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戈：房价涨跌只是数字游戏？
　　当看到这个新闻时，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深圳市市长许勤在深圳两会期间说，2010年，深圳整个房价年底和年初相比下降20%，去年抑制房价取得初步成效。因为此前我和其他同样震惊的深圳市民一样，并没有感觉到深圳房价有如此之大的跌幅。
　　许市长后来对此进行了一番解释：这个数据可能是部分反映房价，不一定是全面反映。这话的弹性空间就大了去了。部分反映可以是一个阶段，也可以是一个区域，甚至是几个楼盘。也就是说，只要找到几个楼盘2010年底的售价，比年初售价低20%(找出这几个楼盘打8折的几个户型即可)，就可以说它是部分反映了深圳整个房价。
　　当然，房价下跌20%不可能是深圳市有关部门故意捏造的，我揣测更像是一种阶段性的加权平均。或许，2010年底深圳市保障房成交量突然大增，即使其他商品房不降价，反映到官方统计里，也必然表现为幅度可观的下跌。
　　不过，有关2010年深圳房价下跌20%的说法，深圳居民并非第一次听说。2010年7月底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发布的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深圳市6月份新建商品住房平均价格环比5月份下降5.81%，比年初下降22.6%。数据甫出，当地居民也是普遍感觉被下跌。
　　官方统计与老百姓真实感觉之间的巨大落差，在房地产这个最受关注的领域得到了集中体现。但正如许勤所说，房价评价体系不一定是深圳遇到的问题，可能每个城市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确乎如此。
　　差不多同时，北京市统计局也公布了2010年度房地产市场运行数据。2010年北京市房屋销售价格比上年上涨11.5%；其中新建住宅上涨18%，二手住宅上涨5%。但此前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公布的是北京市新房价格涨幅达42%。两个涨幅居然相差24%。
　　该机构不会平白无故去猜测房价数据，而是购买了北京市住建委的相关数据后计算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两个数据理解为统计局与住建委统计方式的差异。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于秀琴指出，42%是一个均值涨幅，而统计局是以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来统计的。
　　全国的房价统计体系也曾遭遇深度质疑。你应记得，2009年的房价统计数据带给我们的惊人的反讽。国家统计局2010年2月25日公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1.5%，其中新建住宅价格上涨1.3%，二手住宅价格上涨2.4%。舆论闻之大哗是正常的甚至是必须的。
　　每个人都对疯狂的2009年房价记忆犹深，在售楼盘涨幅低于50%的，只能说明它的地产商太想回馈社会(虽然社会并不会有丝毫感觉)，官方数据却说平均只上涨了1.5%，房奴们能够不生出被愚弄的愤怒，就算很理智了。
　　2009年房价平均上涨1.5%这个数字被广泛质疑后，大受刺激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多次表示，要改革房地产价格统计体系。
　　但是，倘若房地产价格统计体系采用当地网签数据，房价数据真实倒是真实了，但有关部门恐怕会面临数据失控的危险。因为这些数据是动态的、随时更新的，某周有个像钓鱼台7号院这样的楼盘上市，房价数据必定是大涨，报上去肯定要吓人一跳。不过，危险二字我加上双引号，是觉得那其实不算什么危险，有关部门往往低估了人们对市场数据涨跌的接受力。至于数据失控嘛，前提是数据得控制。所以，北京市住建委多年来并不敢全面公开毫无秘密可言的房地产市场数据，而是挑选公开几个数据，大量的数据需要付费才能阅读。
　　转过头来，我倒是想劝劝那些过分认真的朋友，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房价统计数据不过是数字游戏，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就可以了，何必苦苦苛求。当然，有关部门可能需要根据房价数据来做类似房地产调控的决策，但这与吾辈何干？

　　尹中立：春节前会加息吗？
　　决策者重新关注物价的问题，是从2010年11月份开始的。
　　从统计数据上看，2010年8~11月CPI环比逐月加速：0.6%、0.6%、0.7%、1.1%，11月份CPI环比增长年率已经超过13%，这不但远远超过之前确定的3%的目标，也远远高于一些经济学家认定的5%的最高值，甚至是比较严重通胀的标准。正因为如此，货币政策的导向明显出现变化，去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表示，将稳定物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货币政策的方向由适度宽松调整到稳健。随后出现了三率齐动：利率开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汇率升值加快。
　　尽管去年11月份之后三率齐升，并采取了行政方式遏制物价的上涨，使12月份的物价涨幅有所回落，但2011年上半年的物价走势依然十分严峻。因为连续4个月的高环比，已经将2011年上半年的翘尾因素变得很大，1月份就达到了3.6%，1~7月份翘尾大体在2.4%~3.7%之间。如果2010年下半年新涨价的态势延续至2011年上半年，保持在3%~4%的水平，2011年上半年CPI将会直接挑战6%~7%的高位，数据观感上对中央银行构成很大压力，诟病之声会接踵而至。尤其是一二月份的物价数据应该都在6%以上，使物价问题将成为全国两会的一个主要热点问题。因此，估计在1月份数据出台之前，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还会上调。从时点上看，1月份的数据公布时间恰好在春节之后，为了使货币政策发挥更好的效果，选择在春节前行动比春节后要好。
