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彬：用新思维应对新形势下的通胀
　　今年1月CPI达4.9%。防止物价过快上涨已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关于这轮通胀的原因，官方、学界和媒体已经分析得很全面透彻了，既有长期的，也有临时的；既有内生的，也有进口的；既有气候原因，也有政策因素。据报载，厉以宁最近表示，我们遇到的新问题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对中国而言这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新挑战。笔者认为，厉以宁先生一语中的。而应对这个新挑战，则需要新思维。
　　所谓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是指由原料和工资等成本上升所引起的物价普遍上涨现象。以往30多年，特别是经历了物价闯关、绝大部分商品都实现市场定价后的近20年间，中国经济似乎背离了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规律，在大多数时间里维持着近两位数的高增长，同时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有时甚至还担心出现通缩情况。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靠制度设计及政策推动等人为因素，中国维持了较低的要素成本。中国不仅制成品价格低廉，能源及矿产资源的开采成本也比较低。当然，中国也在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新国际分工过程中，利用了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外要素。
　　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和快速增长的经济产出量来说，土地、矿产资源以及环境应该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使用成本应该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刘易斯拐点和人口老龄化的逼近，廉价劳动力的历史也接近尾声。由要素成本提升而引发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注定将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阶段。
　　实际上，近10多年一路高涨的房价就是这种通胀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是由于统计方面的原因，未将其列入CPI中。由于国内外多重因素的诱发，最近这种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终于在食品类价格上表现出来，并反映到CPI指标上了。
　　这种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将是持续时间较长的过程，只有到中国实现了不再依赖廉价要素投入，而主要依靠科技和制度创新的集约型发展方式时才能真正消除。因此，中国不能根据以往的经验或在西方已经获得验证的传统思维应对这种通胀，必须要有新的思维。
　　笔者认为，这种新思维的一个要点是，尊重市场规律，适当提高通胀容忍度，让长期扭曲的要素成本涨价压力释放出来；同时要有高超的政策艺术，让这种释放过程平稳有序，尽量减轻震荡。另一个要点是，政府应对通胀的目的应是保证低收入者的实际生活水平。理想的办法是提高基本消费品涨价获益者，或对这类商品价格并不敏感的高收入者的税赋，更精准地转移支付给需要补贴的低收入者，这就需要设计出准确有效且低成本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

　　盖特纳：今年人民币实际升幅或超10%
　　如果人民币不升值，中国将面临更高的通胀率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当地时间17日表示，如果计入通胀因素，今年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幅度将达到约10%，甚至更高。
　　盖特纳是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盖特纳还对自去年6月份以来的人民币汇率总结说，表面上看，人民币对美元月均升值只有约0.5%，但由于中国的通胀率比美国高很多，如果你看实际的竞争性平衡，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远远高过0.5%。
　　值得关注的是，盖特纳随后还明确表示，他认为在中国通货膨胀大幅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决策者可能已经意识到除了让人民币逐渐升值外别无选择，他更进一步放言称，如果人民币不升值，中国将面临更高的通胀率，甚至可能发生金融危机。
　　对此，不少中国国内金融业内人士认为，盖特纳的此番表述有夸大成分，或许出于某种国内政治诉求。
