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贾康∶官方将宣布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日前在上海出席上证·首届全球基金峰会时表示，虽然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采取一紧一松的搭配，但目前的财政政策已经包含淡出安排，2011年底财政政策将可能由积极转向稳健。
　　贾康指出，后危机时代，中国以外的诸多经济体将经历较漫长而曲折的复苏过程，然而，现阶段中国面对的最主要矛盾是日益高企的通胀压力。为此，中国宏观政策从原来双松模式转变为现在的一紧一松搭配。虽然继续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并没有在积极上面再加码，今年仍然维持9千亿元的财政安排。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一财政计划与日后的扩张政策淡出相衔接。他说。
　　展望未来宏观政策时，贾康表示，目前的财政政策已经包含了淡出的安排，可以预见的是，当积极财政政策到达一定时点时，官方会明确表态财政政策转型。他举例，2003年成功抵御非典之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走出了七上八下的区间，年均GDP增长突破10%。从2004年初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开始一直到200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才正式宣布财政政策将转为稳健。而目前我国所走的道路显然是在重复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财政政策的演变轨迹。
　　贾康指出，我国财政政策转变将更侧重结构优化。结构优化的重点是围绕十二五期间加快生产方式转变和改善民生来进行，这就需要在加大投入的同时配合机制创新及转变。
　　他介绍，首先是结构性减税。十二五期间结构性减税中最主要的是增值税扩围，减少第三产业重复征税，鼓励第三产业发展，配合我国扩大内需，提升消费和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其次是个人所得税调整，他指出要有减有增：一是减少低收入群体的赋税，二是用分项和综合累积计税相结合的模式来提高高收入群体的税赋。
　　此外财产税的引入是不可避免的，财产税制度第一个需要完善的地方就是房地产税。如此一来，将实质性地增加地方财税来源，还将促进更多中小户型的需求，长期来看，也有利于优化收入再分配制度。贾康表示。(.新.华.网)

　　索罗斯：中国通胀已有点要失控的架势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索罗斯表示，中国政府压低人民币价值的决定将会引发更高的工资通货膨胀风险。他指，虽然这一政策使中国避免了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袭击，但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因此失去了通过货币升值控制通胀的机会。
　　「通过货币升值的方法来控制通胀益处多多，」索罗斯说。「中国丧失了那次机会，如今的通胀已经有点要失控的架势，将会引发严重的工资通胀危险。」（.经.济.通.通.讯.社）

　　美银美林：高层首度表态使用汇率工具对抗通胀
　　美银美林经济学家陆挺表示温家宝总理上周六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来对抗通胀的表态将令人民币升值预期再度升温。
　　美银美林4月11日撰文称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周六重申了政府近期的表态，称稳定物价总水平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温家宝在浙江考察时强调稳健货币政策是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综合运用好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多种价格和数量工具来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因素，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美银美林经济学家陆挺表示此是首次中国高层决策者表态将使用汇率工具来对抗通胀。我们注意到在5月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前，市场对人民币/美元升值步伐加快的预期正在逐渐升温，这可以从人民币12个月NDF上周跳升0.7%中找到佐证。
　　他称温总理的上述表态将引发今日更多的美元/人民币卖盘。然而，鉴于中国通胀料持续高于美国，
预计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的空间相当有限。
　　陆挺称另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恐未必能有效抑制通胀。考虑到人民币及中国经济的重要程度，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将导致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因而对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温总理还表示中央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目标是明确的，决心是坚定的。各级政府要切实担负起责任。
　　陆挺表示中国政府当前的三大任务是控制房价上涨，抑制CPI通胀及加大社会保障住房供应。李克强副总理也在视察地方时有过相似的表态。（.世.华.财.讯）

　　李稻葵：需适当收紧流动性防范通胀二轮打击
　　中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新财富》4月号撰文称，尽管本轮通胀的性质是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但中国流动性过剩可能引起通胀预期的上升，为防范由此带来的二轮打击，需要适当收紧流动性，并尽快解决负利率问题。

李稻葵还称，在通胀压力蔓延全球、各国刺激政策退出、北非和中东危机、日本地震等错综复杂的国际因素影响下，中国应将汇率、利率、准备金率等政策搭配使用，全方位应对通胀压力，并可以考虑在短期内减免受通胀影响部门的税收，加快人民币资本账户下的可兑换步伐，允许个人出国投资。（.全.景）

　　陶冬：服务业通胀上升 政策利率或大幅上升
　　瑞信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在《新财富》4月号撰文称，由于工资的全面上调导致服务业提价，令通货膨胀很难大幅下降，政策利率也难以不大幅上升。
　　陶冬指出，今年1月CPI数据的最大看点，不是国家统计局对CPI分类指数权重的调整，而是服务业价格指数突然升至4.6%，比上期的2.8%大幅上扬，这是非食品类通胀升温的第一个重大信号。
　　陶冬认为，CPI在年中见6.5%，之后的回落速度因服务业通胀而远慢过市场预期，基本上在5%左右徘徊。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中国人民银行在下半年也要继续加息。
　　 陶冬还称，今天的问题，不是通胀水平过高，而是市场和政策制定者对通胀的预期偏低。当人们最终意识到5%的CPI乃是中国通胀的新常态时，市场便不会每个星期五都出现加息恐慌，政府也不必为每一个超过4%的CPI数字解画。（.全.景）

