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盛：下半年中国通胀压力回落 A股将迎来大幅反弹
　　中国的通胀不会成为大问题，无需过分担忧，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原高盛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12日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已明显放缓，通胀压力下半年就会回落，届时中国政府需要停止紧缩政策，中国股市也会迎来大幅反弹。
　　最早提出金砖四国一词的奥尼尔表示：中国如今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还把金砖四国称为新兴市场已经明显不合适了，它们应该属于成长市场(growth market)。奥尼尔将GDP占比超过全球1%的8个国家都归为成长市场，除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这金砖四国外，还包括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和印尼四个国家；他眼中的新兴市场则包括了波兰、沙特、阿根廷、伊朗、泰国、委内瑞拉、越南等24个GDP占比不足全球1%但增长潜力较大的国家。
　　奥尼尔十分看好成长八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他预计，到2020年，这8个国家的GDP总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将由2010年23%攀升至35%，而代表发达市场的七大工业国GDP总和占比将会由2010年的65%下降至40%。
　　总体来看，成长市场和新兴市场未来肯定会跑赢发达市场，不过，具体到各个国家来看，它们的发展速度和前景会出现分化，奥尼尔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GDP可能会超过80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韩国的经济前景也不错，而印度和巴西在控制通胀方面不如中国政府坚决，可能会出现一些风险。
　　中国经济的一大优势是政策转向十分及时，奥尼尔指出，在过去18个月中，中国政府已经主动采取多项紧缩措施来为经济降温，近期的高盛中国经济领先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在放缓，而且放缓程度可能比很多人意识到的严重，预计通胀下半年就会见顶回落，届时紧缩政策也会取消。从估值来看，中国的股市目前已经值得投资，只要下半年紧缩政策一停止，股市就会迎来大幅反弹。

　　孙立坚：制造大国为何难成金融大国？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不仅使各国经济深受重创，也让当年九月开始成为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的中国开始意识到，对于美国金融体系的过度依赖性所带来的挑战。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人都希望通过大力发展国内的金融体系，把中国变成金融大国，从而绕过美国，直接靠自己来管理自己生产和创造的宝贵财富。然而当我们回溯历史，就不难发现制造业大国挑战金融大国角色早有先迹可循，只是这种尝试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比如日本的泡沫经济，以及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正因如此人们开始寻思：为什么制造业大国总绕不开金融发展的瓶颈，制造业大国究竟有无能力摆脱固有的金融局限性，从而向金融大国成功转型？中国在制造业大国和金融大国的两种发展模式中应该做出如何的选择，或者可不可能建立并驾齐驱的战略？围绕这些问题，我在近期给复旦大学全校学生做的一次公开讲座中，谈了一些自己这些年来的研究心得。
　　一、制造大国和金融大国之间的差异性
　　从日本、东亚四小龙、东盟五国乃至当今的中国所不断打造出东亚制造业立国的奇迹中，我们不难发现：劳动与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和供应的稳定是这些国家能够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保持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而资本积累、标准化生产和不断拓宽市场来发挥制造业做大做强所需要的规模经济性，则是这些国家能够以制造业立国的前提条件。当然，技术更新、管理效率等软实力更是这些国家能够以无与伦比的性价比优势立足于国际市场的制胜法宝。虽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推进，制造业国家彼此间的竞争开始变得日益残酷起来，再加上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也给制造业的健康成长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这些国家为了能让自己继续立于不败之地，它们不断通过政策优化、软实力强化和国际合作等方式来弥补自己所面临的制造业大国比较优势恶化的挑战。
