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恩在纽约发生的性丑闻事件，耸人听闻，完全出乎任何人的预料，而他的继任人选问题，又引起了公众史无前例的兴趣和担忧。实际上，卡恩事件的发生，已经凸显了IMF管理方面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甚至是IMF的存在问题。

　　卡恩任职期间，试图再次将IMF改造成全球金融的“医生”，而不仅仅是一个享有监督职能的“警察”。为了减缓甚至是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有时候“警察”是必不可少的。此时，很多国家金融部门和公共财政都出现了过剩现象，实际上是需要相当程度的严格治理举措。

　　对于任何一个机构来说，其管理者并不代表它的全部，但是如果它的领军人能力不足，或是被政治化，那么则会给这一机构带来巨大伤害。不幸的是，IMF此前超过半数的总裁要么是能力不足，要么是过于政治化，有的甚至两者兼具。

　　IMF起初的两个总裁比利时人卡米尔·格特(Camille Gutt)和瑞典人鲁斯( Ivar Rooth)，能力都不强。而卡恩之前，IMF新近的两个总裁——德国人霍斯特·克勒(Horst K?hler)和西班牙人罗德里戈·拉托·费加雷多(Rodrigo de Rato y Figaredo)，也都是能力不够强的人物。克勒2000年被任命，在千禧之年开始了任职，但是名声并不好。克勒在IMF总裁一职上的继任者是罗德里戈·拉托·费加雷多，他是西班牙中右翼政党主席，在2004年的大选中出人意料地被西班牙现任总理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击败。罗德里戈·拉托之后被派往华盛顿，担任IMF总裁，算是对他的一个安慰奖，但他在IMF工作期间却从未怎么高兴过。IMF的影响力逐渐变小，他在2007年“因个人原因”离职。

　　无独有偶，卡恩亦是一位背井离乡的政治家，在华盛顿他开始了自己在IMF的工作。而之后，他成为了法国总统萨科齐最有竞争力的对手。毫无疑问，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萨科齐和他的谋士们都认为，把卡恩派送IMF任职并不重要，也不是什么大事。他们也许还估计过，在一个比法国更古板又更充满欲望的国度里，卡恩的私生活兴许会引起什么轰动。但是当2008年后，IMF再次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中央机构之后，卡恩用自己实用的政治和经济技能重新适应IMF这一地位的转变，他又开始成为萨科齐在下一任总统竞选的最具威胁者之一。

　　IMF大量介入到解决欧洲主权债务问题之中，为其又增添了另一份复杂的政治资本。非欧洲人士都认为，在一个前身是法国政治家、现在转变为经济学家、并希望在未来重返政治舞台的人物管理之下的基金组织，会让欧洲人在解决欧债危机时获得有利的条款帮助。而欧洲的一些人士则担心，有关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担该如何分配这一问题，IMF正陷于欧洲内部两极分化的争端之中。

　　经过欧洲政府高层领导人的商谈，最新关于IMF总裁任职一事的约定已经达成。但现在，需要果断地打破以往的政治逻辑，不要让不靠谱的政治逻辑来左右IMF总裁的任职决定。

　　说IMF总裁必须是欧洲人的这一惯例，并没有被真正立法，至少IMF的协定条款里没有这一规定。实际上，追溯到1973年，对于非欧洲候选人罗伯托(Roberto Alemann)担任IMF总裁的选择，当时获得了很多的支持，罗伯托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阿根廷的前经济部长。

　　IMF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谁是工作最有成就的。而这3位最有影响力和权力的IMF总裁都不是政治家，也未担任过政府部长。

　　Per Jacobsson是瑞典的经济学家，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将IMF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机构，重新带到了世人的视线之中，而他之前是总部设在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官员。作为上世纪30年代IMF的首席经济学家，Jacobsson知道如何以经济分析作为基础来施加影响。雅克·德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ère)和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都是法国的公务员，他们集高水平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于一身，视野开阔，知道世界经济该如何运行。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正一步步向东方和南方转移，当前世界最为重要的战略问题是如何调整，以适应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格局。而任命一个来自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人脉广泛的人物来担任IMF总裁，这样就能够解决当前该如何调整的问题，此想法确实很诱人。

　　但这一结果却让人不禁再次想起过去，那时，IMF最需要的，是通过欧洲和美国间的争端，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如果任命一个亚洲人担任IMF总裁，几乎无法改变局中的玩家，也不会重新设置游戏规则。

　　IMF需要一个这样的总裁：他超越政治逻辑，会在新的全球秩序中管理经济。下一任IMF总裁应该是东方人，而不是西方人；应该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应该是极具远见之士，而不是战略家。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蔚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