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中美对话 美国人没少给我们惊喜
　　又是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我们派出去的官员个个都期望与美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交换意见。外交部、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部门名单一长串。你去谈什么呢？汇率？债权债务？市场经济地位？老问题了。早在第二轮对话时，我就讲过，我们连对话重点都没搞清楚，不讲理的美国人可是没少给我们惊喜。下文就摘自《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一书。
　　回望第二轮中美对话
　　2010年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用美国人的话说，是美国历史上内阁和政府官员访问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在两天的议程中，我们的整个代表团有200多名官员与会，他们来自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特别是还有来自国防部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官员参与其中。那么，你知道美国最想在哪方面取得进展呢？
　　对话是热热闹闹地过去了。当然了，我们各大媒体讨论的也是热火朝天，认为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呢，希拉里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还上了《鲁豫有约》的节目，谈人生、婚姻、子女、理想等等，他们怎么那么轻松啊？而且财政部长盖特纳西装上衣一脱，运动鞋一换，上场打篮球了！
　　盖特纳打篮球的时候，我们的人还不忘提醒上场的球员，赶快把球传给盖特纳。透过篮球这个小事就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在面对美国人的时候，是多么的戒慎恐惧、惶恐不安、低声下气，真是让人感到难过。更让人难过的是，这次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本质和盖特纳打篮球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又把篮球恭恭敬敬地送到了美国人手中。我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美国从2009年9月20日就开始谋划这一系列的阴谋了。各位记不记得，去年5月我就呼吁我们政府要警惕美国展开的汇率大战，我是全世界第一个这样呼吁的学者。当然了，我们政府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听我的。
　　炸毁日本的金融核弹头是什么
　　中国的商务部以及工信部在2010年的二三月做过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升值3%的话，中国的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利润率将为零，如果升值超过5%的话，中国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将大量倒闭，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对于汇率升值的底线是3%到5%。而美国的底线呢？是20%到41%之间，差距这么大，双方根本就没有交集。
　　由于双方没有交集，问题就复杂了。请各位想一想，美国明明知道我们中国是不可能把汇率升值到20%到41%之间的，因为那样的话就太可怕了，那将使整个中国经济解体。连我这种水平都能看得懂的问题，美国会看不懂吗？其实美国也很清楚，我们是不可能答应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这样做呢？我告诉你，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玩的就是声东击西。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我们开放金融市场。正如同我在《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上讲的，2010年4月8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访问完印度之后，直接飞到北京首都机场，在机场贵宾厅和副总理王岐山会谈了一个小时。会谈完之后，在华尔街交易的一年期远期人民币汇率就突然贬值了。也就是说在谈话之前，华尔街一直对人民币施压逼迫升值，但是谈完话之后竟然说无所谓了，不升值也没关系。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一定是我们同意了华尔街的要求，那到底是什么要求呢？
　　我在《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里曾经谈到，日本在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之后，到了1990年1月，美国丢下一个金融核弹头炸毁了日本的资产泡沫，让日本陷入了20年的萧条，至今都没有办法回暖。你知道当时炸毁日本的金融核弹头是什么吗？我分解了一下，里面有三个零配件，第一个叫做融资融券；第二个叫做股指期货；第三个叫做允许华尔街进入日本操纵前两个零配件。
　　请问各位，我们中国目前还差哪一个零配件？我告诉你，第三个。因为2010年3月31日我们开放了融资融券，4月16日又开放了股指期货，现在就差最后一个――允许华尔街进入中国操纵这两个零配件。只要允许华尔街进来，金融核弹头立刻准备完成拱手让予美国了。我认为4月8日可能谈的就是这件事。4月13日我们国务院公布了一个意见，叫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利用好外资的几点意见》。其中的意见三就是允许华尔街以合资方式进入中国。至此，金融核弹头的三个零配件已经准备妥当，就等着拱手让予美国了，他们可以随时狙击我们，这是他们要的第一个礼物。第二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再次确认允许华尔街透过QFII，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利用融资融券操纵股指期货。你会不会觉得美国得到这些就满足了？
