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对冲流动性或成常态
　　美欧日三大主要经济体保持充裕的流动性和低利率的环境，将对中国下一步的宏观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决策带来深远影响。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华侨银行举行的春天论坛上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对冲流动性或将成为常态。
　　巴曙松指出，在国际主要经济体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尽管中国在第一季度出现了近六七年以来的首次季度逆差，但是第一季度的外汇储备依旧增加了2000亿美元，这说明有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中国；而到第二季度，贸易逆差将会变为轻微的顺差，如果资本流入的速度不变，那么第二季度央行对冲流动性的压力还要大。
　　对于美国保持宽松货币政策，巴曙松分析，虽然美国家庭资产负债率从22.5%降低到19.7%，但是这期间家庭的总负债仅仅只回落了1%，而总资产却回升了13%，其中金融资产回升了20%。因此美国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股票市场和大量的流动性推动了资产价格上升，而且极低的社会融资成本刺激了居民的消费、购房以及企业的投资。
　　如果说加0.25%的利率，美国国债增加的利息支出大概是350亿或360亿美元，即使它的经济复苏比较强，但是在加息方面，不得不持有非常审慎的态度。巴曙松指出，而美欧日始终可以保持低利率，这将直接制约中国的加息空间。
　　因此，巴曙松认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对冲方式将会成为央行的常规操作手段。与此同时，在输入性压力之下，决策者不得不要比以前更多地依赖汇率工具。

　　华　生：上调个税起征点对低收入者没用
　　在中国现在个税起征点已和人均GDP持平的情况下，上调起征点对大多数低收入者没有作用，容易扩大收入差距，也不符合个税发展和收入分配改革方向。
　　首先从各国现状看，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和总税收的比重，美国分别是10.8%和49.7%，英国分别是10.9%和37%，日本分别是5.5%和30.5%，韩国分别是4.4%和21%，而中国仅为1.2%和6.8%。这次上调后，个税比重更是在税收中不足5%。个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第一利器。中国市场经济才搞短短几十年，收入和贫富差距就扩大到如此程度，跟个人所得税比重太低、结构扭曲征管粗放，以至隐形违法收入泛滥成灾，有很大关系。
　　其次，从我国税制结构看，几乎没有财产税，个人所得税比重偏低，基本上整个税收是靠商品税。与个人所得税相反，商品税是公认累退性的税，主要靠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支付。如果要减税，要减的恰恰是这些大众负担的商品税。
　　世界上普遍采用低门槛、广税基、慢累进和负税率(即返还)的税收制度。与有人误传的国际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很高、世界银行推荐从人均国民收入两倍开始起征的这些说法完全相反，国际上一般情况是普通工薪收入者都交纳个人所得税，这样增进了每个人都是纳税人的公民意识，但会结合家庭人口和负担情况给予个别专项税收减免、扣除和返还。一般被认为是喜欢自由经济和小政府的美国，单身汉的一般年免征额只略高于人均GDP的10%，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个税起征点比我们低得多(我国现在的起征点就约与人均GDP持平)。这种制度下，低收入多负担家庭虽然也交一些税，但返还更多一些，实际收入上升。
　　以现在3000元月薪的人为例，虽只交十几元的个税，但要交约670元的各项社保费用(国外许多国家也叫社会保障税)，这才是低收入乃至万元月薪以下中低收入者的真正大负担。社保费或社保税又是累退性质，即收入越低的人交得相对越多。因此，政府如果要让利，让个人少负担点社保支出，变目前由个人和企业两方负担的社保交费为由个人、企业、政府三方分担，其中公共财政可以出一些，国企利润上交也可出一些，这样既可改善所有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状况，又可缩小贫富差距。
　　既解决中等收入夹心层的问题，同时又不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办法有很多。这主要不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而是简化和降低中等及中等偏低收入工薪阶层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这次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最低的5%、10%和最高的45%等税率对应的覆盖范围相应扩大，这个方向无疑是对的。更关键的是要学习国际惯常做法，允许中低收入者申报各类扣除和返还，如负担人口、房租和自住普通住宅的房贷利息等纳税扣除和收入返还。
