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美国才是汇率操纵国 中国没有话语权
　　汇率从来就带着政治的标签
　　汇率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它不是我们教科书里讲的纯粹的人民币跟美元的比率。最近我们的学者发言都说，请美国不要把汇率问题政治化。那我现在告诉你，它就是要把汇率问题政治化，你想怎么样？或者换句话说，汇率这个东西从一出生那天开始，就贴着政治的标签。谁才是汇率的最大操纵国？美国你天天指责我们，你才是最大的操纵国！
　　美国一直希望能够成为所有国家的老大，但要让其他国家俯首听命，它就必须要有一个敌人。在前苏联成为它敌人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非常好，所有信奉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团结在美国周围。但是前苏联倒了之后，美国人反而发现自己说的话不管用了，欧洲人有的时候不听他的了。所以从现在来看，美国以往用汇率作为武器向亚洲国家发起的攻击，是战术上的攻击。但是从它这次对付中国开始，那是一个战略转型。
　　日本曾经在经济方面也是美国的对手，而且日本在1985年的时候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和我们今天是一样的。现在有人会说，我们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它应该会有点顾忌吧？那我告诉你，它更不会有顾忌。为什么？因为你是它的敌人，就像1985年时的日本一样。你知道为什么我讲这个吗？因为我们自己沉迷在大国崛起和最大债权国的幻影当中，沉迷在如果跟美国开战的话结果会两败俱伤的幻想症当中，沉迷在一个我们可以不顾其他国家的问题而随意出口的自由贸易的幻影当中，甚至认为美国的汇率大战目前是政治化了。我们对美国的理解非常肤浅，还是在用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去判断美国，这样到最后我们肯定会输。
　　首先，美国号召其同盟国来联合打击中国的汇率政策。可是我们呢，甚至还有点幻想，认为美国登高一呼，四方不会响应。那我告诉你，这是幻想。为什么？因为四方早已响应了。2009年9月20日，当我们的领导人参加纽约20国峰会的时候，在我们一如既往地向美国也向全世界表达自由贸易善意的时候，奥巴马发言了，说人民币必须升值，中国出口必须减少。你会发现，除了非洲以外的其他大洲都支持美国。
　　到了2010年1月份，情况更糟糕。我们的媒体宣传说：我们首度超过德国成为最大的出口国；我们的经济保八成功，领先全世界回暖；我们的失业人口只有2000万人。好了，欧洲各大报纸登出头版头条说，你看，欧洲经济为什么这么差？因为中国超过德国成为最大的出口国，因为中国通过出口使得自己的失业率下降，从而保八成功，领先回暖，但是欧洲人民却付出了沉重的失业代价。这个报道激起欧洲老百姓的同仇敌忾，他们恨死中国了。因此，如果你最近做个调查的话，从2010年开始，日本和欧美各国的老百姓对中国的印象是越来越差，就是因为这些负面宣传造成的。因此美国已经成功地通过话语权，掌控了全世界的民心，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一起来对付中国。
　　什么是话语权？就是谁有国际信息的操纵权。这个话语权很重要，因为欧美老百姓都比较单纯，通常他们都是看到报纸怎么登，他们就怎么反应的。因此他们要打击我们的话，肯定是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激起老百姓的同仇敌忾，然后一起来对付我们，目前就是这种情况。而我们并不掌握话语权！

　　罗杰斯：人民币应更快升值 资本管制将有大危机
　　现在令人欣慰的是，人民币正向着更灵活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但我认为人民币应该像新加坡元一样更快升值，这样才能更有效抗击通胀。世界著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4月19日接受专访时表示。
　　罗杰斯说，中国不能自由兑换货币，导致更多资金囤积，资金没有流动出处，只有投入房地产业中。
　　对于资本管制，罗杰斯更是直言不讳：我不赞成资本管制，资本囤积过多，物价遭受上涨压力。
　　他表示：我认为所有的资本管制都是不利的，资本流通应该实行自由化和全球化，这样才能使资本流入有益的正轨之中，若实行资本管制，那么资本只会囤积在不合适的地方，产生诸多问题。人为压低物价，最后物极必反，价格猛增，产生相当大的危机。

　　易宪容：楼市调控为何如此难
