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受财政超收和财政支出季节性因素影响，今年底财政可供支出的金额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年预算收入89720亿元，但前10个月就已经实现90851亿元；全年预算支出100220亿，但前10个月实际支出77559亿。照正常的税收进度，今年全年中央和地方财政超收总额将接近2万亿元，加上前10个月13292亿元的财政盈余和7000亿国债额度，如果把预算内的钱和超收的钱年内全部花光，那么剩下的两个月内，将共有3万多亿的财政资金可供支出。

　　如何合理使用这笔巨额资金？除了要强调老生常谈的严肃预算，还应从当前的经济形势出发，结合反周期宏观政策的需要，予以统筹安排。

　　近5年来，中国预算资金支出均呈明显的季节性，前缓后急、年底井喷是其基本特点，年底“突击花钱”已成为中国财政的一个特色。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比如一些项目结算会安排在年底，造成支出在时间上比较集中，但也与各级政府在预算编制上不严肃，虚报支出需求、铺张浪费有关。今年最后两个月，要安排2.25万亿预算支出，在这个容易胡乱花钱的季节，把好监督和审计关十分重要。对于预算支出必须拧干水分，不能让人产生应花尽花的心态。中央预算支出挤出来的部分应该归集到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地方挤出来的部分，应该结转到下一年度。

　　挤干预算中水分之外，实际收入超预算的部分该怎么花，是一个更值得斟酌的问题。理论上讲，这笔钱可以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转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强今后年度的财政机动能力；二是取消国债发行，减少当年赤字；三是从反周期政策出发，用于追加财政性投资，以托底投资；四是减税，用来减轻居民或企业的负担，或者直接用来补贴居民，以刺激消费。

　　第一和第二个用途，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例行做法，但在财政大幅超收这种比较有利的条件下，更应该从逆周期需求管理、经济结构角度出发，将资金在这几个用途之间进行科学搭配。

　　从宏观经济形势看，今年以来经济持续走低，国内生产总值（GDP）逐季下滑。目前，通货膨胀已得到控制，但同时总需求也开始出现一些疲弱的势头，特别是国际经济环境使外需疲弱成为定局，因此，稳增长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而稳增长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避免投资过快下滑，二是刺激居民消费。

　　今年前10个月财政大幅盈余，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客观上起到了紧缩经济、治理通胀的作用，接下来，随着宏观调控任务的转向，应该发挥出财政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如果运用得当，这笔超收资金可以预防经济过快下滑，起到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在2009年4万亿计划下推出的许多基建项目，因资金接续不上而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其中最典型的是高速铁路。高铁建设因资金问题出现大面积停工，已影响到了上游的一系列企业。虽然11月份铁道部在政府信用支持下成功发行了300亿元企业债，并获得2000亿银行融资，但仍然是杯水车薪。

　　虽然高铁建设中有大跃进现象，铁路运营盈利能力也比较差，但从长远看，铁路建设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有利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需要进一步合理发展。如果因资金问题出现太多的“半拉子”工程，会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那些停工项目进行一个排序，优先选择部分短中期效益好的项目，予以资金支持，是可行且必要的。因此，超收的财政资金可以考虑拨付一部分给铁道部，补充其资本金，既解其燃眉之急，又可改善其资产负债状况。公路等其它基建项目，也可以选择一些能较快见效的项目，用财政资金补充其资本金。

　　防止经济下滑的另一个着力点是刺激消费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巨额财政盈余，应该有一部分用于支持居民消费和中小企业发展，在减税和补贴两种方式中，减税效果更好，也不必搞什么拐弯抹角的“民生工程”，这类工程环节太多、腐败太多、漏出太多，减税最直接，效果最好。今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后，居民纳税负担并未明显减轻，民生艰辛无法回避，不妨在年终搞个一次性税收宽减，直接将钱放到老百姓荷包里，以刺激消费。这点，内地政府应该向香港和澳门政府学习，香港和澳门在财政状况好的时候，宽减市民负担，或直接给老百姓派钱，是很平常的事。

　　如果中央和地方超收资金，3-4千亿用来解决“半拉子”工程，3-4千亿用于减税刺激消费，那么就能较好地起到预防经济下滑的作用。

　　这笔超收资金的中央财政部分是否要放一部分到中央稳定预算基金中，从政府总体财政状况和经济运行周期所处的阶段来看，可以少量放入一点，明后年地方卖地收入减少后，这部分预备资金可以用于转移支付，而地方更应该未雨绸缪，将超收部分结转下年，切不可当年花光用光。目前，中央财政赤字只占GDP的2%左右，在未来几年，赤字大幅升高的可能性也很低，因此没太大必要将今年的中央超收资金用于缓冲明年或后年的赤字，如果可行的话，不如直接取消年底还剩下的两次国债发行，直接降低今年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