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一线城市楼价保守估计下跌30%
　　这一次，是楼市火锅的锅盖被盖起来了。
　　上一周，2010年初以来的第三轮房地产调控雷霆出击，组合拳迅猛，让楼价强行反攻，没能得意几天的房地产商和投机者措手不及。
　　提高购房成本、限购、房产税，此三管齐下，如果执行到位，实际已经通过行政限制和利率税收价格基本封杀了楼市的投资(投机)需求。即楼市价格继续上涨的锅盖被盖紧了。与此同时，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和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则试图通过增加廉租房的供给，对楼市火锅进行釜底抽薪。
　　这一套组合拳出手后，相信盖锅盖将直接见效。楼市成交量将大降，随着CPI可能继续上涨推动进一步加息，房产持有成本将不断增大，那些拥有多套投资房的人将承受不住压力，要抛售减压，一旦出现恐慌性抛售，保守估计，房价也要出现30%左右的回调。
　　新国八条和房产税的本意是抑制房地产投机，如果调控出现成效，持有成本锐增，而房价较大幅度回调，那么过去10年，中国大都市涌现的不少亿万、千万的房产富翁将会被打回原形。
　　诚然，对于地方政府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笔者却不乐观，因为一旦出现楼价下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将锐减，在地方政府开支不断膨胀的情况下，指望他们拿出更多的钱来进行住房保障，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除了极少数执政能力强的城市之外，预计2011年所谓加大保障房力度仍是纸上谈兵。
　　在新国八条和房产税出台后，2011年房价下跌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会跌多少？
　　令人遗憾的是，房价会跌多少，主要并不是由中国人控制的，房价会跌多少，关键看CPI(决定加息的重要因素)；而CPI主要由农产品价格决定；而农产品价格主要由美国或美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和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决定。尽管农产品在2011年已经涨势疯狂，但是国际投行最近仍然唱高农产品，同时大力推高石油价格--化肥等主要农资品都是从石油中生产的。
　　即未来我们很可能看到农产品价格继续喷发的场景。其逻辑是这样的：异常气候和自然灾害(比如现在中国北方大旱)--国际投行推高石油价格--化肥等农资价格上涨--中国农产品出现刚性缺口--国际游资疯狂炒作--农产品价格继续飙升--中国CPI上涨到10%以上，房贷利率提高到12%以上--更多中国炒楼套牢者支付不起利息--由开始少量不得不抛售房价下跌，但很难卖掉--大量恐慌性抛售，房价大跌。
　　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房价下跌的幅度，是由石油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所决定的。
　　此外，决定中国楼价下跌幅度，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因素：
　　一、中国货币紧缩的力度，从现在的各种信息来看，紧缩不会在短期内逆转。最近，央行行长周小川还表示，尽管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在高位，但未来还是会使用这一工具以及央票的发行来对冲流动性。二、国际热钱是否决定大规模撤离中国。
　　总体而言，对于未来的中国房价，本人不乐观。那些仍然持有大量投资房的人将会有大麻烦，楼市与股票不同，它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在涨的时候好卖，跌的时候想出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当然，少数勇敢的人可以壮士断腕，但多数会像已被盖上锅盖里的青蛙，在不断加温中，已经失去了出逃的力量。
　　同样麻烦的还有持有大量土地，但现金流差的房产商，未来一两年它们有可能遇到比2008年更严峻的挑战。受楼市连累，股市很难乐观。
　　未来一年，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其程度将不亚于2008年，人民币不断升值、高资源价格、高农产品价格、劳动力成本提高等等，不断提高中国制造刚性成本；而超高存款准备金率、高利率、房价下跌、股价下跌等等将使流动性变得稀缺。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如果仍然盈利，那必须具备超凡的能力。

　　曹中铭：新股发行失败情况很难出现
　　上周五挂牌的4只新股，又有2只开盘直接破发。至此，在元月上市的31只新股中，破发的达24只，上市首日即破发的亦多达16只，而首日破发幅度超过10%的并不在少数。
　　破发潮的出现，使新股不败变成了新股必败，神话亦变成了笑话。面对破发潮，有人认为破发将倒逼新股发行市盈率的下降，也有人认为应该通过控制发行节奏的方式防止新股大面积破发，甚至还有人认为，随着新股破发的愈演愈烈，新股发行失败的情形可能会产生。
　　元月新股破发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货币政策转向给市场形成的压力，有行情低迷的原因，有投资者在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纷纷追捧新股的因素，更与新股普遍的三高发行有关。相对而言，三高发行才是破发的罪魁祸首。
　　市场上有人认为新股发行或存在失败的可能，其主要依据也是三高发行。不过在笔者的印象中，还没有见过新股发行失败的例子。即使像农行这样的巨无霸在去年行情不好的7月份上市，仍然圈得盆满钵满，不仅A股H股双箭齐发，甚至还潇洒地穿上了绿鞋。巨无霸尚且如此，一些总股本不大的企业发行新股，真的会沦落到失败的地步吗？笔者以为可能性微乎其微。
