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成：两房债券事件虚惊一场 人民币存在历史机遇
　　近期关于美元表现的议论很多，上周各大媒体炒作最凶的就是美国政府即将公布两房私有化计划，若该计划加快实施，中国持有的巨额两房债券将血本无归。上周末，美国政府公布了这个计划，主要内容是逐步退出，同时确保各国债权人不受损失。事实又一次证明，很多经济学家又犯了杞人忧天的毛病。
　　两房事件再次被炒作，还证明了全球经济学界一个 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美元的地位一定会衰落，包括美元将失去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等。而事实却是，虽然全球很多投资者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稍微有一点机会就要做空美元，但美元中长期强势的基本面很难撼动。至于改变美元独大的局面，寻找一个新的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将美元赶下全球货币体系霸主地位的宝座，这可能是很遥远的事情。
　　当然，美元不是最好的锚，对中国这样的超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需要选择退出。但人民币退出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寻找一个新的锚，而是自己成为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一员--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体系的一个锚。这个退出的过程是复杂并漫长的，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简单。
　　在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将近20年中，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几年中，人民币不是离美元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实际已经成为美元体系的一员，这也是个无奈的选择。比如这次为什么中国媒体都在炒作美国政府要将 两房私有化？美国的两个企业改革与中国何干？原来，中国是买入两房债券最多的国家。日本是美国的小弟弟，日本政府买入的两房债券只有一百亿美元左右。再如，2008年以前，美元持续下跌7年半，全球一度爆炒美元将崩盘，如果不是中国央行持续大量的买入，美元早就完蛋了。反过来说，如果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中没有大量地买入美元，中国的人民币还可能维持现在的购买力吗？每年15%以上的M2增长，早就使得物价飞涨，爆发恶性通货膨胀了。应该这样看，中国央行通过将企业售出的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维持了美元的强势地位，同时也抑制了中国的通货膨胀。这是个互利的模型，要转变这个模式，让中国巨大的贸易盈余买什么呢？难道让中国央行去大量买入必然衰落的欧元或日元吗？
　　从长线分析，中国的人民币要想脱离美元体系必须采取稳步走、慢慢走的方式。首先必须采取措施逐渐减少巨大的贸易顺差，尤其是对美国的顺差。2010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2000多亿美元，这种局面的存在当然是人民币继续傍住美元更好；另外，中国的企业必须加快走出去，在国际投资市场的货币流中拥有话语权和强势地位。只有中国企业地位提高，人民币的地位才能提高，人民币才能逐渐成为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逐步走向世界。
　　短线看，人民币还不能表现得太强势。现阶段还不能太刺激美元(这个霸主)，要继续实行韬晦之计，不要为人民币的崛起设置不必要的障碍。人民币的强势是有目共睹的，但强势的人民币并非是想取代美元。欧元的设计者们就是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战略意图，结果遭到了美国的阻击，20年前的日元也是如此。人民币过去的崛起过程靠的是傍住了美元，今后崛起的过程还得依靠美元，这应该成为人民币战略的大前提。
　　继续傍住美元有没有大风险？这是目前人民币战术选择之关键。现在，很多经济学家不信任美元，关键是不信任美国经济，担心美国也闹欧元区那样的债务危机，比如上周就很担心美国政府赖掉两房债。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可能性很低也是现实。虽然美国的债务的确已经到了不堪重负、不可持续的程度，但我们必须看清，美国的债务负担在主要经济体中还不是最重的。纵观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的经济要比欧元区和日本更强，比英国更具弹性，因此如果其闹债务危机，也会发生在这些国家之后。由于美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创新能力，因此现在预言美国一定会闹债务危机为时尚早。
　　从近期美国经济的表现看，好的迹象比欧元区、日本、英国更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失业率连续两个月在大幅度改善，银行的抵押贷款额度也在大幅度增加。这说明中小企业在恢复中，消费意愿也在增长，同时房价基本稳定。
