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浩明：真正发力冲上3000点还需要题材股
　　昨日，外围股市全面回暖，其中，亚太股市更是涨声一片。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7%，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64%，韩国股市也小有斩获，上涨0.9%。但在此背景下，A股却未能与之同步，呈现冲高回落，小幅收跌的震荡走势。
　　盘面显示，尽管A股仍在为突破3000点而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蓝筹的轮番
启动，未能抵挡住非蓝筹个股的结构性调整，最终多头仍无功而返，收盘上证指数下跌2.31点，报收2955.77点，成交1545亿元，整体上依然表现为箱体震荡格局。那么，A股为何未能跟随外围大涨？打破目前的僵局需要什么条件？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消息面刮紧风消息面上，银监会发布的《银监会2010年年报》称，将严厉查处房地产开发贷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房地产集团贷款管理及加强抵押品的合规认定工作等；银监会还表示，今年监管重点还包括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管理，严格控制其贷款增量，关注新一轮投资冲动可能带来的风险。
　　受此消息影响，昨日地产板块震荡收阴，个股中除鼎立股份外，其余个股皆表现不佳。对于地产股未来的表现，方正证券行业分析师周伟表示，目前已公布房价控制目标的城市，普遍将房价与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挂钩，房价涨幅被设定为10%左右，但由于地方政府在房价控制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可能导致中央的政策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强，不排除后市进一步出台调控政策的可能。
　　不过，从券商研究报告观察，多家一线券商对于4月地产股的走势持有较为乐观的观点。如中金公司就认为：只要政策不继续紧缩，在房价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地产行业具有良好的配置价值。截至昨日，A股市场动态市盈率约15倍，房地产板块动态市盈率为20.47倍。
　　蓝筹股后劲不足盘面显示，近期大盘反复在2900点附近盘整，即使昨日外围股市大涨之时，A股指数亦未跟随上涨。那么，后市究竟是二引导八继续上攻突破3000点，还是八拖累二，继续在2900点盘整？
　　中证投资策略分析师张索清表示，通过对昨日盘面可以发现三个特征：首先是经过连续的放量震荡，短期的做空动能得到一定释放，市场成交同比出现明显萎缩。其次是权重股的估值修复行情受到了中小盘个股凌厉杀跌的拖累，在触及3000点后逐渐减弱。不过，经过连续两个交易日的调整，以创业板为首的中小盘股出现了短期略显超卖的迹象，部分个股跌幅收敛，经过短暂蓄势的权重股在此背景下重新发力，出现了盘中的V型反转，但这种回升力度仍有欠缺。第三，因中小板指数目前仍看不到企稳迹象，同时距离清明小长假仅剩下两个交易日，市场谨慎情绪短期难以有效缓解，预计大盘再次攀登3000点的时点或后移。
　　世基投资分析师余炜表示，从周三行情看，有色和银行两大权重股翻江倒海，令指数上下起落，但还是掩盖不了市场进入弱势阶段的现实。特别是地产、煤炭等多数权重已经出现休整的迹象，余炜因此表示出忧虑：权重股既然未能使大盘重新振作，那么一旦他们集中进入回调，对市场的压力可想而知。
　　亟需持续性热点对于近期反复盘整的原因，申银万国市场研究部经理桂浩明表示，近期的盘整与蓝筹股的表现有关。第一是成交量还没有跟上；第二是市场热点太散，没有一个持续活跃的题材，以至当大盘股无力保持强势时，上涨行情也就只能戛然而止了。对于后市，桂浩明认为，股市还是会继续挑战3000点，在3000点以上收盘并且最终有效突破3000点还是有可能的。但是需要时间，需要更加稳定的市场外部环境，需要适度的增量资金进入以及被广泛认可的热点的集中爆发。很可能蓝筹股只是为行情的上涨打下了基础，而真正发力冲上3000点还需要题材股的崛起。而现在，这个条件还不具备，桂浩明表示。
　　大摩投资表示，目前沪指已经显现出突破整理格局的迹象，昨日下午的回落也对底部再次进行了确认，预计市场将在2945点附近企稳。短期看，指数只要不跌破2940点就仍将维持震荡整理的格局，中线趋势依然向好。

　　李大霄：4月份A股将现煤飞色舞
　　五朵金花又逢春 李大霄:4月份A股将现煤飞色舞
　　3月份A股上证指数处于一个典型的箱体震荡之中，运行区间在2900点~3000点之间。沪指这一个月内只有3月9日收盘在3000点之上，而3月15日、17日两个交易日收盘在2900点之下。在接下来的4月份的行情中，大盘又将何去何从呢？
　　3000点附近是A股市场有史以来成交最为密集的区域。要想向上成功突破3000点的箱体限制，需要资金面和企业基本面的配合。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称，从披露的2010年年报数据来看，企业平均净利润增幅达到30%左右，保守估计2011年上市公司平均净利润增长能达到20%。对比起大盘在2009年有效突破3000点时的情况，上市公司平均净利润同比增长50%以上。
　　资金面成为目前市场对于4月份行情最担忧的问题。东莞一位券商营业部总经理陈先生认为，通胀率居高不下，未来央行仍可能继续出台收紧货币的政策。从3月份A股成交量来看，3月中下旬日均成交额较上旬下滑了近30%。3月最后几个交易日虽略有反弹，但成交量仍低于3月初。
　　麦盛投资首席分析师肖雄文认为，虽然市场流动性呈收紧态势，但在房地产投资需求受到政策面严峻打压的时候，只要股市出现赚钱效应，A股市场资金供应就不会有问题。在肖雄文看来，3月份的箱体震荡态势，一方面市场底部较前两个月有所抬升，另一方面震荡过程中正是主力筹码收集的过程。在银行、有色、煤炭等大盘蓝筹股中，筹码有趋向集中的迹象。只要这些权重股再次发力，A股可能在4月份成功站稳在3000点之上。