　　中国个人所得税目前是分类税制，只对工薪劳动报酬高速累进，而并不对其他收入综合纳税。这比是否按家庭负担扣除是更大的税制改革问题，也是我国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其实，建立实名制下的个人(或家庭)为主的社会信用账户，把家庭成员，个人信用、收入、财产、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种信息汇集在一起，综合利用，管理备查，在中国已经是当务之急。这样做不仅是使每一个国人收入透明化、将来个税调整的基础，也是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减少腐败、有效监督权力、推动中国政治转型的关键性技术支撑基础。

　　任志强：保障房占了商品房用地 会推高房价
　　根据经济之声报道，一向快言快语的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志强虽然不是清华校友，但23日还是被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请到清华，和满座清华校友辩论房地产走向。任志强认为，保障房建设会推高房价。
　　据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介绍，根据他们的调查，3月份40个城市房地产的交易额已经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房地产价格的增速也明显下降。目前他们比较担心的是限购令虽然短期内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一旦有一天退出会造成价格的大幅度反弹。刘洪玉认为，为了保持房价的稳定，最好一两年之内不要改变限购令，避免出现比较大的波动。
　　任志强的风格还是喜欢辩论。他首先表示，保障房建设和商品房建设是两个市场，大范围保障房建设是为了给买不起房的人住的，这部分人本来就买不了商品房，因此保障房建得再多，也不能影响商品房的价格。而且保障房占了商品房用地，会推高商品房价格。
　　任志强还建议对土地的管理应当加强规划性，他认为目前城市规划缺少立法保障，由于政策变化，土地的用途也会变化，不利于政策的一致性。另外，他建议在集体用地上建廉租房。
　　刘洪玉则很担心保障房土地被挪为它用，这样就违背了保障房建设的初衷。
　　任志强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反对征收房产税，而刘洪玉认为，包括土地出让费都是可以用于城市建设的。而且房地产税可以缓解目前城市建设经费不足的问题，这一点和前几天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观点有所吻合。
　　虽然，对于很多具体的问题有很强的争论，但是大家都很担心，未来是不是还要坚守18亿亩底线，是否需要重新统计和规划土地供应，因为如果没有充足的土地供应，可能还无法解决用地需求。

　　刘纪鹏：央企整体上市后谁来做股东
　　一、十二五开局之年，国资改革向何处去？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证明，开放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才能实现中国经济腾飞。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国有资产比重与西方国家相比要大得多，像某些学者主张的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把庞大优质的国有资本存量快速卖掉，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因此，无论从国际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竞争力还是从中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稳定性出发，都应在一个较长时期继续保持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的控制力。
　　国资委是中国在探索市场经济和创新公有制模式之间搭建的一座有中国特色的桥梁，它是长远的战略之举而非一时的权宜之计。通过建立国资管理体系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接，既是国人在尊重国情基础上坚定不移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向所在，又是世人总结中国模式成功的核心内容。国务院国资委从2003年3月成立至今已八年，成绩斐然，然而，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组建的国资局因无出资人地位而最终被撤销，使得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要直接当100多家央企出资人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东的情结过重，而这又和国资委履行对全国国有资本统一监管的地位不相容，顾此失彼，直接导致目前全国统一国有资产监管者主体缺位。一些学者甚至建议国资委改名，主张国资委只做干净出资人，突出经营特色，中投二号的提法也十分盛行。这使当前国资委之路越走越窄。国资委内部也对国资委大旗还能打多久深表忧虑。