　　美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引领经济高速增长、上更高台阶的火车头，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美国有欧元区和日本无法比较的优势。今天世界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既要靠商品生产，靠国际贸易，更要靠基本建设，靠投资拉动。而这在我看来，美国是最有可能先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开始下一个大规模基本建设周期的国家，这就是进行全国性的电网改造和大规模的高铁建设，而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帮助美国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国家。目前来看，美国政府已经有这个规划，差的就是钱，而中国有的是钱--与其继续买一大堆美国国债、地方债，两房债，不如直接投资美国的实体经济，购买美国企业的股权。如果美国容许中国投资美国的高铁、电网改造等大型工程，就可以用中国的钱办大事，迅速地增加就业。当然，中国也可借此加速占领美国的实体经济市场，问题的关键是美国会不会容许中国进入美国市场。
　　我相信，美国最终会选择这条道路，因为不如此，就无法重新振兴美国经济，无法极大地提高就业率。当然，美国选择这一条道路等于是选择帮助中国更快地崛起，这与美国的最高战略是相悖的。但它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历史的选择，它不能逆历史车轮而动，如同当年的人民币曾经选择傍住美元一样。
　　我也相信美国一定会向中国开放市场，中国则会容许人民币加快升值，两国间将继续维持不是战略伙伴关系的最重要战略伙伴关系。因此，中国企业在2011年面临重要的历史机遇，谁准备好了，谁就可能抓住这个机遇。

　　梅新育：1月贸易数据意味着什么
　　在高通货膨胀压力、资产泡沫、隐约出现的资本流动逆转等不确定因素下，中国外贸在今年1月仍然交出了一份相当辉煌的答卷：进出口总值2950 .1亿美元，同比增长43.9%；其中出口1507 .3亿美元，同比增长37 .7%；进口1442 .8亿美元，同比增长51%；贸易顺差64.5亿美元，同比减少53.5%。
　　上述贸易数据意味着什么？强劲增长的出口首先意味着中国产业、中国外贸的竞争力仍然强劲，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没有动摇。不错，中国出口产业曾高度依赖于价格竞争策略和廉价劳动力优势，而目前的中国正在经历大幅度成本上升，去年的加薪潮就曾让国内外商界不少人惊呼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再，由于我国正努力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让更广大的国民更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而且集中于努力在一次分配环节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中国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的态势将持续下去，国内外都有一些人据此看空中国产业和出口前景，而唱多印度、越南等后发国家。但中国不应也不可能永远安于依赖廉价要素成本赚取一点可怜利润，中国在人力资源、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是印度、越南等力图赶超中国者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赶上的，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后发国家的国内市场更赋予中国强大的大国优势。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沿海成熟产业的转移将更多地转向中国内地而不是海外后发国家，中国产业升级又将为中国创造更多、增值率更高的优势产业，今年1月中国出口的高增长就是一个预示。
　　其次，增长的出口还意味着我国贸易伙伴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正趋向改善，正是这种改善增强了他们的进口需求和支付能力。尽管2月份的春节长假必然促使出口企业赶在节前加班加点生产出口，但假如单有这一春节效应而没有贸易伙伴需求的增长，仍不足以造就如此高增长的出口。
　　第三，中国贸易结构仍在继续改善，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高于总体。1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1597.5亿美元，增长49.9%，高出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速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48.9亿美元，增长44.1%，高于出口总额增幅(37.7%)6.4个百分点之多。
　　此外，毫无疑问，在全球经济失衡话题已经热炒数年的背景下，中国贸易差额的变动分外引人注目；今年1月我国贸易顺差64.5亿美元，同比锐减53.5%之多，更会引起广泛关注。由于我国贸易顺差减少是在出口继续高增长的同时发生的，它并不会给我们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带来危险，而是有助于我们的经济外部平衡。
　　从东南亚、澳大利亚、加拿大到巴西，中国通过自己旺盛的进口需求拉动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以至于在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舆论称去年奇迹般的经济复苏本质上是中国制造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还会越来越多地进口，对越来越多的国家发挥这种拉动经济的作用。投桃报李，其它国家是否也该对中国人员、商品和资本给予更公正的待遇呢？

　　成思危：工资应该和CPI挂钩
　　过分的集中权利会集中矛盾，过分的集中财力会集中问题。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官
