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我国市场化改革仍处于进行时阶段
　　政府主导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发展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在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不同的社会群体似乎都达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共识：建立一个比一般的欧美市场经济中政府起更大作用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
　　中国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了，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缺陷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是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什么是增长模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靠投入资源，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西方国家的早期，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其特点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它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二是造成了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经济上剧烈波动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都濒于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办法，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这种做法造成了两个积极结果：第一，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大约2.5亿低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就业，也使得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第二，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地支撑了此后十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在充分估计出口导向政策对于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正如采取这种政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等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这种政策在经过十年、二十年的成功实施以后，都出现了问题，例如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的膨胀，等等。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非常相像。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之中。这就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
　　粗放发展源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
　　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二五期间的主线。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被反复提了30多年，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问题。总体来说粗放发展是源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
　　政府主导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发展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基于现在的产权结构，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即土地。因为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征地问题--从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在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很容易用很低的价格把土地收到自己手里，变成支撑GDP高速增长的重要手段。此外，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发放信贷仍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了以上两个原因，各级政府官员就会用自己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自己的政绩，主要表现为GDP的增长速度。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消除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但消除这些障碍并不容易，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变得说得多、做得少了。特别是到了十一五时期，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加强政府和某些国有企业垄断权力的方向发展。
　　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我们现在发现，2011年以来，尽管我们加大了提升现有产业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步伐，但使用的往往还是政府主导发展的旧体制和老办法。这样做，不但欲速则不达，而且会造成种种消极的后果。为了推进改革，中央十二五建议中提出了 改革要有顶层设计。现在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法治国家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具体体制中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应该从哪里着手呢？我认为，首先是要明确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
　　在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不同的社会群体似乎都达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共识：建立一个比一般的欧美市场经济中政府起更大作用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中国在本世纪初期初步建立起这样的经济体制。然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有两种发展前途：一种是政府在市场成熟起来以后逐步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这会迎来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另一种是加强政府对于经济的管控和市场的干预，这可能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而现在人们的思想则有不同的取向，比如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的讨论，意味着人们心中的目标模式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我们对顶层设计做出恰当的选择。在大系统最顶层的设计作出以后，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都应有相应的设计。比如教育，应当改革成什么样子，目前中国教育系统存在的两大特色，即行政化和官本位，应当怎样改，存在很大争议。不搞清楚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改革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总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从根本上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促进创新创业潜能的发挥和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而所有改革的关键其实都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换言之，由于政府改革会涉及到政府工作人员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容易形成光说不练、不能推进的顽疾。国务院在多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再强调，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没有管好。政府应该下定决心进行改革，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北.京.日.报）
　　

　　董少鹏：股市将告别指数崇拜
　　从昨天开始，融资融券的标的证券扩容到285只，包括7只ETF。此次扩容首次把中小盘股纳入，由于这类股票更容易被炒作，此举有助于降低中小盘股的估值水平，平抑市场的大幅波动。笔者认为，由于做空机制更丰富和多元，单纯依赖指数上涨获得盈利的时代将结束。就如同宏观经济告别GDP崇拜时代一样，资本市场也有望告别指数崇拜时代。
　　融资融券扩容的最直接的后果将是，市场价值更加接近真实，无论个股价格还是大盘指数都更接近真实。在12月3日第十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上，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和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都对新股发行市盈率过高提出批评，并提出具体建议和措施。那么，如何通过二级市场来抑制一级市场的泡沫，在制度设计可以大有可为。通过推出ETF等指数化产品的做空机制，给出中小板股票的做空工具，将与股指期货工具一起，让市场揭示风险，发现价值的机制链条更加完整。