　　国资委自成立以来，争当国有资本出资人的情结过重，以至于在央企的重组中，多次强调央企的整体上市。李荣融同志在2008-2010年的国资委工作会议中曾多次强调国资委将继续推动中央企业整体上市，同时积极探索国资委直接持有整体上市中央企业股权。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日前撰文指出，上市模式现在的方向是整体上市，至少要做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集团公司，逐步将存续企业消化之后再实现整体上市。竞争性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没有集团公司、不背存续企业，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运营。这种状态就彻底实现了国有资产的资本化，流动性非常好，随时可以调整，也很容易调整。
　　这样的言论值得商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构造市场竞争主体--国家队运动员，另一方面发挥国资监管机构--代表团团长和国有资本经营公司--教练员的作用，国资委的路关系到国资管理体制的全局。但现在看来，国资委自身的定位不清，将国资委的地位降为简单的出资人，等同于一般公司股东，并且还要成为上市公司的直接出资人，最终只忙于种出资人的田，而荒了监管者的地，使国资委这一新国资体系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长远之计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
　　中国国情决定了现实中一个履行统一监管和基础管理的国资管理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即便现在的国资委更名为中投二号一类的企业集团公司，在其之上也仍然需要有一个机构履行对国有资本的统一监管职能。因此，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亟需对中央企业一刀切地进行整体上市和国资委定位等关乎国资改革方向的敏感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探索。
　　二、央企整体上市，国资委做其股东的误区
　　当前，中央企业背后都有一个存续的集团公司，代表国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而且下面有可能有多家上市公司，如果今后每个行业若干家上市公司，公司变成一家大的上市公司，集团公司变成上市公司之后，这家大的上市公司的股东是谁？整体上市背后的核心就是取消央企集团公司作为股东这个层次，由国资委直接做上市公司股东，但国资委是否能够直接做央企股东？这样做会引发以下问题：
　　首先，导致国有资产所有者和监管者又成为一体，国资委直接渗透到整体上市公司做大股东，这是否是一种新的政企不分？国资委走回政企不分的老路，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早先的国资局被取消就是因为手伸得太长，胃口太大，最终导致被取消。国资委既不更名，又不改性，还成为现有100多家央企及相关的800家国有控股和参股的上市公司的股东，最终会导致国资委变成了一个淡马锡式的控股公司，但一个企业能把中国央企所跨越的近七八十个行业的股东都当起来吗？这显然不是一个企业所能完成的。
　　其次，国资委直接持股当央企股东，将使央企之间的交易都是关联交易；同时，由于国资委特设机构的特点，也容易引发国际上认为国家操纵和政府补贴的嫌疑。国资委直接当上市公司股东，又易产生法律诉讼，使国资委成为民事诉讼对象，类似事件在资本市场上已经发生。国资委将自身陷于繁杂的股东事务之中，和股民一起开股东会，更加弱化了国资委作为国有资本统一监管者的身份和地位。在中国探索国有体制的改革中，尽管不能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资源性产业全部私有化，从国家安全性角度也不能卖给外资，但是也不能一刀切地进行整体上市，但让国资委来做上市公司股东，和股民一起开董事会--他们能够保证中小股东利益，按现代公司方式去运作吗？
　　最后，国资委热衷于与国有独资集团公司和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争夺国有出资企业出资人地位，却使全国国有资本统一监管者的主体缺位，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建立在分散产权主体基础上的多部门出资人监管，不利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本级政府国有资本总量、结构、变动的掌握，更重要的是无法在国家范围内国有资本进行统一战略规划布局、实施有进有退的结构调整。
　　综上所述，在当前央企整体上市的国资改革中，我们在反右的同时也要反左，在防止激进的同时也要防止倒退，不能简单把央企卖掉，也不能退到国资委不企不政的部门重新回到一统天下，当然如果国资委更名为集团公司，变成企业法人控股，法律上即使顺了，也会使真正重要的国有资本监管工作无人顾及。应尽快走出简单强调央企整体上市的误区，用资本管理思维替代传统的企业管理思维，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国有资本管理。
　　三、推行央企整体上市，资本市场面临沉重压力
　　自工行、建行、中行、农行四大国有银行重组并整体上市以来，已在资本市场上出现了食大不化的问题，股价长期低迷，外国投行设计的整体上市模式需要反思，除了他们一次性地将资产打包上市获得了高佣金收入，我们获得了世界银行业四大银行以外，没有结合企业的自身特点、增长空间与资本市场周期综合考虑，导致银行资产的发行价格远低于前期在港上市的中资公司。四大银行始终处在价值洼地，巨大的股本使其在资本市场上难以腾挪。
