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小雷认为，建议将加快发展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和建立中国新型信用评级模型和方法纳入十二五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在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使我国的信用评级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同时，可选择几家有发展潜力的民族评级机构给以重点扶持，提升国际竞争力，尽快做大做强，使民族信用评级机构有能力参与国际金融服务活动，争取应有的国际话语权。

　　以下为采访实录：

　　问：请介绍建立中国新型信用评级方法对我国金融、投资领域的重大意义？

　　蒲小雷：美国是信用评级体系最早建立和最发达的国家。但是，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很多人对美国的信用管理模式产生了怀疑，尤其是对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运行监管模式和评级技术展开了猛烈的批评和深刻的反思。

　　（一）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对金融危机的形成和扩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客观地说，信用评级只是基于历史数据和统计分析所作出的一种评估意见，不可能做到100%准确，因此应允许评级机构存在一定的失误率。但是，经过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美国的次级债大约有75%得到了AAA的评级，10%得到了AA，另外8%为A，仅有7%被评为BBB或更低。不管评级机构如何解释，这种“变魔术”般的评级结果极不正常的。

　　除现有评级机构的运营收费模式容易产生“利益冲突”外，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原因还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信用评级业也许是全世界最缺乏透明度的行业，加之抵押类证券设计复杂，投资者很难评估其所购证券的内在价值和风险，评级机构发布的信用等级事实上成了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因此不负责任的信用评级必然给国际金融市场和广大投资者造成不可估量的风险和损失。

　　其次，当前的国际评级市场具有明显的寡头垄断性，评级结果存在对主要发达国家企业和债券评级的普遍高估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普遍低估的现象，评级机构的公信力受到削弱。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大评级机构完全有能力将任何“有毒资产”美化为“优质资产”，从而卖给全世界，甚至可以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金融主权，从而对一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

　　再者，从评估技术层面讲，信用评级的最大价值是提前揭示金融风险，给投资者以指导。但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到欧洲主权债务评级，三大评级机构给人的感觉都是“事后诸葛亮”，有“落井下石”的意味，没有做到事前的风险预警。这充分说明目前他们使用的信用评级方法和技术需要进行重大创新。例如，由于无法识别企业财务粉饰，美国三大评级技术基本是采用定量加定性的分析方法对企业进行信用评级，从技术上很难做到客观公正，甚至流行“信用评级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让人难以捉摸。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倒闭前，三大机构都给予很高的信用评级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十国集团（G20）2009年关于加强金融监管的研究报告指出，主要信用评级机构“依赖错误的方法”、“缺乏透明度”且“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助长了金融危机的形成和扩大。

　　（二）美国信用评级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规则的制定，加快建立中国新型的、更为先进的信用评级体系和方法、培育民族信用评级机构。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是美国等很多国家最大的债权国，如果没有信用评级的话语权，也就没有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定价权，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必然受制于人。现阶段，我国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与世界各主要国家一起，依托G20、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平台，积极推进国际社会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规则的制定。使得新规则可以更多照顾到我国的利益和关切，逐步打破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对资本市场话语权的垄断与控制，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同时我国应加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体系，培养自己的信用评级人才，培育民族信用评级机构。

　　中国特色信用评级体系的建立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创新既包括信用评级机构运营模式的创新，也包括信用评级管理模式的创新，还包括信用评级标准和技术的创新，最终要建立国际认可的、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有效揭示信用风险的评级体制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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