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商业创新与公益创新的平衡

　　【主持】John Nelson（Wall Street Without Wall机构负责人）

　　马红斌（21世纪传媒社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嘉宾】Gifford Pinchot III（Bainbridge Graduate Institute创始人、总裁）

　　吴稼祥（知名学者、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Richard Liu（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建筑及城市规划专家）

　　肖晗（岚山社会基金创始人）

　　商业的力量无论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是在一直以来的美国，都可谓强大，而人类的创新行为，尤其是在整个社会领域可持续、可复制的创新行为，又大多发生在商业领域。由此，商业创新如何支持社会创新？二者的界线是什么？平衡点在哪里，就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

　　在当下的中国，政府对公益的性质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不同的地方效益也不一样。政府在公益方面应该扮演一个“红娘”，而不是扮演“婆婆”，如果扮演婆婆，公益基金就变成“小媳妇”了。政府也不能扮演老板。

　　中国公益市场是最有发展的，目前中国各个行业的产业链已基本具备，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培养初创企业的市场，同时急速发展中的中国又有很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这是机会所在。

　　在社会效益和商业效益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追求社会目标本身就会带来很多的商业机会与利益。有一个调查显示，关注社会公益、关注政府义务的企业，其价值比一般企业要高出四分之一。社会公益也会成为很好的商业机会。

　　“一个基本需求被满足的社会，社会创新是一个平衡器，经历30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社会正面临深度调整，创新对中国社会来说，本身就是一种需求。”而在这当中，政府、商业机构、民间社团之间的创新性合作日益受到关注。两周之前，我们与Wall Street Without Wall和GeneroCity在加州共同主办中美新公益慈善峰会，在旧金山湾区，社会创新研究机构斯坦福、金融中心旧金山，以及全球创新中心硅谷，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政府、与各种基金会之间，他们的合作以及对新公益方法的探索，令我们印象深刻。商业的力量无论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是在一直以来的美国，都可谓强大，而人类的创新行为，尤其是在整个社会领域可持续、可复制的创新行为，又大多发生在商业领域。由此，商业创新如何支持社会创新？二者的界线是什么？平衡点在哪里，就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期待就这个问题与各位分享观点，以及在实践领域得到的一些经验。（马红斌）

　　是的，旧金山在美国是一个创新的摇篮，创新包括技术的、社会创投方面的以及慈善方面的等等。在公益与商业之间，我们是可以找到平衡点的。这样一个平衡点要通过社会和谐的目标来实现，我非常喜欢“和谐”这个中国概念，或者说哲学理念，我很喜欢讲平衡，因为中国的阴阳最早就是和谐和平衡这种理念的体现。在一个社会里，对企业的一个要求是执行，但是人类的一些行为，比如对环境的影响，我们也应对其加以平衡。对公司来说，这种平衡体现在，在投资回报得到保证的同时，也要保证它的员工、它所处的社区和我们共同所在的这个星球的可持续发展都能获得一定的保证。我们必须审慎地开展一些商业活动，同时把商业活动中获得的一些收入用来投资到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中去，所以我想，对于社会、对于企业以及对于我们这些做社会创投的人来说，我们是可以共同合作找到平衡的。在我把话筒交给各位嘉宾之前我想讲一下Gifford Pinchot III先生的家族故事。他的祖父，也就是Gifford Pinchot I，是美国林业服务机构的创始人，这是百年前创立的机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构，美国很多森林早已变成了木材、纸张、建材。首先，我们请吴稼祥先生来简要介绍一下公司跟社会在社会创新方面如何实现平衡。（John Nelson）

　　政府主导的优势与负面影响

　　吴稼祥：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现在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应该是政治学家。因为从1986年开始我就把主要精力花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上，已经20多年了。另外，我也是公益界的一个新兵，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胡德平是理事长，我是他的副理事长，刚到任一年。

　　就今天的主题，我想谈政府和基金会在公益创新和社会创新中的作用。在这方面，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的经济增长是政府主导型的，公益也是这样。我了解的案例是山东省威海市，前任书记对社会公益非常热心，所以威海是全中国唯一一个没有白内障的城市，所有小儿麻痹症患者有轮椅。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威海募集了十几个亿的资金，山东全省这方面的资金才20多个亿。这十几个亿的钱并不是交给基金会管理，政府、企业和慈善公益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所以推进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威海最大的企业是一家医疗器械供应商，全球第四、亚洲第一，年产值70多亿元。这家企业认购了慈善基金8000万元，但这8000万元的资金并不需要被拿走。他们的理念是，管理基金没有任何机构能比企业管理得更好，所以，这家企业每年只要承诺将8000万元的15%的利息拿出来做慈善就可以了。因为这样一个安排，威海的公益慈善基金非常丰裕，这是政府带动慈善的安排。

