融衍生品出现之前，发达国家也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住房按揭、汽车贷款、企业贷款都由银行及准银行提供，所以，银行是社会必需，对个人、家庭和企业的价值很具体。可是，在没有金融衍生品的社会里，银行面对三大挑战：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和信贷违约风险。
　　第一，如果住房按揭贷款或企业贷款要30年到期，银行放贷后，要等30年资金才全回笼，银行就要随时面对流动性风险，因为万一许多存款人急需现金、从银行快速提款，银行就可能面对挤兑挑战。这就有了对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比等流动性风险控制要求，银行贷款的总量不能太多、平均回笼期限不能太长等等。也就是说，如果银行的流动性约束得不到缓和，银行的贷款量会很快到顶，由此，许多个人、家庭和企业不再能得到资金供应。针对这一挑战，1938年美国成立房利美公司，专门提供二级住房按揭贷款市场：任何银行在任何时候想脱手住房贷款时，可以方便地把贷款卖给房利美公司。于是，银行就不用担心按揭贷款的流动性和回笼时间长短问题了。到1970年，美国再推出住房按揭贷款证券，亦即：先将千千万万家庭的住房按揭贷款放在一起，打成包，然后以贷款包的未来现金流做抵押，发行贷款包证券化债券，结果使整个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资金供应，几乎无限地多，使众多家庭能得到住房按揭贷款、买上自己的房子。就是说，二级贷款市场、像住房按揭贷款证券这样的衍生证券，从根本上解决了银行等机构的流动性问题、资金来源问题，最终受益的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和个人。
　　第二，当你从银行做按揭贷款或你的企业从银行贷款之后，利率可能是一年固定、5年固定或10年固定，而银行付给存户的利率可能是浮动的短期利息。所以，银行为了规避自己的利率风险，必须使用利率衍生证券进行对冲，否则，银行不能给你或你的企业提供中长期固定利率贷款，即使能做到，所要求的利率风险溢价会很高。
　　第三，在你的企业得到10年期贷款后，企业可能有资不抵债即破产风险、或不破产但资质下滑的风险，这些都是放贷银行承担的所谓企业信用风险。银行怎么规避、控制信用风险？如果你的企业债务是信用违约期权即CDS的标的，即你的企业债有相应的CDS期权在衍生市场上交易，那么，银行或其它投资者给你的企业贷款之后，他们不用担心你的企业是否会破产违约，因为他们可买到你的企业的CDS期权，将信用违约风险规避掉。那么，CDS的存在对你的企业、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是使银行有能力降低信用风险，使银行和其它信贷机构更愿意做放贷，所要求的利率回报也更低，这些都让企业和社会受益。
　　换句话说，三类金融衍生品解放了银行：住房按揭贷款证券以及各类企业贷款证券这样的金融衍生品，解决了银行贷款的流动性；1980年代推出的利率期货与期权等利率衍生证券，解决了银行利率风险管理问题；而企业债CDS、住房贷款包CDS这样的信用衍生品，帮助银行分散了各种信用风险，通过CDS市场的交易，让银行贷款信用风险在更广泛范围内、以更高效率进行配置，让能者和愿者多承担、不能者少承担或根本不承担。
　　因此，贷款证券化衍生品、利率衍生品和信用违约衍生证券，是三类目的不同的金融衍生证券，其推出和发展最终是为社会，特别是为中低收入阶层、高风险成长性企业提供了发展和成长机会。因为对高收入家庭、对成熟且利润稳健的企业来说，他们要么不需要贷款，即使需要贷款也总能从传统银行得到，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对他们的边际价值较低。如果不是这三类金融衍生品市场，给中低收入家庭与高风险成长性企业提供的次级贷款，不仅供给会很少，而且所要求的利率溢价会更高。
　　那么，在实践中，CDS等金融衍生证券到底表现如何？根据美国银行统计，到2007年，60万亿美元CDS总量中，有一半左右是银行的头寸，银行是CDS市场的最大参与者，其次是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虽然银行既买进一些CDS(买债务保险)又卖出另一些，但总体上，银行是CDS债务保险的净买入方，通过CDS等信用违约衍生品规避贷款违约风险。
　　2011年3月，蒂尔堡大学三位教授LarsNorden，ConsueloSilvaBustonandWolfWagner(2011)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银行的信贷衍生品使用和贷款定价：渠道是什么？在不利的经济条件下持久吗？，对美国77家具有规模的银行在1997年至2009年末的信贷数据进行了详尽研究，看使用信用违约衍生品和不用这些衍生品的银行，到底谁放贷更多、要求的企业贷款利率更低，特别是在2007至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哪类银行表现得更好、给危机中的企业和老百姓家庭提供的信用支持更多？
