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让金融回归服务业
　　近30年来，金融业高高在上，俯视其他行业和产业，似乎扮演了经济的核心角色。但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由金融危机引发，令人不得不深思金融在经济中的定位。应该认识到，金融业的本质是服务业，应该始终秉承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金融改革的核心是让金融回归服务业的本质，以需求为导向，创造简约透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
　　信用货币引发金融危机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自1971年全球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之后，所积累的各种经济矛盾的总爆发。
　　从1816年到一战爆发之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曾长期实行金本位制。一战的冲击，令金本位制摇摇欲坠。二战以后，经过多国协商建立了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此体系下，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比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在相当长时间内，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就会用美元兑换黄金，国际贸易顺逆差因此长期保持稳定。
　　然而，随着时间发展，美国的赤字飙升，全球美元日益膨胀，美国终于无力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巨额要求，在1971年宣布放弃35美元一盎司的官方比价，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牙买加协议，
　　正式确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决定让黄金逐步退出国际货币。从此，全球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即使出现再大的逆差，都可以通过印制货币来解决。国际贸易失去实物的制约，贸易失衡因此骤然加剧。
　　贸易失衡，引发了世界和各国经济结构的失衡。由于贸易失衡不受制约，当新兴市场国家加入全球化进程后，随着大量廉价劳动力投入全球市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可以在全球布局制造业，把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新兴市场国家。于是，形成了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产品，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消费产品的经济格局，也使得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越来越以高新技术和金融作为国民收入的来源，增加了国民收入对金融业的依赖。
　　金融偏离实体经济的过度创新和自我循环制造了金融泡沫，泡沫的破裂引发了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信用货币使各国财经纪律失去约束，引发了多国债务问题及主权债务危机。加强对信用货币的制约，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是解决世界经济危机的重要任务。
　　以需求为导向推动金融改革
　　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形势都表明，靠财政扩张和信贷扩张解决不了面临的问题。中国如果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是以结构性减税为企业创造良好环境，而不是以举债发展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则必须走控制货币、放活金融之路。
　　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为实体经济服务，是应对当前局面的治本之道。
　　其一，加快柜台市场建设，给中小企业合法的股本融资渠道；限制股市的过度炒作，让股市回归价值投资理念。
　　很多企业面临资金困境，但是，中国有80万亿元存款，大量资金在社会上游荡，中国并不缺钱，缺少的是沟通投资者和筹资者的渠道。股本融资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第一步，应该有广泛的柜台市场。现在中国资本市场缺少坚实基础。股市本应是解决企业股本融资之后，作为股本流通的渠道，由企业创造的利润决定其价格，但由于过度炒作和过于频繁的换手率，根本不可能落实价值投资的理念。大多数进入资本市场的人舍本求末，并不指望着企业盈利所带来的分红，而是期待有人以更高的价格从自己手中接过股票。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对实体经济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股市还是应回归价值投资的理念，提升企业价值，更好地回馈社会。
　　其二，正确看待影子银行的作用，为实体经济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影子银行的金融产品所引发的泡沫给实体经济造成了伤害，但是，中国的影子银行反而发展不足。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子银行之所以酿成大祸，是因为复杂的金融产品使很多人无法看到风险所在，也就无法控制风险。但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很多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控制影子银行的负作用，不是不发展金融产品，而是应该限定影子银行各种工具的杠杆率和衍生产品创造的次数。笔者认为，基于普通基础产品上的衍生产品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利率和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利率衍生产品和汇率衍生产品是必要的。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证券化的衍生品也是必要的。但是，二次、三次的衍生，以及各种复杂的结构性工具的创造，实际上只能带来金融泡沫。