　　从最新公布的一批公司网下配售结果来看，某家创业板公司参加报价的询价对象仅有32家，而有些公司的有效报价数量已不足15家，这些显然都为新股发行敲响了警钟。根据去年10月修改后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数量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不得确定发行价格，并应当中止发行。
　　但中止发行并不意味着发行失败，因为新股中止发行后，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可重新启动发行。在重新启动发行后，无论行情如何，只要发行人不抱着高价发行多圈钱的心态，将发行市盈率降下来(如20倍甚至更低)，还愁没有询价机构前来捧场？还愁新股发不出去？
　　另一方面，新股发行失败显然也是监管部门所不愿看到的。近几年来，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在多种场合被屡屡提及，如果新股发行失败，扩大直接融资必然会受到影响，这当然不符合监管部门对于股市的期望。

　　夏　斌：中国应始终不渝地逢低吸纳黄金
　　以往从未爽约的白雪，而今却被南方美景迷恋，迟迟不愿现身京城。面对通胀压力的中国经济就像南冻北旱的天气--调控两难。
　　北京CBD，大望路的一家酒店，在这里将对国务院参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进行采访。就在比约定时间晚了5分钟的光景，从酒店大门健步走来一位身材消瘦、神采奕奕颇有风范的学者，上前紧握着记者的手连声说道抱歉，抱歉，来晚了，没想到这么堵车。没有傲慢的神情，没有居高临下的话语。当记者夸奖他身材保持得好时，他用那夹杂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幽默地说：还好，还好，这全拜托糖尿病带给我这么一副好身板。一席话逗得在场人大笑，就是在这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夏斌就其新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相关内容接受了专访。
　　2020中国金融大开放的临界点
　　白皮书，这是记者拿到《中国金融战略：2020》的第一感觉。不仅仅是白底黑字简约封面的直接印象，更是国之策士的深厚背景。虽然这不是出自官方的白皮书，但其蕴含的深远含义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著作。
　　书名中的2020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个时间点的意义何在？这是记者抛给夏斌的第一个问题。
　　2020年只是表明一段时期的概念。夏斌说这本书探讨的是中国金融战略，也就意味着10年时间，中国应该而且能够基本完成书中拟定的金融战略任务。
　　2020年也是我国金融大开放之前这一战略过渡期结束的象征夏斌坚定地说。
　　紧接着夏斌向记者介绍选择2020年为中国金融大开放临界点的理由。
　　首先，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较好，特别是在危机后世界金融格局重组中，中国整体的金融实力不是下降了，而是相对提高了。再用10年时间的努力，应该有条件实现中国金融的更大开放。
　　其次，美国这轮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与金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今后又一个30年中的前10年，中国经济必然是大踏步发展，这个10年是奠定21世纪中叶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基本地位的重要机遇期，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的重大历史时期。因此，理应要特别看重前一个10年。中国只有进行特别而全面的谋略、精心的策划，对金融发展中的短期制度、长期制度以及长短期制度衔接的安排作出认真部署，才能确保中国经济能在今后的30年特别是后20年中，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所以，特别有必要以此10年为界，进行全面的战略思考与布局。
　　第三，2009年，中国国务院宣布，到2020年，要把上海办成与人民币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这意味着，包括人民币全面自由兑换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金融大开放的时限初定为2020年。既然以2020年为界，自然是有实质性的内容部署。
　　最后，选择2020年为界，约十年时间，正好是十二五十三五两个五年规划时期，这可与政府金融战略部署，与国民经济发展中其他相关领域的重大改革与开放事宜一并考虑，并尽可能衔接配合，以期取得更大的效应。
　　中国金融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夏斌向记者推荐他书中引用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德怀特？铂金斯告诫中国学者的一段话：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接受过西方博士项目培训的经济学家，主要的挑战在于如何将书本上的知识应用到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实际问题中。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思考什么是对中国真正重要的问题，而并非什么是当时在西方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如果照搬哈佛经济学或麻省理工经济系最有名的五位经济学家的模型，那就错了。当然你可以这么做，而且这也有可能为你博得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但也有可能意味着你的研究对中国就不会那么重要了……中国经济学家想要这么做也不是不可以，但它本身对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是不会有重大贡献的。