　　那我想提醒各位回忆一下奥巴马为了应对金融海啸，在2009年的2月15日说过的话，他说要发展新能源来拉动美国经济。
　　2010年1月29日，他又说未来5年之内美国的出口要翻番，并且增加200万个就业机会。我突然想到美国除了拿走金融核弹头之外，为什么不叫我们中国买单，让中国来协助美国发展新能源，从而完成出口翻番的目的，解决美国就业问题呢？我说过的，美国那帮人比我聪明得多得多，我想到的，他们肯定早就想到了，所以，我认为这才是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的真正目的。
　　美国的让步是因为中国的让步更大
　　其实我很同情我们政府，在美国这种新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能做的非常有限。各位可能要问我了，郎教授，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我必须承认，我也没有办法。
　　中美对话公布了26项成果、8项协议、5个承诺。其中，新能源项目签订了5个协议，而26项成果当中的12项和新能源有关，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包括医疗合作、人权问题、反腐败、气候、反恐和对国际事务的意见等等。
　　很多海内外媒体和学者都认为汇率是二次中美对话的重点，他们这就是完全没有摸清楚状况。上海财大金融研究所副主任奚君羊在接受采访时就指出，经贸关系和汇率问题肯定是重点谈论的话题。社科院财贸研究所研究员于立新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升值可能会引发中美之间更激烈的贸易战。路透社的文章也称，如果人民币汇率只是对话的焦点的话，对话取得的结果将会令人相当失望。美国财政部发言人2010年4月26日宣布，美国财长盖特纳和国务卿希拉里于5月24日到25日出席这次战略对话的时候，将与中国高层官员就人民币汇率进行对话。这说明当时连财政部发言人都没搞清楚状况。但是5月21日，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在清华大学发表清洁能源为主题的演讲中，只字未提近年来一直成为热点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当他会见中美商会会员的时候，面对代表的提问，他说汇率问题将留到中美经济战略会议的时候再讨论，他说财政部长盖特纳将就这一问题继续持强硬立场。但是，不管是中国的学者，还是美国的官方多么信誓旦旦、言之凿凿地说这次会谈主要是关于汇率问题，结果全部落空，为什么？请各位想一想，如果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获取金融核弹头和新能源的话，他们为什么要谈汇率？如果沛公都被杀死了，意在沛公还有意义吗？既然能得到新能源这么大的礼物，他还好意思喋喋不休地再讲汇率吗？所以说，美国不跟我们谈汇率问题，是给我们的第一个意外。
　　那美国给我们的第二个意外是什么呢？是他们竟然慷慨地许诺考虑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各位知不知道这个有多重要？这么多年来，就是因为他们不承认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所以才经常制裁我们的出口产品，比如反倾销等等。而且，美国的制裁通常是采用第三国的市场价格来做计算，比如说在中美彩电反倾销案当中，美国选择印度为中国的替代国，要知道印度彩电的平均原材料价格是中国的6倍，价格肯定比我们高得多，但是美国从来是不讲道理的，他们就用这个标准来制裁我们。而这些制裁依据的真正法律基础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如果美国一旦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的话，就没有制裁我们的法律基础了。要知道2006年到2009年之间，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涉案金额超过60亿美元，这么大的金额，美国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杀手锏呢？当然，美国并没有真正放弃，他们只说考虑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他们可以考虑很多年啊，说不定要考虑20年，反正没有违反承诺，只是我们中国目前还需要再多努力，怎么努力呢？对于美国的要求我们还必须再满足才可以，我认为这就是他们会干的事。
　　美国为什么做两个这么大的让步呢？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吧，一定是中国让步更大。

　　叶　檀：央行如同手拿抹布的大仙
　　央行如同手拿抹布的大仙
　　央行继续收紧货币，原因在于外汇占款增加。
　　4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出台，人们为经济增速下降后央行是否应该紧缩货币争论不休。5月12日傍晚，央行决定，从2011年5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超出预期的调控，对市场毫无疑问是一大利空。
　　继续上调存准率，显示通胀压力没有下降，货币流动性有扩张趋势。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致力于以数量型工具收紧货币，收到了一些效果。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5.73万亿元，同比增长15.3%，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分别低1.3个和6.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6.68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分别低2.1个和18.4个百分点。
