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建强:重庆房产税的诸多悬念
本周全国最热闹的消息当属房产税。早些时候,关于重庆决定开征房产税并获得财政部原则批准的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房产税问题是近年来社会上争论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也是一个涉及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及税制改革的重大问题。
据媒体报道,重庆、上海两地已经或正在制定有关征收房产税的相关方案,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城市、哪一个政府部门正式发布过官方的消息。房产税依然处在媒体炒作期、专家争论期、官方观察期、社会讨论期中。
不可否认,房产税(或物业税)的开征是大势所趋,但有关房产税的适法性、税率、范围、用途、影响等都还存在若干疑问,需要社会、业界相关机构和人士充分探讨和论证,以利于房产税更加稳妥地出台。
征收范围和税率如何确定?
事实上,更早之前,研究开征物业税一度进入中央政府的文件,但由于物业税出台面临较多的法律程序和障碍,在不改变现有税制的情况下,对居民持有住房进行征税的重任就落在房产税上。目前重庆获财政部原则同意征收的房产税,其唯一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国发[1986]90号文件。其中规定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属于五类免纳房产税的一种。
房产税不是新税,而是已有的税种。现在所谓的开征房产税,其本质是取消原先法律给予居民非营业用住房免征房产税的待遇。
在法律层面,相对于物业税的全新立法,房产税是微调已有法律法规,障碍较小。对于重庆准备实施的特殊房产税,一些专业人士认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财产税,而是一种只针对高房价的类似于高消费的特别消费税,就如中国曾出台过宴席税这类特别消费税一样,只针对一种高消费的行为。
从目前的态势看,房产税的恢复开征已经箭在弦上,即便不是万箭齐发,至少也是真刀真枪的火力侦察。重庆如果能够走出第一步,其征税的税率和范围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和参考,能够成功推行的关键点也在于这两个要素的厘定和斟酌。
税率问题。有媒体查阅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去年的一个表态,说重庆将有可能按房地产当年市场价格的1%进行征收。对于税率,市场存在较大争论,如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1%税率偏高。媒体一度报道上海版本的房产税税率是0.6%~0.8%。综合大部分的观点,对于房产税的征收基点基本都维持在0.5%~1.5%之间。
范围问题。目前对于重庆房产税的征收范围还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条文出现,唯一的依据依然是黄奇帆去年的说法,即对高于市场平均价3倍以上的住房征税。如果单纯用价格标准来界定房产税的征税范围,会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如何确定房屋均价?如何保证处于不同地理位置、建设年代、装修水平、房屋面积、住房获得途径(如国企的自建房)的房屋征税公平问题?如何评估确定不同住宅的价格?重庆是否有全面、可信的房屋基础数据和动态更新技术支持等。
除了黄奇帆市长的价格标准,市场还在流传一些更加详细的方案,作为讨论的参考罗列如下:一种征收思路是根据建筑面积进行征收,多套房建筑面积实施累加制,计入征收房产税商品房的建筑面积可能为144平方米以上,征收额度根据当年的市场价格乘以房产税税率。
另一种征收思路是先对别墅、200平方米以上和评估价值超过主城区平均售价3倍以上的住房开征;按面积计,实行累进税率;每户家庭拥有普通住宅超过四套,可能被征税;外地人投机购房,可能被征税,而且征收范围首先是增量部分,存量部分视情况开征。
从现有信息看,无论是税率还是征收范围,还都处于模糊状态,但社会总体舆论倾向是:低税率、小范围。要允许民众对房产税进行公开的讨论,官方要敞开胸怀积极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只有获得民众支持和理解的征税,才能更加顺利地推行。
新增的房产税收如何使用?
