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建军 武岩

　　4月5日，IMF公布了题为《资本流入管理的近期经验——可能的管制政策框架》的报告，这是IMF历史上首次正式认可国际资本流入管制。

　　市场分析人士倾向认为，这一报告的出台意味着IMF改变了三十多年来一贯坚持的资金自由流动立场。

　　此前，IMF一直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最坚定的支持者。财政节俭、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被认为是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三大支柱。但是，对自由市场过度信赖而疏于监管不啻为这次全球危机的最惨痛教训。

　　4月4日，IMF执行总裁卡恩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暗示了IMF的思想转变——从更深层来看，金融危机摧毁了过去25年来我们信仰的经济理念；华盛顿共识已经过时；原来我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过于简单；在为新世界设计新的宏观经济框架时，钟摆应该从“市场”至少向“国家”摆动一点点，并且应该更复杂精巧……

　　这次的政策也许是上述理念的印证。敦促政策出台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兴市场的热钱压力。

　　IMF的报告显示，目前流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规模接近史上最高位，特别是不稳定的证券资产投资已经占到48%，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占比，资本突然掉头的危险性极大。

　　这与史上的拉美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迹象如出一辙，均是放纵国际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之果。历史经验表明，资本管制有一定效果，并且实施资本管制的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较小。这一次，黑天鹅似乎又开始游荡。于是，2009年开始，在加息会吸引更多“热钱”而不加息又会助长通货膨胀的两难困境下，巴西、秘鲁、印度、韩国、马来西亚、印尼、南非、土耳其及中国台湾地区已经采取了对短期资本流入征税、规定投资最低持有期等管制措施。

　　不过，新兴经济体对这一“支持”举措似乎并不买账。

　　一方面是因为报告只聚焦在资本流入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而对始作俑者即资本流出国却寥寥几笔，有失公允。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IMF制定的这个政策框架对于资本流动管理措施态度谨慎，认为只有在采取了宏观审慎政策和结构性措施，如本币升值、增加外汇储备、降低利率、收紧预算、发展债券市场，强化金融机构等以后才能使用资本管制措施。这些条件太过长期和宏观，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反而成为实施资本管制的障碍。

　　实际上，新兴市场有时并不满足报告中的限制条件，但其采取的资本管制手段仍然取得了成功。正因为如此，代表巴西及其他8个国家的IMF执行董事保罗·巴蒂斯塔对此类限制条件和优先次序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限制了成员国的政策选择，是IMF为了干预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做准备。

　　发达经济体内部对此也颇有微辞，甚至认为这是饮鸩止渴。有分析人士直接指出，阻止“热钱”是一条危险的捷径，会让全球经济付出巨大且不透明的代价，不仅导致财政可能会毫无约束，而且阻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打开管制之门相比，允许本币升值、降低借贷杠杆比率等才是更好的选择。

　　由此可见，IMF的此番举动不具有实质影响，但其在同时公布的补充说明和董事会声明两份文件中指出，今后IMF还会做更多的相关研究。如果IMF能够以此为契机，以开放多元的胸怀来解决新问题，这就将不只是一个报告，而是一个新过程的开始。在危机过后的新世界，需要改革旧的国际机构和治理工具，同时也需要制定新的工具和规则。

　　对中国而言，IMF这一态度并不会改变资本账户开放的长期趋势。由于中国资本账户受到管制，国际热钱主要不是通过资本账户进入国内市场，而是通过地下钱庄、直接投资和商业银行等渠道进入。但是，国内金融体系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如利率市场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完成等，都需要资本账户的开放来配合。

　　(作者供职于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

　　插排：

　　目前流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规模接近史上最高位，特别是不稳定的证券资产投资已经占到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