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指出，在过去几年中，受全球广泛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他认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持续拥有很高的经常账户盈余，从而加剧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这也是导致美国和全球长期利率低于应有水平的原因之一。

　　全球金融危机正在逐渐褪去，全球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政策构成了挑战。伯南克表示：“资本流动的趋势反映了全球经济复苏‘双重速度’的本质——新兴经济体的增速远快于发达经济体。考虑到经济复苏还不稳定，多数发达经济体仍然维持着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们通常都把资本流入当作一项艰巨的挑战。”伯南克表示，尽管一些分析人士承认发达经济体复苏放缓会对新兴经济体造成伤害，但他们仍然指出，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造成了负面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对发达国家资本大量流入新兴经济体的担忧。在这些国家不同的应对政策下，资本流入可能会造成货币升值、通胀上升、或资产泡沫。

　　面对美联储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第二轮量化宽松（QE2）造成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的指责，伯南克回应称：“首先，这些资本流是由很多因素引起的，包括对新兴经济体较快增速、投资回报更高的预期。事实上，最近的数据显示，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还没有达到长期趋势水平。其次，正如我此前所指出的那样，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至关重要，而这也是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试图促进的。第三，新兴经济体的政府拥有一系列有力但又不可避免地不完美的政策工具来防止经济过热，包括调整汇率、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及宏观审慎措施。”

　　伯南克暗示中国的汇率政策是导致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他说：“正是某些国家的汇率政策导致了目前的全球消费结构不可持续。而这种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也存在于新兴经济体中间，例如那些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新兴经济体，相对那些积极管理汇率的竞争对手而言。”

　　为了建立一个促进外部与内部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伯南克认为各国有必要强化“游戏规则”。

　　他指出，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发展，那些“拥有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高盈余的国家”应该让他们的汇率更好地反映市场基本面，同时也要促进国内需求来取代出口。与此同时，那些“拥有持续财政赤字”的国家，也需要增加国家储蓄，包括将财政政策调整到可持续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