　　比如，日本企业今天受到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靠大量的研发投入来强化自己的软实力变得日趋困难，他们不得不收缩自己的生产战线，把宝贵的资源配置到自己今天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少数几个核心部件的制造环节上。这种商业生态直到最近日本东北部大地震爆发后才让世人清楚的意识到，世界很多著名的成品厂商因为来自日本的核心部件供应缺货而又一时找不到能够替代的其他商家，今天不得不陷入延误和停产的尴尬局面。而中国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也在随着生产要素价格的日益上涨和要素市场的价格自由化改革的推进所带来的波动风险加大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让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当前欧美经济还处于低迷和不稳定的阶段，制造业国家的消费活力又处在一个十分有限的状态下，如果此时没有一个良好的信价比优势做支撑，那么，这种制造业国家的经济复苏就会变得日益艰难。
　　与此相比，金融大国的商业生态却在很多方面与制造大国有本质的区别：首先，要素价格不能充分的波动，就不可能产生创新的动力，不可能通过获得高收益方式来规避和分散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类金融风险。而要素价格的波动很多情况下都会给制造业带来巨大的麻烦。在日本85年和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后，因为日元的大幅升值，导致其制造业的本国生产成本相对于出口获得的海外收益大幅上升，结果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的严峻局势，而那时日本政府却想通过大量投放货币以恢复日元的贬值优势，但结果给泡沫经济的恶化推波助澜，让日本一个制造业大国和强国陷入了深重的经济危机灾难，直到今天还无法完全复原。幸好，日本大企业那时都纷纷离开了本土，靠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制造业品牌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寻找适合制造业生存的良好环境，这才让日本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得以延续，而后来接班的日本政府也在这场泡沫危机的灾难中充分认识到了制造业立国的性价比特征，放弃了原来想靠日元升值的强势来打造东京国际金融中心，从而弥补日本制造业强而金融弱这样失衡结构的梦想。并且，用零利率的高风险手段来维护日元贬值和稳定的格局以确保日本制造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充分竞争力。所以，说到底，金融赚的是波动的钱，而制造赚的是稳定的钱。
　　其次，追求差异化的金融创新模式是金融大国的发展之本。任何制造业中所需要的大规模的投资或资本积累以及不断开拓市场的努力都会增加金融创新活动的风险和成本而无法达到它们所需要的高收益回报。因为金融大国是靠知识、信誉、制度和敏捷性来谋求差异化的选择中获利，而不是像在制造大国中表现出来的银企之间那固有的紧密合作关系或者配合制造业规模生产所需要的风险控制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更不会出现不顾对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制度环境成熟与否就去抢占越来越多的市场，从而通过同质化的产品来谋求规模经济性的效果。相反，金融大国的强势就在于依靠人才、品牌、市场发展深度和交易技术的精良，通过他们创造的各类差异化金融产品和差异化的交易方式来战胜对手，从而获得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给他们创造的日益增长的超常收益和风险分散的绝好机会。他们不在乎所在国家和地区征税标准是否高于制造行业，而却十分在乎那里的市场的流动性和创造财富标的的质量。像英国伦敦从事金融业人员的所得税在全球都处于高位，但是，集中到它市场的金融人才、业务流量和金融交易的便捷性也是世界首屈一指。所以，我们又可以说，金融赚的是差异化的钱，而制造赚的是标准化的钱。尽管跨国企业也在不断的打造差异化的产品来寻求自己不断改良的商业环境，但是，制造业这种差异化，无论是从深度还是从广度，都无法和金融行业对其产品的风险和收益特征，对从业人员的交易时机、交易对象的选择，以及各类市场的交易条件、相关制度设计等方面所提出的一系列苛刻的差异化要求相比。美国之所以会有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创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继往开来，层出不穷地涌现，除了因为它拥有世界最好的大学和竞争力最强的就业市场之外，还在于它金融大国的运行模式支撑了它成为创新大国的增长方式：即要不惜代价去争夺最优良的人才、设备和技术，以此来争取获得高额回报的隐性机会，而不是像制造业那样不惜代价去开拓销售的最终市场，以此确立收益稳定增长的显性机会，于是，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前者导致要素价格不断提高，而后者却促使要素价格不断下降，至少最多做到通过要素投入结构不断优化以缓解竞争所带来的要素价格不得不下调的压力。
　　第三，软实力的突出表现是金融大国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根本。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它们对风险的认识与制造业国家有本质的区别。比如，投机力量的缺失可能会严重影响到风险特征的释放和资产定价的合理性。为此，金融大国不仅仅在于对所有金融资产的价格的变化完全放开的市场机制的保证措施，而且还会刻意在制度上引入投机机制，比如，卖空、裸卖空的机制。因为只有充分保证投资者的差异化需求，才能最大程度的确保市场流动性，以此提高价格发现的能力和风险分散的效果。在美国，无论你是出于投机、套利还是出于控制风险的目的，你都能找到相应的金融产品，你都能委托管理这类差异化产品交易的专业化金融投资团队。