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旭：今年房价什么时候会跌
　　房价调控出效果了。今年3月，北京市商品住房成交均价环比2月下降了26.7%，同比去年3月下降10.9%，但其中的主要原因不是楼盘降价，而是高档盘成交量减少，从而拉低了均价。
　　其实从全国市场来看，房价变化情况与北京数据相悖，数据显示，3月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较上月上涨0.59%。
　　根据上市公司一季度公报，万科、保利、复地、富力等十大开发商今年一季八成企业的销售额同比去年一季度增长15%。
　　若以大部分城市制定的今年房价控制目标10%~15%来衡量，至少是第一季度整体已经超标了。当然，现在还不能下论断。1月26日新的调控政策才出台，整个1月份成交量在一季度总成交量中占有较大比重。
　　今年二三四季度，房价到底会不会跌？这是一个谜团，恐怕要到年底才能真正揭开谜底。从宏观经济看，一季度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在紧缩政策影响下，预计今年下半年还会继续下滑，届时稳定经济增长将可能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而当前，政策重点是抑制通货膨胀。一旦保增长压力增大，则国家可能在调控房地产方面出现犹豫。

　　张　涛：贸易逆差的三大信号
　　日前中国海关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累计出现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是中国七年来首次出现季度贸易逆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季节性因素，今年2月2日是春节，而去年春节是2月14日，相应2010 年唯一的月度贸易逆差出现在3 月份，规模为74 亿美元，与今年2月份73亿美元的逆差相当；二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以3月为例，当月进口额为1520.6亿美元，增速为27.3%，再次刷新今年1月创下的1443.2亿美元的历史纪录，但主要产品的进口量却呈现回落态势，表明进口增速主要是受到进口商品价格的推动所致。因此，并不能由此得出中国全年呈现逆差趋势的结论，况且近年来中国净出口数据存在一个趋势，即年初时出现贸易逆差或顺差水平较低，而后净出口水平在年内逐渐上升，这种趋势在今年还应延续，而且3月份出口增速从2月份的2.4%强劲反弹至35.8%，特别是中国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增速分别已由2月份的-8%、-3.7%反弹至32.8%、29.9%。
　　但需要格外关注的是此次七年来首次单季逆差的出现，信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国际干预推高通胀压力
　　今年一季度中国外贸逆差的形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其中虽然有危机复苏下需求的恢复之因，但更重要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措施，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全球流通领域内的货币量快速增长，势必会推高全球通胀中枢水平。横亘在各国央行面前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在控制通胀的同时，还要不伤及刚刚复苏的经济态势，再加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尚未转向，仍在实施弱美元策略，这样对于其他非美国货币当局就存在一个拿捏困难的问题。
　　结构转型需要平稳环境
　　此次金融危机之后，与全球经济复归平衡相对应，各国均在进行内部的结构调整，具体到中国而言，就是十二五规划明确的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实际上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同国际接轨。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产能已经位居全球前列，经济总量也位居第二，可以说接轨战略基本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以内需启动为核心的转型战略的布局和推进，如今正好是两大战略的过渡期，中国经济战略的顺利过渡需要一个平稳的环境来保证，因此，出口这驾马车的作用依然重要。
　　要素价格机制有待完善
　　面对与日俱增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再加上国内货币环境的宽松，如何管理国内通胀预期成为当下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由此引发一个接下来的问题，即国内要素价格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实际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价格闯关的失败，到后期随着经济短缺的结束，一般商品价格改革的水到渠成，中国以市场为主导的价格机制已经完成了一半，另一半则是始于2003年的资源品价格改革，至今尚未完成。而在危机推动下，中国经济转型加速，价改的另一半不能再拖了。特别是在目前经济复苏势头不错的环境下，如何尽快提升经济的内生增长力，就成为经济复归良性轨道的关键。如果产业链中上下游企业的利润，依然是通过政府手中的价格管制机制来分配的话，那么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则会在经济环境的突变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面前，显得无所适从，因为自身的经营成效很大程度上还是政府来定，而如果大家都不看市场脸色，只是看政府脸色，那么何谈积极培育内生的经济动力呢？又更何言打破行业垄断、行政垄断呢？而如果这些扭曲因素不能尽快得以扭转，那么又何谈通胀预期管理呢？
　　因此，如果把资源品价改放在当下的语境下，就如芝加哥大学的克鲁斯内尔教授 (Randall Kroszner) 所言：摆脱金融危机就像摆脱尴尬的社交聚会一样：正确地退出非常关键。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危机中率先复苏，除了政府大手笔的投入之外，更多源于决策层过人的胆识，那么如何通过结构性退出实现结构转型，恐怕更需要超人的智慧和胆识。