　　李大霄认为从3月29日、30日的盘面看，钢铁、有色等大盘蓝筹板块已经在跃跃欲试。从本周各板块资金流向看，银行、地产、钢铁、有色、煤炭等大盘蓝筹板块受到资金青睐，呈资金净流入状态。4月份，A股市场出现煤飞色舞引领大盘走强的可能性比较大。
　　最近3个交易日，创业板指数和中小板指数连续收出三根大阴线，尤其是创业板指数成为近期走得最弱的一个指数。创业板为何会遭到资金抛弃呢？龙腾资产董事长吴险峰认为，部分创业板股票近期大跌，主要是因为随着创业板公司2010年年报披露完毕，部分被寄予高成长厚望的创业板公司业绩不尽如人意，遭受市场抛弃。另外，新三板的扩容、创业板直接退市制度的推出，都会对创业板高估值形成打压。在李大霄看来，创业板指数和中小板指数的下调，正是市场结构发生变化的体现。市场重心正从过去的中小盘股身上转往大盘蓝筹股身上。又到了大盘蓝筹股表现的时候了！

　　四大银行年报出炉 水皮称银行股有估值回归要求
　　中广网北京3月31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报道，《华夏时报》的总编辑水皮今天(31日)在《交易实况》节目中谈到，目前银行股估值偏低，有强烈的估值回归要求，金融股将会震荡上升。
　　主持人：截至昨天，四大银行的年报是齐齐出炉了，怎么看待这高业绩对于银行板块带来的投资机会呢？
　　水皮：高业绩跟银行股本身的成长性有一定关系，因为20%到30%的业绩并不是只有去年才有，平时它也能保持在20%左右业绩增长，去年这个业绩增长考虑到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的后果，就是带来了银行大量信贷额度的增加，利差层面的受益者应该是有所增加，因为银行还是靠贷款赚钱的。
　　第三方面银行股是严重低估的一个品种，受宏观调控的影响，银行股估值偏低，成长性也有优势，估值也有优势，所以他们有强烈的估值回归的要求。
　　主持人：确实在前几天的上冲3000点的过程中，银行板块带来巨大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大盘在上冲3000点得而复失之后，一直是上攻乏力，怎么看待二季度的行情？今天正好是三月份的最后一天。
　　水皮：我觉得今年行情应该是二八转换完成的行情，大家都说国债一而再、再而三，所以现在金融股板块持续走强的过程，但走强仅仅是第一步，对于金融股板块来讲，仅仅是盘出底部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过程中，伴随着其他中小板、或者创业板的去泡沫化或者补跌，它有一个翘翘板的效应，当金融股走出盘局之后，后面还会有震荡上升的过程。（中国广播网）

　　李迅雷：外汇大量流入推高房价
　　中国的产业升级是一个必然趋势，中国产业升级过程当中，外贸出口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仅仅有这么一个自然增长的趋势还是不够的，需要有政府的政策扶持，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进行金融的改革开放，需要有民间资本跟政府的政策有一个更好的结合。
　　第一个建议，调整出口退税政策。
　　我们出口退税总额越来越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必要，是值得商榷的。我估计今年我们的外贸顺差，大概是在700多亿美元左右。如果是700多亿美元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出口退税额就要超过我们的外贸顺差了。这显然是有点说不过去的。既然我们对于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的这些产业产品出口要进行限制。是不是对这些产业出口退税比重也应该做一个适当调整呢？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先后7次上调了出口退税率，涉及到商品税号达到8000多个。那么现在次贷危机已经过去，我们是不是要把原先7次上调出口退税额有一定的回调？这应该值得考虑，毕竟我们经济发展已经到一定阶段了，要解决我们的产业升级问题，不能够完全以我们的就业为理由来保持我们的低附加值、高耗能产品比较高的出口退税额。
　　第二个建议，鼓励民间资本的海外投资。
　　我们的外汇储备相当大的一部分去买美国国债。到美国去买国债，是低收益、低回报的，还要承受人民币升值之苦，承受美元贬值之苦。而人家到我们这边来投资，人家是既可以享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又可以获得一个比较高的收益率。
　　举个例子说，拿我们的钱存银行，存了银行之后得到的储蓄率是比较低的，然后我们又反过来向这个银行来进行贷款，就把我们存的钱再借回来，所以我们吃的是倒利差。形成这种格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资本没有放开。
　　就是因为大量的外汇流入，我们外汇储备增加，我们被动的印人民币，使得我们的广义货币不断的增加。广义货币的增加，使得我们货币一部分进入房地产，另一部分去买商品，使得我们的商品价格出现一轮的攀升。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通过鼓励海外投资，既可以来消化我们不断增加的货币，又可以使我们的产业通过海外投资，对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进行投资，使得我们产业水平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提高。鼓励海外投资现在已经是到达非常紧迫的时候了。