　　目前，四大国有银行的总股本逾1.2万亿股，其中工行和农行的股本平均3300多亿，建行和中行的股本平均2600多亿，不仅在体态上是世界最大，价格上也是世界最便宜，平均市盈率仅9倍，是世界资本市场上的价值洼地。一旦风吹草动，譬如再融资的消息，资本市场就震颤。如果将再融资比作上市公司的食物，那么四大国有银行就是足以咬断食物链的恐龙。
　　目前产业集团亦有步银行后尘的迹象。为符合国资委做直接出资人的利益，中央企业领导人往往以在任期内实现大而全的整体上市为目标，取消集团公司的同时也失去了后续资本运作的空间，如果这些行业巨头未来都采用一次整体上市的方式，而非分步实现整体上市，一方面对本企业的资本运作和市值管理不利，另一方面也将由于巨大的融资需求给股市表现带来沉重压力。试想，一旦航空航天、石油石化、国家电网、铁路、电信，一个行业搞一个上市公司，体态都在1000亿以上，这样做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是什么？失去市值增长的空间，一次又一次的巨额再融资严重地挤压资本市场上具有良好成长性的中小企业的融资空间，将是资本市场不能承受之重。
　　从融资额与后续增长能力上看，国资委提出鼓励中央企业整体上市，忽视了国有企业的差异性与历史问题。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相比，不能通过优质资产先行上市获得单位高融资额，不能培育未成熟资产注入后获得增发的高溢价，不能充分地发挥企业的后续增长能力，最终无法实现国有资本的持续增值。形成一个大航母不如搞一个舰队，资产大小不是关键，资产的盈利与市值的增长才是要害。目前多家中央企业存在着多重上市现象，政策需要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应将产品经营、资产经营与资本运作相结合，使国有资本耦合放大，并最终惠及国民。今天急急忙忙地要求他们都去整体上市，不符合改革的发展方向，和中国渐变稳定逐步推进的成功改革方法论是相悖的。
　　整体上市实际上也不符合现在市场经济中资本运作的技巧。资本运作和关联交易是资本经济的典型运作方式，大股东将资产培育成熟后注入上市公司是很常见的方式，关联交易是合法的，它只需要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交易中不侵害其他股东的利益。从中国实情看，有一个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的配合无疑是资本运作中对投资人负责，不断培育好的成熟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是一个最佳选择，如果没有这个集团公司，国资委直接做上市公司股东，也便失去资本运作的空间。
　　四、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应成为国资体系中重要中间层
　　2010年12月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以来，承担和发挥的主要任务和作用是：持有国资委划入国新公司的有关中央企业的国有产权并履行出资人职责，配合国资委推进中央企业重组；接收、整合中央企业整体上市后存续企业资产及其他非主业资产，配合中央企业提高主业竞争力。
　　我们应当看到，国新公司的发展模式不是简单地当一个后勤大院，承接整合中的困难企业和边角余料的企业，而是要成为一个重要的中间层--国有资本经营公司，既连接上面国资委，又连接下面实体企业的桥梁。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不仅以新建模式构建，更重要的是由集团公司演化而来，从资本运作主体的角度上看，国新公司和中石化、华能、国家电网公司不应该有区别，我们希望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作为一个层次出现在国资委系统中，今后应当把央企存续的集团公司都转化为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变成国资委之下的持股主体，作为上市公司股东。
　　综上所述，应当区分国资委与国资委系统，构造代表团长-教练员-运动员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就相当于国家队体制的运动队中国坚持国家代表队体制，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的特设机构，充当赛场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长，定位于国有资产的监管者，制订规则并监管国家出资企业，通过规划布局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战略性地配置国有资本，是名副其实的；在团长之下，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作为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充当赛场上的教练员。国家出资的实体企业定位于国有资产的具体运营，通过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充当赛场上的运动员。
　　国资委做为统一监管者只有一个，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作为履行对实体企业的直接出资人，可以有很多个。在此架构下，国资委应成为产业、金融等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统一监管者，履行对各大行业，包括金融性、产业性和垄断性行业，以及文化体育等方面国有资本的统筹监管。国务院只能有一个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它下面，再设立中石油、中石化、中投、汇金、烟草、铁道、电网等若干个代表国家管理国有资本的国有行业性的大的控股公司。国资委定位为经营且营利性国有资产的统一监管者，跳出小国资委的局限，进入大国资委的范畴，履行对全国经营且营利性国有资本的统一战略规划布局、统一国资预算编制、统一监督管理与考核、统一国资基础管理等重要职能。