而在制造业国家，因为缺乏在波动中游刃有余、在差异化中获得收益这样的软实力，所以，任何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或者对资产流动性的高要求都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甚至会构成稳定生产、确保就业的威胁力量。比如，制造业国家往往会对只开展企业信贷业务的银行机构设定较低的流动性规制。往往会对引起价格波动的投机力量实施严格的管制，有时，为了确保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很多国家的政府还干预并非投机因素引起的市场价格波动问题。甚至以牺牲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代价来确保实体经济规模经济性的优势不受到影响。因此，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金融赚的是驾驭风险的软实力钱，而制造赚的是规避风险的硬实力钱。即使金融活动中所需要的硬实力也是为了充分发挥软实力作用而存在的，而制造行业中所需要的软实力更是为体现商品价值的硬实力而服务的。具体而言，金融体系的软实力主要表现在所在国家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是否能有机融为一体，发挥出资源配置过程中所需要的六大功能：价格发现功能，流动性保障功能，风险分散功能，信息生产功能，公司治理功能和价值创造功能。所以，像制造业那样去模仿纽约和伦敦成熟市场所打造的硬实力，而忽略金融体系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功能机制能否有效发挥的关键问题，以此想改变中国目前世界加工厂的地位，成为像英美那样的金融大国，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当然，制造业的硬实力主要还是体现在是否能够提供让消费者满意的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方面。
　　但是，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正如上面已经阐述过的道理那样，要想突出发挥制造业的实力水平，有时不得不妨碍金融业实力的发挥。因为我们很难区别眼下的投机是有利于实体经济生产价值的发现，还是有利于资源配置过程中固有的风险释放，或者事后才知道，这样的投机方式根本就和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沾不上边，而纯属一部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和专业优势来从劣势的群体中合法掠夺它们宝贵财富的手段。最严重的案例莫过于刚刚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尽管美国是当今没有异议的金融大国，但是，它们事前也无法正确的解读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和由此带来当时的繁荣景象究竟对实体经济的市场效率改善是有利还是不利，直到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监管部门才意识到当时的投机现象完全是华尔街上演了一出道德风险的闹剧。如果这场深重的金融危机发生在制造业国家，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它们事后抗衡金融危机的能力一定会让它们无法摆脱诸如美国大萧条时代的灾难局面。幸好，今天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大国的软实力远远超过了大萧条时代只是作为制造业强国的水平，否则，这一次的灾难会彻底动摇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强国地位。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与后来经济复苏困难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于金融软实力的脆弱上。
　　二、制造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的必要性和艰难性
　　制造业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的紧迫感，随着市场饱和、贸易条件恶化、产品升级压力的加剧等因素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尤其是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席卷世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之后，制造业国家都在反思如何通过自己金融体系的强盛来完成自己管理好自己辛苦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重任。中国政府也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的后盾，那么，中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产品技术的升级就很难实现，企业盈利空间也会受阻，就业人口的工资增长和今后可用于收入再分配的税收基础也由此拖累；而且，像欧美成熟市场的国家那样，企业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的资本运作战略就更无法得以成功的实施。另一方面，要让我们社会大众尽快完成原始财富积累的阶段，跳出收入水平低下这个影响中国消费水平疲软的困境，也需要我们的金融体系能够发挥像成熟市场那样财富创造的巨大能量。