　　但是，一个卢美美、一个郭美美带来的风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机构如果监管不力的话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在当下的中国，政府对公益的性质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不同的地方效益也不一样。政府在公益方面应该扮演一个“红娘”，而不是扮演“婆婆”，如果扮演婆婆，公益基金就变成“小媳妇”了。政府也不能扮演老板，像刚才Gifford所介绍的，政府在需要时才施以援手，而不是不断把手伸出来把他们当旗子摆弄，这样肯定是会出问题的。我想讲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公有制企业占主导的国家，而且在这样一种政治安排条件下，政府在公益和社会创新中扮演的角色是值得研究的。

　　John Nelson：非常好，吴先生你刚才讲到政府如何来创造这样一个框架、制定一些政策来推进社会创新，可能我们之后会来讨论一下如何来促使政府制定一些好的政策。接下来请Richard Liu先生谈谈在环境、企业之间的平衡。

　　Richard Liu：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简称NRDC，总部在纽约，是美国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NRDC成立于1970年，在中国从事环保事业已有超过16年的历史。我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出身，在中国主管可持续项目，我们同时还有环境法项目、中国气候变化策略项目，以及一个非常大的在工业节电方面的需求管理项目，等等。

　　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平衡社会创新和商业创新，我想我可以从非政府组织的角度，特别是有一个美国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些看法。NRDC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在平衡社会创新和商业创新方面起到的是桥梁作用。我们和很多大的基金会，比如像洛克菲勒、福特还有克林顿基金会等，有非常长的合作历史。我们的很多项目是他们赞助的。现在，我们也开始和中国的公益基金，包括香港的李嘉诚基金会开展合作。我们从这些基金会得到各种资助，同时利用我们的力量在中国找到创新的想法，然后和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开展项目合作，以达到在政策上推进环保事业的目的。比如，在1995年的中国，绿色建筑还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NRDC1995年刚进入中国就开始和当时的建设部和科技部合作，帮助中国建立第一个真正的绿色建筑项目科技部绿色建筑示范楼，这个项目拿到了美国LEED认证金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建筑。2008年，NRDC又帮助北京奥运村获得了一个LEED认证，另外今年我们还帮助北京市节能环保中心获得了认证。这三个重要的认证体现了我们在平衡社会创新和商业创新方面的一些经验。

　　商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

　　同向共生

　　John Nelson：感谢你的精彩介绍，NRDC在美国的工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今天听了你的介绍，我非常欣赏你们在中国的工作。下一位发言的是肖晗先生，岚山社会基金的创始人，他曾是欧洲LGT公益创投的投资经理，请跟我们介绍一下社会资本的工作，什么是社会资本？

　　肖晗（岚山社会基金创始人）：LGT公益创投是列支敦士登皇室家族设立的公益性风险投资基金，在印度、拉美、非洲、东南亚以及中国都有分支机构，从2007年在瑞士成立至今，已在全世界投资了20多个项目。LGT 2009年末来到中国，到目前为止，已在中国投资了三个项目，其中两个是我带做的。前几个月我离开LGT，自己成立了一个公益性风险投资基金，专门定位在中国的一些民生行业，比如三农、医疗、养老等领域。中国公益市场是最有发展的，目前中国各个行业的产业链已基本具备，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培养初创企业的市场，同时急速发展中的中国又有很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这是机会所在。

