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通胀本质上是强盗逻辑 掠夺民间财富
　　在过去的3年中，世界经济一波三折，在这一历程中，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政府亦对经济进行了强力的干预，从极度宽松货币、扩内需到眼下的限购、限价、限贷等一系列政策，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也引发了社会上关于计划和市场如何进退的广泛争议。
　　这些政策出台的逻辑何在？存在哪些矛盾？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何方？就这些问题，本刊对经济学家张维迎进行了专访。
　　政策还是价格
　　《南风窗》：您如何评价目前政府密集出台的一系列限购、限价的政策？包括发改委对企业频繁的价格约谈。
　　张维迎：很多时候，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基于政治的考量。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政策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现在出台的这些政策很多是属于应急式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好的经济体制，而更多是为了平息民众的一些短期不满。
　　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没有大的天灾，一定是个货币问题。现在市场上物价、房价上涨，最根本的原因是2009年之后我们采取了过度的刺激政策，太多的货币、太多的信贷注入经济体，其必然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吃了猛药，就会有猛药的后果。但是，现在是宏观政策出了问题，用微观控制的方式去解决。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或者说从政治学的角度，政府部门采取限购、限价的办法，不让企业自主定价，会起到一个注意力转移效果：好像市场上的提价、涨价现象是由于企业家贪婪，没有道德的血液，而不是货币政策出问题了。这样，老百姓的注意力就转移了。
　　《南风窗》：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呢？
　　张维迎：从经济角度上讲，这样做的负面效果会是非常大的。在自由定价的情况下，决定价格的根本是供求关系，不同质量、不同品牌的产品当然有不同的价格，好东西当然可以卖个好价钱。而所有的政府限价，导致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市场的逆向选择：劣质产品驱逐优质产品。企业越生产高质量的东西就越吃亏，而生产低质量的东西相对更划算，这样企业会更多转向制造低质量产品，最后是损害了消费者。宏观经济过热，原材料、工资上涨，企业会有一个调整价格的选择，这是企业家的判断。有些东西不让它涨，它最后就从市场上消失了。
　　另一个可能的后果是有些企业由于政府的限价，而不是市场竞争的因素，出现经营艰难，甚至破产，对就业不利。
　　哪个企业好，哪个产品好，该付什么价格，应该是消费者说了算，而不应该由政府说了算。在一个自由的经济环境下，企业、企业家根据对未来市场的判断去经营，但现在大家要花很多精力来处理跟政府的关系，来怎么说服政府涨价是合理的，这对企业的整体运行是不利的。
　　这又回到一个基本问题，市场经济是一个消费者主权经济，消费者是真正的老板。如果是政府说了算，资源配置就会扭曲，导致企业家精神的不正当使用。由此甚至对产业升级也会有负面影响。
　　再进一步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倒退。30多年的改革好不容易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市场调节，企业拥有了自主定价权，现在可以说又部分地回到了计划经济。我们不是本着改革的精神来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而是走回头路，用传统的行政手段来处理。企业的定价要按政策意图来做，这个东西整体是反市场的。
　　好政策还是坏政策
　　《南风窗》：如果说当初的宽松货币政策过度，有错，那不应该去纠正它吗？
　　张维迎：现在的情况是一个政策的失败，导致另一个新政策的出台，每一次政策的失败都为新的政府干预提供了理由。一个错误的政策制造了一个更进一步错误的需求，然后大家又喊着要政府进一步干预去纠正它。
　　2009年，我曾对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提出过警告，政策出问题了，调整的过程应该更多通过市场去消化，而不应该错上加错。比如房地产的问题，2009年初比较冷，房价往下跌，那时候该跌就让它跌，应该顺其自然，但我们不是，一看房价下跌，着急上火，马上出台了刺激政策，结果价格上涨，没过几个月，又出台打压政策。这表明我们的宏观政策非常不成熟，一个经济体最忌讳的是政策的朝令夕改。
　　好的政策是帮助大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只有在相对稳定预期下，企业家才能正确地计算并进行决策，否则，政策不稳定，大家都去揣摸政策，或者通过游说的方式来影响政策，这都是不太健康的表现。
　　政策是不能折腾的，有时候要以不变应万变，不是简单地说，刺激过火了，马上紧缩，错误就可以弥补了。错误已经酿成，无法弥补。用管制、微观控制的办法，扭曲了调整过程。如果政府把价格限制住了，某种产品就供不应求了，政府就想着怎么进行分配，供过于求了，政府就想着怎么补贴、收购，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就会出来，还会形成腐败和寻租。
　　现在的好多宏观调控，就像一个新手开车，猛踩油门猛刹车，结果就是坐在车上的人疯疯颠颠，不停摇晃，恶心、呕吐的现象就会出现。经济决策怎么转向更科学，非常重要。
　　《南风窗》：于是最后总是会陷入所谓的扩也不是，缩也不是的两难局面？
　　张维迎：经济问题本来就是两难。宏观的刺激政策，货币过多之后，应该回到正常，但这又带来另一个负面影响。增加货币，刺激经济的时候，谁得到的好处最先、最多？是国有企业。在紧缩的时候，提高利率、限制信贷，谁受的影响最快、最大？是民营企业。一个扩张，一个收缩，给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先扩张后收缩，导致的是资源、财富从个人、民营企业转向国有企业。
　　通货膨胀是财富的逆向分配，现在可以说，宏观政策客观上变成了国有部门、政府部门掠夺民间财富和资源的一种方式。