再更进一步地说，当我们的企业制造能力日益强大，民富所产生的需求动力不断旺盛，围绕中国市场所形成的商业和财富创造机会就会明显增多，那时，我们能否靠中国实体经济的强盛来推动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这就更加取决于中国金融实力的发展水平。纵观历史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无论是13世纪到17世纪之际，昌盛一时的弗洛伦萨、威尼斯、热那亚和安德惠普，还是从18世纪开始一直发展到21世纪的现在，曾为现代金融主流业务做出巨大贡献的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随着国家实体经济的兴旺和日益强盛，所在国的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逐步提高，本币国际化的进程也随之发展到了一个历史阶段，于是，自然就确立了金融中心所在国家的世界金融大国的地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制造业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确实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在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中，我们也一而再观察到制造大国在走向金融大国的路程并非一帆风顺，常常伴随着无数次金融危机的洗礼。有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在危机的冲击下，不仅让金融大国的梦想付诸东流，而且还断送了多年来辛辛苦苦所打造的制造业大国的基盘，还有些国家虽然登上了金融大国的宝座，但还没有等到坐稳、坐热，就被巨大的金融海啸掀倒在地，很长时间，那里的经济都难以恢复。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 缺乏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之间的纽带关系。2. 缺乏金融要素市场健康发展所需要的软实力条件。3. 增长方式不匹配。
　　从美、日两种不同的推动技术创新金融模式上，我们可以认识到：一旦金融创新的标的离开了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舞台，那么，高收益和高风险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从而日后的金融活动就很可能催生资产泡沫，并会严重干扰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健康的市场活力。一旦最后金融危机爆发，我们也能看到金融软实力较强的国家经济复苏较快的现象。
　　首先，在美国，能够靠未来品牌、标准、定价权的确立而获得高额收益的技术创新，往往前期价值的体现主要在无形资产上，不要说传统业务的金融机构因为高风险无法介入，即使那些盈利性的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机构也很难从源头上就去帮助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和精英才俊去完成它们创意和创业阶段所需要的资金投入。而是依靠两种力量在扶持美国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融资环境：
　　一是来自于不计较风险的美国慈善基金、天使基金等的赞助。他们靠自己过去成功创业和帮助企业家成功创业的生涯经历，挑选出了很多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和发展潜力巨大的投资项目。一旦它们的助人为乐的口碑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能人主动找上门来，也给他们提供了降低风险、提高成功概率的机会。之所以美国能够出现这批敢于冒险的投资团队，这和美国的制度设计和金融市场深化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腰缠万贯的企业家把自己的大量财富世袭给自己的后代，造成未来扼杀美国经济活力的机会不平等问题，那么，美国经济的欣荣就会昙花一现。为此，美国政府设定了较为严格的遗产税，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财富世袭的不良行为。当然在拦堵可能出现的不良资金配置问题的同时，美国政府还通过设立可观的税收优惠机制来疏导它们进入到扶持高风险高收益的技术创新的活动中。这也是美国经济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一个公开的秘密。
　　二是来自于美国政府资金的扶持。美国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研究经费，依靠大学的研究机构和国家的研究部门进行新兴产业技术的研发和培育。而参与项目研发的大学教授和学生又能直接参与到创业和商业运作的活动中。在加上专利的申请没有任何的限制，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各项措施都十分到位。所以，在这样的产、学、研结合的环境下，年轻有为的教师和学生都有很强的动力把自己平日的研究成果转向商业的动力。而这种动力使得他们一开始投入研究的时候就产生了要把东西做得最好的愿望。没有出现那种我们所担心的拿国家的钱不做实事、没有突出成果的问题。 除了在前段有很好的资金扶持机制之外，美国金融发展的软实力，比如，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堪称世界第一，所以，技术转化的市场条件和成功退出的概率要比一般国家强得多。