　　让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国内通胀压力、也有助于国内经济和物价的结构调整。国内目前虽然有通胀压力，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盖特纳夸大了通胀压力。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张斌昨日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退一步说，即便国内通胀压力较大，目前中国资产泡沫也没有到失控局面，因此也不足以与美国金融危机的风险相比。
　　不过，昨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5800，较前一个交易日上升55个基点，再创2005年汇改以来新高。
　　所谓人民币中间价，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人民币的官方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委托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早间公布。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有增无减，截至昨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427个基点，幅度达0.65%。
　　此外，按照国际清算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因同期海外美元表现偏弱，2011年1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118.13，环比降1.52%，逆转此前连续两月升势； 1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为113.6，环比下跌0.16%。同期，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上涨0.49%。

　　周俊生：职工股实为股市腐败的替罪羊
　　知名财经评论作家叶檀女士昨天发表了一篇《别拿道德作暴利的遮羞布》，再一次对著名学者余秋雨进行了猛烈批判。余秋雨如何从一个学者摇身变为亿万富翁，确实值得深究。关于其间的演变过程，叶檀女士的文章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余秋雨的持股，是当年承接了该公司需要转让的职工股，并在其后参与了该公司的增资扩股，才形成了他目前在该公司的地位。那么，我们接下来需要提出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徐家汇商城要把职工股转让出去？
　　在中国股市早期的上市公司中，都设立了职工股，由企业内部职工按公开发行定价自愿认购，目的在于让企业职工分享企业上市所带来的成果。徐家汇商城的职工股正是因此而来。但是，当新股成为一棵摇 钱树的时候，权力之手很快便伸向了本来应该由企业内部职工认购的这部分股份，以致大量职工股流向社会，成为权力拥有者的一块肥肉。而在新股发行必须通过权力审批的环境之下，一些公司为了达到上市目的，也热衷于将职工股用来作为敲开审批大门的一块砖头。上世纪90年代末爆发的大庆联谊事件和康赛事件集中地反映了在职工股上的乱象，前者向大庆、哈尔滨和北京的一些政府要员送出了将近100万股职工股，后者更是将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100多位官员拖下了水，其中包括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徐鹏航和国家纺织总会会长吴文英。职工股的失控终于引起了高层的震怒，1998年11月，中国证监会作出决定，停止发行职工股，并且规定，凡是有职工股的企业，必须清退以后才能上市。徐家汇商城转让职工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余秋雨也因此而成为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在了解了这样一个过程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余秋雨成为徐家汇商城的大股东，是在制度安排下出现的一种结果，在今天数以千计的上市公司中，类似的现象不计其数，余秋雨只是因为是一个名人才成为众矢之的。如果不是他来接手徐家汇商城的这部分职工股，那么，必定有张秋雨、王秋雨来担当这个角色，只要他们不是徐家汇商城的职工。事情的荒诞性也就在这里，一个终日与企业厮守、为企业成长贡献的职工，却不能持有企业的股份，而一个与企业毫无牵连的外部人，却可以拥有大量股份。很显然，如果我们只是盯着余秋雨成为亿万富翁这件看起来有点不那么公平的事不放，而忽视了在这件事背后的制度路径，那么就会将真正的问题掩盖起来。
