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生：CPI仍有上行可能
　　对于1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尤其是CPI数据，各界都非常关心。也不知什么原因，在数据公布前一天，沪深股市出现了大涨。
　　事后，一种勉强的解释是，因为1月份的CPI会比预料的要低。这次股市大涨仅仅是因为一个经济数据吗？恐怕没那么简单。而市场人士的看图说话，有时真很无奈，不听也罢。
　　问题是怎么来看1月份的CPI？往后的趋势又如何？
　　1.1月份CPI涨幅低于预期。
　　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9%，环比上涨1.0%。无论是同比涨幅还是环比涨幅都要低于此前普遍预期。
　　在CPI数据公布前，有关机构和个人对1月份CPI的预测值多在5.2%-5.4%之间，甚至有在5.5%左右的预测，因此4.9%的CPI同比涨幅要大大低于预期。
　　2。调控物价措施的持续影响，是1月份CPI涨幅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
　　去年11月底以来，面对居民消费价格快速攀升的严峻形势，中央采取了综合措施进行调控，居民消费价格快速攀升势头得到有效抑制，部分食品价格在12月份甚至出现持续下降。
　　整体来看，从统计局监测的50个城市主要食品旬度平均价格变动情况来看，2010年12月份、2011年1月份食品价格呈现先降后涨的V形走势，而不是通常因季节和节日因素形成的持续上涨态势，其结果就使得2011年1月份食品平均价格的环比涨幅要低于以往水平，从而使1月份CPI环比涨幅低于平均水平。
　　3。权重调整对未来CPI影响有限。
　　根据统计局对CPI各组成类别和权重一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惯例，2011年是对CPI调查方法进行较大调整的年份，国家统计局根据2010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调查数据以及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按照制度规定对CPI权数构成进行了相应调整，八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权重构成一升七降，其中居住提高4.22个百分点，食品降低2.21个百分点，其余六项略有下调。
　　综合来看，此次CPI权重调整更贴切地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也不会对CPI涨幅有大的不利影响。一方面，食品类本身权重下降极为有限，仅下降2.2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权重唯一调升的居住类消费价格上涨趋势显著。
　　从2010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影响因素看，主要就是食品价格和居住类消费价格推动的。由于我国房价已出现快速上涨，住房租金价格上涨是大势所趋。从长期看，居住类价格上涨趋势和幅度有可能和食品类消费并驾齐驱。
　　从分项数据看，2011年1月份我国食品价格和居住类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10.3%和6.8%，而居住类消费权重增加的幅度接近食品消费权重下降幅度的两倍，因而根据调整后权重计算的CPI并不一定压低CPI数据。
　　统计局表示，利用2010年的旧权数构成和2011年按新权数计算出来的八大类别价格指数对1月份的总指数进行测算，结果相差甚微：同比涨幅为4.918%，比用新权数计算的同比涨幅4.942%降低了0.024个百分点；环比涨幅为1.070%，比用新权数计算的环比涨幅1.021%提高了0.049个百分点。这个测算结果应该是可信的。
　　4.2月份CPI同比涨幅很可能破五。
　　根据统计局监测的50个城市主要食品旬度平均价格变动情况来看，受节日和低温等天气影响，2011年1月下旬和2月上旬我国食品价格出现快速上涨，其中猪肉和蔬菜价格涨势显著。
　　受食品价格和居住类价格上涨影响，2月份我国CPI环比涨幅可能超过1月份幅度较大，环比涨幅有可能达到1.4%左右，同比涨幅可能在5.2%左右，破五的可能性较大。

　　王志安：京版国八条的后续影响
　　回顾过去一年来国家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大致有三次，国八条这一次相对来说是最严厉的。这一次调控的核心实际上有两点，第一个是差别化的利率政策，二套房首付必须达到6成以上。第二个就是禁三禁二政策，所谓禁三禁二就是本地户籍居民，如果有两套房了，就暂时不能再买第三套房了；如果是外地居民，有一套住房了就不能再买第二套房。所有全国各地制定的实施细则都要向这个标准看齐，因此实际上各地可操作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都只是有些细微的差别。北京市这个实施细则中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居民买第一套房子时，必须出具5年的纳税证明。