相对于税率和征税范围,房产税如何使用是决定该项税收能否稳步推进的本质所在。
针对富人的消费征税本意是用于调节贫富差别,以富补贫,但中国税收收入的大头没有用于对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没有用于公共福利支出,而是重点用于行政开支和投资建设。这种税收在使用本质上是杀富而不济贫,失去了税收本意上的调节作用。没有明确的纳税支出就不应加税,没有纳税人的权利就不应征税。
对于房产税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用途,或者用途不明确,那么征税的基础就不存在。
征收房产税的理由之一是为了解决高房价,政府似乎也从来没有反对这种说法,甚至默认这个说法,成为征收房产税的一个正面理由。一个期望的结果是,即将开征的房产税即便不能够做到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区的差饷税模式,也要符合当前我国住房发展的实情,即将房产税的大部分应用来支持保障房的建设。
2011年我国宣布住房保障的建设规模在1000万套左右,如此巨量的住房建设量,资金从哪里来?房产税的实际征收,可以解决一部分的资金困境。如果房产税的用途是朝这个方向用,房产税从个别城市试点向全国推进的步伐就更加顺畅一些。杀富济贫不算是最好的办法,但如果非要杀富,则一定要做到济贫。
征收房产税的理由之二是支持政府财政模式转型。如果不对现有税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是单纯地做征税的加法,那么这将造成纳税人的强烈反弹。我国2010年财政收入达到7万亿元之巨,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人均税负已经很重的情况下,继续用加税的办法显然是杀鸡取卵,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房地产市场问题的解决。
可行的办法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对房地产领域的税收进行合理归并,房地产税收模式从以流通环节征税为主转变为以持有环节征税为主,做到税收一减一增、新老划断、适度调节、小步快走、总体稳定。
童大焕:别指望房产税能降房价
与历史上几乎所有增加房屋持有和交易环节税费的结果一样,增加的持有税费最终又以房租、房价的形式转嫁给买方或承租方。我认为,房产税只会推高房价。
12日碰到一老兄,感叹手中一点余钱放着心慌。这位老兄很早就说要买房,一直没出手。他说再看看房产税能不能降点房价。我说,别指望了,房产税只能助涨房价!
事实上,房产税还没正式开征,只对增量房征收的末班车心态已经在助涨上海房价。《东方早报》的消息说,受房产税出台传言的影响,买卖双方的交易周期较往常缩短了不少。21世纪不动产上海区域中心统计显示,今年1月1日至9日期间,上海全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2.12万元/平方米,较2010年12月同期均价提高了5.8%。
即使像重庆那样宣布对存量房也征房产税,它也不可能逼退房价上涨的势头。根据任志强的估算,七折八扣,当前城市真正的纯商品住房的总存量大约只占全部城市住房存量的25%左右。其中144平方米以上的住房、或者价格达到平均价格3倍以上的住房,那又是一个更加小得多的比例。这么小的征税比例,1%左右的税率,不可能引发住房持有者潮水般抛售房屋进而引发房价下跌。而我们要面对的是中国每年平均1%以上、大城市高达3%以上的城市化人口增速。更何况,今天的房地产投资者要面对的是每年10%甚至更高的实际通货膨胀率(年均货币增量达到18%以上),人们甚至全款买房,也要用它来抵御通胀。1%的房产税和10%以上的通胀,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较量!最终结果是:与历史上几乎所有增加房屋持有和交易环节税费的结果一样,增加的持有税费最终又以房租、房价的形式转嫁给买方或承租方。我认为房产税只会推高房价。
另外,房产税是直接税种,它对政府征税和用税的公平性和透明度都提出了直接的、很高的挑战。即使税率不高,税额也相当可观。如果征税与用税的公平和透明度没有有效解决,贸然征收房产税,政府与纳税人尤其是与房屋持有人的矛盾有可能会被大大激化。
目前,如何对存量房进行统计与评估,就是一个难题,更别说如今的城市房屋,品类繁多身份复杂。有政府免费或者极其廉价划拨土地建的各类福利房,有拆迁安置房,有历史上民众征了国家的地在上面盖并且几代人慢慢更新换代的棚户房,有大量新时期以来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盖的小产权房,还有一部分是土地招拍挂以后通过有偿出让70年或四五十年土地使用权盖的商品房。在这些住房里面,最应该征收房产税的,是那些没有交纳土地出让金、甚至没有缴纳一分钱税费的房屋。但现实的制度设计,恰恰是那些已经缴纳巨额土地出让金和巨额税费的商品房中的一部分要重新再缴房产税!
鉴于征税的基本理论、基本公平问题没有解决,各地对它极其谨慎。据悉,之前上海上报的方案就因太软被中央退回,后来上海同时上报三个方案,供中央决策部门选择。但重庆显然要严苛、坚决得多。更富裕的上海更宽,并不富裕的重庆更严,后者能坚持多久令人怀疑。
于个人,别指望房产税降房价;于政府,房产税要慎之又慎。
郎咸平:医院和病人 哪个更该吃药?