　　央行如同手拿抹布的大仙，试图吸干海水。货币流动性不可能断根。张明先生认为外汇占款是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中国的基础货币超发等完全因为外来的纸币越来越多。截至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存量达到3.04万亿美元，约占2010年中国GDP的50%，以及同期中国央行总资产的80%。
　　明确的人民币升值预期让中国的货币政策十分被动，即便贸易顺差下降，由于结售汇与资本项目增加，导致流动性越来越大。央行紧缩货币、一季度贸易顺差下降，但外汇占款有增无减，显示投资与热钱都在增加。据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我国4月份贸易顺差114.23亿美元，较3月份的1.39亿美元大增112.84亿美元。今年前4月累计贸易顺差102.27亿美元，同比减少32.8%。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人民币结算方式，银监会上海银监局副局长张光平5月11日称，今年中国8%的对外贸易可能会以人民币结算。
　　中国的金融风险是外汇占款与影子银行
　　外部投资与热钱有增无减。根据商务部数据，2011年1~2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399家，同比增长7.4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78.23亿美元，同比增长27.09%。而同期，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2.7亿美元。仅从直接投资净流入来看，1~2月就已贡献了125.53亿美元的顺差。根据初步测算，以外汇占款增量-FDI-贸易顺差方式计，一季度热钱流入为1412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只要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上升预期，央行就不可能改变目前艰难应对的被动局面。央行强调习惯了汇率波动，这是自欺欺人，看看美元兑人民币的月K线图，从2005年第一次汇改以来，就是一个高台跳水的行情，直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变成平台游泳；到2010年年中之后，又是一个高台跳水，这次跳水远未完结。
　　如果央行不加息，不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流动性会多到爆炸，通胀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央行不断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造成了资源的扭曲，银行的利率实际上升了一半左右，而影子银行的利率更是飙升到月息四五分以上。
　　只要中国的货币发行机制不改革，只要中国不实现利率市场化，央行就会继续其抹布大仙的身份。
　　应对目前单一的汇率走势，央行无路可走，他们走了一条国际投资家最欢迎的道路，就是渐进式升值。市场当然大为欢迎，央行可以不必对经济震荡承担责任，但对中国却非常不利，明确的预期是市场大忌。只要中美有重要会议召开，押注前两天人民币升值，有极大的概率赌赢。中国要打破僵局、化解市场追逐人民币升值的明确预期，办法有三：或者根本不进汇率市场化这个圈套；或者一次性升值而后保持稳定，彻底打破市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或者一步市场化，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实现藏汇于民。
　　央行上调存准率收紧银行信贷，已经滋生出另一个庞大的影子信贷市场，以基金、信托等方式出现，其类似于高利贷的回报率有可能成为庞氏骗子，风险绝不可低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表示，当前风险形势依然严峻，要切实做好地方平台贷款清理、贷款新规实施、房地产信托业务监管等工作，特别强调对
　　影子银行问题进行跟踪分析，做好银信合作表外转表内工作。从影子银行、社会融资总量等数据看，我国的货币已经处于银行体系之外，近乎失控状态。
　　目前中国的金融风险是外汇占款与影子银行，而这两大风险，绝不是上调存款准备金可以解决的。

　　李迅雷：中国式货币创造与财富神话
　　中国M2规模成为世界第一，是央行、商业银行、政府、企业和个人合力推进的结果。从本质看，这是中国经济在全球份额上升的结果，只是货币份额的升幅大大超过经济增速。
　　回顾1978年至今的中国货币创造过程，可以发现，中国的货币创造大致经历了引进外资、出口导向、房地产开发这三个大阶段，这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
　　如果从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运用来分析，作为资金一方来源的M2大致等于作为资金运用一方的贷款加上外汇占款，不难发现，2004-2008年，当出口增长迅猛、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热钱流入增加时，每年新增外汇占款约占到新增M2的一半；而当全球经济进入低迷和复苏阶段时，大规模投资所带动的信贷增长又占到新增M2的70-80%左右，支持了M2的高速增长。
　　中国M2高速增长的体制方面的因素主要有长期的高储蓄率、大中型银行的政府背景和垄断地位导致其资本金规模的扩张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缓慢等。
　　货币超发与M2高速增长，不仅是导致目前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的主要推力，也是目前通胀的主要原因；也拉大了贫富差距，从而使得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下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趋严峻。
