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月晓：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仍有空间
　　在中国公开市场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准备金率调整在中国是最常用的冲销工具。前段时间，我们认为，如果中国的外汇占款没有突变，未来继续上调准备金率的压力已基本消除。显然，我们低估了中国外汇占款的上升规模，2010年我国国际收支项下的外汇储备增加实际或达4500亿美元。由于中国在2010年加快推进了人民币的跨境贸易结算，在同样的顺差规模下，外汇占款的规模发生了变动。中国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而采取的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对我国外汇占款的规模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发展迅速，仅去年6-11月，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就达3400亿元，是2009年7月实施试点以来、扩大实施范围前结算量的7倍多。目前我国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90%以上集中在进口方面，进口采用人民币结算，减少了中国的外汇支付，因此减少的购汇需求逾450亿美元，导致央行同样程度的售汇减少，从而导致在同样的国际收支下外汇储备增加。
　　2010年的国际收支在与2009年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外汇储备要多增500亿美元。如果加上我们原先漏算的跨境贸易结算导致的外汇占款增量，我们原先判断2010年货币冲销任务已完成的观点就要改变--货币当局仍然需要上提准备金率。
　　预计2011年仍将上调1-2次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每次50个基点。
　　人民银行于不久前发布《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和企业可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明确：凡获准开展境外直接投资的境内企业均可以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银行可依据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的核准证书或文件直接为企业办理人民币结算业务，相关金融服务手续更加便利。我们认为，境外人民币直投将减少企业对外投资的外汇需求，将更加减少央行的售汇量，导致外汇占款数量增加。目前我国每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约为600亿美元左右，若20%用人民币直投模式，将增加国内外汇占款规模100亿美元。我们预计2011年跨境人民币结算仍然会快速增长，2010年半年的结算量是3400亿人民币，2011年全年将达8000亿人民币，约1250亿美元左右，大约可减少外汇对外支付需求1000亿美元；加上最近出台的境外人民币直投业务，2011年外汇占款极有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我们上调外汇占款值至5500亿美元。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推进，短期导致了货币对冲压力的扩大。假如货币增速目标不变，在2011年首次上调准备金后，我们预计全年仍将上调1-2次，具体依控制货币增长速度目标而定，调整时间窗口应关注公开市场到期票据剧增和通胀高点这两个时期；上半年再调一次是大概率事件。
　　我们预计，未来货币政策将更多地服从经济结构调整而非总量控制的目标；在货币控制手段的选择方面，信贷控制和利率调整，将成主要工具。由于货币总量增速仍然较快，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水平仍然充裕；政策收紧更多地冲击体现在心理层面上，资本市场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在当前通货膨胀高企的情况下，短期内加息的压力仍不能消除。

　　王　建：紧缩货币难解通胀
　　尽管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胀必须实施更加严厉的货币紧缩，我一直认为货币紧缩难抑通胀。我在以前写过的文章中一再讲，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通胀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没有这个认识，仍用传统的经济学眼光来看当今问题，就一定会发生重大失误。
　　输入型通胀将愈演愈烈
　　最大的改变发生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变化，它已经不是传统的物质资本主义，而是用大量衍生金融工具生产庞大金融商品的虚拟资本主义。我们如果只关注传统意义上的货币，美国目前的广义货币M2只有8.7万亿美元，但是美国的衍生金融商品规模，据奥巴马总统2009年提供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就高达598万亿美元，是传统货币规模的68倍。从全球看，目前包括衍生金融商品在内的金融商品规模已高达数千万亿美元，是全球年GDP的数十倍。金融商品是M4、M5····Mx，这是常识，之所以它们是准货币，就是因为它们可以随时变现成M0或M1。我们不要只看美国在搞QE2，就是搞到Qex最多也就几万亿美元，但是全球已经形成的虚拟货币资本规模已经是个庞然怪物，正是这个庞然怪物，在通过物质产品生产与流通的衍生金融化，在各种不同的经济领域不断变换形态，以寻求高额利润，它们或者变成石油，或者变成铁矿石，或者变成粮食，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拉高了，到中国就变成了输入型通胀。所以，无论中国进行怎样的货币紧缩，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导致货币离开实体经济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中国输入型通胀愈演愈烈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