　　具体操作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要鼓励民间海外投资证券和房地产；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讲，我们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平台，利用香港越来越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来拓展海外业务，这样也是有利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作为中资的金融机构，实际上也可以来参与这一过程。

　　斯蒂格利茨：更担心政府对通胀反应过度
　　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公平非常重要
　　对话人：斯蒂格利茨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纽约曼哈顿上城，哈德逊河北岸。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和他的夫人安雅住在一处老式公寓楼的四层，宽敞而清雅。
　　那晚，好客的主人盛情相邀，我和朋友们欣然前往。进门后先见到女主人安雅，然后斯蒂格利茨从他的书房出来热情招呼。接下来是很长时间的痛痛快快的交谈。和我在许多公开场合见到的很相似，斯蒂格利茨自然而坦诚，简直像个孩子，他可以静心倾听但也有问必答，既没有架子也绝不辜负听众。我们的交谈范围甚广，从中国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落马谈到高铁建设，又从不久前的限房令议及中国通胀。交谈中可以感觉到他对中国的熟悉和兴趣。参加这次晚宴的客人除了我，还有两位财新同事、两位哥大学者以及安雅的父母，话题也越扯越宽。
　　很快地，因为他的智慧，这位67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成了晚宴的中心。他说的不一定全对，在座的人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这些话是伟大学者的思想流淌，人们都会竖起耳朵。
　　晚餐前前后后三四个小时，斯蒂格利茨与朋友们仍谈兴未尽。我们在门厅穿戴，斯蒂格利茨过来坐在一张小凳上继续和大家对答着。安雅在一旁笑道：有人是苦力马，有人是秀马(working horse and show horse)。约(斯氏昵称)就是一匹秀马。嫁给一个这样的经济学家多好，我想说的时候说说，不想说话可以不说话啦。我大笑。
　　而斯蒂格利茨似乎没有听见这些议论。面对连绵不断的提问，他的回答也是滔滔不绝。早在席间，我就问过他--我们的交谈可不可以报道，他率性随和地说，可以。录音机便一直放在面前。
　　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与许多荣誉联系在一起：1979年的克拉克奖得主，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又以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者著称。在经济学领域，斯蒂格利茨都很有建树，特别是对信息经济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中称其学术成果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他关注对全球化的管理，被认为属于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他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评者。
　　这里是那天晚间聚会交谈的摘要，顺序略有调整。提问者不仅有我，还有同事汪旭和其他人。这里权做众问，请听斯答。
　　谨防矫枉过正
　　众问：中国领导人最近公开表示，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为7%，你认为这可能吗？
　　斯蒂格利茨：应该会更高一些。中国领导人是在试图传递一个信号，希望抑制当前的经济。但是，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运行经济。这就好比期待奥巴马做演讲就能令美国经济增长。事实上，奥巴马已经演讲过很多次了，不过效果绝对为零。中国领导人的影响力可能会大一些，但是要完全达到目的也很难。
　　矫枉过正的风险太大了。如果中国今年的增长率目标是7%，但是，由于收紧货币政策，最后增长率是5%，那将会是一场灾难。我同意中国领导人的观点，经济的增速肯定会慢下来，但是，具体数字会是多少难以确定。
　　最好还是这样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意思：如果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的话，这并不是失败。
　　众问：现在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就是稳定。中国在放慢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应当如何取舍？哪一种危害更大？
　　斯蒂格利茨：与其说我担心通胀，不如说我更担心政府对通胀反应过度，做出很多愚蠢的决策。现实情况常常是政府出台应对通胀的政策，反而导致工资、食品、石油价格都不断上涨，通胀也因此加剧，尤其是食品和能源在消费中所占比重远远超过美国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就像骑自行车，只有保证一定的速度才能维持平衡。如果速度慢下来，就会出问题。中国政府想把经济增速控制在7%左右，但是，如果矫枉过正，导致增速过低的话，也会出现大问题。
　　众问：汇率升值对抑制通胀的影响大吗？
　　斯蒂格利茨：很多美国人认为汇率升值对于抑制通胀影响很大，但我觉得他们错了。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因为通胀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石油和食品价格，假如汇率变化5%，会让通胀降低5%，可是如果食品价格上涨50%，那么，即使汇率变化之后，食品通胀也只是从50%降到45%。这对于抑制通胀有些许帮助，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
