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寒冰：股市与实体经济背离 更应重视股民回报
　　在学生时代，我的老师提到一个观点：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和资本市场预先反映实体经济状况的功能，帮助资本国家提前调整经济政策，减少了发生经济危机的几率和危机的破坏力。
　　在此之前，我还真没想过这一点。期市、股市的功能或作用，原来是可以拓展的--犹如一面镜子，帮助政府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帮助企业家准确决定投资和经营方向，也帮助民众个人做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期市、股市的前瞻性优势，就充分体现出来了。不仅如此，期市、股市还往往放大一些前瞻性的预期，使得相关问题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使得相关主体能够最快地发现问题，做出相应调整。
　　但是，中国的股市与实体经济，却并不一致。伦敦商学院的埃罗伊路·迪姆森、保罗·马什和麦克·斯丹顿在研究后发现，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股市回报率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两者的相关性几乎不存在。
　　的确。比如2001年到200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时候，通胀压力也远不及现在这么严重，但上证综指却从2001年6月的2245.43点，一路下跌到2005年6月的998.23点，跌幅高达55.5%，股市与实体经济如此背离的情况，在当今世界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从2001年到现在，中国的 GDP基本保持着平均两位数的增速，但股市至今仍在3000点一线摇晃。在全球股市中，是毫无争议的垫底者。
　　股市与实体经济为何经常背离？
　　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实体经济的发展成果，没有传导给股市，更没有传导给普通的投资者。资本市场过快地在总量上的拓展和相关制度的漏洞，稀释了投资者所应获取的财富和权益。最近几年，中国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在世界上基本上没有出过前三甲，大部分时候位居第一。
　　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互利的市场：企业通过这个市场获得发展所急需的宝贵资金，而投资者通过这个市场获得相对应的投资收益。如果股市的投资收益，在完善的制度保护下得到保障，就等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就能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同向而行，两者将能实现良性互动。
　　也正因为这一点，像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追求的目标就是让上市公司给投资者带来相应的回报，唯有此，资本市场才能显现出勃勃生机，与实体经济一起，成为投资者、企业和政府共赢的平台。
　　所以，中国应该把股市给投资者的稳定回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考量。如此，股市才能成为一面映射实体经济的镜子。

　　熊锦秋：社保基金难救股市
5月初，有消息称，社保向去年选定的八家机构划转100亿元资金，其中60亿元为股权投资，40亿元为债券投资。有人将此解读为社保基金将抄底的信号，近日股市也初现止跌企稳态势。不过，笔者认为，社保基金难救股市。
　　社保基金作为大额投资机构，习惯于左侧交易，即在市场下跌中买入，通过在不断的下跌中摊薄成本提前布局，但这只是社保基金基于股市投资技术操作角度出发的决策。在以前股市流通市值较小的环境下，这样的操作手法或许能够一呼百应托住市场；但现在股市环境大有不同，股市流通规模极其庞大，即使国有股解禁部分不上市流动，其他流通市值也有上十万亿元的规模，社保基金区区几百亿元进场资金相对于大盘就是小菜一碟，社保基金入市难以从根本上扭转股市颓势。
　　要让股市止跌，关键要搞明白股市现在为什么会跌。笔者在较早时间撰文认为，目前股市下跌，只是股市痼疾开始引发股市系统风险的预演。流动性趋紧只是一个引子，实质是投资者对这个市场的信心开始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比如，以前的下跌，市场表现为一损俱损，大家都在亏；现在市场即使下跌，却呈现散户普遍亏损与发起人高价减持暴富交相辉映现象，这让中小投资者心理极不平衡。上市公司发起人也是人，除了创业大股东，其他跟随入股的小非或小限却多是名人或是有关系背景的人，没有看到几个散户能成为突击入股的 小非或小限，股市财富再分配机制强化了强势者的强势地位。
　　现在，不少新股首日上市破发，但也没有浇灭投资者打新热情，还没有出现新股发行失败案例，新股发行三高及其制度漏洞并未在根本上得到弥补，上市公司发起人和承销商却能从这些漏洞中受益颇多。假若社保基金托市，股市溢价幅度得以维持甚或提升，在市场稳定或趋好的大环境下，利益团体将把市场资金更多引至新股发行上面，社保基金等于充当哄抬新股发行三高的托儿。
　　年初，社保基金就提出今年将增加委托股票投资的组合，稳定和增加对股票的投资，近期社保基金抄底股市似乎是在贯彻这个思路。但在股市弊端已经为世人所知的今天，社保基金依然坚持入市，其公平合理性存疑。