　　温家宝总理近日在浙江调研时说，住房供应和房价问题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中央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目标是明确的，决心是坚定的。各级政府要切实担负起责任。
　　温总理这番话，表达了几层意思。其一，住房是最大的民生问题，直接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这是通过住房供应及房价表现出来的；其二，住房问题关系国家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关系整个社会和谐稳定，住房因此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及政治问题，对此不可掉以轻心，也不可短期化，而是要看到住房问题重要性与严重性；其三，政府对当前国内住房市场的调控决心不会因内外形势变化而改变；其四，对于房地产市场调整，地方政府也要负起责任。
　　可以说，温总理的上述谈话基本上围绕着2010年国十条、2011年新国八条的宗旨与目标展开的，就是要严厉打击住房的投机炒作，让住房市场回归到居住功能。不过，人们一定会问，为何有好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宗旨及目标，但住房市场调控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为何市场上对政府的调控决心不以为然？如果这样，国内住房市场又会走到哪里？我曾提出住房市场的利益冲突将是未来十年中国社会最大的风险，若这种分析能够成立，其前提条件是什么？
　　其实，对于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府行为应有清楚的边界。如果能在划定政府行为边界之后，寻求当前中国住房市场问题之核心，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许多问题或都会迎刃而解。
　　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住房市场，或在一个以市场作基础性配置资源的经济中，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界定产权、以公共决策方式制定市场规则及保护市场弱势者的利益不受到侵害等。而市场主体如何交易与谈判、价格机制如何形成、市场如何运作等方面，理该完全由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主行为。
　　比如，如何保证住房市场信息公开透明，保证住房市场交易过程不出现欺诈非法行为等，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呼吁着手全国住房普查，以建立起国内住房市场公开透明的信息系统，但至今仍还在呼吁。可如果不普查全国的住房，对每套住房建立起档案，怎么保证国内住房市场信息公开透明，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住房政策呢？还有，到目前为止，国内房地产政策很少通过公共决策的方式来平衡所有住房市场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住房统计指标体系设计及信息收集整理公开透明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如何保证住房市场信息公开透明，如何制定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政府可做及要做的事情太多。市场各方对此充满了期待。
　　而在另一些方面，政府的职责是用规则或制度引导住房商品结构调整与变化，而非具体要求房地产企业生产什么与不生产什么。
　　中央政府早已意识到当前国内住房市场问题的严重性，也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切入口，即严厉地打击住房市场投机炒作，去除住房市场的赚钱效应，但是，在落实及执行严厉打击住房的投机炒作政策与工具时，又被一些职能部门的不可为政策所干扰，从而使得严厉打击住房市场投机炒作的政策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
　　可以说，由于始终没能把住房市场的投资与消费区别开，并对住房投资与消费采取差别化的政策，住房投机炒作者才有机会利用这一点，涌入住房市场把住房价格炒高，把住房的消费者挤出市场，住房市场几乎成了住房投机炒作者的赚钱工具。笔者以为，这就是当前国内住房市场问题的实质。因此，如果不严厉打击与遏制遍布全国住房市场的投机炒作行为，去除当前国内住房市场能持续获取暴利的赚钱效应，那么国内住房市场生产再多的住房也是无济于事，无法达到政府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目标。