　　各种理财产品的实质是资金信托。在明确法律责任、明确风险承担的基础上发展公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是疏通社会投资渠道的重要举措。沟通投资者和筹资者，除了银行的中介机构，股票、债券的直接融资，还有第三种形式，亦即代客的资产管理、资金信托，最主要的工具就是证券投资基金。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是金融业的四大支柱，信托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发展领域，也是通过专业机构代客资产管理，连接投资方和筹资方的重要工具。
　　要让吸收大额存款的金融公司从事各种信贷业务、融资租赁业务，这样有利于缓解信贷市场压力。改造现有财务公司是发展金融公司的捷径。从法律关系上来说，信贷市场主要是债权债务关系，各类机构可以整合。
　　其三，应厘清监管理念，建立双层监管体制，发展非公众金融机构。
　　对社会公众和小投资者的监管应由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负责；对不吸收公众资金的非公众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等，则应由地方政府进行监管。加强地方金融监管力量，发展非公众金融机构，这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围绕股本融资、信贷融资、公开融资和非公开融资来加大改革力度，才能遏制现在民间融资中的乱象，才能在控制货币总量的同时，让企业获得应有的融资量。当前，西方的金融机构无力也没有意愿为社会提供融资，中国的商业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却有着极大的融资冲动，应该珍惜这种冲动，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为企业发展提供条件，创造活力。
　　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2008年金融危机，昭示了市场经济固有的一些缺憾。当前西方国家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过于重视市场自由，放任自流，在市场失灵时，政府无法有效干预。为了走出危机，西方国家需要增强政府调控的执行力。
　　然而，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相反，问题在于政府包揽过多，市场和社会缺乏活力与自治。即使在当前西方经济遇到困难，而中国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我们依然应从建国60多年的曲折历程和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经历中汲取教训，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明晰产权，平等保护各类合法财产；建立自由平等的交易秩序，尊重维护契约精神，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建立法治社会；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

　　侯　宁：全国民间借贷之殇的背后
　　据报道，温州几十号老板们跑了，其中还包括温州最大的眼镜制造商。当然，跑路的还不止于温州一个地方的老板，也不仅仅是搞企业的老板们。还有银行从业人员。
　　原因呢，也很简单：资金链断裂。为何企业运营的资金链轻易就断裂了呢？答案是因为借了高利贷，动辄年息60%甚至更高的借贷利率一旦遇到不测风云，老板们便绷不住了。只不过，需要大家警惕的是，高利贷属于违法行为，其背后的信用保护伞除了乡邻信用、抵押物等等，往往伴随着黑社会性质的讨债组织。
　　安全受到威胁甚至性命攸关，老板们便只能跑路了。显然，这反映了温州等地区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也突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于是，继动车事故之后，温总理再次到了温州，并敦促地方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应急措施。
　　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富人最多的标杆地区，为何是温州、鄂尔多斯等地区最早暴露出如此大的问题呢？
　　经济发达，中小企业众多，民间借贷的市场需求较大，固然是原因之一；我国金融管制带来的微小中企业融资难固然也是原因之一。但为何在制造业发达的温州等地此前没发生这样的恶劣事件呢？许多人当然会想到持续从紧的宏观调控所带来的流动行紧张问题。
　　是的，这的确是一个原因。但我以为，更大的原因在于经济危机以来，实体经济持续低迷，股市一蹶不振，而2009年推出的信贷大跃进救市措施却保证了房地产行业的利益，导致许多制造业老板们开始冷落实体，借贷炒房、炒煤、炒玉字画。结果是，多数人都变成了投机者，投机思维盛嚣尘上。
　　于是，随着国家对楼市调控的深入，炒家们中融资能力较弱的一群人资金链断了。而解决问题的难点在于，国内CPI高高在上，国际社会通胀亦已抬头，楼市调控依旧不得不继续下去。
　　到了痛定思痛，去杠杆化，并强化实体经济的时候了。而减税，也理当是政府该做的……（中.国.企.业.家.网）

　　易宪容：温总理给清楚信号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6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表示，中国下调房价是国家坚定的政策，调节后的房价将使民众能够接受，也使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房地产调控，我们已经说起来进行两年了，一些重大的措施都已经出台了，特别是我们今年要确保一千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房屋建设，这势必会缓解房价的压力，缓解居民的需求，房价总的形势还处于僵持阶段，但是这一个月来也开始松动。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对于房地产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决不可有丝毫动摇，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房价回归到合理的价格。