　　近期扩大两融业务，有市场人士担心会支持做空，笔者认为不尽然，即使有利于做空也是结构性的做空，而不是全局性的做空。但有一点十分确定，就是券商业务模式可以丰富起来。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加大打击内幕交易的力度，抑制一二级市场存在的过度的泡沫；另一方面，也要给机构更多的玩法，让他们能够有多元的业务成长路径，从而也能够积累实力。
　　由于近期市场非常低迷，管理层每推出一个政策，投资者都要判断是利好还是利空。笔者多次提出过，中国股市缺乏自己的定价权，缺乏主心骨。无论过度低迷还是有时候泡沫泛滥，都与玩法太少有关。玩法多了，价值和风险因素就可以揭示得更充分，多空因素就能够真正按照市场化的规则相互制约。因此，在目前阶段扩充融资融券标的，下一步完善股指期货品种，规范IPO政策，都是为了进一步发现真实的价格。市场价格真实了，目前的底部区域就会更加夯实，那么，长期牛市就可期了。
　　管理者推出这项措施不只是为了短期挤泡沫，根本目的是完善市场机制。投资者也不要期待每一个新举措都是革命式的，监管改革还是要循序渐进，按照维护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和标本兼治的思路进行。目前市场整体是低迷的，在完善机制的前提下，我们还是希望市场做到真实发现价格之后，行情回归正常合理表现。
　　在价值发现机制更为完善之后，普通投资者如何应对相关风险呢？笔者认为没有秘诀。中小投资者由于研究实力等相对不足，应对风险的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密切关注主流机构的动向，跟风操作的难度加大了。那么就造成一个后果，普通投资者在选择股票的时候更加谨慎，更加注重中长期投资。这正是监管者所期待的。
　　中小板股票纳入了融资融券范围，创业板股票纳入也是迟早的事，这会不会放大创业板股票的风险呢？笔者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逻辑。一是A股市场不管什么板，终归还具有齐涨齐跌的特点。二是创业板在发行之初确实积累了风险，不过经过两年多洗礼，风险已得到比较充分的释放；目前的风险是结构性的风险。下一步选择创业板股票作为标的证券，会选择那些相对稳健的公司。事实上，创业板股票价格最终是分化的，有些公司40倍市盈率不一定算高，有些市盈率20倍即使在创业板不一定算低。
　　随着融资融券大扩容，投资者今后就需要看多个指数而非一个指数。上证50指数、300指数都要看，而不能只看综合指数。综合指数早就失真这是大家普遍认识到的。不同的投资者根据各自投资取向和价值判断，可以选择不同的指数去做。通过丰富完善做空做多机制，指数会更加真实，更好把握。
　　进一步说，随着融资融券业务的扩展，单纯依赖指数上涨获得盈利的时代将结束。就如同我们的宏观经济告别GDP崇拜时代一样，资本市场也应该告别指数崇拜时代，回归到上市公司是市场基石这一层面上来。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将是股市的历史性转折。（证.券.日.报）
　　

　　叶　檀：全面做空中国开始了吗
　　看空中国经济蔚然成风，从中国概念股延伸到人民币，但人民币马其诺防线没有失守。有阴谋论者认为，人民币贬值是美国阴谋，通过资金回撤推动欧美经济，中国除了一地鸡毛什么也没有得到。
　　以阴谋论为纲思考问题，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思考问题没有本质区别。中国拥有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本项目尚未全面开放，此时大规模地战略做空人民币，成本极大，无法缓解美联储与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不可能彻底击垮中国的经济实力。
　　击垮日元是在日本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之后，日本急于让日元拥有国际地位，因此1985年日本政府怀着欣喜之情看着日元升值，所提出的升值幅度超过最大胆的预言家的想象。目前击垮人民币，不过是逼迫中国加速向内需经济转型，而刺破房地产泡沫与提振内需，正是此轮中国经济转型的两大抓手，是中国主动为之。国外资金跟随在中国调控政策背后走，而不是中国市场的指挥棒。
　　从今年上半年开始，从全球大宗商品(原油、黄金除外)到A股市场，出现了一轮雪崩式下挫，从9月以来，人民币进入两轮阶梯式下行的平台整理期。截至12月5日的交易日，外汇间交易市场出现人民币兑美元连续4天跌停。
　　这绝不是全面做空中国的开始。从中国5年期国债的主权信用违约掉期价格就可以窥见一斑。
　　近两年的最低点在2010年的10月13日，为52；从今年1月8日开始脱离平台急速上升，当天价格为87.5；到今年10月3日到达最高点，达到201.015，说明当时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用降到最低位。而到12月2日，价格已经回落到133.643，这当然与全球央行救市有关，但从趋势图上可以看出，中国国债CDS价格已经处于下降周期，中国十年期国债的国际CDS价格走势与五年期国债基本如出一辙。可见，全球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莫衷一是，忽而看多，忽而看空。
　　做空是一种市场博弈行为，还没有上升到战略行为。做空并非从现在开始，也非始于热钱大规模流出的10月。做空中国者早在次贷危机之后就看空中国房地产，当时流行的话是做空迪拜、孟买和上海，原因就是这三个地区都是房地产泡沫的高风险区域。
　　看空中国市场的人振振有词，认为深陷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与债务危机的中国政府，不可能实行大规模的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如果不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随着全球市场的疲软与投资的下降，今明两年中国经济不可能有太大的起色。如果经济不振，人民币贬值提振出口就成为必然之选。但做空者遭遇到强大的竞争对手，麦嘉华看空，罗杰斯看多，双方旗鼓相当。
