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面的实证 中国经济已过刘易斯拐点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尤宏业 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刘易斯拐点的判别
刘易斯拐点的定义是劳动力供给曲线由水平变为倾斜的点。但在实际中，我们很难直接测定劳动力供应曲线的形态，所以一般采用一些间
接的办法，有从总量供需的角度推测，有从劳动力工资水平和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入手。
（一）从总量供需的角度推测刘易斯拐点需要太多的假定
农业部课题组和社科院课题组分别在2000年和2007年利用劳动力供求数据估算过中国的过剩劳动力状况。
从两个课题组的估算方法来看，想要得到具体的供需缺口，需要太多的假设条件，得出的结果，也因此总是让人难以信服。
（二）我们缺乏可靠的低端劳动者工资收入数据
在中国现有的统计体系中，关于劳动者工资的统计数据，实际上主要只覆盖城镇居民，甚至只覆盖国有和大型企业。保姆和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的变动情况，在现有的宏观总量统计体系之中是找不到可靠数据的。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全国就业人员合计7.75亿，但统计在内的在岗职工数量仅为1.15亿人。而国家统计局估计的2009年农民工总量为2.30亿人，占总就业人口的约30%。从各种抽样和估算的劳动力教育程度来看，中国大部分的劳动力为低端劳动力，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占总量接近80%。如果没有宏观的数据，如何能从总量层面判断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呢？
（三）农产品以及低端服务业价格数据、消费数据可以作为判定刘易斯拐点的证据
在谈论具体的估算之前，我们先打个比喻。在现代天文学研究中，以现在的知识我们知道：包括地球、太阳之类的可见物质占到宇宙全部质量的3%，剩下的97%是由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的。暗物质是看不到的，那么该如何研究它呢？
一个重要的方法是研究暗物质的重力场效应。因为如果暗物质是存在并且有质量的，这就会对途经它附近区域的光线产生重力场效应。通过重力场效应我们可以反推出暗物质的存在，并且可以计算出它的质量。
其实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的时候，就指出观察刘易斯拐点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
基于对刘易斯拐点独特“重力场效应”的推断，我们系统梳理了中国经济的相关证据，这些不同来源的证据都一致且清晰无误地显示，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
事实与证据
（一）CPI-食品与CPI以及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之间的裂口
我们首先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我们把一个农户看成一个企业，那么这个企业对外提供的产出就是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其投入品一方面是自身劳动力，另外一方面是大量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的时间里，CPI、CPI-食品的波动虽然在短期来讲并不相近，但十年时间里的累计涨幅是一样的，CPI-食品与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的差距也并不大。这暗示在那十年时间里边，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实际上是没有明显上升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03年以后，无论CPI-食品与CPI，还是CPI-食品与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都开始产生裂口，并且这一裂口总体来讲越来越大。对2003年到2006年的裂口来讲，可能有人会争议说这不见得是刘易斯拐点，这完全可能是经济周期性因素所决定的，就像在1995年前后，我们也曾见到一个裂口一样。
但是在2006、2007年以后，我们看到这个裂口进一步拉到非常大的一个水平，并且迄今为止这一裂口还在扩大。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把2006年以后的数据完全解释成为周期性因素，在总量层面上可能不是那样有说服力。很可能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个裂口的存在和扩大暗示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
（二）蔬菜价格中轴的抬升以及城乡蔬菜价格同比增速差
新鲜蔬菜很少有国际贸易，而且不易保存，生产周期短（一般为3-6个月）。所以，除去短期雨雪和冷热天气的影响，蔬菜价格能较好地反映其成本趋势。
我们观察CPI-鲜菜的两年复合同比增长率，采用复合增长能相对有效地剔除一些短期冲击。
2002年-2007年的5年时间，蔬菜价格的复合年增长率大概在5%左右的水平，而在2008年之后的三年半时间里，蔬菜价格增速从5%逐渐抬升至15%左右的水平，显示出明显上升的趋势。
长达两年半的价格增速，很难用超额利润或者短期的天气因素去解释。2008年存在大宗商品冲击，但是在此之后，蔬菜种植的物质费用成本有明显的下跌，直到现在部分可能还没有回到2008年的最高点，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蔬菜价格有明显的下降，这也告诉我们，大宗商品的冲击并非导致蔬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农村蔬菜价格同比增速连续四五年高于城市增速，暗示着蔬菜价格的快速上涨更多地来自生产者价格的上涨，而非中间流通成本的上升。
（三）粮食价格与粮食种植物质费用之间的裂口
食品、蔬菜价格与其物质费用成本的长期背离，最重要原因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的大幅提升。这从粮食价格以及粮食种植成本的定基数也可以看到。
粮食单价在1990年-2008年间上涨了211%，而单位产量的物质成本只上涨了164%。2004年-2008年期间，虽然伴随着大宗商品的冲击，农药、化肥和汽油价格全面上涨，但物质费用的涨幅系统性地慢于粮食价格的上涨。
同样的，这种长期裂口增大，很难认为是粮食种植的利润率短期景气加剧造成的，也很难认为是短期的天气冲击造成的。如果考虑到2004年之前有农业税，而2004年之后相关补贴的增加，农产品价格的大涨显得更为奇怪。
所以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本质上是由于另一块成本——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