　　夏斌指着这段话称赞不已：精辟、浅显，太有说服力，太生动了。一个推动中国金融发展实践有用的理论，绝对不可能是国际学术期刊转载次数最多的理论。
　　夏斌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书中提出了金融四维系统的概念，即金融系统是一个由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金融、涉外金融构成的完整系统。基于这个系统，结合中国的现状，即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大国经济体特征，夏斌提出了自己的金融理论体系。
　　他在解释这个理论体系时说：货币、金融的本质是人际经济活动中的一种信任。金融形式或现象可以千变万化，不变的仍是一种信任。因此，在千变万化中，人们必须把握货币、金融系统的四项特质：货币金融自身是一个复杂的四维系统；而且这个系统与生俱来存在着内在的扩张性和不稳定性，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化的系统，同时还存在结构上的非平等性。这是任何一国现代货币金融系统在实际运行中躲避不了的物质。
　　藏汇于民应政策先行
　　截至2010底，中国外汇储备高达2.8万亿美元，面对巨额的外汇储备，有人提出藏汇于民，但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持有外汇。如何解决？夏斌给出了他的观点。
　　藏汇于民是外汇储备多元化的重要一环，但是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夏斌说，首先，在外汇管理政策上要逐步转向自愿结汇制；其次，应活跃国内的外汇金融市场，逐步拓宽居民持有外汇的投资渠道，提高其投资收益，减少其对外汇持有、投资的不必要顾虑；最后，要逐步放松国内居民投资海外市场的限制。
　　夏斌给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在国内设立最初仅由本国居民参与的外币债券市场。
　　二是允许外资企业在市场上发行本币债券，鼓励外资企业在A股市场发行股票筹资。同时放慢国内企业，尤其是资源型、战略型、垄断型企业的海外上市步伐。
　　三是逐步放松居民对外投资的政策限制。
　　四是加快放松国内企业境外投资、并购换汇等投资限制。
　　中国应逐步提高黄金储备比例
　　记者注意到，《中国金融战略：2020》书中有这样一组数据：地球上16.3万吨黄金存量中可交易黄金仅为17%。截至2009年9月，全球官方黄金拥有量2.4万吨，其中美国8133.5吨、德国3408吨、意大利2451吨、法国2445吨，至2009年底中国持有黄金1054吨。在早已废除金本位制的情况，本书作者建议中国应择机增持黄金，这里究竟有何玄机？
　　择机增持黄金储备，是为了谋求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战略核心利益，构筑战略性储备。夏斌将储备黄金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他说：你是否注意到，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即使面临巨大的财政困境，不惜大量印钞也没卖1克黄金，这就是黄金的战略价值。
　　对于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是国家战略所求，是大势所趋，黄金储备尤为重要。
　　夏斌认为，一国信用货币要从国内货币走向国际货币，生产能力、贸易规模、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币值稳定等因素固然重要，但是一国是否具有相当数量的最后清偿能力，仍是不可或缺的保障。从大国货币兴衰的历史角度看，不管是英镑还是美元，在崛起之初，都充分看重这一最后清偿能力的基础创建。中国外汇储备结构中增持黄金储备比例，是从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战略出发，是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最后确立打基础、做准备的。不断增持黄金储备，应该是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必须始终如一的一项重大原则。
　　夏斌建议：第一，国家应修改、完善黄金管理规定。逐步放开中国企业、自然人在国际黄金市场的交易活动；允许境内企业参股投资国际采金矿业企业、从事黄金商业批发交易业务等。特别是对一些涉金国有企业，应尽快部署其增资扩股事宜。
　　第二，在整个金融战略过渡期，内包括过渡期结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相关部门应始终不渝地贯彻逢低吸纳的方针。
　　第三，除了黄金之外，对于白银等贵金属，也应该根据市场行情，积极吸纳储藏。

　　茅于轼：剖析GDP之品质差异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对于中国GDP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经指出中国GDP存在质量问题，需要在衡量向度上进行重新定位；今天他在香港《信报》发表分析文章，对于GDP品质问题如何衡量做出详细说明，以下为其文章全文：
