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确立公信力是股市改革的基础和核心
　　证监会新主席郭树清上任后，市场各方的期望很高，网上有很多建议，要求尽快让沪深股市踏上健康发展之路。尤为可喜的是，不仅郭主席向市场表示这些建议都已看过，而且证监会准备从强制性分红制度、完善的定价机制、有效的退市制度及打击内幕交易等入手对国内股市进行多方面的制度改革。对于这些建议和郭主席的表态，市场反映非常积极，认为这是未来沪深走向牛市的开始。
　　但是，问题的难度在于，如果就上述具体问题拿出具体政策予以调整与完善，可这些政策是不是真正触及阻碍股市发展的核心利益？如果不能触及阻碍当前国内股市健康发展的核心利益，那么沪深股市的改革只能是在边缘上的利益调整，还是无法让沪深股市真正步上健康发展之路。笔者以为，这才是我们思考中国股市问题的关键。
　　那么，当前中国股市改革的基础及核心是什么？最近读到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九届市委十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他说，民主和法治是公正的基础，维护公平公正首先要坚持立党为公，纠正一切违反法律和制度的行为，改变现实中存在的违反公正原则的不合理制度，为缩小贫富差距创造更好的制度空间。他强调，公信力是公权力的基础，要求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以政府的诚信引领社会的价值取向。
　　笔者以为，那不仅是对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样也是沪深股市所面对的大问题。
　　这段话最为核心的是两方面内容：一、社会的公平公正是法律与制度的基础，也是社会得以健康稳定及和谐发展的前提；二、公信力是政府权力的基础。沪深股市由计划经济中转变而来。在这种体制转变过程中，如何建立起公正的交易平台，是股市得以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还在2004年时，我就提出，公平公正的交易平台，是确立中国股市基础制度最为重要一个方面。当时，监管部门对此十分肯定。但是，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平公正的交易平台仍然没能确立起来。不同的市场交易者在市场中的地位不在于其市场力，而在于其与公权力的远近。二级市场的投资者的正当权利并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还有，金融市场所交易的就是信用。金融市场的特征就是给不同的信用风险定价。因此，诚信法则是金融市场的第一要义。但是，这种诚信从何而来，又如何来界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市场诚信法则得到落实？在这些方面，沪深股市存在巨大缺陷。
　　股市与其他金融市场及金融产品不同，更是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信息的公开透明成了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本屏障。这种股市信息的公开透明，不仅需要好的法律制度来保证，更重要的是要求有效的监管机制来执行。但是，沪深股市存在许多信息不公开透明的事件，存在许多违法违规的行为而得不到纠正。这不仅在于当前的证券市场法律制度不健全，而且存在监管缺失。
　　可见，当前国内股市最为根本的问题，并非仅是从某些技术层面上的制度改革就可化解的问题。股市交易的就是信用，如果市场公信力不能确立，那么股市公平公正的交易何以可能？因此，笔者以为，确立公信力是当前中国股市改革的基础与核心。（上.海.证.券.报）

　　章玉贵：强烈反对既得利益者催生国际板
　　新任证监会主席刚刚上任，有关国际板随时可能推出的言论再度甚嚣尘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今日发表博文强烈反对既得利益者催生国际板！
　　章玉贵指出，从开放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发展的逻辑来看，上海开放国际板应该只是时间问题。不过，真实经济世界最大的特点就是讲究约束条件。至于国际企业热望在上海上市的动机，明眼人都应该看得出。从全球新兴资本市场的未来获益程度来看，已经是超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无疑是一座巨大的金矿。假如A股市场的高市盈率在国际板被复制，则意味着美欧等国企业可以在中国获得高出成熟市场数倍的融资。而看起来似乎不差钱的中国投资者，尤其是那些有着国际偏好的国内投资者羊群般的赶集，或许可以让汇丰控股 、联合利华等本就在中国市场获利丰厚的国际企业再次大赚一把。
　　而某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热衷于推出国际板，动机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章玉贵称，在资本市场要素发育、制度环境与监管水准尚未获得突破性进展之前，决不应高估国际板推出对国内有关市场主体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溢出效应。
　　文章指出，其实，真正担心国际板难产的倒是对中国市场以及投资者口袋越来越期待的国际企业。章玉贵并不认为国际板可以被当作一张牌来打，在当今的国际金融与经济棋局中，中国当然不能自我隔离于国际市场之外，但盲目拥抱肯定不是明智之举。（中国经济网）