　　而中国的财富神话与通胀一样，都是货币超发的反映，财富神话是过量货币在资产上的体现，通胀是在商品上的体现。
　　谁敢用杠杆购买更多高端稀缺资产，谁就实现了财富神话。

　　陶　冬：3万亿外储可以买些什么
　　主管外汇储备的中国外汇管理局，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机构，也是最伤脑筋的。中国外汇储备在2011年第一季度冲上30447亿美元，从2万亿美元储备迈上3万亿美元台阶，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3万亿美元可以买到什么？理论上说，可以买下16%的美国股票(包括纽约和纳斯达克两市)，可以买下所有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日本公司。3万亿，几乎可以买下全球100大上市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就不需要买了)，可以买下十个苹果公司(当下最富创新能力、拥有时尚电子品牌的世界第二大市值公司).3万亿，可以吞下今年产出的所有石油的88%。
　　3万亿美元，可以买下美国前十大城市的所有地产(住宅与商业)，买下全球所有铁路10次、所有上市的航空公司20次，或所有上市的海运公司20次。3万亿，可以买下世界最著名的50大体育俱乐部、50大文化俱乐部及50大图书馆40次。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账目，它所拥有的军事设备值4140亿美元，3万亿美元可以买下美国所有航空母舰、战略轰炸机、核潜艇、坦克、导弹、雷达、军车、帐篷多少次，读者不妨自行计算。
　　然而，中国的3万亿外汇储备中，估计60%以上投资于国家主权或类主权债券，既包括美国国债，也包括欧猪国债，还包括房利美、房地美债券这样的垃圾。眼看着美国的财政赤字泛滥和欧洲债务危机，这种投资策略颇令人不安。
　　外汇储备庞大的规模，成为它的最大弱点。许多人士指出，外汇储备应该分散投资，不少人更直接建议投资黄金。黄金一年产量为2300吨，折合7400万盎司，约等于1100亿美元。扣除各种工业用途、商业用途，真正进入投资市场的不到300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一年有1万亿美元投资，每年将投资组合中的1%投向黄金，便是100亿美元。这种买入规模在黄金二级市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张5亿美元的买单，便可能轻易地将金价推高上百美元。这种情况在许多其他资产种类上都会出现。而且中国主权基金买货的消息一旦传出，势必吸引各类跟风盘，先行将价格炒起。中国买美国国债，相当程度上是不得已的选择，只有美债这样的发行量，才能够不断地大量地吸收山洪般汹涌而来的外汇储备。
　　国字标签，是主权基金的第二个弱点。凡是贴上中国标签的资金，在收购直接投资项目上必然招致被投资国的各种政治审核，多数会引发中国入侵的政治呼声和传媒报道。只要不是在危机期间，带中国标签的投资谈的多，成事的少。另外，主权基金在另一种场合往往又成为政治考量的提款机。最新的例子是，中国支持欧元稳定，外汇储备便要为欧猪埋单。
　　外汇储备需要保持什么样的规模，才能兼顾安全与效率？一般来说，外汇储备需要有相当于3个月进口和30%短期外债的规模，以防范国际局势突然恶化可能出现的外部流动性危机。考虑到中国的一些结构性弱点，笔者认为，中国需要保持80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主要存放在高流动性、相对低风险的海外国债市场，以备不时之需。3万亿美元中的剩余部分，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同样的流动性、安全性标准，可以投向风险度更高的资产种类，追求更高回报，分散风险。
　　受资金数量及政治歧视的限制，笔者认为，主权基金可以化整为零，通过外包形式将大部分资金交由民间机构管理，通过多重投资主体、多重投资策略，来化解自己体积上及背景上的先天弱势。某种程度上主权基金可以成为复合基金(the fund of funds)，靠判定大趋势、下放投资细节、管理委托基金来提高投资回报，降低风险。跨资产种类的复合基金在过去十年的平均投资回报为14.2%，远高过投资各国国债。对冲基金中近1/5的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在业界早已成为不是秘密的秘密。
　　当然，主权基金中一定有自营的一部分。这对于追踪市场动态、吸收卖方研究成果、接触一级市场及企业至关重要。不过以中国3万亿美元的外储规模，笔者以为每个自营单位超过5000亿美元势必影响投资效率。
　　长远来讲，增强汇率灵活性、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性，才是解决外储疯涨、投资难的正途。外汇储备一年飙升1万亿美元，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闻，乃是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估值偏低的表象，背后其实是中国经济失衡、流动性失衡，长远来看这是一个重大的危机源头。只有汇率的价格信号贴近市场供需，民间对外汇有买有卖，外汇储备才能消肿减肥，中国经济才能平稳、均衡、可持续地增长。

　　皮海洲：银行业新监管标准将加大股市再融资压力
　　近日，中国银监会印发《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确立了我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政策框架。其中规定，新标准实施后，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11.5%和10.5%。新监管标准从2012年1月1日起执行。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是有利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不过，从中短期来说，银行业新监管标准的颁布与实施，对中国股市构成再融资的压力。对于这一点，市场各方要有足够的重视。
　　那种认为实施银行业新监管标准不会对资本市场产生冲击的观点是欠妥的。据统计，在过去的一年里，共有11家上市银行再融资规模累计超过4000亿元，其中，仅工中建交四大行再融资就超过2700亿元。而进入2011年，农业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等也相继公布了再融资方案。而新监管标准的实施为上市银行再融资提供了理直气壮的理由。