　　西方投资者2009年成功做空迪拜，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而孟买与上海至今没有垮塌。做空没有成为风潮，直到2011年下半年，资金才从新兴市场逐步退出。笔者曾撰文指出，今年9月开始逐步看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基金产业调查公司Eureka-hedge的资料显示，偏重亚洲的对冲基金9月资金净流出19亿美元，为17个月来首次单月净流出。Eureka-hedge的亚洲对冲基金指数9月下跌4.31%，为2000年开始编纂指数以来的第四大单月跌幅。今年11月继续流出。
　　今年6月，《华尔街日报》发表《是谁在做空人民币》的文章，画出美国国内做空人民币的路线图：投资者从一家银行买进一张卖出期权合约，获得按某种约定价格出售人民币、买进等额美元的权利，但并没有这样做的义务。一张允许投资者在一年后以低于当前水平20%的价格出售价值1000万美元人民币的合约，目前的成本只有0.15个百分点，也就是15000美元。如果人民币跌至这个执行价以下，比如说跌至低于当前汇率30%的1美元兑8.5元人民币水平，那么这张卖出合约就会升值，投资者就以15000美元的投资获得了850000美元左右的利润，回报率约为5500%。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收割人民币贬值的羊毛，他们收获的是机构小利。
　　真正的战略是，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地区，在军事、外交两方面形成钳形包围链；11月中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力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建立亚太地区又一个规模巨大的自由贸易区。
　　包围圈已经做好，可进可退，如同现在美元对欧元，可以吃大餐，何必吃小餐？人民币马其诺防线目前尚未失守，如果没有第二次公平高效的市场化改革，或者人民币国际化亏功一篑，那时才谈得上城堡沦陷。（每.日.经.济.新.闻）
　　

　　钮文新：中国崩溃论背后的争夺
　　巨额的货币投放又开始了。
　　11月30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六大央行宣布，将对全球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采取联合行动，在12月5日下调现有美元流动性互换费率50个基点。
　　当日六大央行联合发表声明指出，各央行的联合行动旨在缓解金融市场的紧张形势，扶助全球经济增长。各国将建立临时双边互换安排来提供流动性，新的货币互换额度将持续到2013年2月1日。六大央行的联手行动旨在减轻金融市场压力。
　　此次行动堪称壮举，史所罕见。其实，从意大利申请救援开始，欧元区是否可以完整存续的问题已经日益凸显；随后，欧元区最重要的两大救援国--德国、法国主权信用评级受到严重威胁，国债发行受阻，市场利率大幅攀升；欧元所有银行遭受信用危机，被三大评级公司轮番轰炸，垃圾级别越来越多；欧洲各国政治动荡，社会混乱，民怨沸腾……
　　社会动荡不安，市场一落千丈，经济恶性循环，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必然导致欧元解体。对于美国民主党总统奥巴马而言，面对明年即将到来的大选，如果遭受欧美金融市场唇亡齿寒的拖累，奥巴马根本受不了。他必须熬过大选再说，否则一切都是零。
　　实际上，美国已经受到严重威胁，三大评级公司将美国的主权债务评级全部调向负面，而金融公司的股票评级也受到普遍降级，各项经济数据、就业数据还在变坏，能够让人欣慰的也只是好于预期的说法而已。
　　把这些问题都看清楚，对于六大央行联手干预市场的做法也就没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不过，中国必须注意的是：发达国家正在大规模地争夺日益稀缺的资本。各种属性的资本--实业资本、金融资本，他们都要，为此可以不惜一切，哪怕是造谣，都要想方设法挤出流向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这当然包括中国在内。
　　最近，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而且，伴随着这样的论调，做空中国成为华尔街日益明确的投资态度。据布隆博格报道说，11月28日，美国金融巨头高盛向主要客户发送电子邮件建议：投资者停止对在香港上市的大陆公司股票继续投资。报告中说，随着越来越多不利因素出现，中国经济前景正面临巨大挑战。
　　这个挑战毫无疑问，如果继续纵容美国向人民币施压，而继续以紧缩货币政策迫使人民币升值，那中国经济必然存在失速的风险。
　　但中国已不愿再紧缩：11月31日央行宣布12月5日下调法定存准率就是证明。可以预见，2012年中国的经济政策基调势必转向稳增长、保稳定、调结构、转方式，这些都证明中国决策者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全球性资本争夺都将是国际经济领域最为重要的主体，中国若要取胜，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政策努力，更需要新闻舆论的密切配合。但总体看，舆论和学者对这方面的问题并不敏感。
　　11月29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亚洲经济政策会议上厉声驳斥中国经济崩溃论，如此重大的经济主题，在中国居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实在令人遗憾。（中.国.经.济.周.刊）
　　

　　皮海洲：基金哄抬新股发行价皆因利益驱使
　　在新股发行网下询价过程中，投资基金报高价的问题一直非常突出，不断遭到市场的非议。
