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对的经常账户外储未被列入
　　严婷
　　中国反对的经常账户和外汇储备未被列入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几乎是彻夜的讨论之后，巴黎时间2月19日下午，二十国集团(G20)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们终于就衡量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一系列指标达成了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经常账户和外汇储备等中国反对的指标最终并未入列。
　　由于二十个国家必须对所有的技术细节达成一致，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直到当地时间上周六中午，谈判依然在僵持。
　　当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女士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本次G20会议的成果时，在场所有的媒体几乎都松了一口气，尽管这份仅有四页的会议公报并没有透露太多细节。
　　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表示，G20会议上的谈判不是最简单的谈判，但我们还是走到了正确的终点，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美国财长盖特纳则表示：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通过双边谈判达成的，也没有办法由各国自己来完成，多国一起讨论才有出路。
　　激辩全球不平衡原因
　　此次达成一致的指标是各国妥协的结果。这些重要的指标包括内部不平衡指标--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私人储蓄率和私人债务，以及外部不平衡指标--贸易账户和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同时对汇率、财政、货币和其他政策作出应有考虑。
　　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呈现出明显的双重速度--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缓慢增长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特点让G20国家在危机后的经济政策上态度迥异。
　　不少国家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们认为，这种经济增速的明显差异造成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加剧了全球经济不平衡。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始终认为，正是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加剧了全球不平衡。他们希望人民币加快升值速度，但中国仍然坚持以自己认为合适的速度实施货币政策。
　　在2月18日与G20会议同时进行的欧洲智库Eurofi高端研讨会上，英国央行行长莫文·金指出，赤字国家与盈余国家采用的经济策略是相互冲突的。
　　例如中国，作为主要的盈余国家，希望缓慢调整政策，而美国或英国则希望中国能够更迅速地改革。金指出，这种矛盾就会产生风险，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将面临持续的高失业率，也会对很多采用浮动汇率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危害。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当天讲话时依然为美国的货币政策进行辩护，同时将全球不平衡的矛头指向中国。尽管没有点名中国，但伯南克指出，正是某些国家的汇率政策导致了目前不可持续的全球消费结构。
　　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在这场研讨会上表示，各种政策的制定都需要按照不同的经济情况来定。例如中国的预防性储蓄行为和社会保险政策、社会保障结构就密不可分，如果要对储蓄进行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就需要长期的努力。周小川表示。
　　同时，周小川认为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也需要长期引导，中国的制造商和出口商仍有改善的空间能够适应并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存活下来。
　　博弈衡量指标选项
　　为了在争议中寻找妥协，本次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谈判主要集中在寻找一系列衡量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指标上。
　　去年G20首尔峰会时，由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的将经常账户差额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4%以内的单一指标衡量方法遭到了大多数国家的反对。
　　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2月18日发表讲话时就强调，衡量全球经济平衡与否不能仅看经常账户余额，而是需要以一系列广泛的指标来衡量，比如资产价格、杠杆、总资本流、风险定价信息、风险概况以及金融机构等信息。
　　在本次会议期间，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与俄罗斯、巴西及印度三国的财长讨论时指出，新兴市场为应对金融危机及经济震荡，需要预留相当数量的外汇储备，因此中国坚决反对以外汇储备和汇率来衡量全球经济失衡，而应以贸易收支为指标之一。他还指出，G20应该以贸易余额来评估经济是否失衡，而非经常账户。
　　由于中国始终反对将经常账户列入指标，2月19日公布的最终协议在措辞方面极为谨慎，避免谈及经常账户、外汇储备等字眼。为了避免将汇率作为一项指标，G20国家同意仅仅表述为对汇率、财政、货币以及其他政策作出应有的考虑。
　　据参加谈判的一些官员称，从谈判一开始，中国的意见就占了主导地位。到某一阶段时，所有提到汇率的字眼都曾经被删去，但最后又在美国、德国和英国等坚持下以较为温和的形式呈现出来。
　　上周六达成的协议仅仅是为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铺平了道路，而下一步则是为各项指标设定指导方针，但非精确目标，从而在G20成员国表现出不平衡迹象的时候提出警示。
　　G20公报显示，这些指导方针将于今年4月之前达成，并将视各国国内与区域内的具体情况而定。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在今年10月的会议前为G20国家作出评估，作为相互评估程序(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的一部分。届时，根据对全球不平衡根源的分析报告，并且基于达成一致的指导方针，G20将会制定一份行动计划。