　　无知还是利益
　　《南风窗》：为什么一些不太合适的政策，会频繁地推出来？
　　张维迎：一个是无知，对经济规律、市场运作缺乏正确的认识，有些政策看似为了消费者，最后是坑害了消费者；另一个是基于利益的考虑，任何一种价格的调整都存在利益的分配，还有第三方，利用调控的机会在强化干预经济的权力，从而寻租。即使决策者认为这样做不行，但出于利益的考量，他也仍然去做，这是屁股决定脑袋。
　　我们人类犯错误，有些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有些是因为我们太明白。像食品安全事故，有些是出于无知，有些是因为无耻。
　　《南风窗》：很多政策看起来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
　　张维迎：所有政策的出发点，至少表述的方式，目的都很善良，都很美。但多数人拥护的政策不一定就是对多数人好的政策。大部分人在生活当中，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有一些判断，但涉及整体政策的判断，容易从直观角度，只看直接后果，不看实质性的间接后果。
　　好多政策满足了人的一种私欲。人有一种爱占别人便宜的本性，总希望政府能给我们更多的补贴，买东西的时候，希望政府把卖东西的管一管，不让它涨价。最后的结果不是那样的，最后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
　　《南风窗》：对自己有利的就赞成，不利的就反对，一会信奉市场，一会信奉计划？
　　张维迎：普通人信仰什么不重要，而在于从利益去判断它。但就是利益，也要分长期和短期。比如扩大信贷政策，企业一看，钱多了，东西好卖了，挣钱容易了，就说好。但有想过能持续吗？现在要收缩了，又开始叫了。当初就不应该拥护扩张政策嘛。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道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麻烦的是我们都喜欢吃免费的午餐，都喜欢别人埋单。我们以为政府埋单就是免费的，实际上是抽自己的血给自己输，用你的财富，用你的税收给你埋单，中间浪费就很严重。比如家电下乡、新能源财政补贴出现的问题。
　　打个比方，100个人一起吃饭，政府说你们自己爱吃啥吃啥，我们统一埋单，于是每个人就算自己吃不完，也都会拼命点很贵的菜。因为你不点，别人点，最后埋单的费用你也得掏。你花的钱少，但你付的钱还是一样的，干嘛不花呢？竞争花钱，争贷款、争项目、争补贴，于是最后税收越来越高。所以说，只有产权保护，不乱加税，不能任意地让别人埋单，这样才能降低成本。
　　企业家也是要在一个稳定健全的制度环境下，才真正创造价值。他们也总爱用最省事的办法去赚钱，如果靠政府能赚钱，当然就没有积极性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东西；如果亏了政府给补贴，那谁会去生产高质量的东西？
　　人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想用最简便的方式牟利，这里不存在谁高尚谁不高尚的问题。
　　问题是要有一个好的体制。要牟利可以，但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先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这就是市场的逻辑。现在一些政策反而是强盗的逻辑，即把财富从别人手中转移到自己手中，一些体制和政策使得这种强盗行为能够得逞。强盗逻辑不一定是指明目张胆地抢，有合法的强盗逻辑。比如用征税的办法补贴某些产业、某些企业，用扩大货币供给、通胀的办法转移财富，本质上都是强盗的逻辑。
　　中国的这些问题，要用整体系统的思路去看，看前因后果，这些政策进一步导致的问题。单项政策去看，好坏很难分清楚。现在一些政策的长远后果是非常负面的，这不符合中国改革的长远方向。
　　理论还是结论
　　《南风窗》：有发改委官员也谈到，市场机制的核心，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动，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效率。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信息对称为条件的。很多人可能也这样认为，条件不成熟，市场逻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张维迎：这是为限价辩护，看起来符合现在有些经济理论。但是错了。什么叫充分竞争？真正的竞争是自由竞争，只要自由竞争，没有所谓充分不充分。自由竞争就是自由准入、自由选择。如果有无穷多的企业，那不叫市场，那样的市场不会有真正的竞争。信息不对称也不构成政府干预的理由，相反，我们需要市场，正因为信息是不对称、不完全的，如果信息对称完全，那计划经济就行了。
　　对市场最大的伤害，是来自政府的干预。如果要用充分竞争这个概念，那么多权力掌握在你手里，怎么充分竞争？那么多政府干预，哪来充分竞争？
　　一个行业，如果有持续的高利润，一定是政府限制了竞争，给予在位的企业行政保护，阻止别人进入，比如中国的电信行业。在真正的市场中，平均利润是自由竞争的结果，不是竞争的前提。竞争多了，利润自然下降。如果政府规定了平均利润，把高于平均利润说成是暴利，去惩罚，结果一定是越无效率的企业越高兴，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一定非常糟糕。
　　现在社会上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包括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解，是建立在一套理论基础上的，但这些理论好多是错的，用错误的理论分析问题，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虽然有些似乎言之有理。
　　这种错误的理论包括对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的总结。很多人会说，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你看，我们没有私有化，我们政府干预很强。而实际上，经济市场化本身是一个过程，是动态的，不是静态均衡的，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不是由于政府干预多，而是由于政府干预越来越少，使得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企业家精神得以焕发。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认识不到，以为我们的发展是由于政府管得好、管得多，就像我们现在的政策一样，过几年就会看到它的后果了。