　　这三位教授的研究发现：一、用信用违约衍生品越多的银行，给企业贷款的利息越低，相对银行资本规模的贷款比率越高；这就验证了前面的命题，即金融衍生品增加银行管理贷款风险的能力，使银行承受风险的能力更强，可以发放的贷款更多，要求的贷款利息回报更低；对社会而言，更高的银行信贷能力，意味着能够支持更多企业发展、增加社会就业，为更多普通家庭与个人提供金融支持；二、信用违约衍生品市场的存在，不仅让有CDS衍生品交易的企业受益(亦即，其债务作为CDS标的的企业)，而且即使对于那些没有作为CDS衍生品标的的公司，当它们从使用CDS的银行贷款时，这些银行所要求的信贷利率也会更低；也就是说，因为有活跃的CDS衍生品让银行更好地安排自己的风险组合，结果使从这些银行贷款的各类企业受益，不管这些企业自己是否为CDS的标的物！
　　过去几年里，媒体和政客给人的金融衍生品的印象是，信用违约证券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实际情况呢？Norden，Buston和Wagner(2011)三位教授发现：从2007至2009年底，不管有没使用信用违约衍生品，各家银行都在提高信贷利率并同时减少贷款、去杠杆化，可是，即使金融危机高潮时期，积极使用CDS等金融衍生品的银行，其去杠杆化程度要明显低于其它银行，其信贷利率的增幅要远低于其它银行的利率增幅。这说明，积极使用信用违约和其它衍生品的银行，不仅在常态时期能给社会、给企业更多的贡献，而且在危机时期，照样能更多地为社会、为经济服务。
　　2010年11月，耶鲁大学的两位教授AlessioSaretto和HeatherTookes对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在2002至2009年间的资本结构情况做了研究。在研究报告公司杠杆、债务期限和CDS:信贷供给的角色中，他们发现：一公司的债务是否有CDS信用违约期权在市场上交易，最后直接影响到该公司的资产负债水平和债务融资期限，即如果一家公司的债务是CDS衍生品的标的，并且该CDS衍生品交易比较活跃，那么，该公司不仅能做更多的债权融资，资产负债率比一般公司高四分之一左右，而且这类公司的债权期限也平均长1.6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IBM公司有CDS衍生证券在活跃交易，那么，投资者和银行买到IBM的债权后，即可通过买进IBM的CDS信用违约期权来规避IBM的信用风险，于是，投资者不仅可以买更多IBM的债权，还能承受更长的债券期限。
　　Saretto和Tookes教授还发现，在2007至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有CDS信用违约期权的公司在债务融资金额与期限上的优势，照样存在，让它们在信贷环境非常不利的时候，继续保留信贷优势，得到长期债权融资支持。也就是说，CDS能增加企业对抗危机冲击的能力。
　　关于金融衍生品市场对银行、对企业和社会的好处，近些年有许多学术论文，既有纯理论的，也有纯实证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发现，虽然金融衍生品像电一样，如果用得不当，可以造成伤害，但是，金融衍生品不是大规模杀伤武器，而是对社会有总体正面贡献的金融工具，它们让银行以及其它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配置自己的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信用违约风险。
　　就像任何工具一样，金融衍生品本身不能主动伤害社会、伤害人，只有人去用的时候，才会对社会产生效果，用的得当效果就会积极正面，用的不当就会产生问题。导致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起因是之前的房地产泡沫，在房地产泡沫破灭时，导致众多次级按揭贷款证券以及CDS等衍生品的价格崩溃。问题起源于人的行为，而不是自身无主动性的金融工具。
　　银监会需要被监督
　　在中国，关于金融衍生品的误解和恐惧，在危机之前就很多，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就更多。但问题是，经过了过去三十年粗放式发展后，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结构已难以持续，必须转型。转型的重点是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增加对民间消费、对服务业的依赖，同时提高增长的包容性、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按照经济学一般常识，只要就业增长慢、中小企业创业难，中低收入阶层、农民群体的收入就难以更快增长，民间消费更快增长的愿望就难以实现。
　　这又涉及到农村金融自由、银行金融创新自由的问题。首先，由于农村人口占49%，未来经济增长更多来自消费的前提之一，是农民包括老农民的收入必须上升。中央年年号召解决三农问题，而且看来今后还将继续。其实，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增加补贴，而在于放开农民的金融手脚，让他们有创建基层金融组织、获得基本金融服务的自由。古语云：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短期补贴只是鱼，如果农民的金融自由能恢复，其实质是授人以渔。