　　一些能解决民生问题的行业，利润没那么高，一般的商业性的风险投资不会眷顾它，这时就留下一个空白，利润不高但有社会效应的这些企业融资的空白。社会资本的作用就是填补这些空白，让这些能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得到融资。企业的创立，有的是为了赚钱，有的是为了满足需求。我们做社会投资，选择标准首先是这个企业是否能解决社会问题，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是怎样的。其次，对社会企业的定义，美国和英国是不一样的。英国要求社会企业的回报分红是有控制的。其实对风投来说，如果一个企业把很多利润留下来供发起者自己享受而不是去扩大再生产，不管商业性的还是社会类型的风险投资，都不会选择这个企业。这是区分小企业主和企业家的分界点，不管是社会风险投资还是一般的风险投资，都会从这个点上去看一个企业的成长性到底会怎样，这个企业家的想法是要把企业做大，还是只将其视作自己的一个赚钱机器。第三，企业定的利润高低，是否是决定这个企业是偏商业还是偏公益的一个因素？对这一点，我们不是很看重。谁来裁决这个呢？是市场。如果一个企业定的利润特别高，让市场没法承担，让那些弱势群体没法去采购它的产品或服务，这个企业就很难被市场所接受，很难生存下去。其实不需要我们作为投资者去控制这一点。我们一般会选择商业与公益同向的模式。比如一些定位在农村市场的净水器，可能是太阳驱动的，可以把井水、河水净化到可以喝的程度。这种类型的净水器是没法给城市用的，所以不管这个企业的发起人是想追逐商业回报，还是社会回报，只要卖得多就有更多人受益，企业就会拿到更多利润，这就是一个商业跟公益同向的模式。

　　Gifford Pinchot III：在社会效益和商业效益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有些人认为有冲突，我并不认为如此。首先，追求社会目标本身就会带来很多的商业机会与利益。有一个调查显示，关注社会公益、关注政府义务的企业，他们的价值比一般企业要高出四分之一。可见，社会公益也会成为很好的商业机会。这方面政府也要采取措施，比如在气候变化方面，如果有政府参与的话，就可以帮到企业作出正确的决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要把外在的这些成本真正体现出来，把这些成本纳入公司核算中。

　　再来看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中国在这方面非常优秀，就是要多出口、少进口，但这样一种模式能不能长期地发挥效果呢，我也不知道，我知道全世界对此也有一些看法。另外还有一个增长的来源是新的技术和新的创新领域，在这方面也有非常多的投资。这种投资正在推动我们下一波的增长，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铁路以及电信的发展，甚至芯片业的发展，他们都曾推动新的增长。当今世界面临很多问题，包括互联网的问题等，环境方面也有很多危机，我们可以帮到受影响的人应对这些危机，这也会带来商业机遇。对基础设施、对技术作出投资，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最终会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所以这两者是彼此兼容、可以相互促进的。这就是所谓公益创新和商业创新之间的平衡。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社会方面的追求，也可以带来商业的创新。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创业者的初衷并不是要赚钱，他们只是希望把自己的创新推向全世界，在这过程中自然而然就赚钱了。当然营利很重要。如果你创业不去挣钱的话，银行就会来收债，你最后创新也推广不了，所以金钱是一个工具。赚钱对创业者非常重要，但不是创业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工作来改变世界。在这方面的影响评估并不是很容易。你如果是做炼金厂，就评估水银的排放量有多少，如果是做社区开发，就可以用创造的就业来考察这个项目是否有成效。我们非常推荐幸福感这样一个目标，幸福感它实际上是可以评估的，而且容易评估。你可以说我们在这个小镇里工作，我们想让这小镇运转更加良好，如果这个小镇居民的幸福指数能够上升的话，那么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面影响。

　　商业机制的对公益项目的

　　复制推广

　　马红斌：感谢Gifford的分享，我知道，你那里有一堆的有趣案例，因为你来自BGI，一个在可持续商业领域提供MBA课程的研究生院。在继续与你就此展开探讨之前，我想先听听Richard的看法，我对建筑、对城市也非常感兴趣，说到LEED绿色建筑的推广，或者中国类似的标准推广，我很关心一个问题，这种标准对建筑企业或者是对业主来说有什么样的商业价值。因为我们更关注这种商业价值以及商业机制对绿色建筑的推广所带来的复制作用，在整个社会领域的复制作用。

　　Richard Liu：说到对社会创新影响的评估，我们作为非营利机构，有很多捐助方，他们都有这样一个要求。而且我们向他们做提案的时候，也必须要考虑项目的影响会有多大。所以我想提两点，第一我们会看这个项目是否是开放型的，是否是用户推动型的，第二是看这个项目是否有可复制性。马先生刚才也提到了这一点，实际上有很多的经济学家、私人基金会他们也是有很多自己的考虑的，他们希望能够让自己的钱在最好的地方起到作用。他们希望捐赠的行为开放、公开、透明，能够在一个地方做的同时，也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成功复制。比如在中国、巴西以及其他的“金砖国家”都能开展这类项目。