　　不过，这一次对投资基金高报价提出非议的并不是一般的投资者，也不是一般的市场人士，而是沪深交易所的两位总经理。在12月2日召开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上，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对投资基金报高价表示不可思议：很奇怪的基金公司80倍的市盈率可以接受、90倍的市盈率可接受、150倍的市盈率也可接受，到那么高你怎么可接受呢？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也认为公募基金在新股询价中没有做出好榜样。宋丽萍劝诫各基金公司应理性参与新股发行询价，提升新股定价能力，促进IPO的合理定价。这是市场监管者首次对投资基金在新股询价过程中报高价行为提出公开批评。
　　投资基金报高价的问题确实需要引起市场各方面，尤其是管理层的重视。毕竟投资基金报高价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正如张育军所言，高市盈率带来的恶果不堪设想。新股发行过高市盈率，会导致证券市场进入一个熊途。不仅如此，投资基金报高价严重破坏了基金的形象，危及到基金业的发展；而且投资基金对发行价格的哄抬，加剧了发行人的圈钱效应，放大了新股的投资风险，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因此，两大交易所总经理能对投资基金报高价的问题予以关注并炮轰，将有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投资基金为什么要哄抬新股发行价格呢？归根到底还是利益的驱使。
　　首先是为了发起人股东的利益。不少证券公司都是基金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当发起人股东作为保荐机构保荐新股时，基金公司旗下的投资基金当然会大力捧场，对有关新股报高价。并且，由于任何一家证券公司与基金公司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彼此的关系户，所以面对关系户，投资基金也会人情报价。这种人情报价，既是为了发起人股东的利益，也是为了基金公司自身的利益。
　　其次是为了基金公司甚至是为了参与询价者个人利益。目前的新股询价，公关无处不在。据媒体披露，一般上市公司和保荐机构会答应给那些帮着抬高发行价格的机构人员许以每股3至5分钱的返利。面对这种公关，投资基金报高价也就不难理解。
　　当然，投资基金在为利益驱使哄抬新股发行价格的同时，也凸现出两项制度的弊端。一是基金管理费提取制度。本来，投资基金是替基金持有人理财的，理应对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负责。但由于基金管理费旱涝保收，这就使得投资基金的利益与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脱钩。基金报高价即便导致新股配售出现亏损，那损失的也是基金持有人，而不是投资基金。因此，这就使得投资基金可以不考虑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而在询价中哄抬新股发行价。
　　二是新股询价制度。目前的新股询价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项推高新股发行价格的制度。它不仅让报低价的询价机构出局，而且报高价的机构并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报高价者可以按低价认购，参与网下配售，甚至不参与网下配售。如此一来，做顺水人情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要改变投资基金哄抬新股发行价格的局面，就必须完善上述两项基本制度，使投资基金为利益驱使报高价的行为难以继续上演。 （证.券.日.报）
　　

　　金岩石：惊魂风雨枕戈待旦
　　如所预料，央行终于行动了，存款准备金比率下调0.5%仅仅是开始，货币政策趋于放松将延续到明年！在中国投资永远要面对双重机遇：市场机会 市场风险；政策机会 政策风险。一般说来，市场机会出现不久，政策风险将接踵而至；政策风险一旦形成，市场机会则浮出水面。谁也无法预测准确的时点，但1-2个月左右的时间窗口会重复出现。伴随着政府经济决策效率的提升，该时间窗口会逐渐缩窄，这在过去10年间已被多次验证。
　　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货币量（即M2）的增长速度。在中国，M2的增长速度有两个主要制约，其一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其二是国家统计局的通货膨胀指数（即CPI）。每当CPI下降跌破3%，M2的增长在两三个月内就会提速；每当CPI上升破5%，M2的增长必然迅速下调，若M2增速下调过快过深，股市楼市和经济增长都萎靡不振，严重者会诱发股市暴跌或经济萧条！
　　近年来，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水平不断提高，闲不住的手逐渐有了自发性的调节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的机制是生猪周期。中国的CPI指数在编制之初，城乡人口的比例大约是三七开，即城里人仅占三成以上，所以CPI的构成以生存经济为主导。民以食为天，食品在CPI的构成中占比高达34%，简单说就是1/3，而在食品中，猪肉价格占比为24.5%，简单说就是1/4。今年1-9月，CPI破位急速拉升，迭创新高，直接原因就是猪肉价格的快速上涨，猪肉价格在今年1-9月的上涨幅度超过了40%，简单计算，40%的1/4为10%，10%的1/3为3.4%，所以6.5%的CPI上涨减去3.4%仅为3.1%，控制CPI的政策就可以简化为控制猪肉价格的过快上涨。只要猪肉价格冲高回落持续两三个月，CPI必然下降，CPI下降持续两三个月，货币政策必然放松，而在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居高不下的条件下，货币政策放松的工具自然首推降低存款准备金比率。所以我们看到，10月以来猪肉价格开始下降后，CPI随之下降，之后首先是农村信用社的存款准备金比率相继下调，从平均18%左右下调至16%，现在又看到了央行的果断行动，再次验证了中国政府经济决策的水平和效率。那么，猪肉价格的变化是否完全取决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呢？不是！猪肉价格的后面也有一只闲不住的手在伺机行动。