　　因为目前国内主要银行已经达到了新监管标准，就认为商业银行的资本缺口很小，无需大规模补充资本的说法未免一厢情愿。根据2011年一季报公布的数据，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11.86%和9.34%，确实符合新监管标准的要求。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会随着贷款的发放而降低，而且各家银行放贷的冲动都很强烈。11.86%的平均资本充足率较11.5%的最低标准高不了多少，也许等不到明年1月1日，银行业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就达不到11.5%的最低标准了。为防患于未然，各家银行显然要提前作好准备。
　　而且，尽管一季度银行业的平均资本充足率11.86%已经达标，但各家银行的实际情况并不一样。如在五大行中，建行、中行、交行的资本充足率在12%以上，融资的迫切性相对缓和一些，但农行的资本充足率只有11.4%，农行的再融资非常迫切。而工行的资本充足率只有11.77%，工行同样存在再融资的要求。尤其重要的是，在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预估评中，招商银行也在其中，而坊间传闻称，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全国性商业银行也有可能会列入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列。而招商银行一季度的资本充足率只有10.91%，中信银行只有11.05%，这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目前还不能满足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标准，这就难怪招商银行最近提出了近600亿元的再融资计划。此外，新监管标准将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由现行的10%提高到了10.5%，这显然也加剧了中小银行再融资的需求。更加重要的是，象民生银行、华夏银行这些中小银行，也希望能够快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系统重要性银行，这些银行对再融资的需求就更加旺盛了。

　　陈志武：怎么看人民币升值？
　　国内产能和消费需求间的失衡迫使中国更加依赖出口，并因此需要人民币汇率保持低水平。
　　随着中国让人民币升值，人们自然要问：人民币升值能纠正现在人人都谈的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吗？尤其是，中国的这一政策变化会在减少贸易失衡同时，把工作岗位还给美国吗？答案是否定的。
　　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制造业在新兴市场之间转移，使美国贸易赤字稍微下降，同时会使其进口商品价格抬高，让利率也升高，但未必会提高美国的就业。人民币升值本身不太会拉动中国的国内消费，尽管全世界都想看到这一点。只有当中国政府放松其对经济的控制，通过民有化改革使政府不再是主要的土地与财产所有者，让普通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中国民间消费才会发生根本性增长。
　　二十多年前，为了办手续准备来耶鲁大学读书，我跑遍北京，差不多花了一天时间才发了一份电报到美国。当时，打电话到美国每分钟至少是四美元，而且在北京只有两个地方开通了国际长途电话业务！跨太平洋通讯缓慢又艰难，信息流量也严重受限。在那时的运输与通信价格那么高、容量那么小的情况下，跨国贸易的成本和壁垒如此难以克服，以致于尽管中国工人的工资可能不到美国工人的四十分之一，但是，美国制造业还是不用担心，制造外包还没成气候。
　　即使人民币升值50%，制造业也不会流回美国。
　　然而，今天，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不仅越洋通讯近乎免费，信息传播手段良多，而且洲际运输成本也非常低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民币升值50%，使中国劳动力成本升至美国的十分之一以上，制造业仍然不会流回美国。至多是美国零售商不从中国进货，而从其他新兴经济体进货罢了。人民币升值不会对美国的贸易赤字或就业问题带来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积极影响。
　　正如几乎所有中外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全球贸易失衡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中国提升国内消费。许多人说挑战在于中国人不喜欢消费，只喜欢储蓄。--肯定并非如此，中国人和其他国家民众一样喜欢消费，喜欢过更好的日子。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库》（the Penn World Table），在1952年，也就是中国土地集体化、企业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占GDP的67.4%，这与今天美国的71%并没有多大差距。之后特别是大跃进的那几年，民间消费急剧下滑；整个计划经济期间，民间消费相对于GDP一直在下滑；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之际，民间消费所占GDP比下降到48.7%。
　　改革开放的头十五年，民间消费相对于GDP保持平稳。到1997年，是49%。那时候，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相对消费水平太低，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度太高，开始呼吁调整政策，让民间消费对推动增长发挥更重要作用。然而，虽然愿望强，但接下来民间消费仍继续下降，现在只略高于 GDP的35%！为什么这么难？