　　总之，认识当前住房市场问题的严重性自然是重要的，但其化解之道就在于清楚界定政府在住房市场的基本职能。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税收及信贷政策严厉打击住房的投机炒作，去除住房市场赚钱效应，让住房价格回归理性，让住房市场回归到居住功能。

　　许小年：政府在收缩银根方面太犹豫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2011中国绿色公司年会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货币超发，如今要想治理通胀，央行必须继续紧缩银根，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然而，政府现在在紧缩银根方面，是犹犹豫豫，走走停停，造成通胀的预期长期没有办法控制，谈到物价上涨问题，许小年直言不讳。他说，过去两三年央行放出太多的货币，2009年货币增长28%，2010年货币再次增长20%。现如今为了降低通胀预期，央行就加这么少的准备金率，加这么点儿的息，这是远远不够的，过去货币超发太多了，所以准备金率已经到了一个离谱的地步。
　　那么究竟银根紧缩到何种程度才算合适？许小年回答道，紧缩到通胀预期消失为止，这是一个市场的动态过程，不可能事先预料到。他说当CPI、PPI停止上涨，如CPI降到2或者是1的时候，才是通货膨胀消失的时候。

　　郭田勇：如何看待存款准备金率的上限？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表示，在当前通胀压力较大的非常态经济环境下，存款准备金率不必拘泥于23%或25%的限制。控制货币供应量是抑制通胀水平的主线，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势关键取决于货币供应量能有有效控制，这也是判断存款准备金率是否进一步上调的出发点。
　　记者：大家好！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老师，对近期央行货币政策进行解读和分析。郭老师，您好！
　　郭田勇：你好！
　　控制货币供应量是抑制通胀水平的主线
　　记者：4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准备金率上调不存在绝对界限，您认为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存款准备金率究竟有无上限？某些专家提出的存款准备金率23%、25%的上限的依据是什么？
　　郭田勇：存款准备金率的上限的确存在争议，这里面争议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有人讲中国有存贷比限制，商业银行放贷款不能超过存款75%，吸收存款和发贷款不能超过75%。这样的话大家会想，如果说我吸收的存款，交准备金如果交到25%，剩下的的只有75%可以放贷款了。那么这考虑到银行还得留一些库存的资金，应付客户的兑付，或者购买一些债券，如果说存款准备金率到了25%的话，就是说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和存贷比的政策会明显发生矛盾，如果存款准备金率到了25%，我刚才讲除了你库存、现金和一些流动性准备之外，可能放贷款资金占存款连70%都不到，这样的话存贷比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这两个政策之间有矛盾。这样的话没存款准备金率很难达到那样的高度。这种说法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当然我们可以认为如果存款准备金率到了25%，确实银监会存贷比规定没有必要了，存贷比一定不到75%。
　　但是我们说这在常态的情况下，在常规的情况下，我们既要求银行交一部分的准备金也不太高，像我所谓常态可能是几年前的情况，存款准备金率维持在12%、13%的水平，有的时候更低曾经到6%、7%这种水平，然后银行再有一部分资金，作为库存或者超额准备金，然后再有一部分资金投资于国债进行债券投资，再剩下一大部分资金用来放贷款，这在常态下银行经营是呈现这么一种情况。