　　现在我们对政府干预的迷信还没有破除，人们没有认识到，好多所谓的市场失灵，本身是因为政府干预造成的，然后倒过来就说是市场的失败。打个比方，我从来不让你说话，然后大家说不行啊怎么不让你说话，于是让你说话，结果你一说话就结结巴巴的，于是我就找到理由了，不让你说话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你不会说话。所以我的决策是对的。
　　市场化改革难免有一些失误和弯路，毕竟那么多年的计划经济，那么多的干预，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市场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企业家队伍的成长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不能出现问题就说市场不灵，就走回头路。我们认为市场不能做的事情，其实是因为政府从来就不让市场做。包括教育和医疗的改革问题。
　　《南风窗》：很多时候可能是考虑到改革的成本和承受力的问题？
　　张维迎：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任何改革都需要循序渐进，原因是改革总要引起不确定性，成本、承受能力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想象的承受力和实际的承受力是两码事，有好多情况下，是我们以为不能承受就是不能承受。这跟心态有关。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承受得了。现在发展到这样，反而什么也承受不了。心态变了。
　　90年代初，年轻人喜欢穿一个T恤，上面印着点背不能怪社会，那时候的心态是如果混得不好，怪自己，所以我要努力。现在呢，点背都怪社会。心态不一样了。能不能承受，依赖于我们认为它能不能承受。
　　悲观还是乐观
　　《南风窗》：总体上看，改革带来了好处，但我们仍然听到很多的抱怨，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什么？
　　张维迎：一方面说明人的权利意识增加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好现象。中国整体还是越来越多元，有了互联网，表达的渠道也更充分了，所以看起来矛盾更放大了。
　　抱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财富的分配问题，经济搞上去了，但过程不公平。你说蛋糕大，但我没有拿到我应得的那一份，当然不舒服。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在市场环境下，自由交易意味着总价值会增加，市场经济一定是双赢的，一定总价值要增加。但如果采取强制和计划的办法，财富就不一定增加，即使总价值增加，分配也不可能合理。
　　农民的征地纠纷问题，就是没有产权保护制度下，被强制交易的结果。如果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按市场交易，自然就公平了。政府还可以通过征收土地出让税的办法让更多的人享受地价上升带来的好处！
　　市场竞争的过程，本身就是决定公平公正的过程。但如果由政府来分配，那每个人都会有意见。我们遇到问题更多不是用改革去解决它，而是用倒退的方式去解决它，不是使大家更积极努力地创造财富，而是把人的注意力慢慢吸引到如何瓜分财富。
　　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总在现实中起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更多地体现尊重市场，保护产权制度、自由竞争、自由准入，让市场的逻辑发挥更好的作用。唯其如此，这个国家才能不断地发展，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才能不断提高。如果我们用限制竞争、行政垄断、产业补贴、限价、限购、扩大货币、通胀的方法，即使一部分人得到好处，另一部分人必然受到损害，而且经常是受损害的人受到的损害大于得到的人得到的好处。
　　《南风窗》：改革这么多年后，为什么现在政府部门的权力反倒越来越大？
　　张维迎：现在跟八九十年代不一样，有些部门的权力变大了，约束太少，缺少抗衡。一些政府部门可以随便制定政策，而且就像法律案件中只有原告，没有被告，或者被告不能说话，结果是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导致了不好的决策。
　　另一方面是政府财政增加很快，自然扩大了政府的权力，财政可支配自由度越大，就有越大的操作空间。投资越多，可以得到的利益越多，这是出于掠夺资源，分享租金的利益驱动。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最大的区别，是政府投资失败，决策人没有受损失，只要投资，就有好处，这是一个寻租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力量就显得很微弱，像现在浙江的企业家都想着怎么傍政府，傍央企。
　　《南风窗》：您对改革的下一步悲观吗？
　　张维迎：我是谨慎乐观！我曾说过，现在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改革的动力和冲动不足。如果气质往不好的方向变化，改革就越来越难，就会倒退，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甚至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矛盾大了就需要决策，包括政治决策。我想，未来的路径依赖于我们需要具有改革精神的领导力，就像当年的邓小平。
　　90年代我就开始讲，做改革要有耐心，不能看到一点问题就走回头路。小孩子摔了一跤，你就抱着，不让他摔，那他永远学不会走路。你要抱到什么时候？等哪一天你死了，孩子也就饿死了。
　　改革需要有很强的理念，理念决定我们的未来。

　　谢国忠：经济增速可能巨幅放缓 楼市崩盘危在旦夕
　　中国经济正在放缓。下半年甚至可能会巨幅放缓。这对中国经济整体来说令人欣慰。
　　过去的快速增长依赖的是不可持续的泡沫经济。增长持续的时间越长，经济衰落就会带来越多的痛楚。中国的选择要么是现在吃药，要么是日后动手术。
　　经济放缓并不意味着货币紧缩政策就足够了。中国的利率在过去五年相对于平均通胀率实在是太低了。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扭转，即使经济增长放缓，通胀也会继续上升。中国应当尽快将存款利率提高三个百分点，才能防止通胀预期恶化。