根据医疗卫生领域急需解决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调查者中,首先是有64.3%的人认为看病贵,大病重病看不起。其次是有42%的人说医院看病的流程很不合理,不以人为本。到医院看个小病都得楼上楼下跑,来回折腾好几趟。有人调侃说,医院之所以让我们跑来跑去,那是因为爱护我们。你想啊,去医院看病的人很多是得个感冒什么的,正是因为医院的不以人为本,挂号到五楼,看病到二楼,小便到七楼,我们这样来回一跑,弄不好病就好了。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去医院看病,很多不是医生治好的,而是拖好的,我们还得感谢这么糟糕的医院,阴差阳错治好了不少感冒病,省了不少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多数百姓都不满意的,那就是药价太贵。我们的噩梦还不仅仅是药价贵这么简单,知不知道到药店买药有多难?就算买个头孢拉定还得先让医生开处方。要知道,对百姓来说,如果有一点小病都要找医生开药的话,那我们要多花多少钱啊?
现在好了吗?我给大家看一段话,哎哟,通胀都波及到了药价。发改委前几天说,12月份17大类药品要降低最高零售价,调整后的价格平均低了19%,一年可减轻百姓负担20亿。地方也是如此,说从12月开始北京二级以上医院统一药价了,百姓可以放心开药。北京集中招标来的药品价格平均低了16%,一年能向百姓让利30亿,完了又如何如何。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一个是行政干预,一个是统一招标,于是呢药价低了,百姓乐了。可问题是,我们真的找到关键了吗?
我是位轻言微。我早说过,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医改的本质,也不了解我们的医改到底要改什么。可是,有人听吗?我问你,医改的重点到底在哪里?我在《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里就说过我的建议。下面的文章就来自该书的摘选。
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特怪异,和美国的药厂与保险公司挂钩不同,中国的问题是药厂跟医生挂钩。我们的药厂找了一堆销售员,天天往医生那里跑。我们的保险公司是不成气候的,而且保险公司的目录药都是便宜的药,但是由于药厂和医生挂钩,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就不愿意开保险目录里的药,因为都太便宜了嘛,我们的医生喜欢用药厂生产的价钱贵的药,这样医院才有高额收益,医生才能从中拿回扣。没办法,这些医院和医生认为他们也要创收嘛。而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又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毛病。听到我们老百姓抱怨药价高了,政府就直接强迫药品降价。2009年10月份,发改委对基本药品的零售价实行限价,与当时政府规定的零售指导价相比,有45%的药品降价,有49%的药品价格没有做调整,有6%的短缺药品价格有所提高,从总体上看药价下降了25%,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老百姓去医院看病,医生本来只给你开一种药的,现在却开十种药,也就是说,药价虽然降了,但我们的负担反而更重。为什么这样?这就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搞清楚问题的本质,只要不把药厂跟医生挂钩的问题解决掉的话,医改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
但是如果政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必须要知道究竟有多少利益牵扯在里面。我们都知道,中国医生群体的回扣完全来自于药厂,所以要想成功地推动医改,就不能让医生和药厂挂钩,这跟美国的情况不一样,美国是保险公司与药厂挂钩的。我们中国正是由于医生和药厂挂钩,医生给病人开贵点的药就可以按比例抽成,这个抽成是会摊到药的成本中去的,所以药越来越贵,医生却越来越爽,药厂也不会做亏本生意,到最后买单的肯定又是老百姓了,其实这是个恶性循环,搞得现在老百姓抱怨看病难、看病贵,大病重病看不起。
我看到一个新闻,感觉挺悲哀。一个癌症病人去医院看病,医院的各个科室都忙坏了,忙什么呢?忙着抢病人啊,连小儿科、泌尿科、妇产科都在抢这个肝癌病人。道理很简单,因为得了重病的病人都愿意花大钱看病的,这对医院来讲有很大油水的,所以,每个科室都要抢,哪个科室抢着这个大肥羊,哪个科室就能多创效益,医生就能多拿回扣。真搞不懂,现在这些医生的医德都跑到哪里去了。