　　GDP是一国人民一年中所创造的财富总量，它是由全部最终产品的价值相加而成，中间半成品的价值不包含在内；价值必须是在市场上可以自由交换的价格，不须票证，不必审批，没有价格管制，价格是自由浮动的价格。它大体上表示一国在一年中的财富产出总量，表现该国百姓生活状况的优劣，所以各国都非常重视GDP完成的情况。
　　量度GDP优劣准则
　　计算GDP最根本的问题是价格是否正确，错误的价格算不出正确的GDP；计划经济时的价格全是错的，不可能计算计划经济下的GDP。例子之一，就是苏联时代的钱不能自由买卖商品，那些钱不能反映商品的价格；苏联改革之后，居民的存款忽然大幅度贬值，居民的损失巨大。其根本原因就是钱不能度量价值，一个不能自由交换的钱，其真实的价值远低于票面价值；反之，愈是自由的货币其价值愈高。
　　如果人民币变成可自由兑换的硬通货，人民币将因此而升值；现在的人民币还不能很自由地交换，所以中国的GDP也不可能很准确。世界贸易组织认定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就是因为人民币还不能完全自由交换，特别在投资领域，并不是拿钱就能做项目，大一点的项目都要经过审批。钱的自由度有限，所以中国不获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
　　除了计算GDP中的钱是否可自由交换之外，GDP还有品质好坏之别。过去我们只追求GDP的数量，而不问品质，出了许多毛病。
　　今天我们应该更加重视GDP的品质，不但要有更高的GDP增量，更要有较好的GDP品质。那么GDP的品质有哪些度量呢？
　　要子孙承担债项
　　首先是通货膨胀。GDP的高增长有可能是用发钞票催出来的，这会引起后患，不是一个健康的GDP。道理很简单，国家增发一批钞票，钞票可以买东西，东西有了买主，工厂可以加速生产。这样的GDP就是催出来的。多发的钞票慢慢会造成通货膨胀，相反，通货收缩也不是好事；所以物价水准稳定，是一个良好GDP所必要的。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性，主要用通货膨胀做指标，拿这一点来看，我国前几年的通货膨胀还算可以，除了去年最后两个月，其余时间的通胀都在5%以下。但是今年的情况很不乐观。
　　其次是GDP的分配是否公平。GDP只是财富的产出，并不涉及这些财富是如何分配的。显然一个比较公平的分配，比一个相差悬殊的分配好，同样的GDP产出，公平分配优于相差悬殊的分配。有时候为了公平分配，宁可牺牲一点财富的产出。
　　这里我们看到效率和公平的矛盾，牺牲一点效率以获得公平，有可能是好的，对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的收入分配很不合理，宁可少一点GDP，也要把公平提高上去。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成果的分配，是按照最有利于财富生产的原则来确定的，也就是谁创造的财富，谁就可拿回去，因此大家都努力创造财富，这正是我国高速增长的窍门。有规则的市场经济中是没有剥削的，但是各人创造财富的能力相差巨大，结果就是贫富差距拉大。不计分配的公平性，片面追求财富的高增长不是一个好政策。
　　第三，环境保护做得怎样？我们有可能以牺牲环境求得高增长，这就是一个品质低劣的GDP。环境搞坏了，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要花钱去治理，这等于我们借了子孙后代的钱在搞GDP，将来是要还债的。这样的GDP就包含着虚假的成分，显然不是好的GDP。这里所讲的环境保护不仅仅是没有污染，也包括水土保持、防止沙漠化、防止气候变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包括整个自然界，自然界任一个部分遭到损坏都对人类产生不利影响。现在从整体上看，我们正在用破坏环境的方法求发展，我国的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温室气体的排放都是不可持续的，不可持续的GDP显然是低品质的。
　　第四，有没有滥用资源以获得GDP。地下的资源，例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都可以变为财富。如果是拿资源变成了GDP，资源减少而GDP增加，在资产负债表上并没有净的增加，只是把存量变成了流量。许多出产石油的国家，GDP非常高，但是资源存量在减少。这种GDP显然不能持续。
　　建立失业率统计资料
　　第五，有没有许多人失业。比较中国和美国，中国只讲GDP增长多少，不问失业；美国不问GDP增长多少，只问失业率。现在美国的GDP增长已经恢复正常，但是失业率还超过9%。因此认为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在中国，失业率根本就没有统计资料，地方官员只求GDP的高增长，失业率连统计都没有，遑论改善。
　　GDP固然与百姓的生活有关，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工作。失业的滋味非常难受，光从减轻痛苦来看，降低失业率也非常重要。
　　由于不讲失业率，我国的GDP中有许多是由大项目构成的，对就业帮助很小。
　　比如一条地铁，投资几十亿元，这就是GDP，但是能有多少就业？一个大水库和大核电站都是GDP很高、就业很少的项目。为了改变这一情况，首先要建立失业率的统计资料，否则失业的问题永远提不到日程上。
　　第六，有没有大量欠债。有些国家的GDP靠向外国借债搞起来的，或者说靠外国投资搞起来的；这种增长和靠国内自己的储蓄相比较，就看出其中的问题。倒不是说引进外资不好，而是说靠外资和靠内资发展的GDP是不同的。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许多靠外资发展的国家都受到严重打击，例如东欧国家，接受的教训是很大的。就我国情况而言，我们恰恰相反，是过分依靠出口，不是过分依靠外资。我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就GDP的品质而言，过分依靠外资是不好的。
　　明白了同样的GDP有品质之分，我们今后在追求GDP时，更应关注它的品质。
　　作者为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