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房贷加息潮涌 楼市即将由量减变价跌
　　连续10次上调存款准备率和4次上调利率，显示央行紧缩市场流动性的意图十分明显。货币市场的反应也很迅速，4月21日上海银行同业隔夜拆借利率上升177.64点至3.5333厘，而正常情况下，这个数字应低于2厘，这意味着当前银行流动性已很紧。
　　目前房贷加息其实已经潮动涌起。据报道，由于银行的资金紧张及对个贷风险认识提升，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杭州、南京等地的银行不仅全面上调第二套以上房贷利率，一些银行已开始把首套房按揭贷款利率上调到基准利率1.1倍以上。随着银根趋紧，未来其他城市的银行也将不得不提高房贷利率。
　　实际算账也证明了这一点：房贷有优惠时，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的7折即4.158厘。而4次加息之后，5年期(住房按揭贷款的期限多为5年以上)以上的贷款基准利率是6.8%，其利率上升10%就是7.48%；上调20%，其利率就是8.16%。
　　3月份CPI达5.4%，数据显示当前通胀压力仍很大。况且房价仍需调整、国际油价上涨、国内通胀预期已形成，加上当前存款2厘以上的实际负利率，今年利率上调2次以上的概率十分高，因此，下半年的房贷利率将进一步上升。
　　房贷利率全面上升，表示国内条件及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信贷条件的变化不仅表现为贷款成本成倍上涨，银行金融杠杆的去杠杆化，而且表现为商业银行资金的可获得性趋难。近几年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是由商业银行催生的市场，房地产泡沫也是借由银行信贷吹大的。只要银行去杠杆化，炒房者不仅不敢进入住房市场投机也无法进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将炒房者挤出，国内整个住房市场的预期将发生巨大变化甚至逆转，住房市场销售便会由量减转为价降。笔者判断，量减转为价降的情况即将出现。
　　对于当前住房按揭贷款利率变化所出现的格局，有人担心，房贷利率全面上调将影响自住购房的需求，误伤所谓的刚性需求。可是不要忘了，在高房价的情况下，住房市场基本上是一个投机炒作为主导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由于受个人支付能力或住房购买力的限制，个人住房自住需求是十分有限的(社会科学院的报告就指出中国当前这样的房价85%以上居民是无能力购买的)。既然高房价下自住需求无能力进入市场，市场上基本是住房投机炒作者，那么住房按揭贷款利率上调如何会误伤自住需求？相反，它将是住房自住需求的福音。因为，如果整个市场信贷条件改变，将投机炒作者挤出市场，那么房价回归理性则是必然。当房价回归理性后，住房自住需求才有能力逐渐进入住房市场。

　　巴曙松：宏观政策两难 压力下更需加快结构调整
　　从一季度的一系列经济数据看，在宏观政策决策上，似乎开始面临明显的两难：一方面，因为物价压力居高不下，不保持紧缩的态势，很难推动物价从高位回落；另一方面，在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信贷和融资成本上升、2009年以来新开工项目陆续进行建设完工时期等压力挤压下，如果继续大幅紧缩，必然会对一部分企业形成明显的冲击，并可能导致部分投融资平台项目的建设遇到流动性的挑战等。在这样的所谓两难格局下，加快结构调整，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和方向，这主要包括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培育服务业并积极放松管制、促进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理顺资源价格体系以形成清晰的价格信号等。
　　一季度全国经济和部分省份GDP小幅回落，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由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刺激性政策驱动，逐步过渡到由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有所加强。可以看到，结构调整的效果在不同区域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东部沿海省份、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增长速度已经明显回落，且回落幅度高于其它省市，结构调整的推进速度也明显快于其它省市，投资领域主要体现为有利于产业升级、服务业提升方面。部分中西部省份产业发展空间仍然较大、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依然相对强劲，因此经济增长的速度也相对较快，地方政府的投资规模也较大，但是，与之前的为出口而投资有所不同，目前中西部省市已经逐步转向为产业转移而投资、为消费而投资。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现在经济增长模式、税收体制等运行机制下，地方政府以GDP为导向的激励模式未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在打破GDP崇拜、推进结构调整的方向上，可能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具体而言，一季度GDP增速的轻微回落主要是宏观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但是，中国现有经济模式中的资源要素非市场化定价、高储蓄下的低利率、信贷与投资周期的正向反馈效应一定程度上内含了投资与增长惯性，这使得结构调整往往出现阶段性反复。