　　成思危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期。目前，因为改革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各有诉求，同时改革也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因此对改革有不同的声音。他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攻坚期，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法制和人治的关系，领导者应该在法制的基础上行事，依法治国，尤其是依宪法治国。成思危认为，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或者叫依法治官。成思危透露，依法行政方面各地反映的问题太多，外商投资者、国内投资者反映，书记、市长一换，原来的承诺都不算数了。
　　工资应和CPI挂钩
　　成思危认为，第二个要处理好的关系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贫富差距将加快；只讲公平不讲效率，难以满足物质文化的需求，因此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成思危认为，90年代之前强调效率，忽视了公平；现在讲公平的比较多，如果忽视效率就容易出现平均主义的现象，应该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初次分配上应讲究按劳分配，按照劳动质量、数量分配；二次分配政府要注意把资源用来扶持弱势群体，在二次分配里应注意防止腐败。
　　此外，成思危认为应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要想依靠消费拉动经济，首先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让大家有能力消费。成思危曾提出又好又快发展的八条标准，他认为，第一条应该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经济同步提高，工资要和CPI挂钩。据悉，现在有28个省市已经和CPI挂钩了。
　　成思危认为，要提高消费应提高劳动报酬，个税起征点也可以再上调，提高低保保障标准，让低收入的群体有更大的购买力。此外，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大家敢消费；提高适销对路的产品，让大家愿意消费。我们不能老靠汽车、住房拉动消费，要靠各种创新来提高消费。
　　政府补贴和限价措施只能是权宜之计
　　成思危认为，第三个应处理好的关系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要尊重市场在资源分配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市场要在政府引导下健康发展。配合的结果是一加一大于二，较劲的结果是政府要丧失威信，市场要丧失效益。
　　成思危认为，政府补贴和限价措施只能是权宜之计，长期下去会扭曲市场性质。政府要尊重市场价格信号考虑尊重供求关系的变化，不要人为的减少供应。此外应反对垄断，保证保护公平合理的竞争。
　　住房问题不应一刀切
　　成思危认为，第四个应处理好的关系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说实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之间有一定矛盾。成思危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注意。
　　住房问题上，中央和地方的立场可能不一样。他举例说，住房问题是地区性很强的问题，所以我主张不要搞一刀切，要根据各地的情况考虑。他认为，中央是提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但有些二线城市房价还会上涨，这是正常的。房价体现了城市的发达程度和人民群众收入增长程度，因为这是供求关系。
　　处理好集权分权关系上，一方面加强中央的权威，另一方面中央也要考虑地方政府的具体情况，否则过分的集中权利会过分的集中矛盾，过分的集中财力会过分集中问题。成思危表示。

　　巴曙松：2011年中国通胀压力较大但总体可控
　　2月14日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14日表示，2011年中国经济虽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但总体水平仍处于可控范围。
　　巴曙松是在广州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2011年亚太区服务业大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目前，市场普遍预测即将公布的1月CPI将创新高。
　　对此，巴曙松分析说，根据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当中国经济被大规模刺激政策从低位拉起后，往往面临一段成本消化期。如果说2008年底开始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为实现2009年和2010年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2011年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就是刺激性政策进入成本消化期的结果。
　　巴曙松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只有当货币政策极度宽松，总需求过度扩张、经济偏热，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持续歉收这三大因素集聚时才会导致通胀难以抑制。
　　在这三个方面中国政府已作出努力。巴曙松说，第一，货币信贷供应在逐步减少，政府把货币政策基调从宽松转为稳健；第二，总需求在政策调控引导下逐步回落；第三，中国农产品已经连续5年丰收。
　　巴曙松说，从全年情况看，1至2月一般是全年物价的高点。春节后，政府的系列调控政策会陆续见效。他预计1月的CPI指数可能比市场平均数明显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