　　其次，完全恢复民间自主办金融的权利，并开放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创新自由，解决中小企业的金融饥饿问题，以支持就业和收入的增长，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所以，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业的业务发展模式必须转型。
　　目前，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利润80%以上来自存贷款利差，虽然支付结算、基金销售、理财产品销售等业务收入占比在逐步上升，但总的格局没太多变化，收入来源依然过于单一。单一本身不一定可怕，怕的是单一背后的原因。
　　如果银行只能赚简单的存贷利差，不能提供丰富多彩的金融中介服务，包括满足各类利率衍生品、各类流动性衍生品、各类信用衍生品的需要，那么，中国的商业银行除了为成熟的国企和规模民企提供贷款外，就难有其他金融服务，更难以通过金融工具优化配置风险，为高风险成长型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支持。
　　金融创新的瓶颈在哪里？在监管机构。具体讲，在于监管机构的激励架构，亦即，对社会有价值但可能有风险的金融业务，按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监管部门本能选择是禁止。所以，就有了农村老年人养老基金会被禁；民营金融被禁多年，到现在还没开放太多；金融衍生品交易被禁或仍然被限。
　　摩根大通银行过去几年里，仅信用违约衍生品的头寸，就超过其贷款总额，如果加上利率衍生品、外汇衍生品等的多空交易头寸，总量就是其贷款总额的数倍。这些不仅使摩根大通的行业地位强，也使其收入结构多样化。相比之下，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能交易信用违约衍生品，利率和外汇衍生品头寸总额一般只是贷款总额的5%或更少。
　　金融危机之后，监管机构叫停贷款证券化，理由是资产证券化导致了金融危机；2010年年又叫停信贷资产转让。正如前面所说，贷款证券化与二级贷款市场从根本上解决了银行流动性风险问题，因噎废食只能是回避问题。一旦禁止金融创新成为习惯性政策选择，银行就只好走揽存款放贷款筹资本的经营模式，银行收入结构必然单调。
　　银行收入结构是问题的一方面，但跟它相配的另一面，是社会与企业得到的金融供给短缺，是社会金融饥饿；禁止或限制金融衍生品、限制民营金融给银监体系带来便利，这是一面，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就业难以增长、老百姓得不到金融服务，是后果的另一面。正如上面所说，金融工具如果用得不当，可能会带来风险。但是工具如何用是技术问题，必须通过实践摸索改进，但不是通过禁止能解决的问题。禁止把金融供给停止了，但需求不会因停止供给而消失。
　　金融危机之后，银监会不断提高监管标准，资本充足率从不低于8%调到9%、再到10%，重要性银行不低于11.5%，附属资本限制在不超过核心资本的25%，拨备覆盖率从不低于100%提到不低于150%，拨贷比要求不低于2.5%，最近又推出对存贷比不低于75%的日均考核。这些要求或许不过分，但监管如此审慎，利弊相对如何？如果为了防范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而迫使社会过上九十九年苦日子，这是否违背金融市场初衷？
　　加强监管或许帮助减少风险，但监管本质是限制金融从业自由，监管每增加一项，金融自由度就降低一项，金融供给就降一筹，社会付出的代价就多几码。这是监管者应该记住的道理。
　　由于缺乏对银监体系的可靠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不对其权力的加减进行问责，也不用就新的规则公开听证，结果，监管错位，在不该进入的领域伸展权力就可能难以避免。
　　银监会成立以来，把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作为国有银行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用心良苦。但其自身一些作法却有干预商业银行的治理之嫌。比如，2010年，银监会推出一项创新，主要商业银行的董事会会议及其专业委员会会议都必须有银监官员参加，这是世界其他国家没有的。银监官员参加董事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董事会是股东的代表与决策机构，银监会以什么法律身份出现？这种创新使董事会性质发生变化，淡化银行为社会提供金融服务的职能。
　　去年的另一项创新是，商业银行董事候选人在董事会提名、股东大会投票通过之后，再由银监会进行笔试、面试并审批，只有经银监会批准才能正式成为董事。这里的顺序不是先由银监会对每个董事候选人的资格进行审查，然后由银行股东大会投票选举，而是反过来：先由董事会提名、银行股东大会投票，然后由银监会审批。这种顺序显然违背《公司法》，因为在《公司法》里股东大会就是最高权力机构，一旦投票通过即为公司董事。现在的顺序让银监会处于《公司法》之上。
