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先生被攻击了，攻击者认为其在房地产市场调控方面反对市场化。
　　证据来自于李稻葵先生自己的微博，他表示自己对目前版本的房地产新政有贡献，对外地人可以限购但不该过猛，各个国家抑制房地产泡沫应该因地制宜、不应该照搬照抄。这番言论被批为斯文扫地，恐怕以后李稻葵先生会成为市场派大敌。事实上，仅就房地产言论来说，李稻葵不是反市场，而是市场调和派。
　　李稻葵先生们的斯文并没有扫地，他所说的因地制宜绝不是市场大敌，任何一个市场都只能从现实出发，沿着可行的道路越来越接近市场化初衷。否则，市场化就会成为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借口，就会成为社会财富通过房地产大转移的契机。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根本上就不是市场化的。首先，一级市场的垄断与二级市场的市场化造成了资产兑现的暴利，暴利一部分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成本，另一部分则由利益链条上的多方群体瓜分，其中并无贬义，因为2010年前的政策允许暴利存在。其次，在2010年前由于保障房的缺失以及经适房分配过程中的绝对不公，房地产市场一直跛脚而行，如北京等地事业单位、公务员住房挤占了市场的空间。据任志强的数据，北京市2005年~2009年公布的商品房住宅建设用地计划供给指标为7130公顷，但实际上真正可以对外公开销售的商品房住宅只占全部土地供应量的28.3%，其余的则是享受经适房政策的用地，由特定单位使用，不对外销售。
　　举凡经适房寻租、官商勾结、央企地王等，无不受到市场派与调和派的猛烈抨击；在建设保障房恢复房地产方面，市场派还是调和派两者同样支持，双方没有区别。
　　真正的分歧在于，如何达成健康的市场。市场派人士希望一步到位走向市场；而调和派的潜台词是，一步到位根本是梦想，当务之急是把房产泡沫压下来、帮助产业转移和升级。从根本上来说，建立健康的市场需要几个方面同时改革，大力建设保障房、征收投资税、土地市场走向市场化。建设保障房目前正在改革过程中，房产税已有试点，但试点城市较为温柔，重庆1年征收额3亿元不到，上海到目前为止锁定仅15户，房产税没有触动大的利益格局，以免市场大起大落。而房地产一级市场的市场化基本属于遥遥无期，笔者到现在看不到什么时候有实现的指望。也就是说，目前能够动用的手段只有保障房、货币政策、微不足道的税收政策。想依靠上述政策在短期内马上稳定房价，是不可能的事。
　　中国深水区的改革是从市场与行政调控双轨齐下，不可能彻底采取市场手段，从中国的货币市场就可见一斑。
　　比如，我国目前采用的利率调控频率不高，而主要采取存款准备金率与央票的对冲手段（央行18日晚间宣布，将于24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去年以来第8次上调存准率。上调之后，大中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准率达到19.5%历史高位），甚至直接控制贷款规模。如此行政化的手段本应千夫所指，但关键问题是，中国的大银行全都是国有控股，大部分贷款流向国企与地方投融资平台，这些企业机构不仅对市场利率非常之不敏感，还绑架了银行与地方政府，因此，直接控制贷款规模对抑制货币泡沫比加息有效得多。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半市场半行政经济，不承认这个现实不行。承认了这个现实，我们才能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货币市场化必须与实体经济市场化同步进行，必须让高效的、诚信的民营企业占据主导，必须让地方投融资平台尊重经济规律。这就是中国因地制宜的样本。
　　李稻葵先生在微博上举例，货币政策是影响全经济的，不能地产发烧，全经济吃药，而且这样热钱可能会加速进来。最近一个新加坡央行官员说，面对热钱，他们不搞资本管制，因为影响面太大，但正在牢牢收紧地产政策，地产管好了，其他什么都不怕了。这是新加坡特色的控制方法。
　　当中国资本项目陆续放开，而信贷市场由市场化的企业主导时，我们可以彻底地实行利率市场化；当中国建立了公共财政体系、地方政府收入主要靠税收时，我们可以彻底地实行土地市场的市场化。目前，现实的市场派能做的是，呼吁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呼吁税收变革。
　　另一个重中之重是衡量新政的误伤率。房地产新政本意是抑制居住不满5年的投资性购房，尤其是抑制异地投资的大规模资金流动，但此次误伤了在纳税线以下的低收入阶层，也误伤了未能获取纳税凭证的刚性需求者。
　　如果说纳税线以下的低收入阶层并非刚性需求群体，政府有必要反恭自省，是否做到了给予纳税人凭证这一基本的职责？是否给予所有纳税人一视同仁的待遇？是否将资源过度集聚在大城市，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涌到大城市？
　　中国的市场化需要一步步踏实有效的步骤完成，而不能靠空想、靠不切实际的举措大干快上。(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