　　夏斌：不排除进一步加息可能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9日在上海出席汇丰财富论坛时表示，2011年是中国政策调整年，调控力度坚决不能松动，同时要充分估计到调控的艰难性和复杂性。
　　夏斌说，2011年可谓是政策调整年，货币政策从宽松到稳健，投资政策也是强调中西部地区和战略性产业。对于调控力度，他认为坚决不能松动，整个调整方向是正确的，目前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面对调控中出现的困难和暴露的矛盾，在调控力度上不能打退堂鼓、不能摇摆。
　　对于目前市场上仍存在的负实际利率问题，夏斌认为，根据当前经济、金融发展情况，仍不能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加息将有利于稳定物价上涨预期，但是也必须明确，加息仅是价格手段、是央行调控工具的一种，仍不排除央行会更多地使用数量工具手段，包括买卖央行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在调控政策上，央行的价格手段工具和数量手段工具要同时并用。
　　夏斌还提到如何运用好巨额外汇储备的问题。他认为，要推动企业更快地走出去，去购买资源、能源等，相关问题很复杂，但方向上需要加快，要推进外汇储备应用方面的多元化进程。（.上.证）

　　谢国忠：中国通货膨胀正在进入危险的领域
　　为了避免陷入滞胀泥潭，中国的紧缩政策应从信贷配给转向市场机制，并尽快消除负的实际利率
　　通胀痼疾难根治
　　中国人民银行刚刚将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这是本轮紧缩周期的第四次加息，即便如此，中国的货币政策仍然表现欠佳。中国名义GDP以20%的年率增长，其中大部分是通货膨胀；负实际利率的水平很高。利率提高25个基点很难起到实际作用。
　　通货膨胀正在进入危险的领域。很多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价格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通胀预期很高，并仍在上升。有迹象表明，通胀的恐慌正在蔓延。囤积现象已不时可见。当囤积成为普遍现象时，就很可能爆发社会危机。
　　中国的利率至少应该提高3个百分点才能消除人们对于政府制造通胀的恐惧，而通胀是会耗散货币价值的。目前加息的幅度太小了，不足以平息这种恐惧。能够阻止一场全面危机到来的，正是对人民币将会升值的信心。否则，资本外逃将会猖獗，贬值也将成为可能。
　　--心理战无法治愈通胀。中国有许多人过于相信心理战的力量。通胀并不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胀的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要遏制通胀，就要保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应该与生产力相适应。否则的话，即使心理战成功了，造成一种人民相信没有通胀的假象，这种影响力也不会持久。人民是不可能被一直愚弄的。事实上，心理战也可能适得其反。当人民发现自己被愚弄了，他们可能就不会再相信任何事情了。即使通货膨胀确实冷却之后，人们也不会相信。既然心理战不可行，这就要求用超调的从紧货币政策来消除人们的恐惧。
　　--行政权力也无法治愈通胀。对行政权力的崇拜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当涉及到通胀战时，很多人认为，政府可以迫使企业和商人不涨价。在这方面，近来有很多案例。
　　迫使企业不涨价只能暂时起作用。当投入成本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长时，不提价，就没有企业能生存。当政府施压要求企业不涨价时，企业就必须停产，或以不同的方式涨价，例如，减少分量或以旧充新，都能起到涨价同样的效果。
　　无论政府有多么强大，都不可能强大得过市场。
　　对于国有企业，补贴可以暂时延缓价格上涨。例如，中国的火电厂几乎全部亏损。它们靠贷款填补亏损才能生存。这只是将通胀的负担转移到了银行。这种策略有很多副作用，比如说，燃烧劣质或不脱硫的煤，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由此产生的污染会导致公共健康危机。由此看来，即便行政方法能将通胀数字调低一点，这对国家来说是件好事吗？
　　信贷配给降低效率
　　信贷配给的副作用已经显现。很有私营企业根本无法获得贷款，只能转向灰色市场来获得融资，年利率通常在20%以上。很多企业，即使不是大多数，根本无法在如此高的融资成本下生存。大多数这样的借款人都认为当前的形势只是暂时的。然而，如果通胀持续，信贷紧缩保持不变，破产很快就会在私有部门蔓延。
　　中国的资本配置近年来越来越向国有企业倾斜。银行一直向很多表现不佳的国有企业贷款，就是因为这些企业是政府所有。香港和上海的股票市场很大程度上就是给国有企业融资。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转让以及征收房产购置税，也筹集了大量资金。因此，政府支出作为GDP的一部分也增加了。
　　政府和国有企业两者的支出，可能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一半。这是迄今世界上最高的比例。欧洲的政府高收入是为了财富再分配，但在中国这部分支出很少。历史早已表明，政府或国企的支出效率是低下的，现在的大量证据，仍在表明政府和国有企业支出效率是极低的。面子工程在中国，就像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低效率的副产品就是通胀。当钱被花在生产力低下的活动上，就不会有产品或服务来吸收资金。因此，就变成了通胀。信贷配给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在公共部门继续浪费金钱，加剧通胀的同时，效率较高的中小企业却正被饿死。中国的整体效率水平可能正在下降。