　　IMF预计将负责确保各国遵守规定，但IMF的政治力量是否足够干预各国政策依然不得而知。
　　所有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将在今后的会议上各个击破。

　　英国央行行长莫文·金 国际货币体系迫切等待改革
　　严婷
　　如果我们不能无条件达成合作协议，那么各国之间就需要考虑建立一套基于规则的体系来重建全球经济恢复平衡。英国央行行长莫文·金表示。
　　而莫文·金所说的基于规则的体系正是本次G20峰会试图建立的一套衡量全球不平衡的一系列指标以及未来将要商定的具体方针和执行规范。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他指出，认识到对彼此的责任，就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好方式。而面对挑战，G20必须在政治层面上达成一致。
　　对于全球不平衡，莫文·金认为需求结构首当其冲：一些国家的储蓄利率处在不可持续的低水平，例如美国和英国。而与此同时，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却拥有很高的储蓄率。这种需求结构需要随着危机后各国角色变化而转变。
　　而G20要讨论的问题，是有关于国际货币和金融系统（IMFS），过去大多数的争论都围绕着金融危机，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价格，即汇率。但在现实当中，这样的讨论衍生到更多层面上，包括资金流动、金融安全网和其他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考虑的是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
　　在近期发生的金融危机中，资本流量净额比过去十年翻了一番。在未来五年，新兴市场的发展将占到全球发展的四分之三，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对全球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但对经济调整的速度，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往往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莫文·金指出，赤字国家与盈余国家采用的经济策略是相对冲突的。例如中国，作为主要的盈余国家，希望缓慢调整政策，而美国或英国则希望中国能够更迅速地改革。莫文·金指出，这种矛盾就会产生风险，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将面临持续的高失业率，也会对很多采用浮动汇率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危害。

　　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 衡量平衡与否不能仅看经常账户余额
　　严婷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对于G20重点关注的全球不平衡问题，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表示，衡量全球经济平衡与否不能仅看经常账户余额。
　　以日本为例，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贸易增加，经常账户下的顺差加剧上升，到80年代中期，在外部压力之下，日本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让日元升值，从而降低经常账顺差。在宏观经济调控和货币政策下日元持续升值。尽管经常账户顺差在80年代末下降了，但日本却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和各超级大国之间的贸易依然持续。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和经济发展的放缓，日本的顺差仍然有所上升。
　　白川方明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外部不平衡会带来经济泡沫，但也会妨碍政府在经济过热时能够做出适当的政策调整。这一点在最近的危机中也有显现。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
　　他指出，杠杆的过度累积是导致不平衡的因素之一。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他认为有三大经验可循：第一，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和逆差受长期投资趋势的影响，而长期投资又受到人口和经济发展因素制约。只有当顺差和逆差不稳定时才会带来不平衡，所以需要对其进行仔细的评估。第二，经常账的平衡中，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是比较难区别的。所以宏观调控和汇率调控不一定能起到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有时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经济不平衡。第三，中央银行在对不稳定的失衡进行评估时，需要以一系列广泛的指标来衡量，比如资产价格、杠杆、总资本流、风险定价信息、风险概况，以及金融机构的信息来判断是否失衡。
　　同时，他认为当今金融环境中有三个重要元素：首先是货币政策影响力正在加大。随着经济加速和金融全球化下科技的进步，各个市场参与者之间的金融联系也越来越复杂和紧密，所以货币政策的影响效力也将比过去更为广泛和巨大。第二，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比例中正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份额，他们应该认识到灵活运用浮动汇率的需要，如果一味保持货币价值不变，推迟本国货币的升值，势必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第三，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这个时期当中，新兴经济体正飞速发展，而发达国家的经济才刚刚开始从泡沫中复苏，所以如何使双方互相适应后危机时代，开创新格局，也是消除全球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议题。
　　对于如今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对于经济失衡的判断以及重组的新方案，将不再只视国内经济发展情况而定。宏观经济调控，如果只是传统的国内改革方式，那么在全球化的格局之下，各国将无法独善其身。
　　白川方明表示：随着金融政治的联系，一国新的政策也会对周边国家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现在我们都在一艘船上，如果各打小算盘，以邻为壑，将无益于各自发展；唯有各政策制定者互相协商，吸取经验，本着谨慎的态度对话，才能让世界经济这艘巨轮安然驶过风浪。
　　（本报实习记者黄一青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