　　已经给的解释很多，包括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到位、规避未来生活风险的金融产品还不丰富，还有就是银行储蓄利息被人为压低，让百姓的收入因此没有应该的那么高，变相由百姓给国有企业补贴；这些当然是家庭不敢消费、必须多储蓄的原因。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在这些，民间消费之所以一直没有跟上中国GDP的增长步伐，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国有经济，政府拥有社会最主要的资产和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由国家享有，并且也因为征税权和财政程序没有受到实质性制约监督，缺乏民主运作机制。
　　中国太多的财产性收入和国民收入流进了各级政府的金库，个人收入占比当然就越来越少，家庭消费占GDP的份额就越来越低。按照一些官方统计，国有经济产值大约占GDP的35%。然而，这一比例被严重低估了，因为许多由多个国企持股甚至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并没算作国企，但实际的产权还是国家拥有。
　　如果算上企业产权、资产和土地，政府差不多拥有整个社会资产性财富的60%以上。诚然，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土地、企业股权和其他资产的价值都升高了，但这些增值的大部分都是各级政府的，只有一小部分流入了个人手里。
　　国有制抑制民间消费增长，因为它使百姓不能从土地增值、国企利润和资本收益中直接获益，使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很少。人们会认为，政府拥有并经营企业会惠及所有公民，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的增值有助于减少或消除公民交税的必要。但是，在中国，实际征税权主要掌握在国务院和其部委手中，并且很少受到全国人大的监督核查。
　　所以，不奇怪，从1995到2007年，政府税收（不包括国企资产收益、土地出让收益）增加了6.7倍，而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 1.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这期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率的两倍，而普通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则低于GDP增长率。
　　随着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几乎失控地增长，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政府靠税收和卖地收入就够了，无需国企上交利润，甚至在各国企和国有事业单位出售资产之后，也不需把所得上交国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举行公开听证会要求国企上交利润，上交国企资本所得。实际情形是，全国人大每年开会一次，会期十天，其常务委员会也不举行公开听证会要求国企对国家负责。
　　于是，国企能把大部分利润留下，也能把资产出销收益留下，然后按照国企自己的意愿进行再投资，不断投资。当然，即使把利润交给了地方政府，政府也会拿这些钱去投资。这两方面就解释了如下现象：中国总储蓄占GDP的百分比从1992年的41%增长到最近的 51%；在新增的这十个百分点中，有七个百分点归功于企业储蓄的增加，其余三个百分点归功于政府储蓄的增加，而私人储蓄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停留在 21%左右。
　　国内产能和消费需求间的失衡迫使中国更加依赖出口，并因此需要人民币汇率保持低水平。
　　简言之，资产由国家所有，加上缺乏制约征税权的民主机制，一并造成了如下这种循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和资产价值都在增加；但大部分财产性收益和比例越来越高的国民收入都流进政府金库，变成了国企和地方政府扩大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经济的制造产能；与此同时，由于普通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民间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也只能跟着下降；这就加剧了国内产能和国内需求的失衡，使得中国更加依赖于出口，而为了便于出口，就必然要求人民币停留在低币值水平。
　　民间消费增长不足、人民币汇率必须很低以及巨额贸易顺差的膨胀，这些都是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产物，不是偶然。
　　过去，对各种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和并由政府控制经济，使中国能够迅速工业化，其好处是明显的。但是现在，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情况跟以前不同，增长模式必须转向靠内需，而此时，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征税太多就成了增长模式转型的根本障碍：因为它们抑制了民间消费的增长，所以，国有制经济体和征税权不受制约，也要为全球贸易失衡担负部分责任。
　　因此，尽管人民币升值在表面上可以促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部分调整，但是，如果国有资产能够被民有化，并且纳税人对政府的征税权以及财政预算有更多实质的监督，那么，这不仅能促成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开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进程，而且也将有益于全球经济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