　　众问：那提高利率效果如何呢？
　　斯蒂格利茨：如果实际利率低于通胀率，提高利率是有必要的。何况中国的实际利率为负。但是，提高利率会让某些经济问题更加糟糕，因为这会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中国，以谋求高额回报。所以，应当采取不提高利率而又能抑制经济的方法，诸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土耳其就降低了利率，同时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最重要的工具。
　　社会公平与经济稳定
　　众问：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的确令人担忧呀。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限购令，例如北京，就是把买房权和户籍挂钩，想据此压住需方，压住房价。
　　斯蒂格利茨：户口可不是好办法。解决这事应当靠征税，不能靠户口。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公平非常重要。
　　众问：征税该怎么征？你有何主张？
　　斯蒂格利茨：和世界上大多数缺少储蓄的国家不同，中国并不缺少储蓄。欧洲和美国由于担心储蓄不足，希望对资本收益征税较低。而中国的问题恰恰相反，储蓄太多。因此，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累进的、渐进的税制，同时要进一步改革财产税。对于资本收益和房地产征税，不仅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也能够提升经济稳定性。
　　就税收政策而言，政府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制定了一项根本无法推行的税收政策。对房地产征税相对容易，因为政府在房地产业可以监控任何一笔交易，虽然人们也可以有办法作假，但是，终归比其他行业难得多。我的一个建议是征收小额金融交易税。由于税额不大，民众不会反对，不会改变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却可以增加政府收入。
　　众问：刚才谈到，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公平非常重要。在实践中，重点该放在哪里？
　　斯蒂格利茨：首先，中国政府需要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发挥作用，不能够完全依靠地方财政，要靠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如果中国完全模仿美国模式，把教育、医疗这类公共服务市场化，那将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在这类问题上，单纯的市场化会造成很大的社会成本，最终对效率构成负面影响。中国的教育领域明显出现了这种机会的不公平，例如，农民工的子弟被排除在城市的正规教育体系之外，这应该是政府着力解决的问题。
　　其次，中国政府应当关注就业问题。最为重要的社会政策就是提供完全就业。长期的失业状态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其负面影响不容低估。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达到完全就业的状态，需要政府起作用。我担心，如果中国政府过于关注通胀问题，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过高的失业率。
　　还有，关于社会保障问题，市场对保险的供给往往是失灵的，诸如失业险、企业年金险、事故险，等等。而且，由市场提供保险还会带来很大的交易成本。因此，政府需要在社会保障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就像其他任何大国一样，中国有很多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特殊利益集团，情况也就会越来越困难。美国现在近乎瘫痪的政治局面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中美镜像
　　众问：中国的房地产显然是有泡沫的。会不会出现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情况？
　　斯蒂格利茨：中国和美国不一样。在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中，房子是100%贷款购买的，亦即100%的负债。 而且其利率是诱惑利率(teaser rates)。这种利率一开始为3%，后来就会涨到6%。购房者起初能承担利率，但到后来就承担不起了。于是，购房者的支出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收入，房价也下跌了。
　　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惟一有无追索权贷款的国家。无追索权贷款意味着房主不可能破产清偿，你随时可以把房屋钥匙扔给银行然后转身走人，不必承担任何后果。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旦房价下跌，人们就说：我不还贷款了。 然后，他就可以不用付房租免费再住两三年，因为办手续通常要花两三年时间。法律系统的工作效率很低。
　　众问：美国这种体制是怎么形成的呢？银行的责任何在？