其实,我们也有来自像粤西山区高州医院这样的经验。高州医院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不小心的情况下,让医生和药厂脱了钩。医院效益不好,医生的薪水自然就低,医院为了不让医生的日子过得太难,就决定将医院的利润分一部分给医生,也就是在医院的收入里扣掉成本之后的利润,医生可以分个大概百分之三四十。这样的话,医生自然就希望医院能有更好的效益。那如何才能使医院的效益更好呢?自然是能有更多的病人来医院看病,那如何才能让病人选择来这家医院看病呢?医院就想办法了,他们在门口立出了个少花钱、治好病、治大病的招牌。对高州医院的医生来说,如果按照招牌说的做呢,就会有很多病人来看病,那医院的效益就好了,医生也因此能分到更多的利润。而如果药价上去了呢,来看病的人就少了,利润空间就小了,医生分成也就少了,所以医生自己就不愿意让药品价格上去,他们自主地就把成本压下来了,所以他们一般不用进口药,2009年高州医院开出的全部西药当中进口的只占4.5%,40元以下的针剂占总针剂量的83%,他们的采购简直比深圳的代工厂还专业。他们对成本的控制,包括库存能力的控制都非常强,高州医院的库存总额为购进总额的0.015%,保持这样的数据简直比丰田的零库存管理还要厉害,为什么他们的成本这么低?就是因为他们透过医生分成利润,而不小心地切割了医生和药厂的勾结。在高州医院,如果医生用昂贵的药,那你就是与所有其他医生为敌,而在其他医院,情况正好相反,如果你这个医生用便宜的药,那就是与所有其他医生为敌。但是高州经验推动下来的结果竟然是提高了医生的收入。我们的数据显示,高州医院医生的年收入大概是10万到20万,这种小地方能有10万到20万的年收入,已经算很不错了。此外,高州人民医院2009年的利润也高达6.1%。最后是医生赚钱了,医院也赚钱了。
高州医院用一套有创意的方法让药厂和医生分开,不但让双方都没有什么损失,反而能让双方都受益。这当然不仅仅是制度上的一个创新,更是因为他们严格地执行了,还进行了有效监督,这才是精髓。切割不是最终目的。老祖宗说过,要视民如伤,就是说要像呵护自己的伤口一样来呵护子民,所以,医改的核心说到底是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横向看看美国的医改。美国的医疗出了重大危机,美国基本上一年要花2.4万亿美元在公共医疗卫生上,但仍然还有近8 000万人没有常规的医疗保险,差不多占了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原因是什么?因为美国的医疗保险实在太贵了。为什么贵?因为美国的药厂和保险公司是挂钩的。美国医生要开药的话,保险公司有个目录,在这个目录里明确地规定如果感冒的话,就只能开哪两个药,肝病的话能开哪几个药,还有其他什么病开什么药,而且什么牌子、什么成分、价格多少都讲得非常清楚。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由保险公司来监管医生,医生开药不能够超出保险公司的目录。
美国药厂的财力非常雄厚,有很大的政治力量,每当这些药厂推出新药或者推出一些新的医疗设备的时候,就会想办法透过国会等立法部门,把这些药和医疗设备纳入保险公司的承保范围。比如说一种药本来是卖5块钱的,现在发明了一种新药卖100块,这些药厂就可以透过他的政治游说,或者政治力量,让保险公司把这个新药放在目录里面,从而形成了药厂和保险公司挂钩的局面。按照这个新的目录,医生就可以开贵的药,没有保险的病人就遭殃了,因为医生给他们开这种药的话,他们就得付更多的钱。对于有保险的病人来说,因为他们的保险是由企业来缴的,药价一增长,企业就必须向保险公司缴纳更高的保费。
那奥巴马怎么改革呢?奥巴马真正干的事情就是切断保险公司跟药厂之间的挂钩。他往里加入了一个创意因素,叫做富人。奥巴马提出了一个医改税,也就是说除了薪水之外的奖金、花红、期权、股息等,全部都要缴税。问题就在这里,这些要缴税的奖金、花红、期权、股息一般都是有钱人持有的,这样做实质上是通过向富人征税来补贴穷人的医疗保险。这让富人感觉不爽。如果这些病人多看病,多用贵的药,就需要更多的保险费,富人就要因此缴更多的税,那富人当然就更不爽了。那么富人为了少缴税会干什么呢?他们会找保险公司算账,不准保险公司把贵的药放进目录中。富人的力量非常强大,他们在国会有非常强大的议价能力,因此富人也像药厂一样透过国会等机构,逼迫保险公司不准把价格贵的药放进目录,因此最后的结果就是由富人来监管保险公司,从而让保险公司把价格贵的药全部剔除,这样保险公司的目录里就都是便宜药了。因此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开的都是便宜药,不但个人的负担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也跟着减轻了,保费自然降低了,富人就能少缴纳医改税,富人爽了以后,就会更想尽各种办法让药厂研发更便宜的药。