　　叶　檀：可笑的消费品不涨价宣言
　　民众希望生活在物价稳定的社会里，但物价稳定如果要付出失去企业与消费者、失去市场定价权的代价，将得不偿失。
　　据媒体披露，4月13日上午，全国工商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各个商会可能集体宣布，为了抑制通胀预期，保证重要消费品不涨价。
　　该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行政控价之风愈演愈烈。4月2日上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再次会同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商务部市场运行司约请17家协会负责人，召开了重要消费品行业协会座谈会，强调维护价格稳定。4月8日有报道称，生产金龙鱼等小包装食用油的益海嘉里已被要求暂缓涨价，这一措施还将影响到其他食用油同行。去年11月，相关企业被要求在今年3月前不要涨价。更确凿的信息是，继康师傅宣布暂缓桶装面涨价后，跨国日化企业联合利华3月31日傍晚也发表声明称，暂缓原定于4月1日执行的价格调整。
　　行政控价得不偿失。
　　通胀得不到有效控制，抑制消费品价格无法持久。此轮消费品的涨价风由通胀导致，通胀导致企业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去年制造企业人力成本大约上升30%、原材料价格上升30%~50%，企业依靠内控已经无法消化成本上涨因素，最终出现没有定价权的下游终端消费品企业的涨价风。抑制消费品价格上涨，其实质是让企业为通胀买单，为原材料价格上升买单，为社会转型买单。
　　长期控制终端消费品价格只能导致以下结果：或者是资金力量较为薄弱的企业倒闭，短缺经济回潮；或者政府进一步控制上游原材料价格，最终使所有的价格都处于行政控制之下；或者企业阳奉阴违，表面不涨价，实际上质量下降短斤缺两，形成实质上的涨价。
　　行政控价在内部将使经济模式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回到大家凭票购买平价产品的短缺时代。从外部而言，即便我们想回去也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除非中国闭关锁国，否则无法避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影响，更不可能免受英美等国不负责任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4月11日，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处公布，市场监督原油一揽子平均价上周再创新高，达到每桶117.39美元，是自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行政控价必然顾此失彼，终端消费品价格受到严格控制，而重要的原材料价格照涨不误。就在央行宣布加息的次日，4月7日，发改委宣布再次调整汽柴油价格的通知，其中，汽油每吨上涨500元，约合人民币0.37元/升；柴油每吨上涨400元，约合人民币0.34元/升。这也是发改委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上调成品油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创出历史新高，成为国内日用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推手。人们有理由质问，为何石化巨头能涨价，日化巨头却涨不得？这正是阿Q的不平，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不公平感加剧，恶性影响不在通胀预期之下，发改委偏袒到极点的父爱主义，将使市场的定价体系彻底失衡。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将宣布重要消费品不涨价的是全国工商联，而不是行政机构，或许是试图最大程度地消除行政控价的负面影响。如此一来，恰恰暴露了全国工商联名为会内企业的娘家人，关键时刻却成为企业的敌人。这个民间社团组织，其民营企业的娘家人的身份受到严重质疑，表面上由全国工商联下属的商会出面进行行业价格自律，实际上是由行政机构操纵全国工商联出面进行实质上的行政控价。无怪乎，越来越多的商会自谋出路，按照国家民政部一份文件的要求，全国工商联下辖的28家全国性行业商会正在进行脱钩。这些商会涵盖了冶金、石化、基础设施、医药、房地产、环境水务、纺织服装等行业的民营企业。
　　抑制通胀的治本之术，一是控制泛滥的货币，二是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提高效率。前者意味着严厉而明确地加息，直接改变目前的负利率状况，后者意味着中国市场改革的深化，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劳而获的市场食利阶层。
　　温家宝总理近日在调研时指出，稳定物价总水平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称将综合运用多种价格和数量工具，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因素，这是治本之术之一，而尽快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是另一个重要的抑制通胀手段，两者不可偏废。
　　消费品不涨价效果最多只有几个月，既不能说明企业爱国，也不能说明市场宽松，更没有显现政府通过货币与市场改革从根本上抑制通胀的决心。

　　任志强：应先制定出台基本的保障对象立法
　　我是最早提出房改之后应同时建立住房保障体系的，大约是在23号房改文件出台之后第二个月的中房协会议上。至今我仍坚持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的理念，但并不赞成目前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大跃进式的做法。
　　如果政府在房改货币化分配的同时就建立住房保障体系，那么每年只需要提供一定比例的廉租房、租赁性住房就不会出现今天的这种混乱局面，也用不着频繁地出政策调控了。如今的亡羊补牢并不为过，但前提是不能违背市场的基本规律，更不是让市场为保障让路。
　　中国有近50年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因此出现了并非最低收入家庭都没有住房的现象，更不是住房好坏与收入同比。毕竟中国住房商品化的历史太短，而商品房的总量尚不到总存量的50%，而更多的存量住房是靠分配而拥有的。
　　那么就必须有住房保障的立法，有明确的保障责任和明确的保障对象的严格控制，以严防国民的税收和全民共有的土地等公共资源向不应保障的群体倾斜，变成一种贪污与腐败。
　　既然是保障就必须让保障落实到应由国家承担保障责任的人群身上。如必须是家庭收入和现居住条件两条线的标准，不能让拥有特殊的人群利用政策的空子而进行腐败。否则国家不管投入多少财力物力，不管是建设多少保障性住房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而一些应保障的对象处于无保障的状态。
　　中国政府近两年强力推行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运动，但至今也没有一部法律，甚至一部法规性文件说明什么是保障、什么是应保障的对象。于是拆迁房进入了保障、棚户区改造进入了保障、公务员分房(低价购房)进入了保障、教师进入了保障、定向安置进入了保障、廉租房中出现了奔驰车，公租房成为了单位的福利分房……
　　为什么不能先制定出台最基本的保障对象立法呢？先要堵住腐败和贪污的漏洞才能让保障面对应保障的家庭。
　　如果保障性住房变成了腐败性分配、变成了对市场的破坏与打击、变成了少数财富再分配的游戏、变成了合理侵吞国家公共资源的渠道，那么最终的结果不但不能给最应保障的家庭以体面生活的尊严，反而会加大社会矛盾、加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并最终会破坏整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权。
　　没有人反对建设保障性住房，但保障性住房应建多少合适，应如何建设则是个科学的问题。但是，如果连最起码的应保障家庭的标准都没有，又如何知道应建多少呢？
　　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强制性的指标下达一定会让这个指标与当地的发展现状脱节，就必然会为完成任务而不得不弄虚作假，并扩大应保障的范围。各地的财力、能力不同，而强制性的指标也必然会造成财力上的压力，这又会让地方政府不得不用保障性住房换钱，从而让保障进入到不应保障的群体中。多重因素的不合理都只能让保障性住房政策走入歧路，让失望代替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