　　经济放缓不会变成硬着陆。出口、消费和基础设施将会继续增长。因为美元疲软，中国有击破房地产泡沫而不引起衰退的优势。
　　如果中国以保护增长的名义再次手软，那么房地产泡沫必将重振。这将增加未来调整的幅度。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很可能会是因为美联储货币紧缩政策的影响，而非中国的选择。硬着陆将不可避免。
　　现在是调整的好时机
　　当前经济是从一个非常高的基数上开始放缓。20世纪90年代，电力消费平均低于8%。如果经济效率能够提高，甚至8%都可以带来10%的GDP增长率。在过去的八年间，电力消费以13%的速度增长。从当前水平上的进一步放缓不应当被视为是令人担忧的。
　　在第三季度，经济放缓可能要加速，因为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放弃了中央政府将会再次放宽政策的希望，接受了较低的流动性水平，并相应地削减开支。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电力消耗增长率可能会低于10%，甚至是8%。
　　尽管地方政府将会有所收敛，支出还是会继续增长，但速度会慢很多。这对提高效率将十分有益。显然，形象工程在地方政府支出中占了很大比例。如果流动性限制迫使他们取消这些项目，将有助于提升效率。
　　虽然出口在数量上不会像以前那么增长，但是价格提升将是一个好消息。这将有助于工资的增长，从而刺激消费。中国在这方面是幸运的。还没有国家在制造业上能与中国抗衡。因此，这可以帮助将成本增长通过价格增长转移给全球消费者。这给了中国时间来处理通胀问题。如果由于价格上涨造成出口下降，中国就必须被迫迅速压低通胀，这很可能将造成经济的硬着陆。
　　通胀伤害了消费。但是消费仍在以不错的速度增长。新一代消费者似乎有着较高的消费偏好。只要工资继续增长，就有望高于通胀，消费部门也将会持续增长。
　　虽然房地产业状况不佳，地方政府支出增长缓慢，消费、基础设施和出口仍将继续保持增长。现在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紧缩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大好时机。硬着陆的风险相对较低。尽管明年的增长率可能会低得令人担忧，但从未来的标准来看，这是件好事。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调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在调整优于以后再调整，因为中国现在可以在不用担心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
　　不论是因为通胀还是经济复苏，美联储将把利率提高到5%以上。具体时间还不确定，可能会在2012年下半年开始。当这一切发生时，美元可能会反弹。中国境内的大量热钱将会撤离。房地产崩盘将会随之而来。对中国来说，这样的突然调整将会是一件极为糟糕的事情。选择现在调整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15年前，东南亚没有进行调整，因为疲软的美元不断注入流动性，从而维持了房地产泡沫。当美元形势扭转，整个地区也就土崩瓦解了。经济危机很快演变成了政治危机。整个地区仍在这种遗留影响中苦苦挣扎。中国应该从邻居身上吸取教训。
　　放缓并不意味着紧缩结束
　　有关紧缩政策最为流行的一种理论认为，中国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如果增长放缓，很多问题就将暴露。这种论调彻底错了。这些问题源于投机。货币政策紧缩之后，问题背后的利益关系也将暴露。但是，如果不调整，问题只会越来越大。投机者永远不会浪费大好时光。如果中国听从了这种观点，那无异于把自己逼上绝境。
　　另一种说法是紧缩政策将会伤害中小企业。他们无法获得发展所需的融资。在信贷下行周期，中小企业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银行出于安全的考虑往往倾向于大公司。但是，中小企业的流动性问题与投机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正在进行的资本项目，中小企业可以通过限制投资，只用营业利润进行再投资来解决流动性不足问题。这不是许多中小企业现在所处的情况。相反，他们正身陷某种投机活动，需要新的资金来继续游戏。
　　当放缓变得更加明显，很多人会认为紧缩政策即使不是180度转弯，也至少应该结束了。这种观点错了。
　　经济正在摆脱不平衡状态。流动性紧缩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行业引发了重大调整。中国的通胀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这两个部门的过度开支。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个部门的过度支出，中国的通胀将会比以前更高，因为劳动力和能源市场平衡已经转向有利于通胀。
　　然而，过去还没有过去。中国的M2在过去四年翻了一番。其通胀力量还没有在经济中全面显现出来。当前16%的M2目标远高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因此仍在增加通胀的压力。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工资两位数增长的十年。这对经济再平衡是件好事。但是其通胀影响不容低估。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就会导致不稳定。
　　能源市场的情况也与此类似。由于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增长放缓，中国的主要能源--煤炭价格可能会大幅上涨。很可能5%的通胀率将会是一个长期现象。要解决这一问题，存款利率应尽快提高到5%以上。否则，通胀预期不会稳定下来。稳定通胀预期应当被视做一场长期的战斗，应当同地方政府和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分开。
　　缓慢增长是必要的
　　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尚未充分利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试图维持过去的快速增长在未来十年将是十分危险的。
　　30年前，当中国向外国资本和贸易打开大门时，中国还是一个尚未充分利用的经济。国有企业的劳动力工作量很小。自然资源，主要是能源部门，尚未开发。中国实质上低估了这些要素的价格以增加在国际市场份额。装满水杯的过程正是快速增长的原因。