　　虚拟货币资本不仅在推动世界发展中国家输入型通胀的发展，还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渗透，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货币发行量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外汇占款项下的货币投放早就成为了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不仅如此，还得用央票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把因外汇流入所投放的多余货币收回来。国际虚拟货币资本流入中国，是看中了人民币与外汇的利差以及长期升值的前景，在去年，利差与汇差所构成的盈利机会，在美元与人民币之间已逾7%，而一般的产业利润也就5%。所以，去年10月加息后，就立即引来了巨量外汇流入，而央行当月的外汇占款投放也猛增到5190亿元。既要防通胀，又要堵热钱流入，忙得不亦乐乎。在传统经济学中，加息是压抑通胀的必然之举，但是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加息以及所形成的利差扩大必然会引来热钱，由此所形成的货币投放，就使加息从回收货币因素反而变成了投放因素。用传统思维看待当今货币问题，会让我们很被动。
　　有人说既然加息会引来热钱，那为什么去年11、12两个月热钱流入反而退潮了呢？这是因为，去年11月朝鲜半岛的炮击事件，使流入东亚地区的国际资本发生了恐慌。但是军事行动所形成的改变国际资本流向的力量不会持久，如果美国爆发新危机，热钱就会再度大举流入中国，因此如果再度加息或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应对通胀，就必然会在围堵热钱方面更加忙碌。
　　压人口增耕地非货币之功
　　再回到通胀原因问题。去年通胀再度抬头，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而推动通胀的主要原因就是食品价格上涨，大约占全年物价上升因素的3/4。而自新千年以来，消费物价总计上涨了23.5%，食品价格却上涨了64.8%，是总体物价上涨水平的2.8倍。那么为什么食品价格上涨推动通胀率走高会成为长期现象呢？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还在增长，耕地却因工业化、城市化占用在不断减少，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断发展，就推动了食品价格不断攀升。去年中国进口了5400万吨大豆，进口的玉米、大米和小麦合计也有600万吨，谷物进口总量已达到6千万吨，已相当于全球谷物贸易的1/4强，因此国际上已经有粮价上涨的中国因素说。目前进口粮价已高于国内粮价水平，去年粮食进口的猛增，应该很快就会反映到国内食品价格上面。
　　中国的人口高峰是2030年，届时总人口将达到15亿人，即比现在还要增加1.8亿人。人口增长就要增加食品需求，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食品需求也要增加，所以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得比目前增加2亿吨以上才能满足需求，而目前全球粮食贸易的年度总量也不过才2亿吨，所以增加的粮食需求，恐怕大多数都得靠提高中国目前18亿亩耕地的土地产出率来解决，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对农业投入的增长率超过产出增长率，在经济学上就叫边际报酬递减效应。例如根据农业部的数据，2010年我国28种蔬菜加权均价为每斤2.11元，比上年涨0.22元，涨幅为11.4%。但同时，蔬菜生产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上涨10%左右，农业生产季节性雇工费用平均上涨20%-30%，农机作业费、土地流转租金均上涨20%以上，预计总生产成本上涨15%左右，生产成本上涨反而高于收益上涨3.5个百分点。所以，人地矛盾所导致的由食品价格上涨所推动的通胀将是长期化的，货币紧缩既不可能压制中国人口的增长，也不能增加耕地，怎么能对这种类型的通胀有效呢？
　　警惕防紧缩致衰退
　　最后一个推动通胀的原因，就是目前经常说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由于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终于到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的时代，由此引起的工资上涨与改善分配关系无关，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导致的。由于分配结构不会改变，工资的普遍上涨会使企业主寻求通过提价来减轻工资成本上升压力，所以工资上涨往往会推动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又反过来推动工资上涨，这种工资与物价互相追逐的过程，就是一般所说的工资与物价螺旋，这个过程只能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产业升级，使劳动力的供求在新基础上达到新平衡才能结束，所以在进入刘易斯拐点的现阶段，这种发展阶段的变化也不是货币政策这种短期调控工具所能改变的。
