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逼迫日元一样，通过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解决全球经济与货币危机注定不会成功。
　　首先，国际投资市场不认可人民币坚定升值。
　　按照国际市场投资者的意志，人民币应该贬值。从今年8月开始，人民币兑美元处于窄幅波动，人民币兑美元出现停滞，在6.40比1左右徘徊。至今，周K线与日K线如垂死的心电图，呈直线形状。而后突然伸出长长的上影线与下影线，显示不正常的剧烈跳动。
　　从9月22日以来，境外无本金交割远期(NDF)市场走势与国内人民币汇率继续攀升呈现明显的背离趋势，前者走势低迷，而国内人民币汇率受到政府支撑而上行。这样的背离不可能持久。
　　同时，人民币中间价略低于在岸人民币即期汇率，远低于离岸人民币即期汇率。如10月18日，人民币中间价为6.3749，略低于在岸市场即期汇率的6.3813，大大低于香港离岸即期汇率的6.4373。市场对未来人民币升值似乎也并不看好，10月18日，美元兑人民币远期1月汇率为6.3807、2月为6.3808、3月为6.3751、4月为6.3778，都高于当日中间价6.3749。此后，伴随期限的延长，美元兑人民币远期汇率亦在下降，期限为6个月的远期合约突破6.37的区间，1年期为6.3483。
　　国际投资者看空远期人民币，主要是被全球债务危机的恐慌情绪左右，必须做空某个产品，在依次做空了美元、欧元之后，投资者将目光对准了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国际投资者不相信中国能够在国际主权债务危机中独善其身，不相信中国在出口与投资下行后，经济还能保持高速而平稳的增长。恐慌四处蔓延，人民币汇率开始下行。
　　其次，国内民众貌似对人民币不太信任。
　　与金融貌似不相关的社会现象，决定了人民币升值行之不远。支撑任何一种货币真正币值的是该国的实体经济以及长期形成的信用。
　　一种货币要成为坚挺的主流货币，靠的是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如果该货币背后的实体经济前景暧昧不清，处于艰难转型阶段，那么，升值一定是政治与社会压力之下的被动选择，而不是在经济实力增长之后的主动转型。
　　貌似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多大关系的一个社会现象，很有可能成为人民币汇率下跌的最大推手。近年来，中国中高端移民人士层出不穷，这些人大多走的是投资移民之路，带走的不光是家小，更有积累多年的资产。他们在国内创业，在国外享受，在国内享有工作溢价，在国外享受制度溢价。谴责移民者不爱国无济于事，我们需要的是内部制度的完善、提供安全而公平的产权环境。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温州老板跑路走移民路线，这势必助跌人民币汇率。有义乌老板透露，一条向海外转移资产的移民链条在浙江存在多时。用实业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用从银行带来的钱组团海外购置房产，再通过可以逃脱进出口核销的预付款及离岸公司佣金等科目转移部分资金，使很多义乌老板行金蝉脱壳之计，将名下资产甚至借款搬到海外，在国内留下的基本都是空壳子。《广州日报》称，在民间借贷发达和银行贷款量巨大的义乌和温州，有专门针对这两个地方私营企业主提供的移民方式。
　　加拿大与美国等国的资金吸引计划，为中国移民提供了上佳的移民机会。2011年7月1日之前，加拿大政府为吸引高资产的移民人士，推出了适合企业主申请的企业家移民计划，申请人只需拥有80万加元资产，投资40万加元给加拿大政府认可的移民基金银行（5年后40万加元归还申请人，无息）即可，没有语言和学历限制。该项目在过去3年，已经有近百人移民加拿大。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以投资移民平均投资400万元计算，每年仅通过义乌中介移民转到海外的资金就高达1.6亿元。
　　大规模移民显示的是对本国经济失去信心，或者对民营经济的前景失去信心。当大量资产以或明或暗的方式转移到国外，当移民潮波及千万个家庭时，我们很难想象，人民币汇率还会有大幅上升的空间。投资国外是对中国经济下行、人民币汇率下行预期的最好对冲手段。
　　第三，中国经济处于艰难转型，人民币汇率升值负面影响已暴露。
　　人民币汇率业已成为影响中小企业出口最重要的因素。今年4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分局调查发现90%的样本企业将人民币升值列为影响出口最主要因素，出口退税政策和企业原材料价格变化次之。10月浙江分局调查，人民币汇率风险逐渐成为企业外贸出口最重要的因素。108家样本企业中，出口关注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达45家，占比41.7%；关注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变化和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分别占8.2%、13.2%和16.9%。
　　汇率市场化与实体经济转型重叠，封堵了人民币汇率大幅上升的空间。无论是从投资市场、移民者的角度，还是实体经济转型的角度，人民币汇率都没有大幅上升空间，逼迫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注定不会成功。(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