　　现在杯子已经装满了。在很多领域，中国是在向未来借资源来补贴今天的生产。比如，环境将需要花费甚至超过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巨额资金来进行保护。不保护环境就是为了GDP牺牲人民的健康。但是，巨大的健康危机可能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政治力量可能就需要将重点从发展转移到安全上。最好是现在就能开始这一进程，而不是有一天突然面对。
　　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面对蓝领工人短缺、大学毕业生过剩的问题。推动增长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只会增加对蓝领工人的需求，这是增长的本质造成的。只有脱离建设，转向服务的经济再平衡，才能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未来增长将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其次取决于资本深化。中国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大约为4%至5%。维持这一速度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简单学习已经结束了。但是，由于各种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效率仍然较为低下。改革可以提高效率。把这两点结合起来，4%至5%的速度仍然是可能的。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规模庞大，但是已经快接近尾声了。高速公路、铁路、地铁等短时间内就将完成。就像日本，未来的增长可能效率会很低。中国的资本深化主要发生在基础设施部门以及近来的重工业部门。下一个十年的机会将远远少于上一个十年。
　　因此，到2020年，中国的增长率可能会从现在的10%降低到5%。如果质量较高，5%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增长率。
　　尽管过去的八年间，中国名义GDP翻了一番，但是人们对此几乎没有任何感觉。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快速增长了。就业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转移到生活质量上。如果体系设置合理，5%的增长率可以很好地改善生活质量。
　　最后，经济放缓仍然可以使中国在2020到2022年间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通胀率为5%，2020年中国的名义GDP仍将是现在的三倍，达到18万亿美元，基本相当于美国的GDP总量。如果中国不发生经济硬着陆和货币贬值，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因此，中国在对发展和稳定进行权衡时可以更加保守。可持续比速度更重要。

　　叶　檀：实际利率翻倍 通胀仍是主流
　　从本·拉登被击毙后，全球大宗商品飞流直下，以至于有经济学界和市场人士认为资本与货币市场已经逆转，进入紧缩周期。
　　环顾全球，我们都没有看到紧缩的迹象。新兴市场国家放慢了加息的步伐，欧元区4月一次加息后再无动作，而忙于应对主权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如同系在欧洲国家脖子上的绳索，有人拉一拉，欧洲国家就得忙乎上一阵子，加息动议也就束之高阁。英国维持零利率不变，而美国今年年内加息可能性渺茫。笔者甚至认为，之所以出现本·拉登事件，之所以让欧债危机成为周期性事件，就是为了维持强势美元，使美国可以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
　　如果全球在货币政策上保持目前以邻为壑的格局，在十年内没有革命性的新产业出炉，未来出现的将是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的恶性滞胀，只是在欧债危机国等局部地区出现紧缩，但根本不能动摇大局。
　　中国国内依然是通胀风险大于其他风险。
　　中国央行日前发布 《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年报》，提醒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仍然较大，货币政策要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有利于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适宜货币条件。央行同时提醒了潜在的通胀率风险。央行表示，尽管稳定物价面临较多的有利条件，但全球流动性宽松的总体格局尚未明显改变，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回升，周期性通胀压力必然上升。受多种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可能继续上涨，中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不容忽视。
　　目前国内的实际利率已经比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上升4倍以上。有人认为是紧缩的象征，恰恰相反，这是通胀的象征。目前的民间金融之广，远不止于温州一地，从温州、湖南到内蒙古，民间金融无远弗界。民间金融之所以盛行一时，说明民间不缺乏资金，而是缺少正确的资金价格，因此从正规的金融渠道溢出，寻求高回报机会。
　　朋友周洛华先生从美国学成归来，到处宣扬利率并非货币价格，而是货币风险的对冲工具的理论，因此利率上升说明对冲工具增加，恰恰说明了货币本身已经成为最大的泡沫。目前我国的民间利率年息从40%到150%，而银行的存款利率以高息揽存的方式上升，贷款利率则以溢价利率、购买银行的服务与产品等方式变相上升，可见，这是一个资金量大、资金风险上升的时期，而并不是一个紧缩时期。
　　另一方面，由于货币超发引发了双重预期并存，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预期与需求推动型的通胀预期。
