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檀：欧债美债危机不会大爆发 中国不应再买单
　　我们不必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与美元地方债违约潮操心，欧美的经济情况正在持续好转。
　　1月4日，美联储发表声明称，美国经济近期复苏有所加快，但仍面临下行风险。美国2010年12月ISM制造业指数为57，远超50的荣枯分水线；美国商务部公布的2010年11月份工厂订单出人意料地上升0.7%，好于此前的预估下降0.1%；2010年三季度前，美国消费保持2%的增长，从三季度开始，消费增长达到3%。令人瞩目的是，美国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年化总销量达到1253万辆，这是自2009年8月美国政府出台刺激销售政策以来的最高水平。
　　让人头痛的是失业率与低迷的房地产。美国失业率仍然维持在高位，但情况正在好转。1月5日，美国职业咨询公司ChalengerGray&Christmas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10年12月挑战者企业裁员月率下降34.0%，至3.2004万，年率下降29%，人数为2000年6月以来最低，全年企业裁员人数为1997年来最低，因经济不景气而裁员的过程在2009年底结束，2009年下半年企业裁员人数大规模减少。
　　再看美国的证券市场，1月5日美国道琼斯指数创两年以来收盘新高。事实上，无论是道琼斯指数还是纳斯达克指数，从2009年3月以来基本上处于震荡向上的走势。其间以苹果为代表的新生代科技股正在接力成为科技市场的龙头企业。
　　无论是高盛、瑞银，还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于2011年的美国经济增长都充满了信心，GDP增长预测从3%到4.5%不等，均大大好于2010年。
　　2010年下半年是美国经济的分水岭，美国经济不再是病夫状态，毫无疑问正在处于复苏的过程中，虽然可能非常缓慢。正因为经济数据好转明显，作为反向指标的克鲁格曼才撰文，提醒美国人不要因为经济略有好转就沾沾自喜，要坚定地执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不会轻易改变既定政策，表态只要房地产市场仍然低迷，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将坚持当前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不变。
　　美国有什么理由改变既定政策呢？既然国内CPI如此之低，实行与邻为壑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有百利而无多少害。
　　德国同样如此，笔者早就说过，从德国这个欧元区经济火车头的经济表现来看，算得上是金融危机下的奇迹。虽然2010年12月德国失业人口增加3000人，表现不如预期，但不要忘记，当月德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连续第3个月上涨，全年经济增幅约3.7%，在全球经济疲软状态下，这样的经济增速是个奇迹。
　　我们会继续听到欧美对于经济前景忧心忡忡，但不必过于在意。
　　美国不停地翻拣出2兆亿美元的地方债务以及3兆亿美元市政债违约的可能性，以此抑制美元坚定而温和的上涨。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会定期在市场上露面，这是压低欧元汇率的必须之举。
　　美国市政债与欧债危机会不会真正爆发？答案是不会。
　　刺破债券泡沫等于自杀。一旦美国国债无人问津或者市政债危机爆发，其排山倒海般的冲击力绝不会弱于次贷危机，配置美债的所有金融机构无一能够幸免。政府债务逐层传递，击鼓传花还是回到美联储手中。
　　目前让美联储头痛的是，由于风险偏好上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资金追逐风险，美国的债券市场可能由牛转熊并且推高利率，这是债务大国不可承受之重。从去年年末开始，美国债券收益率急剧上涨，美国30年期的债券收益率已经升至4.497%水平，比去年8月底的3.52%有了近28%的升幅。为了应付困境，美国必然使出双刃剑，一方面向市场昭求美元的信用，向全球投资者伸出橄榄枝，另一方面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继续将利率维持在低位。
　　欧元区目前正在寻求新的国际化进程，并且通过紧缩政策建立统一的财政纪律。欧债危机是欧元区重塑财政纪律的过程。中国对此十分配合，购入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债券，加大在欧洲的投资。象征性的债券购入不会长期影响全球汇率市场，美元指数上升趋势没有改变，但中国分散投资、注重实业的做法是明智而得体的。
　　欧美大叫大嚷债务危机，中国也跟着大叫大嚷未尝不可。不过，如果信以为真大肆买单，那就值得商榷了。必须认清，从经济数据看，现在已经是后危机时代，各方都在整肃纪律、布局产业以争取先机，中国不应也不会例外。

　　李迅雷：货币结构变化成为CPI推手
　　2011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莫过于CPI的走势了，GDP增长9%左右没有多少悬念，但CPI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却很难有把握。这是因为，本轮CPI的上涨，更多是由于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在过去10年中，尽管货币供应量增加迅猛，但由于M1/M2从2000年末的39.5%降至目前的36.5%，这被解释为执行交易媒介职能货币比重下降，使得货币总量对物价的影响力减弱；同时也使得执行资产职能的准货币比重上升，对过去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总量货币结构M1/M2自2005年以来不再显著下降，即便是去年CPI明显上升过程中，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如2009年年末为36.3%，2010年11月为36.5%。因此，单纯从货币总量结构的变化还不能找出CPI上涨的原因。