　　我们作为非政府机构，工作的重点还是在政策层面的推动。我们和中国的住建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一起进行绿色建筑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和推广，借助各种方法和手段，比如组织研讨会、去美国或世界其他地方考察等，当然还包括实际的示范项目，我们现在非常注重在中国的示范项目。在中国，最关键还是在中央政府这个层面上对绿色建筑立法的推动，中国有绿色建筑的三星标准，同时也有建筑节能的五星标准，中国1996年开始推广绿色建筑，这和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有关的。在企业这个层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不断有创新，社会创新的很多因素，很多是从企业的层面开始的。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引导，也不可能有快速、持续的发展。所以，企业应密切关注现政府的动向，比如在我的这个领域，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方面，一些新材料、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以及相关的政府规划，对企业发展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企业领导者在这方面一定要有前瞻性。

　　马红斌：谢谢Richard，就如何借助商业机制推广、复制绿色建筑以及其他的环保项目，我还想听听Gifford创办BGI的十年经历。谈及BGI的创立初衷，Gifford曾说，商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宰，但几乎所有认识到文明所面临的挑战的人都在从商业之外去寻求解决之道。BGI创立有十年了，十年后的今天，是否情况依旧或者更严重？

　　Gifford Pinchot III：我们在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我们不说教学生怎么来关心环境，而是教他们怎么采取行动保护环境，我们也和其他的一些大学来做一些合作教学的工作。比如在课程的开发与设计方面，我们开发一些课件来帮助这些大学在他们课程中融入我们的这样一个绿色模块，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再回到你幸福感的问题上，我们西雅图地区实际上有幸福感指数，这个指数考察一些项目，我们来跟踪研究这些项目，看这些项目能否对居民的幸福感起到一些影响。比如我们的校舍就有更多绿色建筑，这也可以是让人更幸福的一件事。

　　公益创投看好民生工程外包

　　马红斌：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和两件事情相关，养老和医疗。有人说，中国已经未富先老。吴先生在微博上就奥巴马对美国富人的征税方案发表过看法，这个方案也包括美国的医疗改革计划。我想回到中国的现实，请教吴老师，对中国来说，医疗、养老制度还不完善，相关的制度设计正在进行中，其道路选择应该作何考虑，在这其中，商业的机制可以起到多大的作用？

　　吴稼祥：我这方面没有太多研究，在微博上是随便发表言论。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公务员不需要交养老金，但据说退休以后他们的收入却是非公务员的好几倍。我们现在的幸福指数某种意义上成了自由指数的附属指数了。刚刚听Gifford讲到幸福指数的五项指标，其实，我认为，幸福指数有两种，一种是猪的，一种是人的。猪的幸福指数是有的吃、有的喝就行了，是第一个层次，现在国人主要还是在这方面理解的比较多一点。而人的幸福应是关乎自由，以及被尊重，生活得有意义，是义务和权利对称的一种自由选择，我认为，自由应该在幸福指数中占非常大的权重。

　　马红斌：政府、商业机构以及NGO之间的融合与平衡，在这三者之间，肖晗其实一直在用投资的方式做“穿针引线”的工作。LGT在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项目是你做的，为何想到离开LGT去做现在这个创投，项目选择上，岚山和LGT会有什么不同吗？

　　肖晗：LGT有其全球战略，但很多时候，其全球标准跟中国实际上需要的标准不是很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我离开LGT成立一个中国本土的人民币基金的一个原因。我们会更多立足于中国的本土需求，找跟中国本土相关的社会问题，比如养老、医疗还有三农等问题。这个市场很大，其中很有前景的有这么几方面：首先是政府的民生工程外包，因为“十二五”期间政府在民生方面投入会很多，会有很多政府发起然后靠一些民间资源去完成开发的服务或者产品，这里面有很多私营经济体可以作为投资的方向；第二，有很多传统公益机构正考虑用商业的方法做公益，其商业化转型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目标；第三，高科技或者现代化技术与传统工艺技术的结合，比如信息不对称等很多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解决；第四个领域是已经存在的工业企业，可能它自己没意识到有很强的公益性，比如，如果它正在帮助农民解决就业或生计问题也可以作为很好的投资目标；第五是一些大企业CSR资源的剥离，解决问题光靠草根NGO是不行的，大企业在各自领域都有很强的资源和资本，还有技术，他们的一些好资源可以剥离出来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很好模式。（编者注：本版文字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审核。） (来源：21世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