　　停止发行职工股，事实上对上市公司的股东治理产生了不良的后果。无论是企业的高管还是普通职工，都只是企业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为上市公司创造了财富，但他们得到的只是劳动报酬，而不是他们所创造的资本的溢利。在职工股取消后的最初几年，我国上市公司经营效益普遍下滑，虽然其间的原因很复杂，但企业劳动者与企业的分离状态显然不可忽视。一刀切地将职工股扫地出门，从表面上看堵住了官员利用职工股进行腐败的漏洞，但只要对权力出没于资本市场没有必要的监督，腐败仍然可以通过别的渠道不断地表演给我们看。在职工股消失以后，中国资本]市场出现了股权激励这个新名词，而它很快就演变成了一种利益输送，权力可以继续轻松地从资本市场中攫取利益，只是那根管道已经不再叫职工股，而叫做股权激励，甚至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职工股成为股市腐败的温床，这不是职工股本身的错，以剥夺职工本应享有的股东权的一刀切手段来遏制腐败，这只说明了决策失之简单。职工股的消失及其所产生的畸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扭曲。市场管理者很少考虑处于弱势地位的小股东，包括上市公司中的基层劳动者的利益。这样的股市，造就的只是权贵富豪，而不是民众的财产性收入的普遍增长。

　　李稻葵：人民币5%-6%年升值节奏合理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接受专访时预计，由于农历新年需求强盛推动，2月CPI将增长更快，但由于粮食供应的增加，下半年CPI增速会放缓至4%以下，人民币5%-6%的年升值节奏是合理的。
　　李稻葵称，中国应在今年逐渐提高利率，使基准1年期存款利率略微高于市场普遍预计的2012年CPI升幅。
　　李稻葵称，从长期来看，中国将面临持久的通货膨胀压力。他指出，随着工资与其他生产成本的上升，未来10年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可能在3%-5%左右。如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上涨，或倘若中国受到意外事件冲击，那么通胀情况可能恶化。
　　但李稻葵认为，人民币过快的升值步伐并不利于中国遏制通货膨胀，因为，过快的人民币升值速度不仅有损中国出口商利益，也会对推高其他国家的通胀程度。由于中国是铁矿石、铜、铝的主要进口国，人民币升值也会助推澳大利亚、智利和巴西这些主要大宗商品生产国相应提高价格。
　　他重申，自2010年6月19日人民币汇改重启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3.6%，人民币升值并不能遏制中国的通胀问题。尽管中国正在加紧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但中国不希望让人民币替代美元。
　　他表示，中国的出口企业已经面临诸多压力，这些压力源自20%的年度工资成本增幅和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因此中国目前正在减少出口依赖，预计2011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有望从2010年的3-4%下降到2%。
　　中国尚未设定2011年银行新增贷款目标。李稻葵表示，中国应设定2011年的整体外部融资目标，规模在10万亿元比较合适，内容应涵盖银行、股票、债券、私募股权及首次公开募股。
　　对于存款利率市场化，李稻葵表示，中国决策者对此非常审慎，任何市场化过程都将是渐进的。他同时呼吁增强中国货币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

　　姜　韧：A股处于新牛市开端？
　　通胀预期仍笼罩市场的当前，言牛市似乎过早？但历史告诉人们，希望诞生在迷惘之后，海啸却隐藏在平静背后。
　　20世纪80年代是全球经济高通胀低增长时代，但是美国和日本股市却步入牛市，两者却在20世纪90年代分道扬镳，开启分岔的扳手就是人口老龄化因素，可见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历史上，年轻人创造的财富足够供给他们自己和老年人，这些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政府养老金，诸如社会保障计划。同时在发达国家，老年人还通过出售他们的资产来为退休生活提供资金。这种年轻人的收入和老年人的资产之间对称的交换就是年轻一代积累财富和退休者保持生活水平的方式。
　　如今这样的循环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2010年之后美国、日本和欧盟区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针对老龄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仍将持续出现爆炸性的增长，这就会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中国和印度将从中受益匪浅，未来十年人们将看到商品和资产之间的巨大交易，这就是未来十年A股将步入牛市的核心基础。
　　同时，在历史上确实广泛存在着经济增长和股票收益分道扬镳的现象，例如：在过去数十年中，日本曾有着最高的实际GDP增长率，但股票收益却很低；南非有着最低的GDP增长率，但股票收益却能排名全球第三；而中国和巴西经济增长和股票收益的反差也是很典型的案例。这些案例都证明一点，合理定价是股票是否具备投资价值的关键因素，如果说A股估值曾长期在云中漫步，那么兔年开局却异常稳健，因为2011年和1996年、2005年开局之初一样，都处于A股估值的历史谷底，而且这个低谷在全球市场范畴内都可谓价值洼地。