　　但是我们说现在这个情况，其实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态，也可以说我们这几年的经济不断发展，我们货币层面基本面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体前两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非常快，就表现在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非常快，无论是贷款总量还是存款总量的增加幅度都非常高，而且这种高它是一种超常规，比如说我们看到去年和前年一度M2和银行信贷已超过30%的速度在增长，这个我们讲是超常规。超常规就形成巨大货币存底，由于形成货币存底，好比像一个堰塞湖，它对于你整个通胀，整个社会包括资产泡沫形成潜在上推作用就非常强，所以说从货币政策上来讲，我们就是要有一些矫枉过正的因素包含在里面，我们要消除前期这些负面影响，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还是要争取消除通胀中的货币因素，所以我们要把货币给相对控制更紧一些。所以有了这种指导思路的话，恐怕我们就没有必要拘泥于前期存款准备金率是不是一定要23%、25%这个线的问题。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是，现在整个货币供应量到底是多还是少，我调节流动性我是否有这种必要，那么我们是以这个为出发点，来判断我的存款准备金率是不是要进一步往上调。
　　因为我一再说，其实中国是一个间接融资主导型金融体系，美国银行贷款只占社会融资三分之一，中国80%多，美国只占三分之一，社会资金来源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资金并不依赖于吸收存款，它的存款非常少，它的储蓄率低。它的贷款很大是依靠进行金融市场之间那种资金拆借，那种体制下美联储用存款准备金调节商业银行行为就显得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它并不依赖于这个。中国一方面银行贷款占到社会总融资80%以上，另外一方面银行贷款的资金来源又主要是来源于存款，存款量非常大。所以通过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来调控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来制约它的放贷能力，这样的话将是央行货币供应量对于通胀进行调控的一个主线。
　　央行货币政策仍将以数量型工具为主
　　记者：控制通胀可能是央行频繁推出货币政策这样一个主要的动机之一，但是自去年以来通胀高企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3月份CPI还是达到36个月以来的新高，您觉得是不是目前货币政策没有在控制通胀方面发挥它的作用？有专家认为抑制通胀效果不明显在于央行过度依赖调存款准备金率，而对加息过于谨慎，您对此怎么看？
　　郭田勇：我们从理论上来讲这么说也是有道理，因为的确我们知道在利率的确是没有调到位，我们负利率的情况还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又讲央行其实也是在这些货币政策充分进行权衡，权衡的结果是什么呢？均衡的结果各种工具要综合使用，现在看起来恐怕还得是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加息肯定对控制通胀是管用的，但是我们说加息也是有它的一些问题的。
　　加息一方面可能对于企业融资成本升高，这个当然可能并不是主要考虑问题，主要考虑问题恐怕还是一个是热钱的问题，一个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也产生不利影响。加息以后，确实中美之间利差进一步增大，现在在境外存款存一年利率不到1%，到中国境内3%左右，我们再进一步往上加，这里面可能从热钱动机来看，我们说的确加息它能够消除这种资产泡沫，比如说房地产泡沫消失，境外投机性的热钱数量会变少，它进来可能要去炒房子去。
　　但是无风险套利的热钱将会更大的增多，我就是因为你有利差，我把钱从境外想方设法转移到你这里面，就套你这个利来，套利以后再伺机投到一些有可能会有上涨机会一些资产领域中，这样的话这块资金量就会非常大。这块资金量非常大，你加息了以后，这块资金流进来量非常大，央行就必须要进行对冲，首先要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形成外汇占款，我们第一季度就看到这个情况，贸易出现逆差，但是外汇储备大幅增长，银行外汇占款也大幅增长，我们经常要解释这个里面所谓流入中国的外汇不可解释的资金量非常大，所谓不可解释的外汇流入，其实我们觉得很大意义上就是指的热钱。
　　这些钱进来，我们刚才讲加息以后会使总的量进一步增大，增大以后央行投放货币收成储备，又要再提高准备金率再进行数量型工具来进行对冲，其实也会陷入到这么一种循环中，就是你加息幅度大的话，由于热钱大量流入，未来你数量型工具还仍然要频繁来用，所以说我讲现在我们说央行其实它的调控也是在找平衡，我们不是说利率有上调空间，上调也有它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说我怎么来调整能够使各方面都不要出现太大的问题，然后又能有利于抑制通胀，这应该是政策基本出发点。