　　斯蒂格利茨：这一整套体系的设计很不合理，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设计出这样的体系。这个体系过去之所以还能运行正常，是因为当时的银行负责任，只会借钱给有偿还能力的人，而且只借给你80%，所以，当房价下跌10%甚至是15%的时候，你仍然有钱花在房子上。
　　但是，现在银行变成了强盗，完全不负责任，甚至还会想办法从穷人那里窃取钱财。他们可以借给你100%的房款，然后收取高额利率，试图从你身上获取超额利润。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体系。
　　我想再举个例子，西班牙房价也大幅下跌，但是，他们取消赎回权的案例却很少。购房者还是继续偿还贷款，因为他们实行的是追索权贷款。如果你还有资产，即使你宣布破产了，你还是需要继续偿还贷款。
　　中国现在面临的房地产泡沫和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件好事。
　　众问：你对人民币汇率调整有何看法和建议？
　　斯蒂格利茨：那种将中国视为汇率操纵国的论调无甚意义，因为操纵汇率的概念本身就存在缺陷。如今各国政府采取的财政措施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国汇率，无节制的财政赤字和低利率政策均可能导致货币疲软。
　　美国的贸易逆差不能全然归咎于中国。真正重要的不是美中双边贸易，而是多边贸易平衡。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小于德国等国家。而且，除了汇率以外，国民储蓄率也是影响一国贸易平衡的因素。如果美国不提高这项指标，其多边贸易逆差将难以大幅减少。
　　事实上，美国强迫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真正的全球贸易扭曲，美国政府补贴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农民，将使中国农民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担心人民币汇率调整会对中国农产品价格有影响。升值可能对投资者有益，但同时会给低收入群体带来问题，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所以，我认为中国当前首先需要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我还建议中国征收出口税，这可以避免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一些缺陷。
　　金融魔法师不可信
　　众问：顺便说一句，请问你对当今美国政治有何评价？
　　斯蒂格利茨：你只要稍作观察就能发现，美国的政治议题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假使律师阶层支持民主党，共和党就会说，我们需要改革司法体系。政党成了非常狭隘的特殊利益的支持者。
　　共和党的支持主要来自大企业。共和党人太意识形态化了，他们基本上认为，即使与选民意愿相背，也必须为国家做正确的事情。如果10个人里面有7个都不信共和党人所说的话，共和党人就会说：你根本不能信任选民。共和党人会继续推行现在的削减预算政策，他们不会称之为预算削减，他们会说这是负责任的政府。他们会说政府必须量入而出，不能杀鸡取卵。但是，他们不会明确宣称他们会削减哪项计划。因为如果你在保留农业补贴和银行救助计划的情况下宣称：好，现在开始削减社保和企业所得税，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共和党人的主张将会是前后矛盾的。
　　众问：你对奥巴马提交的新预算案有何评价？
　　斯蒂格利茨：奥巴马可以在任何事情上妥协。我认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原则的人。两党赤字委员会的预算建议就是要削减赤字。这是个非常糟糕的委员会，基本上没有什么信用，因为它是好政府(good government)、集团政府(group government)以及支持减税的右翼分子的大杂烩。
　　众问：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有何评价呢？
　　斯蒂格利茨：量化宽松政策的本意是通过注入大量流动性，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但是，银行业会将这部分资金投资于新兴市场。新兴市场国家目前并不需要这些资本，因而不得不采取资本管制措施，来应对这些资本流入。每个国家都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和行动来保护自己，这将不可避免地使全球金融市场面临分裂。
　　众问：你是否更偏好通过财政政策应对危机？
　　斯蒂格利茨：是的。我一直认为，正是由于美国政府采取的刺激政策，才遏制了失业率的持续上升。大萧条、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现在还不到担心赤字的时候，应当集中精力提高总需求。政府不能只看到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面，要通过投资谋求未来的回报。
　　有些批评者认为，财政政策对后代不公平，但是，货币政策尤其是量化宽松政策也会产生极其糟糕的跨代效应。美联储购买的巨额抵押贷款和长期债券在未来将会大幅缩水。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可以促进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其回报率早已为历史经验所证明。
　　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私人金融市场中有大量资本被错配。危机发生以后，由于资源利用不充分，造成了更大的浪费。因此，我认为关键在于债务重组，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救助经验表明，债务重组是经济复苏的关键。对于那些在当前鼓吹财政紧缩、推迟债务重组的金融魔术师的说法，我认为不值一提。