　　目前A股面临的最大困扰是通胀预期，通胀预期意味着紧缩的货币政策，市场的流动性势必会受到影响，但正由于流动性的收缩才使得现在的A股颇具投资价值，您难道便宜的时候不买，偏要等到流动性宽松之际买贵的吗？
　　由于A股整体处于估值低谷，因此撇除小盘股，整体选股策略较高估值时代简便得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择高股息率的蓝筹股，不是嫌银行存款负利率吗？现在股息率超过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的股票已不下三十家，可供选择的股票已经不少；其次，新牛市也是丑小鸭成长为白天鹅的过程，无论是贵州茅台还是中国船舶当年皆是丑小鸭；最后，您还可以等待新股IPO价格压低后再出手，时间将在通胀见顶前后。
　　唯一的风险提示是，记住合理定价是投资关键，当上证50指数估值逼近20倍市盈率、A股整体估值逼近25倍市盈率之际，就该给自己提个醒了，别忘了大股东的廉价筹码。

　　郑作时：股市大涨缘于政府新政
　　本周的A股大涨，对于本专栏的读者来说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因为我们早就看到了A股估值偏低的事实。这种事实造成了上涨的强劲动力，上涨无非是时间点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A股选择了上涨？这肯定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总体上看，目前这个时候并不是股票上涨的好时机，不仅新春开市未久，而且央行过年没休息，宣布了一次新的加息。加息照理来说对于证券市场偏利空。在这个时候股票上涨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又实现了一次战役的突然性，让绝大部分人都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次的A股大涨，有一点否极泰来的意思。除了估值偏低之外，政府最近一个时期的动作有一点新政的味道：督促各地追涨劳动者工资；采取多种手段降低物价；严厉把控房价；甚至包括毫不手软地处理一批官员。这些对于大市的作用，其良性程度比早先的人民日报社论，看来是有用得多。
　　上一期专栏我们谈到过A股面前的中国经济壁垒。理论上讲，现在微观上中国有很多好公司，产品做得不错，声誉也有，而且业内地位已经达到了国际水淮。但是它们都生存于一个大的含有不稳定因素的环境之中，这个就是整个资本市场的壁垒。
　　我们来看整个中国经济的运作结构：它的症结在于工资很低，因为工资低和地价低，所以产品价格比较便宜，因而中国产品走到了全世界。但是走到了全世界的中国产品却走不进国内市场，原因也在于工资低，所以很多商品大家都无法消费。
　　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带来的竞争：因为工资低，所以资方和劳方的收入差距很大(它造成了消费上的畸形，人们称之为四袋苹果和苹果四代之间的差距)，不过这种收入结果并不是唯一的，更在于有大量不满足于自己收入的人开始自办企业，也成为新的资方，与原来的老板对抗--这是造成国内产能严重过剩的主要原因。产能过剩造成中国产品价格竞争中的囚徒困境。谁敢提价？先提先死，因为没了市场。
　　而现在低工资造成了另外一个结果，那就是作为产业工人主力军的农民工二代也不干了。他们其实有选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么现在处处不留爷呢，爷回家啃父母，种地也行啊。
　　相较起原来政府以行政手段来调控过剩产能，这种市场化的手段有效多了。很难想象政府能把大量的手工作坊关掉。但是如果政府在这个时候严重偏向于劳方，大大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成本，无效率企业很快就会没钱赚。维持一段时间，过剩的产能就会消失。
　　所以政府是左还是右，其实全凭时机而定。总体的目标是为了增加全民的福利，而顺带的一个结果，也会使中国经济从当下一定程度的畸形中走出来。试想，如果企业的经营者全靠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社会创新和管理创新)才能生存，他们拿一点高收入，也是让人心服口服的。而现在更多的有钱人其实是靠拿便宜资源、模仿国外的创新产品和赚取劳动力差价来获得利润，这当然会使得人们对贫富差距非常敏感。
　　有意思的是，资本市场首先用手投了票。这倒使关注宏观经济已久的作者有点惊讶，很久以来，关注股票市场的朋友总是对我说：如果你拿西方经济学的看法来套国内股票市场，那肯定是要吃亏的，因为这里是个投机市。
　　我有点不信，但事实证明他们说得有一点道理。有时候A股的走势确实让我看得目瞪口呆，不过因为坚持了一些原则，比如说找行业优秀公司、找现金分红的公司、找在创新上有突破的公司、找有相对优势的公司，使得我不会处于实质性的亏损状态。票面上的亏损当然会有，但如果目标公司分红，你就可以当把钱存了一个高回报的银行。而现在的股市大涨，这不就成了乐趣？
　　当然，政府现在对于劳动者的工资倾斜还不够。中央的雷声大，地方的雨点小。我看到有一个地方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增长目标只有百分之十，与GDP增长目标相同。个人认为，这显然是不够的。
　　这种经济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