　　笔者与诸多企业家交流，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会谈到两件事：第一，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升与人力成本上升。去年一年，制造业的原材料价格上升几乎达到50%，而人力成本上升在30%左右，除去具有垄断地位、品牌与技术优势的企业外，一般的制造企业早已处于微利状态。从长期来看，由于通胀预期未变，加上欧美经济缓慢复苏，全球大宗商品在短暂的回调后，仍会进入上升通道，倒逼国内的原材料成本继续上升。因此，许多企业不得不囤积一堆原材料，或者进入期货市场博弈，以防止原材料成本吞噬所有的利润。第二，企业家谈的是如何投资，避免资产贬值，虽然政府一再控制房地产，但房地产依然是民众心目中重要的投资标的之一。可见，只要货币继续泛滥，实体经济预期继续恶化，投资市场就会出现泡沫屡挤不去的现象。
　　需求推动性表现在终端工业品与消费品价格的上升，今年一季度，如果不是发改委强力行政控制，从日用产品到粮食恐怕会飞涨上天。即使如此严格的控制，在饮料等行业依然发生了缩量不降价的现象，实质上就是变相的涨价。这是很难控制的现象，传导链条从原材料到人工都在上升，控制住了一头控制不住另一头。
　　人力成本上升是推动中国走向内需经济的必由之路，问题在于，如果人力成本上升而总体社会财富没有上升，那么，人力成本上升就会倒逼出需求型的通胀压力，而后形成恶性循环，这在以往的历史中屡见不鲜。
　　要抑制通胀，不能从终端控制价格，而要从源头控制货币、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总体财富。舍此别无他途。
　　财富不增加，增加货币、增加工资、增加调控成本，都会恶化通胀预期。

　　水　皮：中国经济政策很被动 负面作用凸显
　　和制度相比，政策显然有其灵活的特性，也正因为灵活，所以我们对政策的期望值就会被不切实际地放大而不觉。比如我们对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预见性就是如此，在一般的情势下，我们谈论政策比较多的着眼点都是主动的，往往忽略的是被动的方面。
　　被动的中国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第一个是货币政策。被动的特点体现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目的是为了对冲不断增加的外汇占款人民币的投放，而这种流动性却不能为其全部对冲，充其量不过80%左右，问题在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并不会因此而减少，现在的规模是三万亿美元，可以想象的是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长，何时是个头谁也不知道。
　　第二个是价格政策。被动的特点体现在为了控制CPI的走势而限价，发改委目前似乎已经扮演了香港廉政公署的角色，忙着和各行各业的各类企业喝咖啡打招呼，问题在于大宗商品期货的上涨并不是中国的企业甚至是中国的政府能控制的，在原材料价格导致的成本大幅度上升面前，限价限掉的无非是企业的盈利空间，又有多少企业是不求回报的公益性组织呢？
　　第三个是房地产政策。被动的特点体现在为了控制房价而实行所谓的限购，而这种限购又因地因时而不同，确切地讲并不限制购买这种行为本身，只是在时间地点上做文章。价格的变化是由供求决定的，限购表面上看限制了需求，但是供给却没有因此而增加，虽然中央政府一再要求地方政府加大土地的供应，但是在预期不明朗的情况下，开发商一般不会拿地，也没有资金拿地，土地供给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如此又怎么能让房价产生回落的压力和动力呢？
　　政策往往是双刃剑，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被动的政策负面作用更明显。
　　被动的货币政策导致的局面就是紧缩，一方面流动性过剩，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钱紧，中小企业面临无钱可贷的地步，这种现象已经引起工信部的高度重视并展开调查。
　　被动的价格政策导致的局面就是中小企业的变相降价和垄断企业人为导演的电荒，表面上看企业没有涨价但是停产了，尤其是电力公司，电荒的出现倒逼发改委同意上调电价，而中小企业则无奈忍受再次的不公。
　　被动的房地产政策导致的局面就是二手房交易的急剧下滑和投资资金转战非限购地区带来的房价补涨，前者实际上减少了供应，后者则形成了轮涨，顶推一线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
　　中国经济政策的被动性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首先是国际化。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中国为什么那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甚至比美国还积极。贸易如此，生产又何尝不是如此，国际和国内市场又如何分割，经济政策又如何能一厢情愿？
　　其次是人民币。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导致外汇无法平衡，境外投资成为空谈。德国和日本都是贸易顺差达一千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但是货币却没有人民币这样的升值压力。因为欧元和日元都可自由兑换，全球流通。
　　再者是流动性。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导致外资热钱不断涌入中国，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如房产升值在所难免，房地产成为财富的集中体现。
　　归根到底，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经济政策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

　　张可兴：中国股市真的不适合价值投资吗？
　　在20年的中国证券市场乃至世界几百年的证券史上，虽然价值投资认同者一直很少、实践者更少，但从2006年开始，不论是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许多基金都举起了这面大旗。有关价值投资的书籍、文章也多了起来，相信价值投资的人似乎多了起来，但实际上真正践行价值投资的投资者可能并不多。
　　到了2011年，随着指数不断震荡，各种否定价值投资的论点再次扑面而来，诸如中国股市是政策市、不适合价值投资，中国股市还不成熟、暴涨暴跌、不适合价值投资，牛市中价值投资还行、熊市不适合价值投资等。那么，中国股市真的不适合价值投资吗？