　　重造全球再平衡
　　众问：造成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原因很复杂，有些因素是共生的。如果非要明确谁的责任多一些，是中国人过度储蓄，还是美国人过度消费，你怎样回答？
　　斯蒂格利茨：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的话，世界也就很难维持下去了。美国人应该改革消费模式，因为他们消费了过多的资源，带来了过量温室气体。根本问题并不是全球储蓄太多，而是储蓄没能得到有效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行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对于储蓄的配置不是很有效。
　　美国居民的家庭收入水平已经比10年前降低了，他们应得的财富大部分都被高收入阶层攫取了。中产阶级的收入并没有增长，消费却增长了。现在，美国人主要是借贷消费，但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一旦债务到期，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打折。而在中国，企业并没有通过工资或者红利分配利润，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供给推动的。但是，现在这种状况也是不可持续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愈演愈烈。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也需要改革。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在放开资本管制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吸收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在放开资本管制方面的教训。因为一个简单的政策很有可能带来高度不稳定的后果，这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发展，也不利于世界的增长和繁荣。

　　姜　韧：打开转型的时间之窗
　　股市常常不是经济的同步者而是经济的先行者，因此在经济转型阶段，即便经济可能面临滞涨的威胁，但此时却有可能是新牛市的起点；而有时候经济处于鼎盛阶段，但股市却又有可能先于经济爆发危机。今天全球事实上都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是需要考虑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债务压力；对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而言，则需要考虑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本压力。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找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例，这对于投资者而言就是战略布局的先机。
　　陈宁远：转移支付必须立法
　　固定资产投资拉动重工业的发展，与之相配套的就是石油、煤炭等能源的巨大需求，附带的副产品就是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保值增值；而当新经济茁壮发展之际，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带来的是服务业消费的繁荣鼎盛，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互联网给人们带来的娱乐生活的改变。因此在资本市场，能源和科技产业可谓是轮流坐庄的两大产业部门，二者经历的泡沫极其相似，并且时间也恰好相隔20年。
　　美股标准普尔500指数自1957年创立以来，能源和科技部门的市场份额此起彼伏，这两个部门在各自巅峰时期的市场价值都超过了标准普尔500指数总市值的30%，其中能源部门的市值巅峰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科技部门的市值巅峰则是在2000年前后。两者交错的拐点恰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的滞涨和转型时代，而且1982年还是美股新牛市的起点，基于该条件，我们今天可以观察到A股的倒影。
　　目前中国经济同样面临能源紧俏、通胀压力倒逼下的转型，同样在现阶段能源部门也是占据股市市场份额最大的部门之一，而科技部门虽然上市公司数量繁多，但是缺乏可以扛鼎的蓝筹股，更不用说市场份额的独占鳌头。假设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转型成功，那么根据海外市场的先例，应该会在主板诞生三星类型、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中诞生苹果类型的新蓝筹股，而且科技部门的市场份额会逐级递增，这样的机会理论上是存在的，因为我国内地的百度和腾讯在纳斯达克和港股市场都演绎了接近谷歌、苹果的成长传奇。
　　但以20年为衡量周期，我们无法判断哪家企业会成为微软和苹果，只能寻觅具有类似轨迹的公司。在全球资本市场，目前科技型企业有两大成功路径，一是三星模式，二是苹果模式。前者是打造垂直产业链，后者则依赖产品创新，前者适用于大中型企业，后者适用于小型创业企业。如果是国企或者已经步入职业经理人管理阶段的民企，最适宜的是三星模式。苹果模式不可复制在于创业者和科技潮人两者合一的特征，因此在技术型创业者主导的中小型企业中诞生概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