　　综合来看北京的调控政策，我觉得它的后续影响可能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对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居民影响最大。这里头又分为两部分人群，第一部分人群就是工作尚不满5年，而且没有买住房的这批人，他们可能暂时就不能买房了，要耐心地等到自己要有5年的纳税记录以后才有可能有资格买房。第二部分人就是在北京已经买过一套房子的这批人，他们暂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恐怕没有改善自己住房的权利了，这一部分影响恐怕是最大的。
　　我们知道国家户籍改革的方向总的一个基调就是逐渐地取消户籍壁垒之间的福利差别。有些人说外地人到北京工作这么长时间，具有一定的纳税记录再可以买房，本身这也没什么错，但是如果要是这个调控措施本身打击的是投资性购房的话，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够了，5年时间恐怕就显得太长了。
　　北京市现在差不多有2300万的常住人口，其中户籍人口只有1300万左右，也就是说差不多有1000万的人口，他们每天生活在北京，但是却没有北京户口，原本在子女入学，孩子考大学，或者申请廉租房方面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么新的调控措施使他们现在的境遇，跟过去相比变得差别更大了。
　　房屋租赁价格上涨
　　第二个方面就是有可能拉高租赁市场的租金价格。租房子市场的提供者都是一些投资房地产的人，他们买的第一套房子是不太可能出租的，只有买第二套或者第三套的时候，这个房子才会出租给其他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是针对所有的投资性的住房的需求进行打击的话，那么无疑会使租房市场的供给量减少。与此相反，现在许多外地到北京打工的这批人由于暂时不能买房了，那么就会增大对住房市场的需求量，那么这个一减一增，有可能拉高北京市场的租房的价格。从去年开始，北京的房地产中间的租金价格已经上涨到差不多10%以上，那么在上海、广东这些城市也有类似的现象。那么这个租房市场的上升，将会使那些外地到北京打工的人，打拼起来更增加了一点难度。
　　对房价的影响有待观察
　　第三个方面可是很多人关心的，对北京的房价调控效果到底怎么样？如果我们比较过去的几次这样的一个调控措施，几乎都针对增量的，很少针对存量的，但是禁三禁二的政策，基本上把存量都计算到一起来看了。如果手上有两套房就不能再买了，外地人在北京有一套房也就不能再买了。那么这个政策如果严格执行起来的话，有人估算将会影响至少100万个在北京的外地人的家庭，以及几十万的北京户籍的家庭的购买能力，那么占北京整个房地产市场差不多30%的需求。那么需求量的降低，有可能对整个房地产的价格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佳鹏：楼市调控重在政策执行力
　　楼市调控地方版国八条细则陆续浮出水面。16日，北京版国八条细则落地，外地人购房须提供五年纳税证明等限购举措格外引人关注。笔者认为，与已经公布的一些地方调控细则相比，京15条可谓空前严厉，但要打破越调越涨的怪圈，除了政策设计到位之外，关键还在于政策的执行力。
　　自2003年以来，楼市调控政策可谓持续不断，但多数没有实现预期效果，几乎每轮调控过后都会出现新一轮房价报复性上涨，致使房价陷入越调越涨的怪圈。
　　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政策落实不到位、执行不力是关键。落实调控政策，需要多方面努力，尤其需要地方政府的有力执行。此前，中央调控房价的决心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积极回应和完全贯彻，严厉的调控政策多被地方政府敷衍、变通、弱化，令调控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地。
　　地方政府扮演房价推手角色并非偶然。在视G D P指标为生命线的环境下，各地为确保经济增长，必然在楼市调控上惜力；更为重要的是，土地收入已成为地方政府严重依赖且最重要的财源，在权衡公共利益和财政增收上，地方政府很难选择前者。
　　这从一组数据中可以看出端倪。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09年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7亿元，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43.7%。国土资源部的信息显示，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同比增加70.4%。土地财政占全国财收比重高达33.75%。