（四）中药材中成药价格以及低端服务业价格的上涨
自2006年下半年以后，医疗保健用品价格同比增速波动也经历了剧烈的抬升，其中主导性的力量来自中药材和中成药。在中药材的种植过程中，大规模的机械化操作、除草剂和化肥的使用都是相对困难的，因此，相比来看，中药的劳动力密集程度比粮食要大得多。中药价格普遍和快速上涨，暗示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
一些低端服务业的价格数据也能说明问题。CPI里的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主要包括家政保姆、蓝领维修工人等低端劳动力服务。它的走势能代表低端劳动力的价格方向。这个指标在2004年以后出现拐点。之前的走势和整体物价水平一致，显示低端劳动力的回报相对于物价并没有显著的上升。而在2004、2005年之后，这一指标开始系统性超越CPI，暗示低端劳动力价格开始迅速攀升。
（五）粮食种植的机会成本变迁：低端劳动力工资快速上升在农产品价格时间序列上的体现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农作物价格的时间序列，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函数，比如土地、化肥、种子的投入等费用，倒推出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所获得的收入。
我们计算了（基于小麦、大米和玉米）一个标准的农民工在农业活动中每工作一个劳动日回报的现金价值，所以是农业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产出。
从工业部门的角度看问题，这样一个农业的边际产出有什么启示呢？
简单来看，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可以直接近似为工业部门所面对的低端劳动力的供应曲线。
以此为基础，我们容易看到，从1990年-2004年，特别是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产出几乎是水平的。但是进入2004年－2005年以后，这个水平线开始转化成为一个向上倾斜并且非常陡峭的曲线。
这种劳动力供应曲线与刘易斯理论模型是一致的。曲线陡峭部分与水平部分的交叉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六）农产品涨幅和劳动密集度：低端劳动力工资快速上升在农产品价格横断面上的体现
在过去这几年，导致农产品价格此起彼伏连续上升的关键因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用其它一些因素，比如洪涝灾害、农产品周期、美元汇率等因素去解释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变化，在横断面数据上都不可能得到粮食价格涨幅与劳动力密集程度呈现如此强的相关关系。
这样的结果说明：尽管短期灾害性因素在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时间来看，对农产品价格可能有明显的影响，但从比较长的时间上来看，影响农产品价格的主导性因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七）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差：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在消费结构层面的体现
2007年以前，县城消费增速始终低于城市，然而自2005年开始，这一增速差出现收窄，并在2007年后县城消费增速开始超越城市。中国城乡消费增速差的变化模式是一样的，这清楚地显示2005年以后县城和乡村消费增速经历了更加显著的提升。
国际经验研究
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一般性的看法是，刘易斯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东亚经济体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的现象。我们计算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以便了解在其走过刘易斯拐点时候的表现。
（一）日本案例
绝大多数的学者和企业界都同意日本是在1960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拐点。在经济经过刘易斯拐点以后，价格层面上非常重要的现象是食品价格快速上升。但是工业品的价格并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我们应该看到CPI比PPI更高。
日本60年代工资水平出现快速上涨，虽然工业品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价格维持低位，但农产品和服务业的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从而推高了整体CPI，导致了CPI和PPI的明显裂口。
（二）中国台湾和韩国案例
检查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数据，也容易发现经过刘易斯拐点的时候，食品价格相对工业品的价格涨得更快，并且这一时间持续接近10年。
韩国从1983年一直到1994年这十年时间里边，CPI和PPI的物价裂口一直存在。而在此前和此后这一缺口并不明显。
台湾食品和批发物价之间的这一裂口也是发生在1985年前后一直到1994年前后，持续接近10年的时间。
总结
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正如暗物质一样，直接处理这个问题非常困难，比如我们很难观察到劳动力供应曲线的变化；我们缺乏工资和就业宏观层面可靠的统计数据；总量层面的供需估计也需要太多的假设。但我们可以观察刘易斯拐点的“重力场效应”，即推断和观察其在农产品和低端服务业价格以及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等领域产生的显著和独特的影响，从而间接但相对可靠地进行识别。
我们所推断和处理的独特证据包括：CPI-食品与CPI以及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之间的裂口、蔬菜价格中轴的抬升以及城乡蔬菜价格同比增速差、粮食价格与粮食种植物质费用之间的裂口、中药材中成药以及低端服务业价格的上涨、粮食种植机会成本的上升、不同劳动密集度农产品价格涨幅的差异、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同比差等。
从这些多角度证据的情况看，我们认为中国大约在2006年-2007年前后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的短缺正在成为常态，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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