　　银监会该做的是放开民营金融，是保障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创新自由和公平竞争，是制定并监管合理的系统性风险指标，但不是去干预银行的内部管理与微观决策。谁来监督、规范银监机构的权力呢？

　　李迅雷：投资背离经济增速之惑
　　投资增速与其他经济数据出现明显了背离，过往的经验表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很差。我们判断，如果政策继续加码，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很大。
　　最近，工业生产已经明显回落，消费环比也接近底部，PMI下降。为此，我们把今年全年GDP预测从之前的9%下调至8.8%，预计二季度GDP增长9.1%，三季度为8.4%，四季度可能跌至7.8%。
　　目前经济减速已经成为现实，如果紧缩继续加码的话，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将加大。我们认为的政策加码主要指的是：第一，央行超预期加息，或再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目前的贷款利率已经接近2007年的峰值；第二，央行超预期回笼流动性，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外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大幅回笼资金。
　　唯一让人们比较迷惑的是投资增速依然很高，这与其他数据的回落出现鲜明的反差。1-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为25.4%，比前三个月增速高了0.4个百分点。
　　但我们的研究认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常常是与经济增速相背离的，仅通过观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往往很难准确理解经济走势。
　　首先，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是以地方投资为主导的，统计中由投资单位上报，这种方法可能存在大量水分。投资实际到位资金增速自年初以来的持续回落和投资增速的持续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地方投资增速的虚高。
　　1-4月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资金的增长率只有20.6%，低于去年全年的24.5%；而1-4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5.4%，高于去年全年的24.2%。
　　其次，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存在价格问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是名义投资增速，在使用这个数据时应该剔除价格因素。虽然今年名义投资增速在上升，实际投资增速则是下降的。
　　以今年一季度为例，名义投资增速为25%，但当季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6.5%，因而投资实际增速仅为17.4%，比去年全年20%的实际增速显著回落。
　　再次，固定资产投资只是总需求的一部分，不足以反映经济变化的全貌，这种局限性体现在即使是投资实际增速也常常与经济走势发生背离。存货波动以及净出口变动对经济的冲击都不能反映在投资数据上。
　　此外，固定资产投资中还包括了土地购置费用，但其不计入资本形成。2009年和2010年土地购置费分别达到1.6万亿和2.7万亿元，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8.2%和11.2%。如此高比例的土地购置费也是造成投资虚高，背离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2004年至今的季度数据来看，总投资增速与GDP零相关。2008年经济下滑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然是持续攀升的，投资增速完全没能反映实际经济的变化趋势，由于其过去预测经济时效果不佳，因而也很难相信其对未来经济走势有预测意义。
　　投资数据与工业数据背后的差别在于，工业增速背后有工业产品数据作为映证，通过工业产品增速的变动可以验证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准确与否；而投资数据无法直接验证，只能从侧面去推测。
　　从相关性分析得到的结论也可以看到，在2004年新口径的投资数据发布以来，其不仅不能预测经济增速的变化，反而总体给出了略微相反方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