　　那么，温家宝总理这次讲话说明了什么呢？给国内房地产市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首先应该看到，尽管该新闻有点来迟，但是给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一副清醒剂。我们可以看到，国内房地产市场经过一年来的宏观调控，其市场量跌价滞已经僵持了近一年时间。而这种僵持的局面最近才开始打破：一线城市的楼盘开始价格下降，不少地方的土地拍卖完全冷场等。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房地产投机炒作者开始大闹住房销售楼盘（该事件不知是这些投机炒作者自己行为还是另外有人操纵），而且一些地方政府或是对现有的房地产政策松动，或是直接跑北京，要求当前的房地产政策松绑。面对这些现象，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短期内可能出现松动。但是，温家宝总理的此番讲话，给了各方一个清楚的信号：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不仅不会改变，反之会进一步完善。一些人想通过非常的方式或手段来改变政府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可能性不大。
　　那么政府为何对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有如此的坚决性？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过高，市场炒作严重，会形成金融体系市场巨大的风险，可以说，当前国内金融体系面临的不少风险（如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房价下跌可能导致的银行信贷风险等）无不是与房地产泡沫过大有关。而且房地产价格过高，房地产泡沫巨大也是严重阻碍国内经济结构与战略转型的重大障碍。更为严重的是，过高的房价也使得房地产市场成了一种社会财富严重掠夺的转移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剥夺了绝大多数人住房福利条件改善的权利，也是腐败的机体及造成整个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根源。因此，让过高的房价回归理性、让过大的房地产泡沫挤出已经成了中央政府的基本共识。在这次讲话中，温家宝明确指出，中国下调房价是国家坚定的政策。也就是说，当前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不是如有不少人所解释的那样，房地产宏观调控不是让房价下跌，而是要稳定现在这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上，否则地方政府不愿意、房地产开发商不愿意、房地产投机炒作者不同意及银行也不愿意。温家宝的讲话给出了一个清楚的答案，当前过高的房价不是稳定而是下降。
　　那么当前过高的房价为何要下降呢？一是房价过高，房地产泡沫过大，并非是住房消费者的供求关系紧张推高的，而是住房投机炒作者炒高的。如果住房市场是一个投机炒作盛行的市场，不仅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损害广大民众的利益。也就是说，如果住房是一个投机炒作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就可能成为少数人掠夺绝大多数人财富或剥夺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市场。因此，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就是让回归到它的基本居住功能，就是让住房的价格回归理性。而住房的价格回归理性是什么？就是住房作为一个消费市场，绝大多数人有支付能力购买，这个市场的住房不是少数人赚钱的工具，而是保证全体居民住房条件不断改善。这也就是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住房价格调整要让绝大多数居民可接受，有支付能力购买。对此，未来国内房地产市场如何调整，价格到什么水平就有了清楚的答案。这也就决定了国内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出现什么政策，它会走到哪里。
　　过高的房价为何要下降，并降到绝大多数居民可接受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因为，就当前中国的城市进程来看，尽管国人经过30年的努力，但中国的城市化率仍然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如果中国城市化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而城市化的发展不仅在于大量城市基础建设投入，更重要的是让进入城市的居民有一个安稳舒适的家。也就是说，要解决国内城市化过程中居民的居住问题，存在一个巨大的住房市场。如果这个住房市场能够遏制住房投机炒作，去除其赚钱效应，让这个市场真正成为消费者的市场，那么中国的住房市场同样将成为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的动力。因此，让国内住房价格回归理性，让国内住房市场成为一个消费为主导的市场，让住房市场的价格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是保证国内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也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我曾多次指出，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功能规定在居住消费上，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消费为主导的市场，那么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30年没有问题。
