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人称“眼镜大王”的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不堪债务重负出走美国，这一事件折射温州中小企业的现状。新华社发

　　以地缘、血缘、亲缘为基础的人格化交易，是中国民间资本流动的主要模式，也是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制度性原因。随着民营经济发展，曾造就了温商繁荣的“温州模式”是否需要大变革？小企业未卷入“跑路”风波，正转型升级的大企业却深陷其中，民企转型困难何在？扩大民间资本市场准入，难度为何如此之大？针对以上热点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

　　1 浙江中小企并无倒闭潮

　　深圳特区报：您多次表示，温州中小企业并不存在倒闭潮。这和外界直观印象好像有很大差别，怎么讲？

　　史晋川：目前，浙江约有20多万家企业，金字塔最顶端有近220家大型企业。接下来有1800家左右的中型企业，27000家左右的规模以上的小型企业，以及18万家规模以下的微型企业。这次出问题的200多家基本上集中在1800家中型企业中，小微型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1－3季度比往年还稍微好一点。

　　“温跑跑”现象的出现，主要集中于转型升级“走得太急”，进入新行业太快的企业。温州一家非常知名的眼镜企业这几年一直在转型，直接进入新能源，做多晶硅和单晶硅，由于近半年来太阳能行业开始萧条，加上国家货币政策趋紧，资金链断裂。一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愿景应肯定，但步伐迈得太快，特别在新领域中不够谨慎。在我看来，这类企业除了自身因素外，地方政府和银行也有责任。

　　深圳特区报：地方政府和银行有何责任？

　　史晋川：国内一些地方政府，这几年都在鼓励企业转型升级。管理部门一看到成规模企业在做新材料、新能源就开始鼓励，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也愿借钱，在他们眼中，做转型升级、进入新能源和新材料行业，就是有战略眼光。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在2009年进入光伏产业，信泰集团的胡福林也是一样，本来是“眼镜大王”，但两年前银行主动找他贷款，鼓励他进入新兴行业。转型过程中出现问题，企业自身固然占主因，但地方政府和银行也有责任。企业资金规模本身只有那么大，进入新领域后根本掌控不了发展局面。

　　深圳特区报：除了因转型而误入歧途，“跑路”企业还存在哪些问题？

　　史晋川：第二类是没有准备转型升级的企业，之前的“老问题”引发危机。这些企业实际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就已碰到问题。所谓“企业头上五把刀”，包括劳动力成本提高、原材料成本上升、电力紧张、贷款紧张、汇率上涨等。2009年，企业搭着经济复苏的列车又过了一段好日子，但“老问题”并没解决，现在政策趋紧，好日子便到头了。第三类是对原有行业失去兴趣，从实业中抽出了资金，到民间借贷市场上赚快钱，或投到楼市。当民间借贷资金链出问题，市场不景气，企业只能倒闭。总体而言，温州并不存在中小企业倒闭潮，主要是有一定规模和资金实力的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迷惘，资本配置流动失去方向。

　　2 温州模式八年来变化大

　　深圳特区报：早在2003年，您就在公开演讲中表示，民营企业的温州模式将有所改变，这八年来有变化吗？

　　史晋川：温州模式这八年已在变，但向不利方向的变化，比向好方向的变化要多一些。为什么？温州民间借贷最开始是标会，是消费型的，资金规模小，同时人数较少。这意味着资金筹集和使用的人际关系圈子很紧密，地缘、血缘、亲缘为基础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能在民间金融活动里起到保证合约执行的作用。但现在的民间借贷用途已不是消费，而是生产，资金使用规模扩大，不再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至少几千万、甚至几亿，筹集和使用圈子里的人际关系就非常疏远，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根本没有办法来保证合约执行，问题就出来了。这就是导致温州民间借贷出现这么大的风险，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的制度性原因。

　　深圳特区报：您觉得温州未来的路是什么样的？有专家认为，是变成PE注册中心，成为资本输出地，还是产业升级，或者还有别的路，怎么看？

　　史晋川：2010年下半年，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等领导非常关注温州金融创新方案，提出温州应做地方金融创新，特别在一些制度上做改革实验区。我认为，温州应从城市、产业、金融三方面来做。首先，温州城市化建设落后，导致吸引和积聚要素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一个地区要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要有新的要素和新的要素配置方式，特别是一些高端要素的积聚，没有很好的城市化是做不到的。温州的城市化不是为城市化而城市化，而是为了积聚要素促进转型升级。

　　第二是产业转型升级能不能围绕一些大企业进行。大企业输出品牌，研发技术和新产品，然后构建现代营销网络，大量小企业来做加工和服务的外包。这几年，义乌围绕着梦娜、浪莎等企业已形成以大企业为主，中小企业加盟外包的“现代产业集群”模式。像浙江的低压电器、服装、袜子行业，大企业自产比例仅为30％到40％，而60％到70％是小企业生产的，大企业把精力放在研发和品牌上，这一点温州也可以借鉴。

　　3 及早建立金融滴灌系统

　　深圳特区报：民间借贷摆脱这种人格化交易模式，有什么更有效的模式？

　　史晋川：温州应建立和产业转型升级契合的金融平台，把分散的产业资本集聚到新的金融平台，再反馈到产业里去。中小企业融资难，因为银行是大银行，贷款企业是小企业；银行国有，贷款企业是民营，这就决定了融资难。我不赞成在温州搞比较大的金融机构，应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建立更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或者一些小额贷款机构。不能用很粗的水管去浇灌细苗，应滴灌，建立一个金融的滴灌系统。同时，在监管上应加强监控，但最好是中央和地方两级监控，比如区域性中小型金融机构，审批权、监管权都放给地方，跨地区大型金融机构则仍由中央监管。监管力度不能放松，监管跟不上去，银行风险会增多。

　　深圳特区报：民间资本积累起来多数用于放贷，一个原因是缺乏投资途径。大家呼吁放开民营资本准入已有很多年，但阻力未曾小过。

　　史晋川：国家先后出台了两个36条助推民营经济发展。从国务院这个层面来看，发展民营经济是大原则和方向，问题在于部分掌握“生杀大权”的部门并未严格执行。比如说杭州跨海大桥，国有资本一进去，其他民营资本就要退出来。为什么？因为在很多地方，只要有国有资本控股，甚至只要国有资本参与，它就一定要变成“老大”，就不按照现代公司治理规则出牌，这就是民营资本生存现状。当然，某些特定行业需要“集中”，如一些大宗商品如铁矿石的进口。如果太分散，就不利于对外谈判形成统一力量。大家把铁矿石价格抬上去，国内企业吃亏。关键在于，国营和民营资本都应有相对平等的进入权利，有效竞争会制约垄断，才会维护一个规范的市场环境。

　　嘉宾简介

　　史晋川，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在芝加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领域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和区域金融建设。社会兼职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上海、杭州、宁波、温州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