　　滞胀风险在上升
　　资本效率的下降和持续的负实际利率导致滞胀。滞胀最终会导致货币贬值。没有任何新兴经济体能躲得过货币贬值之后的重大危机。
　　地方政府无法负担正的实际利率，他们的债务是收入的3倍，甚至5-10倍。他们的存活就寄希望于高价出售土地。正的实际利率可能会使土地价格泡沫破裂。因此，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维持低利率。
　　国有企业情况也类似。尽管去年报告的利润达到了人民币2万亿元，国有企业的现金流仍然是负的。国有企业从来没有出现过正的现金流。近年来负现金流日趋严重。会计利润总是很难理解，在中国更是加倍难以理解。当庞大的国有部门负现金流如此严重，杠杆率如此之高，人们便会担心其财务状况。当利率变成正的，该部门的很多问题将会暴露出来。因此，国有企业希望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
　　这股力量就是借助信贷配给和负实际利率来起作用的。如果这种组合继续存在，滞胀将不可避免。如果滞胀是一个稳定平衡，很多人会喜欢它。它有效地抹掉了那些无偿还能力者的债务。但是当债务人看到债务被削减，储户却看到了自己的存款被清空了。人们不能指望储户不有所反应。因此滞胀从来都不是一个稳定的平衡。滞胀期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社会动荡。
　　对于新兴经济来说，严重的滞胀总是会导致货币贬值，并一定会触发金融危机。中国有着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资本控制。贬值风险仍然很低。但是人们不能忽视这种风险。中国的货币供应是外汇储备的4倍。并且，在官方体系外还有着巨大的信贷创造。例如，信托行业正在有效地利用调整利率套现。它的风险取向以及资本不足的现状给金融稳定带来巨大风险。实际的货币供应可能比显示出来的要多得多。一旦预期发生变化，对汇率的压力可能会非常巨大。
　　中国需要从信贷配给转向用利率来控制货币供应。每次加息至少应加倍至50个基点才可能向外界传达这种新方法的信号。利率水平应该尽快增加3个百分点。
　　为摆脱信贷配给，借贷利率应进一步放开。例如，借款利率围绕官方利率进行波动的范围应该进一步拓宽。目前，银行收取费用来增加有效借款利率。但这既不够透明，也不够有效率。
　　再平衡刻不容缓
　　失衡不再仅仅是一个宏观问题。它正在影响微观效率，反过来又导致了宏观的通货膨胀。
　　中国问题的根源是公共部门开支不断增长，且效率低下。在这个体系下，收入的增长集中于公共部门。随着公共资金的需求超过经济可以承担的程度，只有印钞票才能满足这种需求。
　　将资金转向公共部门的工具就是高税收和高房价。除非这两项都能降低，否则经济调整就只能是句空话。中国必须减税来传递经济增长新方式的信号。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应尽快削减到25%。增值税应减少到12%。
　　中国的增长模式对中产阶级的压迫尤其严重。一个成功的白领在工作了十年之后仍负担不起一线城市的一套普通房屋。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抑制中产阶级的发展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因为现代社会的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满意度。
　　许多地方政府都推出了房价目标，似乎要限制价格上涨。但是，目前的房价人们就已经无法负担。当前的体系似乎已经无力解决人民的根本担忧和问题了。城市每平方米平均房价应低于两个月的税后平均工资收入。按照国际标准这已经是很高的房价水平了。这已经将城市建设从无到有的高投资成本纳入考虑范畴。当前的价格水平是这一标准的2到3倍。如此高价只能靠投机需求才能维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对多处房产或对非居民实行限购令后房地产销售崩溃的原因。除非地方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一现实，否则，中国经济很可能会硬着陆。
　　消除负的实际利率不仅仅是抑制通胀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要将增长模式从依靠政府支出和投机转向依靠家庭支出。如果存款者因为通胀而经受财产损失，他们就不太可能会成为强劲的消费者。相反，为了挽回损失，他们可能会成为投机者，这样一来，就会将经济推向通胀和投机的恶性。
　　中国的经济困难都是相互勾连的，无法分别解决。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使得公共支出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最根本的解决方案就是限制政府筹集资金的手段。限制通胀和泡沫必须在这一前提下来考量。
　　目前的增长模式正在将经济推向滞胀，一个后果是货币贬值的风险。贬值可能引发美国那样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制度不够健全，难以在危机中保持稳定。因此，进行根本经济改革的迫切性显而易见。（.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