　　其实，价值投资是一种普遍性的投资方法，不会因为市场所处区域的不同或市场阶段的不同变得不适用，而中国股市的特点更加有利于价值投资者获取更丰厚的投资回报。笔者对价值投资的定义是，利用市场价格和企业价值的差距进行有确定性的投资并获得回报就是价值投资。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价格低于价值时买高于时卖。之所以很多人现在不认同价值投资，主要的原因是对价值投资片面的理解，把它孤立地理解为长期持有或孤立地理解为买入好公司，反而忽略了企业价值这个价值投资的本质。任何脱离企业价值，不讲买入标的和买入价格的投资人都不是合格的价值投资者。
　　举个实例，巴菲特以1.5~1.7港元/股买入中国石油H股，十几港元卖出，就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上演了一幕经典的价值投资案例，但很多内地的投资者以48元买入中国石油A股，不仅不能获得回报，很可能会套牢十年。而2007年下半年，很多投资者认为买入招商银行、万科等好公司，就是在进行价值投资，而在2008年的大跌中这些好公司跌幅也并不小，有很多甚至超过股指的跌幅，由此就认为价值投资理论有问题，核心原因可能是这些投资者没有真正理解价值投资的本质。
　　价值投资的重要理论基础：短期内，股票价格可能偏离企业价值很远，但长期来说，股票价格将最终反映企业价值。由此反映出的股市总是牛熊交替，市场估值也像时钟的钟摆，不断在低估和高估间摆动，摆动的中心正是企业的价值，只是摆动的周期不确定。所以，中国股市是符合这样的牛熊交替的规律的。
　　中国的股票价格与价值的差异经常很大，所以获利会更加丰厚。基于以上论述，我们进一步分析价值投资者的收益来自哪里。
　　第一，股票估值变化的收益。比如同一企业即使盈利不变动，在熊市中低估时可能10倍以下市盈率，牛市高估时可能40倍以上市盈率，这样就会产生3倍以上的涨幅。中国股市市盈率的历史波动区间是15倍到60倍。
　　第二，企业价值成长带来的收益。企业价值不是恒定的，在不同时期随着企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变化，企业价值也随之变化。40家店的苏宁电器和800家店的苏宁电器的价值自然是不一样的。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不妨把企业价值简单理解为企业的盈利情况，假设经过几年的发展，企业的盈利成长了2倍，即使估值不变化(市盈率不变)，股价也会涨2倍。
　　第三，由于股票投资人是企业的股权拥有人，股票投资还可以享受企业的分红收益。在中国目前分红率不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暂时不去考虑这项收益。但长期下来，对于盈利不断成长的企业，这项收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而在牛市顶部买入高估值的垃圾企业的投资者，随着企业盈利降低几倍，和熊市中的低估值，使股价大幅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拿招商银行举个实例：招行从2005年最低市值到2007年最高市值，估值(市盈率)是2005年3.2倍，净利润是2005年的3.9倍，市值则上升到2005年的12.5倍。而在2002年到2005年这3年的大熊市中，虽然招行估值下降了48%，但盈利却是2002年的2.3倍，市值还是上涨了17%。2008年以来，招行股价经过大幅下跌，至今估值与2002年相比低了近3倍，但由于盈利增长了10倍，股价依然上涨了近4倍。同样，万科、茅台等优秀企业的股价与2003年、2005年相比，都有着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涨幅。这也是能够成长的好企业即使买贵点，仍然能赚钱的原因所在。
　　但实际上，买入价格对价值投资来说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买贵了，不仅要承受很长时间和很大幅度的账面亏损，更重要的是这样会大幅降低投资收益，同样是招商银行，即使我们预期若干年后招行能值2万亿元，但2005年500多亿元市值时的买入者，和2007年6800亿元市值时的买入者收益将是36倍和2倍的差别。因为再好的企业都是有价值的，即使是基于企业未来价值的超长期的投资者，也要参考企业当前价值，如果股价已严重偏离当前价值，甚至透支了未来数年的业绩，即使你由于买得很便宜而不卖出，但是，也绝不应该再买入。
　　2007年巴菲特访问韩国时，有投资者问：韩国股市的结构不适合巴菲特式的价值投资，对此您有何看法？他反问说：如果不是价值投资，难道要进行无价值投资吗？并强调说：没有其他的代替方案。 巴菲特的意思很清楚，好的投资都是价值投资，而且有普遍适用性。中国股市不成熟，暴涨暴跌，恰恰说明中国股市估值区间变化较大，甚至牛熊交替较快，这对于可以买得更便宜，甚至卖得更贵的价值投资者是更有利的。这次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为我们提供了百年一遇的大机遇，让我们以更低的价格买入了优秀企业的股票。作为全球增长最好的经济体之一的中国，其中的优秀企业的成长速度是远远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企业的。

　　曹仁超：快乐只因无知
　　Rotation 又再开始!消费股包括珠宝股、饮食股等已被炒得太高而面对获利回吐，工业股及小型地产股已跌得太低开始反弹。
　　抛售O高出25 倍的消费股吸纳那些O低于10 倍的工业股，成为下一步投资策略，即沽出高O股改为吸纳低O股。
　　香港虽然是中国最富有城市，但幸福指数却急跌。有人认为知足者贫亦乐，不知足者富亦忧。快乐的确与财富无关，更大的屋、更豪华的车、更漂亮的珠宝亦只能带来短暂快乐，而且这快乐感觉很快又过去。
　　如果生活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快乐，人生很快便变成毫无意义。许多时我们见到别人踩到西瓜皮可以哈哈大笑而忘记了同情心，例如拉登被杀，美国人可以跑到纽约时代广场跳舞。有人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整蛊别人、幸灾乐祸……小孩子通常很快乐因为他们无知，北京人较香港人快乐，因为北京许多消息被封闭。
　　历史告诉我们，天才才会常常忧郁，例如梵高1890 年在37 岁之龄自杀，因为他忍受不了自己无价值的感觉，虽然他已完成200 多幅作品，其中不少更是不朽之作。贝多芬在耳聋的日子，仍可完成第五交响乐及第九交响乐。孙中山亦郁郁而终，临死前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当你知得愈多便愈不快乐，如你只追求快乐必须保持无知。对现状不满是人类进步原动力，如没有黑夜又何来黎明时的灿烂?