　　当然，股市继续下跌，散户投资者损失将进一步增大，似乎会暂时影响到社会稳定。但是，此时发起人损失将可能更大，跌到一定程度，比方说跌到股票流动性枯竭而难以卖出时，发起人也没有办法减持。此时，他们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公司经营上，如此市场才可能有重生希望，此谓不破不立。否则，充沛的股票流动性，只会为发起人做嫁衣或是为其改善生活提供便利。等到发起人跑得差不多了，犹如堰塞湖运行的股市仍难免重跌，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影响社会稳定。
　　在治市与做大市场之间，当前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治市，若等到绞肉机效应让大家都逃离，才想起规范市场，为之晚矣。社保基金入市对完善市场机制基本没有什么帮助，只会迎合利益集团需求。即使在股市相当成熟的美国，社保基金也百分之百地投资于以联邦政府名义予以完全担保的联邦政府债券或负债凭证等。而在全球100多个设立社会养老制度的国家中，这类纯粹的的单一投资型社保基金占绝大多数。我国社保基金在千疮百孔的股市执著增加投资，如何能保证本金安全？
　　靠引导社保基金等资金入市、和面式做大市场思路显然行不通，治市才能让股市形成内生财富机制，如此资金也会不请自到。近期，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拟规范借壳上市，这是在朝治本的正确方向上迈进，但该稿仍然留有借壳后门，在当前形势下并不合时宜。境外成熟市场对借壳上市均无禁止性规定，并不等于A股市场就应该允许借壳。治乱市当用重典，最起码当前阶段应严格限制借壳，该死的公司就让它死去吧，不能再搞借尸还魂的把戏了。

　　邵铭高：通胀使2011年世界挑战比2010年更大
5月20日讯 2011陆家嘴论坛19日-21日在上海举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总裁，邵铭高表示，通胀，使得现在2011年这个世界的挑战比2010年更大。
　　以下是发言实录：
　　[袁志刚] 谢谢萨默斯教授，下面有请邵铭高先生做主题演讲。欢迎。
　　[邵铭高] 谢谢各位，早上好。作为一个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人来讲，我要告诉大家，我们通过了这场金融危机考验，所以还是蛮开心的。两年半以前我们可以说是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刻，当时雷曼破产了，而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觉得市场的动荡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现在让我谈谈世界经济的未来，还是蛮困难的，但是今天作为一个金融界的从业者说说我自己的想法吧。
　　[邵铭高]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自然灾害，包括澳大利亚的洪水、日本的地震，还有北非的各种政治争端，利比亚的内战等等。这其实也使得大宗商品、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升，油价不断上扬，而且市场当中也因为供应端的一些问题充满着动荡。另外可以看到美国、欧洲还面临着很多结构性的挑战，比如说在欧洲，金融上的问题似乎在变换；在希腊之后，葡萄牙和北爱尔兰可能都面临着政府主权债务破产的问题等等，所以必须要采取措施。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结束这样一场危机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
　　[邵铭高] 我经历过2000年、2001年的阿根廷的主权债，主权债本身非常痛苦，但是管理主权债、结束主权债更加地痛苦。现在在美国听到的说法大多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其实失业率仍然是非常高。我想在现在来讲，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财政紧缩，包括美国和其他一些高收入国家。可以来看看这个问题多严重呢？IMF的运作就是政府的净债，G7的国家政府净债从2007年GDP的52%上升到2015年可能占GDP的90%以上。这就意味着管理公共财政可以说是未来西方政府的主旋律。我对此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因为很多西方国家现在都是少数派政府，在这样的政府当中政策其实取决于下一届的政府，而不是下一届的人。
　　[邵铭高] 但是这里有一个底线，就是现在世界当中没有单一的国家或者说单一的几个国家，不管是从政治来讲还是经济上来讲，有能力或者意愿来推动一个真正的国际共识或者合作。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国际层面上就一些核心问题的争端，比如说国际宏观经济合作监管的改革，以及我们最近可以看到保护主义的压力可以说是与日俱增，这个可能会对全球经济有重大的影响。世界各地公司目前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还是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邵铭高] 另外我还要讲除了金融危机之外的一些东西。有人说危机有没有改变亚洲？或者说现在是不是有泡沫？经济实力经济重心是不是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呢？尽管现在欧洲和美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保持乐观，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印度和其他的发展中市场，特别是亚洲市场，仍然在非常强劲的增长。我们之前也有听到一种说法：这些新兴的经济其实已经占到了全球经济的50%以上。即使没有那么高，但对亚洲的这些赢家来讲，或者说像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来讲，所有一切复苏的速度以及这些国家显现出来的领导力真是令人震惊。比如说海南的博鳌峰会上，就显示出这些国家愿意承担国际责任，来共同在危机后重塑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金融体系。