　　同时，我们提出了国资委系统这一概念，具体说国资委系统包含两个层次：即：第一层次是指行使国有资产统一监管职能的国资委；第二层次是指履行直接出资人权利的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在这一国资监管架构下，国资委未来在国资体系中定位为以终极出资人身份成为经营且营利性国有资产的统一监管者，主要负责监管国家出资企业，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定位为直接出资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多元微观载体。这一制度安排在国资法框架范围内，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国资委的监管连贯性。这就由现在的国资委一身二任，变成两身二任，适度分开，合理分工，同时出资人与监管者职能在国资委系统内实现统一。
　　结语
　　在当今市场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主体运行模式的背景下，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组建国资委以探索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对接之桥梁的国家只有中国。组建国资监管体系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伟大创新。而这一模式的路该如何走，其能否成功无疑是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最有挑战性和引人入胜之处。
　　正是由于存在整体上市等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国资委之路越走越窄。因此，下一步国资改革，应在改变认识误区的基础上，建立大国资委的监管框架，于国资委系统内实现出资与监管职能的合一，并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功能与作用，这样有利于整体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做大做强，实现国有资本的战略布局与结构调整，使国有资本成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和长久之计，最终惠及国民。新国资管理体系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一项创举，屹立于世界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前沿。

　　唐双宁：分流外储解决民生欠账
　　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23日说，我国的外汇储备应该控制在8000亿到1.3万亿美元的上下限，即人均600-1000美元即可，过多的外汇储备建议五路分流。从治本的角度考虑，还须改革外汇储备的生成机制和管理体制，为外汇储备瘦身。
　　在出席2011中国金融形势分析、预测与展望专家年会时，唐双宁说，设定8000亿到1.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上下限，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偿付外债。我国外债余额大概是5000多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3700亿美元，即使对外债保持100%的偿债准备，5000多亿美元足矣；第二，应对进口。按惯例一般保持相当于3个月进口额的储备。考虑到政策调整和突发事件等因素，再宽算3个月进口额，则约需6000亿美元；第三，支付外资收益。外商投资是10000多亿美元，利润按10%汇出境外，则约需1000亿美元。综合起来，保持8000亿到1.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即可。
　　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突破3万亿美元，对过多的外汇储备，唐双宁建议通过五路分流：第一，补充国有资本，借鉴国有银行改革经验，以一定量的外储注入一些关键行业和企业；其次，购买战略资源，以一定量外储购买战略性资源；第三，扩大海外投资，以一定量的外储增加在国际组织的份额或用于海外商业性投资；第四，发行外国债券，以一定量外储发行外债，既可外流美元，也能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第五，鼓励民间持汇，建议国家财政以外汇转移支付方式，解决国内住房、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欠账问题，或可称为民生外汇方案。
　　唐双宁认为，上述五条也只是治标，从治本的角度考虑，还须改革外汇储备的生成机制和管理体制。

　　谢国忠：央行横行到几时？
　　现在世界各国都发生了通货膨胀。但是没有一国的央行显示出要遏制通胀的愿望。尽管稳定物价才应当是央行的首要目标，但央行行长们却把自己看成了超人，试图让所有人都满意。