　　短期来看，下一阶段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打破地方政府的所谓GDP崇拜的循环，一方面取决于下一阶段逆周期调控的持续性，同时也取决于经济运行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展。
　　展望二季度，为保持目前的结构调整成果，货币政策预计还会继续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窗口指导等手段控制社会流动性的合理规模，避免信贷与投资的正向扩大效应，同时也可以提高资源消耗型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成本。另外，窗口指导政策则可以通过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资金支持力度，特别是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合理调节中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的比例，防止短贷长用、挤占流动资金，造成企业营运资金紧张，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
　　中长期来看，结构调整在中长期内必然取决于资源要素约束的临界点和高储蓄率回落趋势的逐步形成，以及经济运行机制如税收体制的调整改革。所谓结构调整，本质上指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发生结构性改变，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正在迎来刘易期拐点和人口老龄化的时间窗口，这两大拐点的来临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将逐步形成，也意味着储蓄率的下降和实际利率的上升趋势难以避免，加之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资源的集约化使用、技术的进步及配置效率的提高来实现，而这也正是结构调整的应有之义。

　　叶　檀：中石化天价酒之后的两个追问
　　4月25日下午，中石化集团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通报了天价酒事件的调查与处理结果。中石化党组免去中石化集团广东石油分公司鲁广余总经理职务，降职使用，对鲁广余给予经济处罚，已消费的13.11万元红酒费用，由其个人承担。
　　中石化的处理已经结束，但疑问并未就此终结。
　　第一，中石化的内部治理机制如何完善，如何杜绝日后出现类似的案例？
　　根据调查，去年10月，中石化进行小金库专项清理时，已经有人将天价酒事件举报到广东石油分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石化油品销售事业部。但鲁广余通过做账将酒转入广州石油分公司非油品业务渠道，进行虚假销售，抽回资金、应付检查。
　　有一系列的人士替鲁广余遮盖，有两家广州的酒业经销商进行虚假交易将货款打入广州石油分公司账户，实际上是替鲁广余个人垫资，有5家社会单位高价购买了这批酒，而后将货币打回给上述2家酒业经销商冲账，这显然是鲁广余人脉背后的关联交易运作，通过如此交易，一切不合法不合规之处消弭于无形。就在舆论质疑之后，4月13日，有媒体就此事采访中石化广东分公司，其新闻发言人证实2010年公司确实采购了数批酒，但称这批酒是公司正常的商品购进，属于公司非油品经营项目，可见，直到4月14日中石化集团决定派调查组彻查之前，中石化广东分公司还在忽悠。
　　中石化不可谓不用力。在中国的石油石化巨头中，中石化最早使用SAP系统(一款用于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的软件，是全球企业管理软件与解决方案的技术领袖)，将信息、人力、生产、资金管理视作重中之重，通过该系统实现资金集中、集中采购、集中销售等。然而通过天价酒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内部流程表面看来一切正常，但类似于鲁广余式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却可以通过种种手段玩弄数据，最终中石化的SAP系统可能远远偏离正常值，让所谓的科学管理成为笑话。
　　对于中石化而言，在天价酒处理之后的核心工作是，如何保障内部机制的完善，如何保证鲁广余们不再将可怕的消费当作成本计入公司的费用？如何杜绝利益输送，比如在国内用油紧张时却以低价出口到国外？
　　第二，国资委对于类似于中石化这样的大型垄断国企如何监管？
　　从理论上来说，国资委是所有大型国有控股企业的控股股东，代行控股股东之职。从近些年的实践看，国资委进行了业绩考核，对国资企业进行排名打分，同时也获得了国企红利的事实上的分配权，但所有这些考核却无法解决关键考核，就是国企的投资效率如何提高。
