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谈十二五开局：中国进入经济转型阶段
　　中国经济50人论坛19日举行2011年年会，众多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为如何让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献言献策。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十多位与会专家踊跃发言。会议围绕十二五开局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开局之年要处理好三方面问题
　　吴敬琏说，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要开好局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十二五规划我觉得最值得看的是两个，一个是主线非常正确，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另外一个是要以更大的决心全面推进改革。然而，中国在九五时期就已经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进展并不大。结果到现在，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临界点附近。
　　吴敬琏说，需要做好三件事来保证开局之年能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这里讲的比较宽松的环境，不是说货币的宽松，而是资源的宽松。十二五时期不要因为追求大规模的投资或者过于追求G D P增长速度使得资源和环境太紧张。
　　首先是宏观经济政策要保证一致性比如货币政策，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决策中心或者指挥中心来保证政策稳定，因为看起来措施挺乱的。吴敬琏说，现在政府打击投资购房，于是民众手中的货币就必然流向消费领域，导致物价上涨。可是政府又同时提出要努力管理通胀预期。类似这样的事情，还需要各种政策互相协调。
　　第二件事，十二五的投资计划需要调整。十二五各地方各行业的投资计划都比较大，比如说铁路建设计划投资3.5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的投资规模也非常大，包括L E D、电动汽车、太阳能产品等等。这种投资计划需要重新做审核，否则会影响整个十二五时期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第三件事，十二五期间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动力来自体制改革。他认为，目前的十二五规划大多都是讨论具体问题，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其实是明确通过改革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模式，这需要政府有顶层设计。
　　吴敬琏说，目前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应该是一个强力政府控制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也是在政府驾驭下的。那么，要想在十二五期间让改革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现在政府就得加紧着手规划或者是设计。有了顶层设计才能规划具体项目，设计强有力的措施推进改革。当前社会利益已经固化，如果没有整体设计就转型，可能会有消极后果。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中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威胁
　　刘伟说，宏观调控和宏观政策选择以及完善宏观政策的效果是十二五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一定意义上带有滞胀的威胁。所以短期看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防止资产价格的过高。
　　刘伟表示，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看到两方面的特殊性：一个是和国际社会相比，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在货币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很大而供给不足，换言之就是流动性不足或者银根紧张。因为在欧美国家，危机首先是金融问题，这个问题要解决，往往要求货币当局放松银根。然而中国与它们有很大差别，中国货币市场失衡不是货币供给不足，而是货币供给过大，需求相对供给来说长期不足。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的市场投资或者是私人投资内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欧美国家表现为金融链条断裂，金融和非金融企业缺钱，对货币有强力的需求。但是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有输入性，它首先影响实体经济。出口企业没有订单，于是就不需要货币。同时，中国的银行体系由于存在一道防火墙，所以资金链非常稳定，资金充裕，货币供给充足。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是中国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相对充裕。
　　之所以发生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差，大企业没有新产品，无法向新投资领域发展，有钱不敢投，投了就是重复建设;小企业制度创新差，不能公平使用融资市场，有需要也拿不到钱。最终就是中国大小企业对货币的有效需求都不足，于是就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
　　其次，中国的货币往往和财政绑在一起，信贷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财政政策来实施。如财政担保的贴息贷款，土地财政等等，这样就使得中国的信贷发放量进一步增大。
　　另外，中国还面临外汇占款问题，去年的外汇占款已经超过基础货币总量。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另一个特殊性是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失衡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情况不同，一定意义上带有滞胀的威胁。
　　要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长期看当然要靠创新，培育中国经济对货币的真实有效需求，而不是简单地实施刺激政策增大货币的供给。在短期就货币政策讲，首要目标是防止资产价格过高。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主要是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要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多用数量工具，这比运用价格工具更有效。数量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票据贴现等，但是不太主张过多地去控制信贷规模。
　　另外，扩大内需很重要。这次检讨美国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过多地强调了货币政策刺激产生的需求效应，而且忽略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宏观政策对供给的改善。中国度过前段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后，十二五期间宏观政策应该在强调短期总量均衡外，多关注供给方面的调整，强调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益。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未富先老可能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
　　蔡昉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可能的特点是未富先老。也就是说经济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人口的老龄化已经到来。而且由于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是某一项政策造成的，无法用政策来调控。如果生产力没有显著提升，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他指出，中国除了经济水平在赶超富裕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赶超发达国家水平：2000年中国的人均G D 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现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7%，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人口老龄化(65岁以上老人比重)程度也在赶超，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老龄化比例是6.8%，和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但是去年世界平均水平是7.5%，我们的老龄化比例是8.3%，也就是说我们显著赶超了。
　　蔡昉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劳动力供给新增量为零。设定16岁至64岁为劳动年龄，他分析称，整个十二五，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转移数量，不足以补偿城市需求。先老的结果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加速上涨。无论是一般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包括农民工)，还是农业雇工，其工资均加速上涨。
　　另外，中国长期以来缺技术熟练工人，但是今天的情况是由于劳动力供应不足，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快速增长，出现了比较显著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趋同的现象。也就是说，农民工这个群体教育回报率在下降，于是对农民子弟来说，出现了一种受教育的负激励。
　　蔡昉说先老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意味着中国丧失了原来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同时未富意味着中国不会在短时间内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可能出现比较优势真空。