因为后续有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等的介入，而且，它们又可以仰仗更为强大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成熟的二级市场的力量，这样就使得源头上投资的慈善基金和政府资金的平均回报率大大提高。甚至有些时候，从投资效益上看，不计较得失的慈善基金的业绩反而会超过追求商业利润的风险投资基金。当然，后来由于华尔街高薪吸才的商业模式吸引了不少美国最为年轻有为的精英才俊，而技术创新的科技领域反而缺乏增长的动力，结果，华尔街利用这些年来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客观条件，上演了一场制造泡沫、贪婪掠财的道德风险的闹剧。现在，美国政府在为这场监管不到位的金融大海啸付出昂贵代价的同时，也在世界各国一致的强化全球统一的金融监管的呼声下，对华尔街过去那种不透明定价和激励机制滥用的商业运营模式进行着一系列的整顿。总之，流动性过于集中在金融领域而没有及时有效地配置到技术创新部门，就会很容易产生金融泡沫，从而将威胁到经济发展所需确保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其次，在日本，扶持技术创新的资金来源也是两个方面：一是靠个人自己和家庭的资金支持。所以，即使到今天，很多由家族企业成长起来的日本世界级品牌的大企业也不愿意把自己投入资金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拿到市场中转让。从这一点上讲，它们研究成果的社会利用率要比美国少得多。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从自主创新意义上衡量的美国竞争力，就要高于相对技术保守的日本。二是靠金融机构的贷款，但是贷款对象往往集中在大型企业身上，或者由大型企业担保的中小企业身上，所以，不太出现像中国这样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因为日本的商业生态和我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垂直产业链。只要大企业能在国际市场上拿到订单并有较好的交易条件，那么，中小企业就会以外包的业务方式接受来自大企业的订单。他们是同甘共苦的企业家族。如果日元大幅升值，或美国市场需求清淡，那么，不仅美国大企业商业利润下滑，就连相关行业的日本中小企业也一起被牵连进去。当然，这回日本东北部地震使得日本很多中小企业的生产能力都受到了巨大的摧残，于是，日本大企业的业绩也将因为供应链的断裂而出现不断恶化的态势。
　　那么，为什么日本的大企业拿到银行的贷款就愿意去做有时看来吃力不讨好的创新活动呢？为什么日本的大企业不愿意把自己花费大量精力获得的研发成果不愿意在市场上转让，而愿意将它或其中的一部分无偿地告诉自己相关的中小企业呢？如果一旦出现上述讲到的恶劣状况发生，这种研发成果的社会投入效率是不是会因为暂时的生产环境的恶化和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的特殊性而不得不趋于零呢？
　　事实上，日本的大企业随着规模的成长已经不可能满足国内的市场，它们必须要掌握战胜市场竞争对手的觅食本领。如果不持续的创新和盈利，就可能因为自己失去市场的竞争力或无法承担必要的运营支出而变得入不敷出，最终只能以破产而告终。日本业务关联的中小企业为了确保和大企业稳定的业务关系，也要不断地在业务上精益求精，提升自己不可撼动的技术力量来为自己的大企业保持稳定的核心部件供给。这样一对一的信任关系也使得日本大企业慷慨的将业务内容传授给下面各个自己的生产环节。而把行业中的任何企业都看成是自己竞争的对手。企业秘密是日本商业文化代表的一个最为典型的词汇。
　　可是，在那段日元升值、泡沫经济不断严重的年代里，日本的大型企业纷纷到海外寻找新的生存环境，打破了一直以来企业和银行之间固有的连带关系，而这种关系曾被世界其他国家在解释东亚奇迹的成因时反复提到的主银行体系。这一制度的特点是，避免恶性竞争，共同分担风险，借助制造业鲜明的比较优势弥补相对弱势并受到严格监管的金融业所牺牲的靠价格波动获利的财富效应。不过80年代后期，日本的银行业一反常态，纷纷利用日元升值的强势，去海外寻找商机，但是这次与以往的商业模式不同，日本的银企之间各自为政，从而导致了日本银行业在美国贪婪牟利的投机行为后来不得不付出惨重损失的后果；而当时留在日本国内的一些金融业务主要都变成了服务于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的投机行为的活动，最后，泡沫的崩溃让日本很多知名的金融机构纷纷倒下，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日本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直到今天，日本金融机构还是没有找到摆脱泡沫经济崩溃所留下的大量亏损资产的有效方法。总之，当年日本金融危机的教训就在于软实力还没有出众的情况下，就开始过快的推进制造业向金融业转变的结构调整，从而导致泡沫经济迅速地形成和破灭。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对其振兴以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战略上做了重要的修正。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海外零售市场的培育上，以此缓解过去因为在追求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双目标增长方式上的冲突所带来的麻烦。尤其是，在2001年全球IT泡沫崩溃后，日本政府更是将货币政策调整到零利率水平上，从而促使日元贬值的实际效果，以支撑日本制造业在国际舞台上的性价比综合竞争力。和日本政府相似的是，英国政府也十分注意增长方式的协调性问题，通过市场制度的完善和精英人才的吸纳，确保以伦敦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的金融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根本不考虑通过要素价格的管制来提升制造业繁荣的战略。