　　记者：您有没有研究近期咱们这种货币政策的效果怎么样？比如说谨慎采取加息的政策是为了抑制热钱流入，咱们热钱流入现状是什么样？
　　郭田勇：第一季度贸易逆差，按道理说不应该经常项目下没有的，这块应该是负的，从外汇收入上来看。但是实际上我们国家外汇准备大概增长有1000多亿，将近2000亿的量，从哪儿来的这些钱，有专门分析了在里面算，第一季度热钱所谓不可解释资金流入量大概有1300亿美元，应该说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1300亿按照人民币一算相应央行为它投入外汇占款人民币将要达到7、8千亿，央行为了收回这部分钱又要提高两次存款准备金率。
　　这一块资金流入到底是因为什么流入这么多热钱，我们觉得两方面因素都有，投机性，比如说它认为股市、房地产未来有机会，奔着这儿就去了。另外就是无风险套利性，比如说在香港有很多人，你不是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他拿港币、美元收益都低，他都换成人民币，换成人民币之后，偷偷再把人民币再往境内转存，一块我想在里面也占相当大一部分的量。如果这个量大了，就对你加息形成一种刚性的制约。
　　抑制通胀不能过度依赖央行货币政策
　　记者：有评论认为，4月5日加息，4月16日上调准备金率，意味着一度力度稍缓的三率齐发的紧缩政策组合会再现。您对此怎么看？央行下一步如何使用三率齐发组合拳？
　　郭田勇：一直都在三率齐发，只是说在这里面因为我们面临整体通胀是最主要问题，我们央行其实要做的事情也并不完全是控制住通胀，把控制通胀的问题完全依赖于央行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这种希望是不现实的，而且这种希望是对央行要求过高的。通胀，举个例子来讲，输入型通胀不是国内货币政策所能够完全控制住的。同时国内再举例子，在既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说粮食突然减产，那形成这种短缺导致价格上涨，它也是由于货币政策所能控制的。
　　货币政策最适合调节什么？就是由于货币投放多了，多了以后导致总需求增加，这样形成通胀，这一块当然是我最能够控制住的就是这一块。所以我们讲一句话，现在要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因素，这句话是讲的什么意思呢？我们讲如果说你在货币这一块你不给它相对收紧的话，那么如果一方面输入型，再加上供给层面出现短缺，再加上成本推动，最后再加上你货币本身也比较松，这个时候极易发生混合型恶性通胀。所以说央行其实做了这些事情，就是在做好它该做的事，就是所谓要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因素，这个是我想央行现在政策基本出发点。
　　记者：接下来央行会不会延续密集出台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
　　郭田勇：关键是要看通胀的走势，我们认为如果说下个月通胀仍然还是在5%以上的话，我们认为银行有可能再度加息的。尽管刚才我们讲加息有制约，这种制约都是一种权衡的结果，如果国内的现实通胀压力大，那么好即便是考虑到有热钱等方面问题，现实通胀压力特别大，它也不得不加息，所以说不断的权衡。存款准备金率要看银行体系流动性的情况，如果说到期央票数量非常大，就是银行体系一下注入资金比较多，或者如果说外汇流入比较大，央行在外汇占款增加比较多，那么整个银行体系资金就偏多，央行仍然会继续提高准备金率。
　　记者：未来会不会使用汇率调整的货币政策？调整汇率对抑制热钱流入是否有效？
　　郭田勇：我们觉得汇率措施也是比较重要的，汇率其实跟利率一样，都是可以继续往上调，但是受到很多限制。有人讲汇率一步升到位，我经常说什么叫一步升到位，一步升到位就是央行不再管了，就一步升到位了，现在不去干预汇率了，任你在里面自发交易，只要央行在管肯定大家就不认为它升到位了，但是如果央行不管，任汇率一次性大幅上升或者自由浮动，那么我们讲就是央行从干预中撤出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中国带来的危害更大。危害将有两个方面，第一，出口企业将面临更严重的打击，这个从产业角度。第二，央行不再管了，汇率真正自由浮动，我们这种境外资本热钱在中国的投机空间将会大大增加，我光在汇率上这块投资空间就非常大。所以我们讲我们现在汇率仍然要强调还是要有管理的，还是不能完全浮动的。那么有管理，怎么来达到一种均衡的水平呢？那么恐怕还是得坚持主动式、渐进性人民币汇率政策。
　　货币政策已转为相对从紧银行业面临挑战