　　此外，印度央行1月25日宣布加息，使我国在春节前加息的概率进一步提高。
　　如果上述推理正确，那么，在紧缩背景下资产价格将会明显受压，股市难以有好的表现。但此时的中国香港市场会与内地A股市场表现不一致，因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加快会刺激国际资本关注H股。
　　假如在今年1月份数据出台前后没有紧缩货币的措施出台，则表明政府决策者对物价上涨的容忍度在上升。此举会刺激老百姓对货币贬值的担忧情绪，储蓄存款加速向股票及楼市流动，资产价格会与物价一起上升。这样的结果并非不可能出现，1月13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当前的物价水平在30年来并不属于高位，30年的平均物价水平是5.6%，只是最近10年来物价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老百姓对物价上涨的容忍度下降了。言外之意是要增加大家对物价的容忍度。
　　另外，近期股市的下跌可能也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操作。这里需要关注两件事情，其一是最近国外股票市场的波动加剧，如孟加拉国股票市场出现连续大幅度下跌，引发了一系列事情；其二是温总理在1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 宏观调控要兼顾资本市场的稳定。但笔者认为，最近的股市下跌主要表现为小市值股票的价格回归，蓝筹股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对货币政策决策的影响还比较小。
　　政府究竟对物价持何态度？从货币政策的操作就可以知晓。如果在1月份物价数据公布前后采取加息的措施，并对贷款采取严格控制，则表明控制物价是动真格的，股市不会有好的表现。反之，采取的是提高对物价上涨容忍度的方式，则资产价格不会差，与通胀有关的股票会有好的表现，有色、煤炭等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政府究竟选择什么思路？我们拭目以待吧。

　　罗福万：本轮通胀不是货币现象
　　中国的通胀现在看来虽然不是非常严重，但也已成为一个问题。有人认为，通胀就是一个货币现象，我认为，中国此次通胀加剧或许是由于气候原因，而货币因素只是起了一个次要的作用。
　　我们先看图，这张图显示了中国CPI在2007年至2008年的时候出现了比较高的尖峰，也引发了食品价格的问题。对于本次的通胀，很多人，特别是媒体非常关切，但他们可能忘记了，同等水平的通胀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中国的CPI从2007年初的2.2%上涨到2008年初的8.7%，当时每个人都很震惊，但大家都忽视了CPI在2008年底再次下降到1.2%。我并不是说目前的中国CPI会下降到1.2%，我只是认为，虽然当前中国CPI相对比较高，但是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CPI在中国的上涨并非主要来自于货币政策的调整，75%的CPI上涨是来自于食品价格的上涨。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去年11月CPI上涨的74%是来自于食品类价格，18%的贡献来自于居住类价格，包括租房的价格、居住消费支出、利息支出，但是不包括房屋的价格，现在没有新兴市场国家把房地产的价格纳入CPI的计算。如果除去食品、房租和利息支出，其实中国CPI的上涨是非常小的。食品类价格和居住类价格这两项相加，对CPI的贡献率达到了92%。如果中国CPI的上涨主要来自于货币因素驱动的流动性过剩，那么CPI篮子里其他部分的涨幅应该更大一些才对。
　　我们还记得2007年的时候，CPI的高企也是来自于食品，当时上涨了23%，现在差不多是11%。2007年CPI的大幅上涨主要是由于猪蓝耳病引致的猪肉价格上涨。去年，猪肉价格并没有飞快的上涨，取而代之的是由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的价格上涨带来CPI的上涨。
　　最近，我和一些农民做沟通，一些橘子种植商说，此次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不是很好，所以使得水果的供应减少，驱动价格上涨。没有迹象显示货币流动性过剩引发了新鲜蔬果的需求激增。
　　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证明货币因素对于中国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影响非常有限，这个理念非常简单，即货币流动速度的急剧放缓，在很大程度上中和了货币供应的迅速增长。货币的流通速度是单位货币在一定时期内的周转次数，是经济中常用的标准指标。很多年之前，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胀无处不在并且总是一个货币现象，通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政府发行货币过多，但是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即使在美国，联邦政府已经不再仅仅关注于货币的供应量，在美国货币的流通速度基本上是一个常数，是一条平线，非常稳定。
　　同样的时间段里，中国货币供应的增长比正常速度要快，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年有财政刺激政策，现在经济体里面有更多的货币，但是每一块人民币被使用的频率却比过去小了。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中和了货币供给的效果。如果货币的流通速度没有急剧放缓的话，我们在中国会看到更为严重的通胀的现象。但是现在很多新发的货币进入了银行，在很多情况下是作为一些基础建设项目和经济刺激的首付，所以我认为此次通胀不是一个货币现象，货币对于居民消费收入价格指数的影响非常有限。