　　[邵铭高] 我可能还要说一些悲观的东西。即使在赢家当中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比如说通胀，因为现在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非常高，特别是油价高企，另外也有所谓的进口通胀。这就使得现在2011年这个世界的挑战比2010年更大。我想中国可以调用利率和其他的方面来控制通胀，增加就业。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控制通胀，把通胀这只老虎关在笼子里面，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说到不平衡的问题，今年的全球增长会放缓，但是相对来讲我还是比较乐观，特别是对亚洲。最后我要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说几句，希望等一下会有更有意思的讨论。谢谢。

　　陈志武：货币政策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
　　由于牵扯到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所以技术官僚的建议注定不可能被决策层听取，货币政策在当前中国，是最大的政治。
　　陈志武教授说，中国央行官员最大的痛苦是决策层不听从他们的意见。如果我们追究一下国企利润和中央地方财税连年暴增的根源，也许我们就会明白，货币政策在当前中国其实是最大的政治。作为技术官僚的央行官员，对此痛苦和懵懂，也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011年的陆家嘴金融论坛，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在浦江夜话一后接受《财经网》记者采访时爆料：实际上主要的央行官员是非常市场化的，因为熟，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所在。他们的痛苦在决策层不一定认同、采纳他们的想法和政策建议。他指出，2008年到今年几次放出天量贷款，这是为了短期解决危机的利益需要而不顾长期影响采取的行动，导致了现在面临通货膨胀。而中央因此提出要抑制通胀，市场手段不行之后又推出行政手段，如房子的限购、发改委约谈企业打压物价，从2008年开始不顾一切地提供天量贷款的时候，怎么没想到现在要不断地去压通胀呢？
　　在企业、个人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都非常健康的情况下，天量低息资金放出去，最终会引发难以遏制的通胀，这是最简单不过的货币常识，央行官员怎么会不知道呢？但这事，不是由央行官员说了算，低息货币政策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利益问题。
　　今年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高明华说，他参与调研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显示，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万亿，但同期少缴纳的利息、地租、资源租以及获得财政补贴共计64766.91亿元。如果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各种享受补贴和各种低额的成本，2001年至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
　　中国银行业由于利率管制坐享巨大利差收益，一年额外垄断收益高达数千亿人民币。数量紧缩政策之后，银行业信贷资源倾斜到大型国企，而中小民企则只能到地下金融市场高利贷饮鸩止渴。今年前4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效益指标继续保持增长，其中累计实现利润总额7125.9亿元，同比增长24.2%。与此同时，长三角一带中小企业因为信贷紧缩出现倒闭潮，有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遭遇到的困难，比2008年还严重。
　　因为中国财税机制是中间流转税为主，所以宽松货币投放刺激经济活动频繁后，第一个受益者就是政府，尤其是中央财税。今年一季度，中国财税同比增幅高达32%！而地方政府近年来受益于土地财政，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土地财政维持下去的奥秘，就在于宽松货币政策和地产泡沫。
　　稍微回顾一下宽松货币政策的受益者，我们发现，不是大型国企，就是政府财政，这种情势下，决策者偏好宽松货币政策，而罔顾货币技术官僚建议，也是情理之事。换句话说，在当前中国，货币政策是最大的政治。
　　在今年博鳌论坛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演讲时对台下观众打趣说：我在想是站着说还是坐着说，我发现在座的政治家都喜欢站着说，我是搞经济的，应该坐着说；坐中间的站着说，我是坐在边上的，还是坐着说。现在演讲台也撤走了，我还是坐着说吧。
　　现在我们看清楚了，因为是坐着说，所以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