　　如果从居民储蓄存款中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之比来看，发现这些年来有明显上升的势头，如2006年1月为53.5%，2007年1月为57.3%，2008年1月为63.6%，2009年1月为57.6%，2010年1月为62.1%，2010年11月为66.2%。2008年1月较高，与当时的通胀有关，但目前高达66.2%的比率，却是历史最高的。居民活期存款比重的增加，可能有多个原因，一种是出于对通胀的预期，存量的定期转活期，另一种可能是增量储蓄大部分为活期储蓄形式。从2009年1月宣布两年4万亿的投资计划至今，居民储蓄增加了6.1万亿，其中活期储蓄增加3.2万亿，定期储蓄增加2.9万亿，而在2009年1月以前的相同时间跨度内，活期储蓄的增长额为1.5万亿，不足3.2万亿的一半。这至少反映了在4万亿投资刺激下，因人力资源相对短缺所导致的薪酬上升，最终在活期储蓄的增加上体现出来。据估计，去年农民工平均薪酬上涨了20%左右，是GDP的两倍，而在过去近17年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大约落后GDP增长62%。同样，企业存款结构的变化也影响到货币结构变化，中小企业存款比重或有上升。而中国的新增就业主要靠中小企业。
　　上述这些数据折射出中国的货币结构或许正在进行调整，中低收入群体的薪酬开始补涨，从而导致居民储蓄结构中活期储蓄的增长快于定期储蓄，中低收入者的储蓄比重有所上升。而同时，由于今年对房地产的调控，房地产销售增长率大幅下降，房价涨幅也有所放缓，这使得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幅也有所放缓。
　　事实上，CPI所反映的，主要是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并没有反映过去若干年来其他商品和资产价格的上涨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对房地产所有者、储户以及奢侈品和必需品的消费者按其财富拥有量或消费量来划分出不同阶层，那么，货币结构与收入结构及社会财富结构之间应该是存在明晰的因果关系。过去十几年中房价及奢侈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而CPI却涨幅很小，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从2.2倍扩大到3.3倍，这些其实都可以最终归纳为货币结构变化的结果。
　　如今，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缩小贫富差距重要性的时候，低薪阶层收入也确实有了明显提升，但由于低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且其占人口比重也是绝对高，这对CPI的推动是非常明显的。十二五规划中要让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而不是以往规划中低于GDP的增速，这意味着未来CPI的上涨压力更大。另外的问题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也不是普涨，未获加薪者同样要面对CPI的补涨，因此，政策调控将面临更大挑战。

　　陈晓彬：治通胀不能矫枉过正
　　由于国内外的多重因素，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担负宏观调控的有关部门把稳定物价、防止通胀加剧列为当前工作的重点之一，许多媒体也从民生角度关注物价问题。笔者认为，物价，特别是食品等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关乎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媒体，应该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更科学、理性地对待通胀问题，不要矫枉过正。
　　在经济学意义上，通货膨胀是指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通常以消费物价指数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程度的数量指标。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特别是只有固定收入的低收入者来说，通胀意味着东西都涨价，当然是绝对的坏事。但以理性的态度看，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整体经济发展，对既包括买主也包括卖主的市场参与者中的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来说，并非全是坏事，而且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分析通货膨胀对整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首先要看通货膨胀的程度。学界通常将通货膨胀分为温和、严重和恶性三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和物价指数计算方式不同，各国对通胀严重程度的界定标准不尽一致。中国学界有种说法，温和通胀是指年通胀率在5%以下，5%至10%为严重通胀，而年通胀率达到两位数就属恶性了。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第17版一书中则认为，通胀年率达到百分之一千、百分之一百万才算恶性；50%甚至100%的通胀率仅属加剧级别。