　　谢国忠：中国才加息50基点 政策力度远远不够
　　中国正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却没能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来应对。最近两次加息总共也只有50个基点而已，这样的政策力度远远不够。
　　过去十年大规模增发货币，在中国的经济体系内部埋下了巨大的通胀隐患。这首先表现为地价膨胀。由于疯狂投机的风气导致社会资本向房地产行业大肆集中，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并没有立刻导致普遍的通胀。但现在局面正在发生变化：用工荒和能源价格的上升，导致通胀向更广阔的范围扩张。大量的存量货币，突然间成了通胀的能量来源。
　　中国面临的通胀挑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政府部门无节制的支出。GDP和财政收入，一直是中国地方官的两大奖惩标准。通过大规模发展房地产业，地方官员可以做到一箭双雕。
　　多数发达国家的收入是用来实现再分配的，比如会用在社会保险、公共医疗或者教育等方面。但中国政府在上述领域花钱不多。政府财力的绝大部分，都被用来进行投资，或者购买公共消费品。
　　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贸易是中国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两大推动力。前者主要是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来维持。经济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曾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近期的通货膨胀表明，政府手里集中的资源，已经太多。
　　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货币问题。当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就会发生通货膨胀。通胀的前期表现，通常是商品供应的不足。劳动力、能源和农产品供应的不足，以及此类产品的供应缺乏弹性的特色，引导了这一轮的通胀。目前，通胀正在向一般商品和服务蔓延。
　　在中国，由于政府部门的支出决定了货币的供应量，通胀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实体经济已经难以消化政府部门的支出。通胀实际上是一种税收式的负担，损害普通居民的利益，让政府从中受益。这也是一种形式的财富再分配，是财富从普通居民手中流失，然后被政府获取的过程。这就是高通胀率通常会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
　　中国政府控制通胀时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政府必须认识到，在未来五年中，通货膨胀率会一直居高不下，银行必须保证存款利率高于人们对通胀的预期。谨小慎微的调整不可能遏制日益积累的通胀趋势，近期的金融政策，越来越落后于形势变化。
　　不过，中国的金融秩序却保持了大致稳定的局面。这是因为美联储正在维持的零利率，让人们对人民币升值有所预期，阻止了资本的外流。但这种情况也是会变的，如果美国经济也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美国货币政策会迅速转向。随之而来的资本外逃，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
　　除了应该提高利率来应对通胀预期以外，中国还必须改造自己的政治经济结构来限制政府融资和投资行为。为此目的，可以考虑以下政策组合。
　　首先，地方政府必须加强偿债能力，他们的累计负债率，例如用负债/收入比衡量，应该低于200%。地方政府千奇百怪的融资方式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是巨大的威胁。目前的融资体系不允许银行精确评估对地方政府贷款的风险。
　　第二，政府卖地的收入应该交给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地方政府可以每年提取收入的十分之一。这样就会遏制地方政府拼命圈钱、花钱的势头。
　　第三，应该减轻居民税负。中国人要想过上中产阶级生活，就要承担高房价、高通胀率和高税收。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给中产阶级这么高的门槛。现行的体制最大的潜在危险，就是把中国人分成两个人群，一个巨富阶层，和一个巨大的贫民阶层。

　　陶　冬：日本经济怎么了
　　风靡世界的iPhone的背后，这样形容它的原产地：创意来自美国，组装出自中国。苹果没有写上去的是，多数零部件产自日本。今天，日本经济已算不上是世界一流强国了，光环好像被美国、中国所掩盖。
　　2011年，又是日本经济独憔悴的一年。新年伊始，分析员纷纷调高美国、欧洲的增长预测，唯独日本仍徘徊在通缩的边缘。在第三个失落十年的首年，日本经济仍然是一蹶不振。
　　人口老化，是日本内需不振的痼疾。过去五年，日本劳动力增长为-0.4%，而1980-85年为1.1%。日本的老年人口(六十五岁以上)占总人口22.6%，超高龄人口(八十岁以上)占总人口6.3%。老人进入人生周期的尾声，消费欲望下降，令内需毫无生气。同时，老年人口加重了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的负担，也牵制了财政扩张能力。