　　虽然国家统计局并没有义务和功能去调控猪肉价格，但是在CPI上升破5%的时候，财政补贴养猪和猪饲料的各种政策工具是会自发启动的。从补贴养猪到生猪存栏数上升，再到生猪上市，这是一个政策和市场在互动中自然形成的生猪周期，时间窗口约为3-6个月，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CPI指数在5%以上的时间很难超过6个月。但今年的生猪周期变异，随着投资人的行为传染，猪也有一部分成为投资品了。这个变异行为导致生猪周期滞后，存栏数上升而猪肉价格异常坚挺，部分猪仔由于投资增值的预期而变异为猪坚强。面对猪种变异，闲不住的手又开始行动了，下半年中国大幅度提高了美国猪肉的进口量。美国猪真的比中国猪便宜许多，同样的品种在美国养，存活率和出肉率据说都比在中国养猪要高出30-40%，所以进口美国猪的价格比中国猪肉的市场价格便宜30-40%！CPI指数在猪肉价格的下降途中亦掉头向下，预计11-12月的CPI指数可能下降到5%以下，所以央行的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放松。预计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将连续下调，降幅可能接近2%，所释放的银行信贷资金量在一万亿以上！
　　结论是，当前中国股市已经处在政策市和情绪市的双重底部，即使短期再度跌破沪指2400点，建议投资人也不必恐慌，相对于未来的上升空间，指数5%左右的底部震荡是投资人应承受的风险。几度惊魂风雨后，枕戈待旦到天明！（上.海.证.券.报）
　　

　　吴晓求：明年一季度前存准率可能两次下调
　　中国快速增长的增量可对冲地方融资平台风险
　　中国经济下行的预期应该已经形成，货币政策的紧缩周期已经结束，接下来是观察期。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12月3日在深圳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11月30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12月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近3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吴晓求对本报记者表示，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资金紧张可能还会加剧，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不够，明年一季度前再下调两次的可能性存在，届时存款准备金率将回到20%的正常水平。
　　对于由此释放的流动性资金，是否会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吴晓求表示，现阶段通胀形成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投放太多货币引起，同时实体经济、金融体系资金还是非常缺乏，久旱等甘露，尤其小微企业更加缺乏资金。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要资金，资本市场每年要对外融资1万亿，没有有效资金进入，资本市场难有起色，也会损害到市场发展的基础。
　　吴晓求进一步解释，此次和未来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是从矫枉过正回到正常货币状态，并非货币政策的松动，更不是完全转向。对于释放出的流动性资金，政府需要适当的信贷政策将其引导到最需要的地方，如小微企业、农业发展等，警惕流动性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和新一轮农产品炒作中。
　　吴晓求表示，地方融资平台所带来的风险，我们有时候会放大，银行真正能承担的风险是10%~15%左右，银行破产风险线远没有到，因为不知道那些没上市的小的地方商业银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到地方融资平台，就目前上市披露的银行来看，其风险控制相对比较好。
　　2011年6月27日，审计署发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余额49710.68亿元，占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46.38%。
　　吴晓求认为，中国经济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增量部分非常大。无论是GDP增长还是财政收入增长都比较快，快速增长的增量可以对冲不良资产，不要过分悲观。 （中.国.新.闻.网）
　　

　　韩志国：新一轮涨价潮即将来临
　　著名经济学家韩志国在微.博称，新一轮涨价潮即将来临，白酒市场比农产品的风向标作用更明显。
　　韩志国表示：【新一轮涨价潮即将来临】继茅台和五粮液涨价之后，国窖1573一步迈入千元白酒行列。白酒市场比农产品的风向标作用更明显：整体物价上涨，白酒肯定是第一个。茅台酒卖价相差千元，让限价令形同虚设。山西茅台酒专卖店一瓶53度飞天茅台价格为1099元，在超市是1480元，在名酒专卖店却卖到2100元。 （证.券.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