　　输入型通胀、结构型通胀和工资物价螺旋，都是从成本端推动的通胀，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增长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硬要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对付，就会导致经济窒息从而使增长下滑。比如，当铁矿石从每吨20美元上涨到200美元的时候，钢厂进口铁矿石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就会增加，如果银行坚持信贷紧缩就是不给企业发贷款，企业就会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进口而被迫收缩生产规模。推而广之，当全社会经济活动都因为成本上升而不得不需要更多资金周转的时候，紧缩型的货币政策，就会把增长拉下来。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和定位当前的货币政策呢？

　　任志强：房产税起不到抑房价作用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
　　房产税试点，征收的税率比较低，房产税征收对地产的影响不会太大。2011年一定会在房地产领域加大调控力度、探索新的体制。也就是说，今年楼市的调控力度还会加大，房地产是中央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关乎包容性增长、内需的提升、宏观调控、社会和谐。因此，2011年的房地产调控将加大力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房产税开征会使房价微量下跌，房产税开征与房地产价格为负相关，但从中长期来看，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有限。对自住购房者来说，一方面可能由于开发环节税负的降低而降低开发成本，进而降低前期购房成本，购房需求不仅不会被抑制，反而可能得到激励。对投资和投机者来说，由于后期保有成本的增加必然对投资与投机者的购买动机产生抑制效果，随着保有环节税负的加重，投资与投机者受影响程度逐步递增。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
　　影响房价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土地的供应，二是货币政策。无论房产税开征或是不开征，和前面两个主要因素相比，它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但长期来看，房产税有利于减少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分化，尤其是由于房地产等资产升值而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
　　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
　　房产税是间接通过消费行为调节市场的供求关系，随着供求关系变化而影响到价值。但是供求关系十年之内解决不了。所以，在供求关系占主导时，房产税起不到抑制房价的作用。

　　皮海洲：多因素制约股市风格转换
　　进入新年，随着股指的走弱，关于市场风格转换的热议不断，认为市场风格有望实现二八转换。
　　从投资角度看，二八转换是具备一定的基础的。虽然在之前的行情中，并非所有的八股都在上涨，也不是所有的八股都估值偏高，但总体说来，以创业板、中小板为代表的中小盘股，估值的偏高是显而易见的。如截至1月14日，创业板的平均市盈率高达73.96倍。相反，代表二的大盘蓝筹股，市盈率却偏低。如银行股的市盈率很多都在10倍以下，而两桶油的价格也在10倍至15倍附近。因此，与中小板股相比，一批大盘蓝筹股表现出明显的投资价值。也正因如此，在近期股指的盘整与下跌中，一些大盘蓝筹股表现出明显的抗跌性，似乎让投资者看到了风格转换的影子。
　　但大盘能否实现风格转换？笔者以为情况未必乐观。虽然说部分大盘蓝筹股近期表现出了较好的抗跌性，甚至不排除这些大盘蓝筹股有短线走强的可能。但真要出现持续的风格转换却并不容易，更不可能出现后5·30那样的大盘蓝筹股行情。相反，出现南车、北车这样的有政策扶持的个股，实现局部突围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一些。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有这样几点：
　　首先，目前时间已进入年报披露期。而这个季节通常是高送转行情演绎的季节。从每年的利润分配来看，大盘蓝筹股是不可能高送转的，而现金分红很难受到市场的追捧。所以，在这个季节，能够向投资者高送转的中小盘股更有可能受到追捧。特别是中小盘股经过了最近一个时期的持续下跌后，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释放。这就为下一步市场对高送转题材的炒作腾出了一定空间。因此，从年报行情来看，缺少高送转能力的大盘蓝筹股，很难成为投资者追逐的目标。
　　其次，从国家的产业调整政策来看，七大新兴产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而以创业板、中小板为代表的一些中小盘股，有很多就属于七大新兴产业范畴。可以说，如果相关公司的成长性有保证的话，获得产业政策扶持的这些公司仍然是2011年市场关注的重点之一。而目前的股价调整，既是一个风险释放的过程，同时也为投资者逢低买进创造了条件。哪怕是一些机构投资者，也会择机布局这类股票。这就决定了这类股票不会长期寂寞。
　　此外，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目前市场的资金面并不支持大盘蓝筹股行情的大范围启动。由于受货币政策收缩的影响，目前股市资金面捉襟见肘。而新年伊始，央行又再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显示了央行进一步收紧货币的决心。因此，在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要启动大盘蓝筹股行情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大盘蓝筹股行情的启动，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推动，而资金问题正是目前制约大盘行情发展的软肋。如果资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要实现二八风格转换肯定是不可能的。即便出现阶段性大盘蓝筹股走势的局面，但这种局面肯定难以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