　　调控政策遭遇软抵抗的情况，在金融机构中也时有发生。楼市高烧、房价飙升所带来的利润，致使部分银行顶风作案，通过采取降低首付、增加利率优惠幅度以及办理房贷返点等违规措施，吸引消费者办理房贷业务。
　　笔者认为，楼市历来是各方利益博弈的主战场，楼市调控必须清除既得利益者对调控的干扰。房地产业是个利益链错综复杂的行业，如若没有强有力的举措排除干扰，势必令调控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无果而终。
　　令人欣慰的是，从史上最严国八条政策颁布到沪渝房产税靴子落地，无不彰显中央调控楼市的决心和信心。和以往历次调控相比，不仅政策出台的时点前移至两会前，而且政策更加严厉，涉及范围更广。
　　更为关键的是国八条进一步强调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同时强调落实住房保障和稳定房价工作的约谈问责机制。对于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不到位，房地产相关税收征管不力，以及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滞后等问题，也要纳入约谈和问责范围。
　　笔者认为国八条提出了完善地方政府问责机制，强化了政策执行力，有利于保证调控效果不被削弱。对于各城市一季度要公布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也值得我们期待。

　　曹中铭：新三板 市场又一造富基地？
　　2011年伊始，当新股三高发行导致的破发潮挑动着市场的神经时，新三板的增资热潮亦在悄然地进行中。来自深交所披露的关于新三板的相关信息显示，包括凯英信业、诺思兰德、中海阳等7家新三板公司纷纷发布了定向增资方案。而据统计，从2006年新三板开板到2010年底5年时间仅有11家挂牌公司完成增发。
　　PE/VC以及自然人股东热衷于新三板市场，其实并非没有原因。IPO新政推出之后，中小板、创业板离谱的三高发行，挂牌后的高估值所形成的巨额财富效应，应是创投基金与自然人股东跻身新三板的最大动力与催化剂。毕竟，如果成功实现转板，投入与产出比例将出现严重不对等的格局。
　　其实，无论是此前的三板，还是目前的新三板，转板成功的不乏其例。2007年7月，其时的三板公司粤传媒IPO申请获通过，并于当年11月份在深市中小板挂牌，粤传媒亦因此成为首家实现三板转板的公司。2009年7月，新三板公司久其软件招股后顺利在中小板上市，久其软件成为新三板首家成功转板的公司。继久其软件之后，北陆药业从被誉为创业板孵化器的新三板跳槽至创业板，无疑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创业板变成了亿万富翁的制造基地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有统计数据显示，在此前挂牌的158家创业板公司中，居然批量制造了504个亿万富翁，平均每家产生3.19个，创业板制造亿万富翁的能量与潜力同样令市场咋舌。
　　尽管新三板发布定向增资公告的7家公司中因为资金紧张因素的大有人在，但创投基金与某些自然人股东瞄准的却是今后转板的可能性以及背后大幅增值的潜力。事实上，在今年1月14日召开的2011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中，证监会部署的工作重点第一项即是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直接融资，其中就包括抓紧启动中关村试点范围扩大工作，加快建设统一监管的全国性场外市场，这也成为新三板增资潮的一大推动力。
　　有了创业板造富的前车之鉴，更因为创业板某些公司存在突击入股的教训，新三板所出现的增资潮更应该引起警惕。实际上，新三板亏损公司诺思兰德的增资就很能说明问题。去年上半年，诺思兰德亏损111.68万元，每股亏损0.12元。就是这家诺思兰德，每股21元的增发价格居然还招来哄抢，有15家机构前往谈投资合作，意向资金高达8000万元，背后的真实意图不言而喻。
　　笔者以为，即使其中的某些新三板公司今后能够成功转板，但对于突击入股所形成的股份亦应该额外增加其锁定期。一来以增加这些财务投资者的时间成本与资金成本，二来也可以减缓其所持股份解禁后对股价形成的冲击力，三来亦是对其他后来者的一种变相警示。
　　管理层欲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与建设统一监管的全国性场外市场，就应该打破地方利益割据的局面，将各地诸如柜台交易等集中起来加强管理。就增资本身而言，新三板出现的增资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隐藏其中的投机利益链与腐败利益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