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现金流压力 警惕中小企被紧缩政策误伤
　　随着央行数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及加息，宏观政策已进入新一轮紧缩时期。每当此时，中小企业的资金面就备受考验。据报道，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70%的中小企业面临现金流压力，甚至有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市场的高通胀预期引致了本轮银根收紧。但面对成本型通胀，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难以药到病除，而且已然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失血之痛，其中尤以中小企业为甚。事实上，中小企业缺血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即便是在2008年信贷扩张的年份里，银行资金也因青睐大工程大项目而怠慢中小企业之所需。应当看到的是，中小企业成长状况关乎经济活力，其频遭货币政策误伤的状况亟待改观。
　　去年以来，农副产品因天灾减产、劳动力成本提升等因素价格接连攀升，直接影响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成为推高CPI指数的重要因素。通胀压力已不容小觑，需要宏观调控政策的及时干预。一般而言，业界将通胀问题归为一种货币现象，收紧银根则成为本能反应。不可否认，在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过程中，投机资金夹杂其间成为了助推因素，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助于挤出这部分游资。然而，农副产品价格回调的根本还在于缓解供需矛盾。众所周知，农副产品的产出需要一定生长周期，其供给有效增加也需要产业政策的合理规划与布局，并非朝夕间便可一蹴而就。恰因此，高调祭出的紧缩货币政策，只能向市场彰显主管部门调控价格的态度、倒逼投机者出局，却难以根本遏制成本型通胀。
　　从直接影响看，近期接连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与存贷款利率，导致社会流动资金快速减少。信贷资金的稀缺使得银行更加关注放贷实体质量，而长期被银行归为信用度不佳的中小企业则可能受冷落，正常运作受到困扰。
　　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信贷资金就像蜂蜜，具有一定的黏性且流向不均匀。而且，新增信贷会先积聚在某一个区域，随后才慢慢地散开。以此观之，虽然从理论上讲，新增货币会随着经济活动渐次渗透到各个领域，但其过程是缓慢的。在新增信贷资金盘踞在大型项目以及银行优质客户的这段时滞期，未受到信贷资金垂青的中小企业，大都已无力通过交易间接享受新增信贷之利，进一步延长了信贷资金的蜂蜜黏着期。需要提及的是，国内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堪为解决社会就业、活跃经济的中流砥柱。但遗憾的是，在税负压力偏重、资金供血不足的环境下，鲜有中小企业具备研发实力，它们大都在产业技术低端领域相互厮杀，依靠微薄的利润空间勉强度日。大批中小企业汇集于低端制造业的结果就是，劳动力素质提高动力难以被激发，我国产业升级步伐受到严重掣肘。可见，中小企业融资受困的现状实际上捆缚了经济增长的动力，虽然趋利的商业银行对此无暇顾及，但主管部门却有义务对此做出统筹协调。尤其在货币政策调整的关键时期，为中小企业资金解困的倾斜之举当作为辅助政策一并提出。
　　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不足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块短板，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则往往会成为许多企业生命的终点，套在中小企业头上的这一魔咒当尽早被解除。

　　陈志武：国富转变为民富
　　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发展到现在，也有很多弊端。比如，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1950年代初的69%直线下降到最近的35%。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增长，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番。过去60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的比重直线上升。这两种趋势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改变。
　　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当年可支配收入。那时是全能政府时期，城市人的工作、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都由国家包办。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减少了一半。
　　而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大规模回升。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上升到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还大。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5亿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8亿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3亿。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第二次分配。但实际情况可能跟理想相差很远，当财政预算是暗箱操作时，靠什么保证第二次分配真正实现，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和项目上？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个项目上的开支仅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的教育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我们不到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数据支持。
　　另外，尽管1970年代、1980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我们今天生活中用到的各种科技，特别是跟生产力、生活有关的技术，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留下来的。因为那些离民生太远，离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而之所以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是因为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官员们按某种方式去做决策。相比之下，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
　　归根结底，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从国富转变为民富也只能是一种愿望。
　　如何改变？我主张两点：第一，是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政府管制权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第二，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注入国民权益基金中，把原来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王大贤：需加强对国际对冲基金的监管
　　国家外管局研究员王大贤2月11日在撰文指出，在人民币加快成为国际货币的背景下，金融监管当局有必要加强对国际对冲基金的监管。对进入中国的对冲基金的资金出入境频率予以一定限制。资本项目应审慎开放。
　　王大贤表示，人民币持续的升值预期、人民币加快国际化、房地产及股市资产的不断膨胀，对国际对冲基金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诱惑，而今年在国际期货市场剧烈波动、欧洲债务危机还未消除的情况下，中国将是国际对冲基金的重要目标之一。
　　文章指出，欧美的对冲基金很可能通过QFII、产业投资、私募合作以及地下钱庄等途径进入国内资产市场。
　　王大贤指出，金融监管当局有必要抓紧制订相应的监管对策，以有效防范对冲基金活动可能对中国金融稳定形成的威胁。
　　王大贤还建议，国内监管机构应建立独立的对冲基金资本流动实时监测系统，及时掌握对冲基金的资本流动情况。
　　此外，应严格限制国内银行和证券公司与对冲基金开展的业务范围。禁止国内金融机构与对冲基金开展以融资融券为目的的信用交易，禁止对冲基金进行卖空和保证金交易。严格控制金融机构向对冲基金的放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