　　2009年年末，国资委试行企业经济增加值(EVA)的考核新规，试行的结果不乐观：当时有媒体报道，在扣除股权、债务等资本的成本之后，至少有半数以上央企的EVA为负值。一味追求规模扩张而赢利能力、效率低下的企业因此浮出水面，他们再也不能以赢利与规模夸耀于社会。这是国资委考核国企绩效、倒逼国企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步骤，但至今犹抱琵琶，结果更是神秘。如果国资委大力推进EVA考核体制，将考核标准、考核结果公之于众，这不仅是对国企的极大刺激，更是对国内纳税人、投资者一个最好的交待。
　　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石化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李春光宣读了《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关于欢迎社会监督的有关决定》，决定聘请社会监督员，定期组织社会各界到中国石化了解情况。如果连中石化集团内部了解数据都如此困难，社会监督员们不知道该如何尽职？
　　看来，如果只能寄希望于大型企业出现一个又一个有良知的深喉来伸张正义，对于社会整体而言，这是多么高的动作成本！

　　华　生：上调个税起征点对低收入者没用
　　在中国现在个税起征点已和人均GDP持平的情况下，上调起征点对大多数低收入者没有作用，容易扩大收入差距，也不符合个税发展和收入分配改革方向。
　　首先从各国现状看，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和总税收的比重，美国分别是10.8%和49.7%，英国分别是10.9%和37%，日本分别是5.5%和30.5%，韩国分别是4.4%和21%，而中国仅为1.2%和6.8%。这次上调后，个税比重更是在税收中不足5%。个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第一利器。中国市场经济才搞短短几十年，收入和贫富差距就扩大到如此程度，跟个人所得税比重太低、结构扭曲征管粗放，以至隐形违法收入泛滥成灾，有很大关系。
　　其次，从我国税制结构看，几乎没有财产税，个人所得税比重偏低，基本上整个税收是靠商品税。与个人所得税相反，商品税是公认累退性的税，主要靠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支付。如果要减税，要减的恰恰是这些大众负担的商品税。
　　世界上普遍采用低门槛、广税基、慢累进和负税率(即返还)的税收制度。与有人误传的国际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很高、世界银行推荐从人均国民收入两倍开始起征的这些说法完全相反，国际上一般情况是普通工薪收入者都交纳个人所得税，这样增进了每个人都是纳税人的公民意识，但会结合家庭人口和负担情况给予个别专项税收减免、扣除和返还。一般被认为是喜欢自由经济和小政府的美国，单身汉的一般年免征额只略高于人均GDP的10%，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个税起征点比我们低得多(我国现在的起征点就约与人均GDP持平)。这种制度下，低收入多负担家庭虽然也交一些税，但返还更多一些，实际收入上升。
　　以现在3000元月薪的人为例，虽只交十几元的个税，但要交约670元的各项社保费用(国外许多国家也叫社会保障税)，这才是低收入乃至万元月薪以下中低收入者的真正大负担。社保费或社保税又是累退性质，即收入越低的人交得相对越多。因此，政府如果要让利，让个人少负担点社保支出，变目前由个人和企业两方负担的社保交费为由个人、企业、政府三方分担，其中公共财政可以出一些，国企利润上交也可出一些，这样既可改善所有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状况，又可缩小贫富差距。
　　既解决中等收入夹心层的问题，同时又不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办法有很多。这主要不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而是简化和降低中等及中等偏低收入工薪阶层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这次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最低的5%、10%和最高的45%等税率对应的覆盖范围相应扩大，这个方向无疑是对的。更关键的是要学习国际惯常做法，允许中低收入者申报各类扣除和返还，如负担人口、房租和自住普通住宅的房贷利息等纳税扣除和收入返还。
　　中国个人所得税目前是分类税制，只对工薪劳动报酬高速累进，而并不对其他收入综合纳税。这比是否按家庭负担扣除是更大的税制改革问题，也是我国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其实，建立实名制下的个人(或家庭)为主的社会信用账户，把家庭成员，个人信用、收入、财产、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种信息汇集在一起，综合利用，管理备查，在中国已经是当务之急。这样做不仅是使每一个国人收入透明化、将来个税调整的基础，也是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减少腐败、有效监督权力、推动中国政治转型的关键性技术支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