　　叶　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救欧洲
　　表面上，欧债危机暂时缓解，其实没有。
　　10月27日结束的新一轮欧盟峰会摆脱细节纠缠，在希腊债务减记、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工具、银行注资及加强金融监管等三个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银行业成为希腊债务危机最大的现实买单者，他们不得不对希腊债国减记50%；而欧洲大银行还面临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考验；最终，欧元能否度过危机，取决于欧洲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否走上正途，取决于EFSF是否能够有充足的资金之源，取决于欧盟打算设立专用投资基金(SPIV)是否能够得到国际投资者的认可。
　　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初有句名言，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可以用于目前的欧债危机。筹钱之旅首选亚洲，坐拥3.2万亿美元的中国是游说的重点对象。EFSF的CEO雷格林近日的北京之行，主要是争取中国对新成立的特殊目的基金进行投资。
　　中国国内对于是否投入EFSF的争论沸沸扬扬，反对者认为此举无异于抱薪救火，既然欧盟已经让银行亏损了50%，不会对中国投资网开一面；支持者认为，当欧洲危难之时，中国正好可以通过购买欧债拓宽投资渠道、争取未来的贸易空间、阻挡美元强权。
　　中国要不要为欧盟的专用投资基金注资，取决于市场因素与战略因素。就市场而言，对明显的亏本买卖必须慎之又慎；就战略而言，中国是否需要支持SPIV取决于未来中国在欧洲的经济拓展程度。如果欧元区愿意在资产、技术购买等方面勾通，则此时是中国购买欧洲资产的好时机。
　　目前的情况让人想到二战后的欧洲，当时美国面对百废待兴、资金劳力力匮乏的欧洲，问题是，救，还是不救。美国选择了拯救，欧洲如果不是得到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支持，绝不会快速复兴。
　　美国不是活雷锋，马歇尔计划是双赢之举。计划临近结束时，西欧国家绝大多数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在接下来的20余年时间里，整个西欧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由此促成了欧洲煤钢联盟的诞生，最终走向经济一体化。对于美国而言，通过马歇尔计划，找到了冷战期最坚定的盟友，使美元成为全球最为推崇的货币，美国因此可以稳收铸币税，最终，通过在西欧、日本的布局，美国不仅使全球进入和平的快速发展期，更在上世纪80年代让美国发展模式成为各种经济体制中的中场赢家。没有马歇尔计划，美国不可能成为二战后的罗马帝国。
　　中国是否需要建立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答案是，需要，但不是全部。
　　中国目前的国家与二战后的美国不可同日而语，同时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经济强国，是全球最大的债主。目前中国坐拥巨额外汇储备，却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工业基础与市场制度建设尚未完成，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通用货币，中国既无能力拯救欧债，拯救之后也不能使人民币因此成为国际主要货币，此时模仿全盘照搬马歇尔计划无异于东施效颦。
　　而到访北京的雷格林在一次新闻通气会上表示，中国已经是EFSF债券的常规买家，中国的对外盈余需要进行投资，而EFSF债券拥有商业吸引力。雷格林否认欧盟领导人将被迫做出让步，回报中国投资，表示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讨论让步，称欧盟金融稳定基金债券的40%已锁向亚洲，但还未和中方讨论到购买数额。与二战后的情况不同，目前的欧洲尚属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不会做出太大的让步。欧洲在以自己的傲慢杀死欧元。
　　务实而具有前瞻性的考虑方能占据战略至高点，中国不仅需要国际视野，更需要具有市场价值观的思考方式，一味给钱绝不是好办法。
　　中国需要拓宽国际生存空间，外汇需要投资，资源与技术需要引进。因此，通过与欧洲的持续谈判，无论是在技术还是贸易领域，在某个关键的具体领域方面打开缺口可以保证未来的通路畅通。另一方面，中国有必要争取相近的国家的支持，金砖四国巴西明确拒绝为欧洲融资，俄罗斯和印度对SPIV不感兴趣，这些国家担心像欧洲银行业一要受损，更担心资金由欧洲或者IMF支配，无法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中国大可提议建立由金砖国家控股类似于IMF的国际基金组织，这一金融组织可以参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危机救援，前提是由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主导，从而摆脱二战后欧美主导国际金融机构的传统。如此，既救援了欧洲，也提升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避免救援方面尴尬的单兵突进。
　　拯救大兵雷恩，靠的不是一腔热血，更不是忽悠，而是共同理念背后详尽的战术规划。拯救欧洲，是中国相关人士大局观与务实的技术方法的最大考验。（国.际.财.经.时.报）

　　韩志国：欧债危机的下一站是法国
　　著名经济学家韩志国11月17日在微.博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下一站是法国，欧洲只有德国经济是安全的。
　　韩志国表示：今年二月，我率团去欧洲考察主权债务危机，得出的结论是：欧洲只有德国经济是安全的，法国必定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法德1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息差扶摇直上，已创下166个基点的欧元时代新高。鉴于两国都拥有AAA评级，这个息差已相当之大。6月份以来息差已增大五倍。 （证.券.时.报.网）

　　时寒冰：中国同样要警惕债务危机
　　近30年来，全球发生了很多次经济、金融危机，而这些危机几乎都与债务有关。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等等。
　　以前的危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大量举债发展民族经济，由于投资巨大而效益低下，造成无力还本付息，最终演变成债务危机。而最近几年的债务危机，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展开。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次贷危机发生后，实施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加之高福利遭遇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障碍，最终演变成棘手的债务危机。
　　这些危机似乎都与中国无关。当中国从一场又一场债务危机中走出来，委实给各级当政者带来了很多自信。
　　但是，这绝不可以成为漠视债务危机的资本，恰恰相反，中国既有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隐患，也有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隐患。
　　为什么？在中国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中，政府主导的投资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卖地、税收等方式，筹集投资所需的资金。而现在，卖地的收入由于高房价的常年透支，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事实上，北京等地的卖地收入较之往年，已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放行地方债乃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一旦放开，还能够确保地方债不失控吗？毕竟，地方政府举债搞投资的动力永远都是非常强烈的。
　　中央级的投资项目，同样负债累累。2008年国家4万亿投资中，有1.12万亿元流入铁路，尽管投资巨大，仍然满足不了庞大的资金需求，中国铁路负债已高达2万亿，如果不继续融资，相关建设将半途而废，如果继续追加投资，负债势必会进一步增加。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福利体系不完善，这方面的投资少，似乎没有高福利催生出债务危机的隐忧。问题在于，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减弱抗风险能力，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很容易演变成社会性危机。而且，中国原本应该表现为负债的项目，实际上是以增发货币的方式完成的。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一种负债，是对国民的隐性负债--截至今年9月末，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折算成美元后，已经超过美国28.2%，成为世界第一货币供应大国。隐性负债一旦爆发危机，将与欧美的债务危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即表现为货币的突然贬值。货币超发必然导致民众购买力的下降，从而影响到内需的拉动。
　　从这个角度来看，隐性债务的危害性更应引起高度重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永远都是必要的。 （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