　　日本企业的出口能力，仍然是世界一流的。不过他们几乎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美国市场，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则不算热心。美国消费的萎缩及新兴市场消费的崛起，令日企失去了一次重新崛起的机遇。
　　日本企业将生产线移至海外的热情，远高过德国，这一轮日元升值又刺激了更多企业出走。企业将生产线外移，有利于利润及拓展海外市场，但对国内就业极其不利。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消费欲望更低。
　　有人将日本的沉沦归咎于八五年的广场协议。的确，日元大幅升值刺激了资产泡沫形成，是日后悲剧的成因之一。不过日元汇率从250一路升值，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并未受到太多影响，失去优势的产业、产品被淘汰、移出；新产业、产品不断涌出。日本失去的十年，是因为日本政府在资产泡沫破灭后的银行重组政策畏首畏尾，窒息了内需。另外，日本的中小企业竞争力弱过德国，又是银行信贷收缩的牺牲品。当大企业结束系列构造，将生产线外移时，中小企业、就业市场遭受沉重打击。最近日元升值，带来了新一轮产业外移，对日本经济、就业的影响，可能相当深远。
　　企业生产线移往国外，当然不利日本年轻人就业。不过从股东角度来看却是好事。这样做提高产品竞争力，增加股东回报。所以投资日股与当日本人，感受也许不同。
　　回到文首的iPhone。尽管日本经济乏善可陈，就业市场一片萎靡，日本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仍在。日本产品的细腻程度、质量可靠性，仍是世界一流的。日本企业的现金流，多很充沛。
　　笔者不看好日本经济，却不敢过分看淡日本股市，尤其是在美欧重启消费的今天。

　　林毅夫：中国须警惕房地产泡沫和收入分配不公
　　全球复苏的基础依然相当薄弱。全球经济复苏的深层次问题，是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不足，尤其是房地产等领域产能过剩。虽然经过一年多的经济复苏，发达国家制造业部门产能利用率比正常水平仍低10%左右。
　　产能利用率不足给发达国家带来一系列问题。首要表现是失业率高涨，影响投资和消费。由于产能利用率低，房地产和制造业企业难以偿还危机前举借的银行贷款，造成金融机构呆坏账积累。失业高涨又使社会福利开支增加，进一步造成公共财政赤字积累，从而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
　　发达国家很难走出困境，像当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一样，经历十年乃至二十年的低迷期，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面对危机，传统对策是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现在如以积极财政刺激，公共财政赤字积累会加剧，且可能导致民众对未来的财政与金融状况丧失信心。然而，如因退出积极财政政策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增长率下滑，会造成政府福利开支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最终还会出现公共财政赤字积累。由此，财政政策选择似乎走入死胡同。
　　货币政策方面的情况类似。各国采取的零利率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大。在失业率高、人们对未来预期黯淡的情况下，纵使零利率，家庭也不愿增加消费，企业不愿借债。且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造成短期资金外流，流入经济状况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给其宏观经济管理带来更多难题。同时，会有不少资金进入石油和粮食市场，推高油价与粮价，给发展中国家增添不稳定因素。
　　在一系列两难局面下，我们仍需凯恩斯主义，但必须超越凯恩斯主义。当前国际经济复苏最大挑战，是占全球经济生产总值70%的发达国家普遍产能利用率低。要走出全球经济困境，就应增加投资，尤其是能消除瓶颈、增加生产率的投资。投资如能增加，资本品的需求便会增加，产能过剩就会减少，就业就会增加，民众对未来预期也会变好，经济增长会加快，金融部门呆坏账可能减少，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和地方债务危机也可能消弭，从而实现良性循环。
　　以上观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接受。去年11月G20峰会达成的首尔发展共识，重要一点即为基础设施建设。峰会后，新加坡表示准备用主权基金承诺5000亿美元的东亚基础设施发展资金。类似举措堪比二战后美国在欧洲实行的马歇尔计划，如能设立更多这样的基金，全球经济复苏将可望奠定更牢固的基础。
　　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环保、教育等方面，中国经济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但仍需对可能的房地产泡沫等因素保持警觉。因为近来那些经历奇迹般增长之后突然停滞的国家，如日本、爱尔兰等，普遍都是受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等体制性问题也必须解决。在风景这边独好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居安思危，另一方面也要把这些体制性的问题解决好，如果能这样的话，相信不管外面的风雨，中国肯定能在10-20年里维持8%左右的增长率。(作者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本文摘编自FT中文网，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