　　蔡昉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政策调控就可以改变这一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没有生产力提升的显著支撑，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可避免。不过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延长人口红利。
　　首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需。他认为，内需和目前生产结构以及资源禀赋相适应，不至于使产业结构调整过于剧烈，可以避免比较优势真空状态出现。
　　其次，实现产业转移。尽管沿海劳动力成本提高，但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仍然低廉，实现产业转移可以延长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蔡昉分析称，中国目前的生产率提高，更多是资源重新配置，而不是微观的基础效益。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中国进入新的30年经济转型阶段
　　王一鸣表示十二五的特殊性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新的30年经济转型阶段。要正确认识这一阶段的经济变动。
　　他说，从短期调控来看十二五时期政府宏观调控面临两难，一方面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如果还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话，就会使通胀压力增大，结构调整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从中长期来看，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会发生一系列变化，一个是劳动力供需形式变化，劳动力工资水平迅速提高。其次，由于年龄结构的变化，十二五的储蓄率可能也会发生调整，进而导致投资率调整。今后维系经济较高的增长就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这取决于技术创新。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让农民工市民化以缓解民工荒
　　樊纲称，从官方统计看，中国按理说不会出现民工荒，但是却出现了。这一悖论反应了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
　　城市化的核心是农民的入城化过程。转移出的农民工过早地退出城市，这是民工荒悖论后面的重要问题。按非农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来算，我国的工业化率是70%;按照居住人口来算，城市化率才有48%。
　　樊纲说，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部分缓解民工荒问题。怎么做才能让农民在城市待下来，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在我国没有出现高能力、高质量生产要素禀赋的情况下，能比较长时间保持劳动力优势这一低能力禀赋，以此来维持一个长期的竞争优势，这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非常重要。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杰：十二五调结构应从调整财政收支入手
　　魏杰表示，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主要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失衡引起的，十二五期间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应重点调整国家财政收支结构。
　　魏杰认为十二五期间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推动企业成本上升，企业利润调整不会太大，它对结构调整的贡献不会太大。重点还是要调整国家财政。第一是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要下降，目前中国的税率过高。第二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目前我国财政在医疗、教育、保障上支出不足。
　　在魏杰看来十二五经济结构调整，涉及三个层次，一个是出口、投资、消费结构，出口和投资占的比例偏高，导致结构失衡。第二个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失衡，这个表现为居民收入过低。第三个是产业结构失衡。

　　高盛香港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经济增速将明显下台阶
　　哈继铭说，中国在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常态，和过去5-20年相比将明显下一个台阶，速度不可能保持10%左右。道理很简单，主要是受制于资源约束，包括劳动力供给不像过去这么充裕。如果劳动力的市场报酬明显提高，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明显下降。
　　美国也是这样。其实美国的人口红利拐点已经到来，是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未来几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能保持在3%以上就已经是很快了。
　　哈继铭表示，如果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这种变化，中国经济未来就应该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速度。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政府应该让利于民
　　张曙光表示，十二五期间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政府就应该让利于民。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不是技术选择、投资选择的问题，而是体制和利益的问题。
　　张曙光称，不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十二五经济结构转型很难成功。1994年之前，政府的收入在下降，国有企业在退出，民营企业在发展，是一个政府让利于民的局面。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老百姓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张曙光说，中央有钱，地方要办事却没有钱，这是个体制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各个地方都要大干快上，经济转型也很难实现。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新情况下也要保护市场机制
　　王建说，国际金融危机到来之后，为了反危机，中国经济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为了保增长出现了国有资产在各领域加速进入，为了结构调整又事实上导致民营经济被全面挤出。这都是与市场机制相违背的。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经济增长严重受到资源约束的时代，瓶颈越来越多不能成为市场机制退出的理由。要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采取措施，是不是要研究在新的短缺情况下怎么保护市场机制，怎么样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规范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
　　郑京平说十二五要开好局起好步，就要深化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及市场体制和机制。关键要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对市场主体在竞争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进行必要的约束。
　　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规范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县级政府发展模式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奇迹的主要原因，这个发展模式内涵是以县政府为主导，以一个县地域为边界，县和县进行竞争。这种模式的积极意义是推动了社会经济迅猛向前发展，释放了巨大活力，体现出了强大的推动力。但是它的不足使得市场竞争中的负外部性约束的主体缺位弱化，政府本来应该是做裁判员，现在变成运动员或者准运动员，只考虑运动成绩，忽视运动成绩创造成本和对社会带来的危害。
　　怎么样规范?一是进一步强化政府作为公共事物管理者的意识和作用，把对于县级政府考核目标更多强调在这方面。第二要加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在这方面的约束。强化舆论监督，同时进一步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提防出现债务危机
　　曹远征说，未来5年中国经济发展可能遇到的最大担心是投资下来了而消费却没有上去。中国最近的这一轮投资是在2年前发生的，从经济周期来看，要到明年才能结束。这一轮投资让中国经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同时，未来1、2年看不到消费增长的持续动力。
　　这就可能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产能过剩，第二是债务投资。由于这一轮是政府投资，地方政府积极参与，所以地方融资平台模式高度负债，要小心债务危机的出现。尤其是现在，地方融资平台负债问题与股市、资本市场和银行联在一起，如果债务危机出现，可能导致一系列后果。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不解决体制问题很难转变发展方式
　　王小鲁说，十二五规划强调发展方式转变非常有必要，但是怎么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并没有说的太清楚。发展方式转变背后很大程度上是体制问题，不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很难实现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现在发展方式的问题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储蓄过度，由此带来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未来中国想再靠出口增长率拉动经济增长恐怕不现实，投资增长是不是仍然可以起到主导经济的作用也是个问题。当前中国这样一种发展方式已经很难维持下去，接下来需要做的是在体制层面解决这些问题，包括财税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经.济.参.考.报.　.记.者　.方.烨　.实.习.生　.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