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家发改委2010年8月确定的“五省八市”（广东、湖北、辽宁、陕西、云南省和天津、重庆、杭州、厦门、深圳、贵阳、南昌、保定市）首批低碳试点，李俊峰认为，不是“三五个月能有结果的，三五年能有结果已经是很乐观了”。他指出，这些试点省份和城市可能走的路都不太一样，甚至一些路子走失败了也是可能的。

　　李俊峰坦言，中国领导人在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作出了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单位GDP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承诺，但从“十一五”规划完成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相对量完成起来并不容易。特别是2010年，“十一五”的最后一年，一度出现单位能耗不降反升的情况，最终为完成指标采取了拉闸限电的方式。

　　“经过五年的培养，我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李俊峰说，就是“节能减排没有那么容易”。现在各个地方都在跟中央讨价还价，“别说一个百分点，就是零点五个百分点，都要讨价还价半天”。

　　李俊峰指出，低碳之路不好走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我们这个民族，渴望改变，渴望发展，可能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迫切”，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强调GDP。在中国，无论是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言必称GDP，而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几乎鲜有政府以单纯追求GDP为目标。

　　“我们的发展冲动太大了，”李俊峰说。通常情况下，中央制定一个经济发展指标，实际结果是一定要高于这个指标。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资源条件和过去形成的能源体制，“没有别的国家比我们更困难”。中国只要稍微进口石油多一点，上下游的舆论就会说国家不安全了。中国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全球煤炭消费量排名第一。这个结果一旦形成，就是积重难返，“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变过来的”。

　　第三个原因则涉及国际压力。李俊峰认为，国际压力现在是超乎寻常。但这种压力实际上并非来自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现在并不是和美国、欧盟在争夺发展空间，而是和发展中国家在争夺。这就导致原来是朋友，如今在发展面前“要闹翻脸”了。

　　李俊峰并透露，“五省八市”低碳试点没有考核指标，谈标准也为时过早，低碳之路需要一拨人去闯，去试，而不是“中央给你一个东西。中央如果确定了，就发文件了”。

　　关于40%-45%的碳排放强度指标分解，李俊峰表示，这个指标能不能在市场上做交易，国家层面还没有明确的想法。如果允许交易，也很有可能首先在五省八市试点先开展，但能做到什么样子，“没人能打包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