欧洲经济体中的德国和英国不同，着重精力发展制造业，所以，这次欧洲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美国华尔街一起参与了很多类似的金融创新的活动，结果都跟美国一样处在金融危机的震中心，而因为又不具备美国这样持有世界主导的货币又具有高度的货币独立性，命运比华尔街金融机构更惨。而德国的金融机构受到本国的严厉监管而没有条件参与金融创新滥用的游戏，结果没有造成对实体经济太大的冲击，相反，因为欧元区很多国家在危机中受困，比如南欧主权债务危机等，就影响了欧元的坚挺，从而使得德国制造业的出口，这两年来一直能够在有竞争力的汇率帮助下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虽然日、英、德等经济大国近年来走出了完全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但是它们重视增长方式匹配的共同思路值得我们好好地借鉴。
　　三、中国走向金融大国的路径选择
　　这些年来，中国在改变自己金融脆弱性的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无论从资本市场的市值上，还是银行的资产规模上，无论是从金融体系建设的宽度上，还是从我们从事金融业的专业人员数量上，无论从中国金融机构的现代化硬件设施上，还是从拥有世界最多储蓄的社会大众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强度上，我们都已经站到了世界区区可数的金融大国的第一阵营。
　　曾记得刚加入WTO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担心这样做是否会引狼入室，是否会被被狼无情地吞噬掉掉。但是，就因为我们对竞争力量高于我们很多倍的外资金融机构的挑战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即使5年保护期过后，我们还是依然小心翼翼控制开放的速度并设置了必要的外资准入门款，所以，才使后来我们能够与狼共舞，和谐共处。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更是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
　　尽管如此，中国目前还是没有改变制造大国和金融小国的身份。因为金融大国拼得是资源配置功能强弱的软实力，而不是外表形式上的硬实力；金融大国拼得是差异化的创新能力和与之配套的完善的制度与有效的监管能力，而不是标准化的金融业务所带来的低附加价值的价格竞争；金融大国拼得是波动中抓住瞬间即逝的投资机会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而不是靠价格管理来赚稳定的息差收入和中介手续费。为此，在目前我们已经具备的硬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更上一层楼，来提升我们的软实力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显然，目前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还没有到位，这确实影响了我们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而资本账户下自由兑换的管制也影响了我们流动性保障和风险分散的功能实施，再加上我们监管机制的完善程度和实施力度都有限，这也对信息生产和公司治理功能的正常释放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从而让我们看到今天和世界金融大国相比，我们的价值创造能力依然十分有限。甚至在如此庞大的国民储蓄面前，我们还不得不继续引进外资，来弥补我们金融体系无法把资金有效地变为能够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本的缺陷。
　　而且，今天当外资受到美国金融危机深重影响而不能自拔、中国政府又主动调整引进外资战略以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的时候，如何尽快强化我们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就将决定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命运和未来健康发展的模式。
　　但是，不管怎样，靠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丰硕成果，我国的金融体系还是具备了一些促进未来金融发展的比较优势：首先，邓小平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实现，一批数量虽少资金实力却十分雄厚的中高收入阶层开始涌现。市场对高水平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如果我们此时的金融创新步伐能够很好的吸收这批流动性，并能迅速配置到最有潜力发展和收益增长的投资项目上，那么，我们就不会为资金过于集中在楼市或股市而烦恼，更不会付出昂贵的行政管理代价来控制副作用可能较大的价格上涨问题。
　　另外，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是最近全球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面前，已经出现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资本，因为商业成本上升的压力和无法通过自己盈利能力的提高来转嫁成本而退出了自己擅长的实业舞台，并进而把产业资本带进了灰色的金融系统，去从事它们不擅长的资本运作：有些很好的中小企业因为对企业价值的定价不熟悉而贱卖给了海外私募基金，有些民营企业家干脆做起了靠价差盈利的金融业务；集资、高息放贷、或炒作地产和大宗商品现象也屡见不鲜，尤其在中西部，因为地方政府建设项目投入数量加大，不计较成本的开支开始增多，从而使得靠价差赚钱的投机模式屡屡得手。但是，这样的资本运作丝毫不能改变中国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