　　中外历史上，都曾出现过萨氏标准的恶性通胀，给经济和国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只能用灾难一词形容。改革开放后，中国也曾有过中国标准的恶性通胀。如今回过头来看，以此为代价换来了价格闯关成功，奠定了市场机制的基础。但今天，不论是经济决策者，还是普通百姓，没有人愿意再重温那一幕。
　　至于温和通胀，则如萨缪尔森所说：工业之轮开始得到良好的润滑油，产量接近于最高水平。私人投资活跃，就业机会多。一个可以预期的缓慢上升的价格水平看来还是能为经济的健康成长提供最好的环境 . 就中国来说 ， 不论是为了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现实需要，还是为了实现工业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长远目标，在今后可以想见的一个时期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因此可能还离不开一定程度的通胀作为润滑油。
　　中国经济现在还面临着结构调整的重任，其中既包括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也包括收入分配、出口与内需比例等多方面的结构调整。只要通胀处于可控范围内，就可以在许多方面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例如，通胀情况下，人们储蓄意愿低落，更倾向于及时消费，这就有利于扩大内需；内销产品价格上涨，可刺激厂商更加注重开发国内市场，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即使整体价格水平上涨，产能过剩或粗制滥造的产品未必能跟风涨价，这比行政手段能更有力地调整行业和产品结构；农副产品涨价，至少给农民带来增收的可能。
　　当然，为保持经济增长和促进结构调整而容忍适当通胀的代价，不能只让中低收入人群承担。这要靠转移支付，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

　　蒋旭峰：美无就业复苏暂难改观
　　最近两个月连续跟踪华盛顿地区地铁外每周免费发放的就业指南。一个深刻印象是美国就业市场僧多粥少，无就业复苏局面短期或将盘桓。
　　在每期的就业指南上，刊登的绝大多数内容不是招聘信息，而是电工、按摩师等就业培训信息；为数不多的招聘职位并不算好，要求却很高。例如招聘短期临时卡车司机雇员的一家公司竟然要求应聘者有客服经验、体检合格、过去三年中开过卡车等八项资质。这种劳动力市场上买主百般挑剔的态度是美国经济无就业复苏的一个真实注脚。
　　尽管美国经济和工业生产已连续五个季度出现扩张态势，但美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一直成为美国政府和民主党的梦魇。截至2010年11月份，美国失业人口高达1510万，失业率攀升至7个月来的新高9.8%。纵观2010年全年，前11个月美国的月度失业率从未低过9.5%。尽管12月份的失业率数据未公布，圣诞购物高峰有可能增加商家的临时雇员人数，但市场预计失业率仍在高位徘徊。
　　承诺能迅速将失业率降至8%以下的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2010年黯然下课；2010年底卸任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20年前就出版过专著《了解失业》，但这位白宫头号经济智囊对于如何在现实政治经济博弈决策中尽快降低美国的高失业率依旧缺乏高招；接近两位数的失业率也使得美国选民在中期选举时对民主党用脚投票。
　　与美国前几轮经济衰退期进行比较会发现，本轮经济衰退之后就业市场的回暖速度缓慢得让美国人感到痛苦，这是多项因素重叠的结果。
　　首先，从产业结构调整周期来看，越来越多的美国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外包的现实使得增加就业不像几十年前重开几条汽车生产线那般容易了。
　　其次，客观上看，美国经济增速依旧不够强劲，和经济学家认为能有效缓解就业局面的3%以上的强劲经济增幅差距较大。
　　第三，上一轮经济衰退期间，许多雇主采取了减员增效的办法来维持经营，任何雇主习惯了一专多能型员工之后，就会加剧当前就业市场上结构性失业的局面。
　　第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等专家认为，在当前美国产能闲置率较高的背景下，即便有短期的购置新设备享受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精明的老板都会三思而行，毕竟真金白银的投资要换来新订单才算赢家。
　　第五，在上一轮经济衰退中，美国建筑业裁员人数高达150万，受制于有增无减的止赎房产数量，房地产业的复苏绝非朝夕之功，带动上下游众多产业和数百万人就业的楼市近期尚难扛起提振经济和就业的大旗。此外，在共和党掌控了众议院并扬言让政府瘦身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的希望更加渺茫，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同时作用，使得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病症变得错综复杂、解药难觅。
　　尽管近期美国的工业生产、消费开支、出口都出现了温和增长态势，但美联储4日还是将高企的失业率和低迷的楼市并列为抑制美国经济中长期复苏的疾患。难怪乎美联储在2010年12月公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中，预测美国2011年的失业率仍将在8.9%至9.1%的高位徘徊。美国何时能现就业复苏，只有交给时间去检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