　　记者：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适当收紧的货币政策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周小川的话是否意味着去年底提出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已变成适当从紧的货币政策？
　　郭田勇：我讲这个概念叫相对从紧。因为我们稳健货币政策相对去年讲适度宽松，它就是一种从紧。但是我们没有用紧缩这个词，我们觉得已经相对于去年来讲它是从紧了，所以你也可以说是一种紧缩的政策。
　　记者：这些频繁出台货币政策，必然会对银行业产生影响，如何评价央行货币政策持续收紧对我国经济及银行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未来银行业发展应如何寻求突破？
　　郭田勇：货币政策对银行会产生直接影响的，银行业我们也判断过，去年也是千方百计控制了银行信贷，最后还是达到7.95亿。今年从银行业现在走势来看，有可能今年全年银行信贷会完成7万亿左右，可能比去年要降1万亿。
　　总量降下来1万亿，我们知道现在银行80%收入来源依靠利息收入，这样贷款总量比去年猛降一块，继续将保持很高收入增长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当然有些银行看到连正常房贷都不愿意贷的，比如说打七折已经没有了，打八五折几乎已经绝迹了，就是你能按照基准利率贷出房贷来现在就算挺不错了，有些中小银行基准利率它也不愿意贷了，因为什么？他就是把资金很有效投向一些升息更高资产上去。
　　银行业在迫不得已进行调整，一方面它受制于国家这种总量调控政策，它也应该理解国家这种调控必要性，不能仅仅从本银行盈利角度来考虑，否认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我前面上个礼拜我跟银行业还说这个问题，因为很多银行业抱怨说卡的太严，企业要贷款我没钱贷，国家是不是调的有点过了，应该放松一下。我们想现在大的主线已经讲清楚了，你控制银行信贷它是控制通胀的一个必要举措，所以银行应该是在执行国家调控政策情况下，来寻找自己的盈利控制。所以银行现在可能主动会把有限的资金朝着升息更高的资产上进行配置，这样的话来尽量使它的盈利能够保持稳定。另外一方面，当然对银行来讲，如果要继续在今年保持盈利增长，那么我想大力拓展中间业务，进行创新，主要从这个方面来挖掘空间。
　　记者：银行业经营结构是否面临调整？前段时间谈到的差别利率、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为什么没有推行下去？
　　郭田勇：当然现在对银行最有利的这一点，我们说在利率这一块，银行的利差应该说空间还是比较充裕，所以说银行在实现利息收入上还是有空间了。当然了长远来看利率市场化也是要讨论一个问题，而且也不排除今年就选取一些地区进行试点，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刚才我们说利率市场化毕竟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它这一块又要考虑对金融稳定带来一些损失，因为金融业一旦出问题，金融业不稳定，我估计经济导致一个冲击，这一块要做试点，我们认为今明两年内，利率市场化在全国银行业全面推开可能性还是不太大的。
　　记者：您刚才的观点就是说利率市场化可能会选取地区进行试点？
　　郭田勇：试点方向都有可能，当时我也说过，当时我提出一个建议，按照三个方向可以试点，一个是按照区域；一个是按照种类，比如说你存款不同期限种类；第三就是按照机构，小的机构，从哪家行开始；这些它会权衡的。
　　记者：当前货币政策对银行业来说是一种机遇还是一种挑战？
　　郭田勇：应该说是挑战大于机遇，机遇因为银行信贷整个收紧，没有从自身盈利角度，没有那个银行是真正欢迎它的。如果从上纲上线说，从响应国家政策那我们当然都是支持的，我就讲对于自身盈利，对于经营的困难来讲肯定到基层银行，放贷我说我前两天在一个省开会，副省长讲2月份全省银行业总共贷款260万亿，其中信用社贷款就占了一半，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银行对地方经济支持太少，那银行也没有办法，在国家这种紧缩下。
　　如果辩证来看可能说是一种机遇，就是说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你才能够去强调你的业务转型，你才能够更加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服务，资金面充裕了，钱都跑到大企业去了，大家谁也不挖中小企业。现在资金链紧张了，知道每一分钱都希望它获得更高的收益，只有做一些小项目才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如果说是一种机遇我们只能这么来看，所谓的变压力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