　　为此，能否引导这批资金从现在纯粹的以钱养钱的方式，转变成支撑中国大学生、海归学子回国创业的天使基金，这对抗衡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和资产泡沫问题显得十分关键。比如，中国政府应该要像欧美国家那样，在建立遗产税、资产交易税的同时，也应该给企业的生产投资活动实施减税和非营利性风险投资项目的免税优惠，引导中国企业家将自己的经验和资本传承给年轻有为的下一代，而不是将积累的资金和自己的孩子都一起无奈地带到国外去。
　　总之，重视民营资本的生存环境和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的效率将是我们为做强金融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选择风险最小的走向金融大国的路径是：先理顺国内价格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尤其是要强化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的内功建设，在完善的制度和监管措施的支撑下，让谋求高收益的金融资本能有很好的、值得资助的标的项目。然后，再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提高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差异化的市场服务水平，在此基础上，继而推进金融市场内外开放，增强市场的流动性、竞争力和活力。最后把人民币推向国际舞台。否则，好高骛远，急于求成，反而会断送改革开放30年给我们创造的丰硕成果。
　　我们要清楚的是，由于到目前为止国内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同世界接轨，所以，中国已经避免过多次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安稳地行进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过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灾难，致使不少人理想化地希望中国既可以成为制造业大国，又能成为金融大国，而这种美好的想法往往会让我们迷失发展的方向。前车之鉴便是东亚几个率先发展起来，却在几次金融危机中屡屡受创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和后起之秀的东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等。因为这些国家即想通过稳定的汇率制度来保住自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又想通过资本市场开放来实现金融大国的目标，结果让投机资本乘虚而入谋求暴利，而这些制造业国家却都陷入了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之中。
　　所以，它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一个制造业的土壤上，如果我们过度发展高风险的金融业务，其结局必然是让擅长驾驭风险的投机资金，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拿走自己创造的宝贵财富。
　　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今天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水平，人人都在做金融大国之梦，但是，中国还是不应该贸然抛弃自己擅长的制造业，或者抛弃原有的发展模式，甚至不顾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对金融冲击的承受能力，贸然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因为我们最终会意识到，破旧的同时如果无法迅速立新，那么，在残酷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就将失去自己原先能够依托的生存环境。
　　事实上，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上，我们每个国家和企业都可以寻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生存方式。千万不要太在乎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而忘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髓--只要把工作做到没有人可以代替你，那么，你就是最好的、最强的！而当我们要去比较到底哪个东西更好，即是发展制造业好还是学美国做金融大国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好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去丢掉能做好的东西，但同时却得不到别人擅长的东西。总之，盯住自己最擅长的东西，保持自己制造业的强势地位，并不断完善这一环节，等到条件成熟后，我们再循序渐进，争取做出一些边际上的新突破，这才是中国今后最重要的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