　　总之，这次温家宝总理的讲话，给出了市场一个清楚的信号，当前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是政府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而房价下跌的水平就在于绝大多数居民可接受及有支付能力购买。这是保证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也是为何政府对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整有巨大的决心所在。（价.值.中.国.网）

　　水　皮：新主席上任都有一波行情
　　年底前会有一波吃饭行情。著名财经评论家水皮5日在济南参加一投资论坛时如此说。虽然看好这波反弹行情，但是水皮依然认为，政策救市只能加快或者延缓已经形成的趋势，但不会改变整个股市的趋势。只有宏观政策调整后，才能出现牛市。
　　前几天我和空军司令侯宁就这波行情进行研讨，研讨完，侯宁说他要封博了，至少一个月不写了。空军司令都不唱空了，说明这波行情要来了。水皮指出，但作为投资者来说，在投资时还要多听听空方的声音。
　　对于新上任证监会主席的郭树清，水皮认为他是第一个来自上市公司董事长的主席，也是第一个由被监管者转正为监管者的主席，和前任们相比，更为市场化，既是受益者又是受害者，切肤之痛恐非他人可比。他曾掌管的建行，上市以来就一直维持30%左右的增长，但是市场给出的动态市盈率却只有6.6倍，股价5元不到，长期低于H股价格，作为建行的董事长，上对不起国家，下对不起投资者，中间同样对不起自己。
　　每次新主席上任都有一波行情。水皮指出。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到证监会主席，水皮认为，这种角色的转变有助于他摆脱单纯的融资思维来客观公正地对待资本市场的各方利益主体，而上市公司的经历又有助于他能够摆脱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监管软肋，整体改革的理念相信让他对于IPO的伪市场化会有更清醒的认识。
　　股市在上任主席尚福林期间，正是不断推出的这板那板，造成了中国股市圈钱恶习未除，又添过度融资的骂名。创造了在指数从6124点下降至眼前的2307点过程中市值却创出全球第二新高的世界奇迹。
　　对于股市如何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水皮认为，首先要完善创业板的退市制度。有些创业板个股股价到了三位数，其实应该去掉三位数，然后再打对折，这才是它真正的价值反映。创业板退市制度完善了，才是真正挤掉目前创业板的泡沫。另外，要对IPO的环节进行控制，控制融资节奏是股市休养生息的要求。（山.东.商.报）

　　陶　冬：去杠杆下的中国
　　股市跌，楼市跌，信贷收，政策收，中国的钱全跑到哪里去了？
　　简单的答案是，经济正在经历一轮去杠杆。在政策调整和经济放缓的双重打压下，资金流动速度放缓。货币供应由基础货币乘上周转速度构成，当周转速度回落时，即使基础货币数量不变，流动性也会减少，这是经济学常识。
　　股市跌，楼市跌，信贷收，政策收，中国的钱全跑到哪里去了？简单的答案是，经济正在经历一轮去杠杆。在政策调整和经济放缓的双重打压下，资金流动速度放缓。货币供应由基础货币乘上周转速度构成，当周转速度回落时，即使基础货币数量不变，流动性也会减少，这是经济学常识。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增杠杆运动。2001年M2供应总量为13.8万亿元，十年后为72.6万亿元。2001年的 M2GDP比率为140%，在世界范围内偏高但尚未算出格。至2010年，这个比率飚升到184%，远远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比第二高的日本高出约30个百分点。而且，这里的M2数字还不包括隐性的、表外的信贷扩张。这种信用扩张速度，不仅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现代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出现快速的增杠杆，有多方面的内在原因。中国完成了银行改革、资本市场改革；中国爆发了房地产热；中国成为了世界加工厂，而人民币汇率受到管制，导致外汇占款暴涨；2008年金融海啸后，央行实施了超常规的货币扩张政策。本世纪初持续的通缩状况，也免除了货币扩张政策的后顾之忧。在那十年中，中国的实际GDP每年增长10.3%，通货膨胀率为2%，而名义货币供应却以每年17.8%的速度上升着。流动性的高速增长，先是刺激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化工业产能扩张，接下来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房地产牛市，最后以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失控而结束。这是中国经济增杠杆的十年。中国经济在增杠杆的过程中，取得了骄人的增长成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得以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不过它也带来了一些结构性失衡，最突出的当属房价上涨过快、资本收入上涨速度远超过工资收入上涨、地方债务负担激增、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经济失衡，威胁着可持续的增长、金融体系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增杠杆运动。2001年M2供应总量为13.8万亿元，十年后为72.6万亿元。2001年的 M2/GDP比率为140%，在世界范围内偏高但尚未算出格。至2010年，这个比率飚升到184%，远远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比第二高的日本高出约30 个百分点。而且，这里的M2数字还不包括隐性的、表外的信贷扩张。这种信用扩张速度，不仅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现代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出现快速的增杠杆，有多方面的内在原因。中国完成了银行改革、资本市场改革；中国爆发了房地产热；中国成为了世界加工厂，而人民币汇率受到管制，导致外汇占款暴涨；2008年金融海啸后，央行实施了超常规的货币扩张政策。本世纪初持续的通缩状况，也免除了货币扩张政策的后顾之忧。
　　在那十年中，中国的实际 GDP每年增长10.3%，通货膨胀率为2%，而名义货币供应却以每年17.8%的速度上升着。流动性的高速增长，先是刺激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化工业产能扩张，接下来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房地产牛市，最后以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失控而结束。这是中国经济增杠杆的十年。