　　没有忧伤，快乐亦变得毫无意义。今天，香港人不快乐就是对生活有要求，只有傻瓜才会天天傻笑。
　　不但金钱买不到快乐，甚至爱情亦只能带来短暂欢愉，做有意义的工作之时亦一样不快乐。人生目标不是追求快乐而是完成自己的意愿!如有余力不妨帮助别人，因为助人为快乐之本。喜、怒、哀、乐，是人生的一部分。看见别人惨况，我们会悲天悯人而非拍手叫好;看见不平便会愤怒，透过帮助别人得到快乐。
　　换言之，快乐只是生活一部分，毋须刻意追求。不要为了追求快乐而甘于无知，过分满足现状便不会努力向上。更加不应该因为香港幸福指数大跌而不快乐;如果你常常不快乐只因为你与众不同，或较其他人更有思想。(中国企业家网)

　　李　晶：A股下半年表现有望趋好 看好消费板块
　　下半年股市表现有望比上半年好。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全球市场业务主席李晶20日下午在参加2011陆家嘴论坛期间如此表示。
　　谈到目前国内投资方向，李晶告诉东方网记者，随着限购等政策实施，楼市交易量下滑，投资人士投资方向发生转变，转向黄金投资以及投资海外房产等。
　　李晶表示，当下资金转向股市还不是很明显，但是A股市盈率在11、12倍左右，投资价值已经日渐明显，下半年的表现预计将好于上半年，有望跑赢香港市场。
　　她同时表示，目前看好服务业、教育、医疗等与消费相关的板块。资源类、新能源、化工等板块也为她所看好。
　　对于国际板已经越来越近，李晶认为国际板的推出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非常有利，将丰富投资渠道，催生更多的投资工具，提高投资者兴趣。

　　中原证券袁旭亚：大盘深跌超出市场想象 宜待趋势明确后入场
　　5月23日，大盘意外呈现深跌态势，股指低开后几乎一路下行。截至午盘收盘，沪指重挫55点。除水利建设板块之外，其他板块全线下挫。深成指、中小板均破位下行。午后，大盘开盘不久即跌破2800点，沪深两市近乎全面沦陷。第一时间联系中原证券研究所所长袁旭亚。
　　袁旭亚表示，刚刚结束的陆家嘴论坛上释放出的众多信号，或为引发今次二级市场急跌的直接导火索。首先，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日举办的2011陆家嘴论坛上大声宣布我们离推出国际板越来越近了，进一步释放出上海国际板推出在即的信号。而根据此前消息，证监会也一直积极推进国际板相关事宜。一边是国际板脚步愈来愈进，另一边是二级市场估值问题久久悬顶，加之整体性、结构性的内部很多问题尚待明确。这种境况下，该信号的释放无疑对投资者心理层面带来了一定压力。
　　值得关注的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本次陆家嘴论坛上也表示，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宏观政策调控的难度亦很大。他建议中国应尽早采用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要求金融机构进一步充实资本。而这一表态，也进一步引发市场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忧情绪。
　　袁旭亚分析，陆家嘴论坛上释放出的政策信号实际只是触发今日大跌行情的导火索，就其内部诱因来看，则是宏观经济层面上存在很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措施的出台。无论是国际板推出步伐加快，还是货币政策调控手段的频频使用，其实质统一目标毋庸置疑都在于调通胀、控物价。通胀和流动性问题成为政府和民众普遍聚焦所在，另有电荒、自然灾害、保障房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之国际油价不断推高，种种症结都给经济层面带来了诸多变数。
　　就资本市场而言，两市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低于预期，料年度业绩增幅或在18%-20%之间，不超20%;一级市场新股发行估值和定价持续偏高;产业资本近期套现明显;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估值结构尚待优化;国际板的定价问题，以及未来红筹股回归面临的H股和A股溢价问题，都成为压在市场顶上挥之不去的忧虑。袁旭亚认为，正是这些因素的合力造成了今日的大盘暴跌。此番深跌超出市场想象，后市能否寻找到支撑点位，目前暂无法明确判断。建议投资者待整体趋势明确后，再行入场。

　　孙卫党：两大因素导致大盘下跌 关注非周期类股
　　针对今日股市大幅下跌，新时代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孙卫党先生表示，由于指标股动力在减弱和大盘股护盘不利，导致今日股市出现大幅下跌的现象。
　　他认为本周市场整体走势仍然存在这较大的压力。他还表示，机会往往是跌出来的，现在就是等着市场出现下跌，他认为目前市场的压力来自于两方面：一是通胀，二是滞胀。他认为市场跌下来以后，应该看好非周期类股，有些股票涨起来了，有些跌下来了，但涨起来的股票大家要谨慎一点。

　　广发证券分析师：国际板推出引发市场恐慌 建议谨慎操作
　　针对今日股市大幅下跌，连线了多名证券分析师，他们对今天股市的暴跌给出了如下看法：
　　广发证券(000776)的分析师胡勇表示，目前上证指数已经做了11个交易日平台整理，今天向下突破也是在预料之中的，一个是成交量在平台整理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放大，二是权重板块虽然反复出来护盘，但以银行股为例，农业银行(601288)的走强也是为了发次级债，是有一定的目的，盘中的热点板块持继性不强，题材股的炒作已经无人响应，创业板中小板仍未启稳，这些都是致使大盘下跌的内因。
　　华安新兴证券的王军分析师则认为在国际板上市预期加快的担忧下，早盘股指再下一个台阶，跌破5、10日均线，以及2800点支撑，这也表明了市场对资金面紧张的普遍恐慌，受此影响，短期市场弱势格局暂时难以改变，后市可能继续向年线位置寻求支撑。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际板的规则等仍未完全明朗，目前的担忧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担忧，因此，在股指非理性下跌过后，一些品种或将再度显现出其投资价值。建议短期操作谨慎，控制好仓位，逢低可关注估值较低、业绩增长稳定的品种机会。关于后市如何走，他是这样说的，还是要等不确定因素明朗，紧缩政策有退出迹象时，股市才能重拾升势，不过这些怕是要等到下半年喽。
　　另一名分析师称今日股市大幅下跌实际上就是技术没到位，大环境不支持，通胀过高，调控高压力大，产业结构升级还没完成，技术上创业板、中小板炒的太高，而且他还认为国际板并非利好，这些综合的因素参杂在一起就形成了今天的大跌局面，滞涨阶段，市场也就是如实反应。他认为近期不会有反转，年线附近有反弹 但要彻底扭转趋势，转入上升，还需要一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