　　因为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需要时间才能显现和进一步扩散，所以通常会被大家忽视。现在，各国央行忙于处理许多问题，却忽略了通货膨胀。这也是为什么通胀通常会持续恶化一段时间的原因。
　　的确，通胀就是这个十年的主题。只有当目前这代央行行长下台后，情况才会发生改变。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实际利率均为负。这可能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恐惧心理正在推动，把流动性转化成通胀避险商品和贵金属。前者更推动了将宽松货币政策转换成通胀的过程。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很可能仍然会继续。
　　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通胀就是一个推动因素。工资必须反映生活成本。因此，工资价格螺旋上涨的现象在新兴经济体已经发生了。这种趋势因为中国等主要国家劳动力的短缺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就是为什么全球贸易价格近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上涨的原因，并且这种趋势只会越发恶化。
　　看一下各国的情况：通胀无处不在，并且仍不断在加剧。
　　可疑的政策意图
　　所有的政府和银行都表示自己非常关注通胀问题。但是，迄今为止他们的行为让人们对他们的行为深表怀疑。
　　美联储官员正在讨论十年前伯南克一篇观点模糊的文章。文章认为，由于石油危机，央行不应该通过提高利率来降低通胀。这种观点认为加息将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减薪。尽管人们可能因更低的价格而获益，但是他们的工资也会大幅减少。两方面会相互抵消。
　　这种理论提起来很合理，但是有很多问题。首先，这种理论试图将目前的高油价描述成石油危机，也就是说它总有一天会消失。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印度等这些国家的需求导致石油的重新定价，也就是说，价格不久之后就会停止上涨。
　　在现实中，石油价格的暴涨更多是因为美联储的政策而不是新兴市场的需求造成的。油价暴涨就是从美联储开始讨论量化宽松政策开始的。这种增加的幅度很难归咎于需求的变化。二次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通胀预期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如果是这样的话，伯南克理论根本就不应该在这里应用。人们用这些理论来转移注意力，使其听任通胀上涨而不加息的行为合理化。
　　诚然，新兴市场的需求比以往更加强劲。这一因素会逐步转化成价格，应该不会很快显现。每当资产价格迅速变动，即使有很好的理论来解释，通常流动性都是真正的推动力。
　　就现在的石油市场来说，也不全是投机行为。如果美联储继续其政策，通胀就会大幅提高总体价格水平，最终使得当前的油价受到支持。因此，几个月前买入石油的人已经成功对冲了二次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通胀。
　　美联储官员和其市场上的拥护者想出来这种强词夺理的理论来解释其政策是可悲的。这显示了美联储是多么黔驴技穷。
　　全球通胀另外一个不确定因素，是日本央行将会如何解决日本重建费用的问题。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达到了GDP的225%，并且目前每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9%。重建费用可能会超过GDP的10%，很难想象日本政府如何才能像以前一样借钱来付账单。
　　日本央行可能会以类似的数量来购买政府债券，以此支持日本政府债券市场，也就是占GDP10%的量化宽松项目。以绝对量算，这和美联储的二次量化宽松政策规模差不多。当全球金融市场意识到这一点后，可能会再次大幅推高商品价格。
　　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一直在提高利率。但是，经过了一年的紧缩后，他们还没有缩小负的实际利率。除非他们能大幅提高紧缩的力度(而这似乎不大可能)，否则目前的形式不可能改变。
　　尽管目前各国通胀和负实际利率泛滥，但是没有任何政府在努力改变这种趋势。目前的情况可能更加恶化。
　　政策灵活性空间收缩
　　全球经济面临着金融危机遗留的高债务问题、目前的高财政赤字存量问题和未来老龄化造成的成本高涨问题。
　　不经历痛苦就不可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从格林斯潘开始，央行行长们就习惯致力于让所有人都满意。现在这是不可能的了。这就是为什么央行行长们的行为就像是被卡车大灯吓傻了的麋鹿。
　　上一场财政危机是一场债务危机，也就是债务太多了。尽管政府对金融机构进行了救助，债务水平还是没有下降。各经济体还要有几年的时间才能等到债务水平正常化。央行通常会等着经济的强劲复苏再来解决通胀问题。他们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全球经济确实已经到达顶峰，尽管没有一个国家大幅提高利率。
　　庞大的财政赤字和高债务存量已开始引发公众的信心危机。这引起了市场和政治的反应。美国财政政策大战就是最好的例子。标准普尔刚刚调低了对美国政府债券的前景评级。市场普遍预计希腊将会很快破产。对债务的主要担忧源自担心需求紧缩。财政收缩时央行也要同时采取紧缩政策是非常困难的。