　　中国经济在增杠杆的过程中，取得了骄人的增长成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得以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不过它也带来了一些结构性失衡，最突出的当属房价上涨过快、资本收入上涨速度远超过工资收入上涨、地方债务负担激增、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经济失衡，威胁着可持续的增长、金融体系的安全，甚至社会的稳定，政策调整不仅变得必要，更是无可避免的了。 201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调高存款准备金率，揭开了货币环境正常化的大幕，中国经济也进入了去杠杆的过程。不过，央行货币政策的手法却是超常规的。受制于地方债务与海外热钱，央行对使用利率等价格性政策工具慎而又慎，于是政策调整的重心全部压在数量型工具上，存款准备金率在20个月内大幅上调600个基点，迅速将银行体系内的资金抽干。然而，靠调高存款准备金展开的货币环境正常化举措，似乎效果并不理想。存准率高扬，流动性的大饼萎缩，但是银行决意继续为最好的客户（大型国有企业）提供最好的服务。对国企在信贷上的照顾，意味着经济中的其他企业从银行顾客名单上消失。可是开发商、中小企业对资金仍有需求，于是民间借贷盛行，影子银行盛行，表外融资盛行，由此衍生出各式金融乱象、险象。金融监管、风险控制、资金透明度，均面临考验。如今，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已经相当紧张，通货膨胀率也已见顶，货币政策短期内会否变松？笔者不排除在存款准备金率上有技术性的调整，但是货币政策全面趋松的机会不大。以目前的宏观月度数据观察，经济增长势头放缓，但是硬着陆的风险并不大。通货膨胀见顶，但是回落的幅度估计有限。负利率情况将长期存在，银行储蓄搬家也难抑制。除非经济增速滑落到7%以下或金融稳定受到威胁，笔者认为货币政策全方位地实质性地放松难以发生，更难走出新的信贷上升周期。新增贷款在近几个月可能有所回升，但是信贷周期的大趋势仍是货币环境正常化。事实上，中国的货币环境并不紧张。银行的流动性的确紧张，但是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并不紧张，只是开发商及中小企业等部分领域内出现了资金链问题。与其说是经济中银根紧，不如说是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弱化，央行所制造出来的流动性滞留在金融领域，无法被投递到
　　中国经济在增杠杆的过程中，取得了骄人的增长成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得以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不过它也带来了一些结构性失衡，最突出的当属房价上涨过快、资本收入上涨速度远超过工资收入上涨、地方债务负担激增、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经济失衡，威胁着可持续的增长、金融体系的安全，甚至社会的稳定，政策调整不仅变得必要，更是无可避免的了。
　　2010 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调高存款准备金率，揭开了货币环境正常化的大幕，中国经济也进入了去杠杆的过程。不过，央行货币政策的手法却是超常规的。受制于地方债务与海外热钱，央行对使用利率等价格性政策工具慎而又慎，于是政策调整的重心全部压在数量型工具上，存款准备金率在20个月内大幅上调600个基点，迅速将银行体系内的资金抽干。
　　然而，靠调高存款准备金展开的货币环境正常化举措，似乎效果并不理想。存准率高扬，流动性的大饼萎缩，但是银行决意继续为最好的客户（大型国有企业）提供最好的服务。对国企在信贷上的照顾，意味着经济中的其他企业从银行顾客名单上消失。可是开发商、中小企业对资金仍有需求，于是民间借贷盛行，影子银行盛行，表外融资盛行，由此衍生出各式金融乱象、险象。金融监管、风险控制、资金透明度，均面临考验。
　　如今，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已经相当紧张，通货膨胀率也已见顶，货币政策短期内会否变松？笔者不排除在存款准备金率上有技术性的调整，但是货币政策全面趋松的机会不大。以目前的宏观月度数据观察，经济增长势头放缓，但是硬着陆的风险并不大。通货膨胀见顶，但是回落的幅度估计有限。负利率情况将长期存在，银行储蓄搬家也难抑制。除非经济增速滑落到7%以下或金融稳定受到威胁，笔者认为货币政策全方位地实质性地放松难以发生，更难走出新的信贷上升周期。新增贷款在近几个月可能有所回升，但是信贷周期的大趋势仍是货币环境正常化。
　　事实上，中国的货币环境并不紧张。银行的流动性的确紧张，但是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并不紧张，只是开发商及中小企业等部分领域内出现了资金链问题。与其说是经济中银根紧，不如说是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弱化，央行所制造出来的流动性滞留在金融领域，无法被投递到实体经济中有需要的企业与个人手中。银行去中介化，在美国、欧洲、日本均已发生，在中国亦有出现（尽管原因不尽相同）。
　　从中国的新增贷款数量、 M2/GDP比率看，目前的指标远高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从中国的基准存款、贷款利率看，目前的利率远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中国只有存准率一项指标偏高，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可能性的确存在，尤其在合并两个准备金池后，存准率出现了事实上的上升。但是这种下调是技术性的，还可能与利率上调同步进行。不过以过去十年的平均货币指标看，货币环境正常化其实才刚刚开始，收银根、去杠杆化恐怕在今后几年都会继续下去。
　　以各国的经验看，去杠杆过程无一例外地伴随着资产价格的调整，区别仅在于是货币当局主动调整还是在市场压力下被动调整。从周期的角度看，在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进入一段弱周期，信贷扩张可能进入一段弱周期。中国的房价调整，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21.世.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