　　经济学家们往往忽视资产负债表，而只关注本期生产最大化，因为他们相信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会在增长中解决。这种想法在现在已经不可能有用了。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普遍开始退休，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这增加了养老金成本，削减了增长潜力。
　　这种组合将带来越来越多的财政负担。如果不尽快采取大规模行动，大多数发达国家将走向破产。不发生技术破产的代价就是通货膨胀。这与破产一样，向债权人支付贬值的货币。恐怕这将是未来最可能出现的情况。
　　扮演上帝的弊端
　　世界现在很多麻烦都起源于格林斯潘。他通过降低预期和丰富的流动性操纵资产市场，管理了美国经济，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说，管理了世界经济。在他在美联储掌权的18年时间里，世界经历了IT支持下的全球化热潮，尽管货币迅速增长，但是通胀率维持了较低水平。因此，他不必担心他愚蠢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危机爆发时，格林斯潘可以通过资产市场的通货膨胀复苏经济。资产参与者都相信自己能点石成金。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将会放大需求。他让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容易，所有其他的央行行长也都希望这么做。但是，在面具之下，每个周期债务与收入相比都会大幅增加。格林斯潘领导下的奇迹只是一个债务泡沫。
　　我十年前就看到了格林斯潘的所作所为，经常写文章来进行讨论。我不确定他是故意这么做还是愚蠢而已。他在退休后曾说过他是真的一无所知。他真的没有看到通过财富效应管理经济会造成的问题。
　　格林斯潘的真正问题是，为什么体系会把他推到了顶端？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揭示美国过去20年更多的经济历史。格林斯潘没有创造历史，而是既得利益造就了他。
　　伯南克显然不是格林斯潘。他远比格林斯潘聪明。我怀疑他在政治和智力上都不诚实。他肯定知道他所引用的很多理论只不过证明了他的做法是多么荒谬。美联储最近为处理危机而进行的贷款工程表明，美联储只是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个大机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很多美国人都在抱怨裙带资本主义。现在，看看美国。2008年危机爆发时，美联储救助了这么多应该去坐牢的人。美国的这种堕落是很可悲的。
　　另一种解释是，他正在同中国打一场会赢的比赛，也就是说，他是爱国的。中国的货币政策放大了美联储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因为中国的货币是和美元挂钩的。在这样一种动态变化中，中国的通胀问题更为严重。因此，在美国通胀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之前，中国经济可能提前硬着陆。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可以降低商品价格和美国的通胀压力。因此，只要中国不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美联储的政策就会持续下去。
　　但是，即使中国出现了硬着陆，中国经济几年之后就能很快恢复。而美国不可能这么快就解决自己的问题。美联储的政策只不过是争取一下时间罢了。
　　我担心，美联储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些债务缠身的既得利益集团。负实际利率假以时日将会拯救他们。可悲的事实是，这种人很多都应该进监狱，而不是受到救助。美国真的需要一场革命。

　　夏　斌：货币调控预期应透明 紧缩政策提前半月公布
　　日前，农业银行、广发基金和浙商基金共同举办的基金宝财富讲坛在杭州成功举办。国务院参事、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在论坛上表示，今年是政策调整年，而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当中最关键的是货币政策。
　　在货币信贷问题上，夏斌表示，应按照结构调整的指向，改善和细化存贷款比例的管理规定，比如对于中小企业贷款、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的增量，可以考虑采取相对比较宽松的政策。他同时表示，应尽可能使货币调控的预期稳定、透明，比如对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类似调控措施，应将提前一周公布改为提前半个月甚至20天公布。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和配合，防止政策产生过度的叠加效应。
　　夏斌建议，要加快外汇储备战略性多元化的运营，成立国家海外投资委员会，减少纯金融资产的运营比例。
　　对于房地产调控问题，除了建议淡化以及统一各地的限购政策外，他还建议重点推出高额累进交易所得税，以便更精准地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